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聚奎将军历尽艰辛，屡经坎坷，几番生死，但他总是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化险为夷，为党奉献一切并奋斗终生。部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口头禅：“共产党员，除了追求信仰之外，应该别无所求。”这正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与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这句话，李聚奎用毕生的实践去履行。尤其最能印证之的是：西路军失败后他千里迢迢行乞找党。
　　1926年9月李聚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五师）。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彭德怀等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不忘初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誓言。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与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同红五军、红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九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3月，奉命西征马家军的西路军在祁连山区悲壮失败，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
　　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率领300余人的部队被敌人冲散，与他在一起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在祁连山的密林里流离转徙，几天后，因缺水断粮而饥饿和病痛时时向他们袭来，最后李聚奎身边仅剩一个警卫员，警卫员也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警卫员委托给一家老乡，自己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开始了等待和瞅准时机设法寻找中央的迢迢征途。
　　此时的李聚奎也已是一副病痛的身躯，更何况河西走廊距延安千里之遥……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的心上就像压了一座大山，沉甸甸透不过气来。但他给自己打下一剂强心针——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上刀山下火海，无论如何心中也无比坚定地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脱离党的队伍，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回到革命队伍，东山再起，继续为伟大理想奋斗！
　　李聚奎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为避开敌人的搜查，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
　　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流亡中，李聚奎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在千里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终于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这天晚上，李聚奎借宿在一家骡马店里，同几个赶毛驴做生意的人同睡一条大炕。临睡前，这几人议论不休，说：“离此地100里的王家洼子住着一支军队，那些军队可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和老百姓……”李聚奎一听，立即振奋起来，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其中一人说：“听说是红军，是红二十八军一团的部队。”
　　两个多月了，这是李聚奎第一次听到关于红军的确切消息，他顿时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李聚奎便爬起来，匆匆赶往王家洼子。傍晚时分，到达王家洼子援西军指挥部，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与李聚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朱良才、开国大将王树声、开国中将欧阳毅，他们也是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沿途乞讨终于到达延安，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