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长期无法跨越而达到高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5美元，即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高于395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超过12235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拉美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国在拉美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前列，与中国处于大体相似的发展阶段，但发展势头不如中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度城镇化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发展与稳定都受到很大制约。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曲折、面临的挑战和实施的政策，对于正处在从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提供了一个值得参照的样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到1145美元，巴西1975年人均GDP达到1144美元，分别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阿根廷2011年人均GDP达到12786美元，用了49年时间实现了跨越，近年来仍然在边缘上下波动。巴西2011年人均GDP达到13167美元，近年受经济下滑和货币贬值影响又急剧回落，2017年人均GDP又回到9821美元。总体来说，阿根廷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长达49年，巴西长达43年，智利用了40年才实现了跨越。对照亚洲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中国台湾用了19年。1967年巴西人均GDP还是韩国的2.2倍，70年代中期两国差不多同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到1995年韩国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台湾1976年人均GDP达到1158美元，到1995年上升到13129美元，进入高收入水平。
　　为什么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

　　拉美国家比较普遍面临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军事政变，造成政府更迭频繁，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左翼上台执政，往往代表劳工利益，实施高福利政策，但又会加大政府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而造成债务危机。右翼上台执政，则要紧缩财政，抵制通货膨胀，又会影响到社会福利。巴西卢拉、阿根廷庇隆、智利阿连德等人，都是左翼的著名代表。民粹主义成为操控选举的工具，民众采用罢工、游行等激烈方式表达诉求。阿根廷在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9次，成为世界上罢工数量最高的国家，仅2017年就发生了778次罢工，其中53%伴随游行抗议。政治的动荡和非规范运作，一方面难以形成政府强大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与腐败相联系，进一步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恶化了投资和营商环境。瓦加斯基金会是巴西的一家著名智库，巴西前驻华大使先生也参加座谈交流，他们都对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而认为巴西政治的不稳定制约了经济发展。

二、国家宏观政策失误和摇摆不定

　　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一个权威和高效的政府，制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政策，以有力的举措推动落实。而不少拉美国家恰恰缺乏这一决定性的条件。政府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重大决策和政策处于左右摇摆之中，面临着“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和如何对待“民粹主义”的深刻矛盾。面对“政府失灵”带来的种种弊端，阿根廷由国家干预主义转向彻底自由主义，接受美国推荐的经济模式，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资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这又导致外资自由进出，流动资金避险撤退加大金融风险，对外大量举债以弥补国内巨大财政赤字，最终造成国家债务破产和经济危机。巴西由过去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结果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又带来新的更大问题。面对经济危机，只好又“头痛医头，脚疼治脚”，采取反通胀、借外债、消民怨等临时性措施。最终是长期矛盾无法解决，短期问题又不断丛生，更使政府治理难上加难。巴西现在致力于推动三大改革：税制改革，解决非常复杂的税收体系和高税率问题;劳动法改革，解决束缚企业的高劳动成本和众多纠纷问题;养老金改革，解决高额的养老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问题。但这些改革推进起来十分困难，甚至面临无解之境。

三、经济发展波折和大起大落

　　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发展的停滞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危险。阿根廷从1961年到2013年这53年时间，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只有1.52%，其中有16年人均GDP是负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由此不难理解，阿根廷为什么会从一个“南美之星”——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深陷经济发展的泥潭，现在只剩下过往的辉煌、荣耀的足球和浪漫的探戈，让人唏嘘不已。作为世界大国的巴西发展潜力难以发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没钱搞建设，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电力、通信都比较差。据说一辆汽车运到港口的费用比从港口运到中国的费用还要贵，让人难以理解。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中，巴西这几年经济衰退，就像“金砖国家”发明人奥尼尔所说“成了一块砖头”。这与成功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受阻

　　有人把拉美发展遇到的问题，叫作从“比较优势”陷入“资源诅咒”，是说这些国家依赖卖资源就可以过上不错的日子，结果导致不求上进。应该说，不少国家工业化开始得比较早，而且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在发展中过早去工业化，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进入制造业，而是直接进入非正规的低端服务业，工业制造业始终处在中低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巴西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仅為23%，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矿业;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0%以上，与发达经济体接近，远高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现在，巴西主要依赖能源资源类产品出口，阿根廷出口的也主要是农矿产品。

五、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聚集

　　拉美一些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应该说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高福利政策长期难以为继，造成“福利陷阱”，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欲速则不达。大量农村无地贫困人口涌入城市，带来过度的城市化，加剧了城市的贫富两极分化。从阿根廷首都机场到市区，可以看到公路两边壮观的连片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据说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许多盘踞山头的成片贫民窟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我们本来想到贫民窟去看一下，但接待我们的人说里边被黑社会所控制，外来的人进去以后很危险，无奈只好取消了想法。这些国家犯罪率高，持枪盗抢案件经常发生，人们外出缺乏安全感。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也遇到过被抢钱的事，一般黑夜不敢单独外出。无怪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先生到中国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太安全了，真让我们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