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推进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社科论坛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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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向莅临本次论坛的中外专家学者和所有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目前拥有6大学部,近40个研究院所,研究对象涵盖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党和国家给我院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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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报律的制定是清廷整体上改革旧律以符合现代“文明”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之一是为了借此收回治外法权,因此在制定报律的过程中也处处考虑到这个因素。虽然清廷制定报律也是为了有效管理租界内的报馆,但是正因为想要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对报馆的管理权,所以在制定报律的时候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外人而影响收回治外法权之大计。最后颁布的《大清报律》以及宣统时期的《钦定报律》,都没有直接关于租界报馆的规定,其原因也是治外法权的阻梗。
陈寅恪言“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对于新闻学关键词“新闻”“报纸”的解释也是如此。
20世纪初,上海游戏场与游戏场报作为一种都市文化而兴起。文章以大世界游戏场及《大世界》报为例,考察两者是如何联合起来制造生产性的娱游者的。大世界游戏场的空间安排与使用符合资本的逻辑,目的是招徕游客,他们也是潜在的储蓄者、集资人、市场的参与者,因而是生产性的。《大世界》报是游戏场空间生产的重要环节,报纸嵌入并拓展了游戏场空间,组织人们在游戏场中的空间实践,塑造读者对游戏场的欲望。除此之外,《大世界》报“再现”大世界中的空间场景,将娱乐活动建构为适宜小家庭进行的、辅益于工作的活动,将娱游者建构为拥有幸福家庭与
微博已对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信息获取和搜集产生影响;尤其是在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较之传统消息来源,上海新闻工作者较多地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相较于“个人因素”,“报道惯例”与“组织因素”等因素对新闻从业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时“把关”的影响更大。“报道惯例”对新闻从业者微博消息源把关的影响存在“组织因素”层面的差异,即,都市报新闻从业者的报道惯例对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时“把关”的影响更强。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新品力作发布会暨《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首届出版研讨会于4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讲话(讲话全文见本刊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具体介绍了这批新品力作。他说,2013年至2015年是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实施创新工程的第一期,这一期创新工程的总题目是“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在这一总题目下设置了7个子项目,产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今天在这里发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
通过计量统计和文献分析,依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的多项指标,从期刊论文发表数量、选题偏好和学术影响力三个方面对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79种专业期刊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学理探索和业务实践两种类型的分化,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前者不断推动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学术影响,后者囿于功利化的选题定位,出现良莠不齐的发展状况。
The naturalization theory of the state contributes a significant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the modemityprocess established by state-social relations. State-social theory scholar Joel S. Migdal proposes that"rituals and ceremonies connect the sacred to
本刊2018年度优秀论文日前评出。编辑部在全年刊发的12期共83篇论文中初选出30篇作为候选论文,由本刊编委会本着“认文不认人”的原则,在充分讨论评议的基础上,经投票表决,从中评选出10篇优秀论文。
研究者结合连续8年的农民观念培训经验,采用调查问卷、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研究工具,通过对农民网络接触行为的全面描述,指出农民的日常信息获取行为在自身原有的知识和年龄基础上形成了乡土性和实践性特征。认为,信息富有或者信息匮乏的概念,更多地是基于信息为中心视角下的考量,而非基于农民为中心视角下的考量,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信息中下层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最后,研究者对农民是否处于信息不平等的弱势阶层这一命题进行了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