办公室窗外，是各种绿色下露出灰褐色山体的山头，山上方是蒙了层灰的蓝色，香港夜景是耀眼得不能直视的白色，《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是闭上眼晴仍能残留在视网膜上的黑白。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玛珍的女孩。1979年之后，伊朗发起了伊斯兰教革命，社会动荡不安，革命的失败更使伊朗失去民主的希望，日渐保守，人民苦不堪言。九岁的玛珍早熟、敏感，她聪明地瞒过官方爪牙，迷上了西方朋克乐队和流行音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两伊战争爆发之后，伊朗的生活更加艰难，玛珍渐渐长大，越来越大胆的行为让父母担心不已，她14岁那年，被父母送到了奥地利上学。
　　在奥地利，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珍经受了青少年惯常的苦难折磨，身为一个伊朗人，她不得不面对别人的歧视和自卑的情绪。当她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赢得大家认可的时候，爱情也降临了，但甜蜜却很短暂，玛珍在强烈的爱’情伤痛中痛苦的挣扎，而且越来越无法压抑对家乡的思念，因此她决定回到父母身边。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
　　此时的伊朗，依然经历着战火的洗礼，宗教对妇女生活的限制越发严苛。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珍进入艺术学校并嫁作人妇，她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仗义直言的个性，继续针砭时弊。24岁时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于是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尽管过去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她却要追求一个乐观光明的未来。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出生的漫画家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 Di)，于2001年出版的自传，由原作者亲自操刀搬上银幕，夹杂着独特的失落与伤感，用黑白动漫勾勒出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它们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单纯和简洁，又让影像在沉重忧郁中透出难得的幽默和温情，战争、死亡、政治迫害、离别伤痛等等，被一种舒缓绵长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构的历史和想八非非的个人生活终究化作挥之不去的永久乡愁。
　　白色是反射了光线，或拒绝了所有颜色，黑色是吸收，或容纳了所有的颜色。白色是呈现，黑色是隐藏，于是，在电影的黑白双色中，借着女主角玛珍的眼光，看她童年时期身处的德黑兰，如何在战争中风雨飘摇；看14岁时被送到维也纳的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还有种种外国思潮的影响；看备受失恋之苦回国的她，在战后的伊朗社会中的种种压抑与躁动。
　　黑白光影中，白色的是童年时迷上Punk的玛珍，她穿上Punkis not Dead的外套，脚上是Nike的波鞋，是玛珍的大伯在狱中为玛珍造的“面包天鹅”，那个大伯为了推翻皇权被迫流亡海外，却在皇权被推翻后，以共产党员的名义被处决：是在轰炸后的废墟中，露出的一只幼时同伴的手。
　　所有躁动与震撼，就是一抹简单直接的白，却是无常的人生，时而是静默的两只面包天鹅，时而是在重门深锁背后，除掉头巾面纱开狂欢派对的青年男女，时而是在浴缸中私自酿制的葡萄酒。
　　于是黑就来得更加沉重。容纳了所有的黑色，是所有人身上穿着的都是一式一样的头巾，当她们站在一起时，甚至再也分不出身体的线条，迅速的融为一整块黑的色块；是一到夜晚便家家户户都锁上门熄上灯的暗；是玛珍那为了逃避警察而在天台上跌下的朋友，但我们却只能看见静默的大厦与灯光。在那黑色中，看不到尸体，也看不到真实，融成一块的色块中，只看到边缘的线条，却看不见黑色的内容。黑与白的纠缠，在玛珍经历失恋后回国，变得更加平静，却有更多看不见的暗涌——甚至连玛珍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不惜诬告无辜的路人。
　　于是她开始逃离，怀着祖母身上茉莉花香的记忆，跳出黑白，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她以为这样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影片中最后的玛珍，身上的红，却依旧是暗沉的。
　　她所经历的黑白的世界已经深深的印在她的生命中，成為永远的伤痛，无法忘记。正如玛赞莎塔碧所言：“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编辑　流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