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同学聚会，谈笑间，我的同学们，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能不能在你的文章里呼吁一下，讓年轻人多锻炼身体，现在的年轻人，身体素质特别差。我念的是师范院校，同学们现在基本都是小学和中学老师，他们的印象，应该没有错，他们的焦虑，应该事出有因。事实上，找一下学生体质方面的调查和报道，也会印证他们的看法。
　　我却联想到了别的事隋，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写的文章，越来越乏味和乏力，都趋向于小、弱、碎。根据作家黄爱东西的理论，写作能量和体质密切相关，通过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看出写作者的身体状况。身体不好，写的东西，自然不强壮。不只写作，其它领域也一样，年轻人写的和唱的歌，也都越来越苍白乏力，听着那些歌，你总觉得，唱歌的人是在打了一夜游戏之后，吃了碗泡面来唱歌的。
　　而我在等待一首强壮的歌，不管是情歌，还是社会化议题的歌，不管是选秀节目推广出来的流行歌，还是独立制作推出的民谣，我都希望它们强壮有力，听歌的时候，像是用钉子把人生钉住。尤其是情歌，我希望听到有时代强度的情歌。
　　什么是情歌里的“时代的强度”？从整个社会看待情爱的方式来说，是对情爱寄有理想，是默认它拥有被文艺作品升华、拔高的特权；从情歌作者的角度来说，是视情歌为重要的表达，是对创作怀有一种不寻常的敬畏；从聆听和传唱者的角度来说，是把音乐视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把情歌当做情爱的参照、模板；从文本上，是倾向于将情爱夸大、戏剧化、陌生化、神秘化，用“爱”、“恨”、“生”、“死”、“灵魂”、“天涯”等标志性的、色彩浓烈的词语，使情歌里的爱情传奇化；从音乐构成上，则体现为郑重的编曲，以及有强度的音乐表达，在歌唱时，要悲郁、要呐喊、要声音紧绷高悬，务必将情绪推向顶峰，总之，在音乐的美学上，在一首歌的体积、重量和深度上，倾向于“大”、“重”和“深”。
　　过去的情歌，是有强度的，这种强度，是在流行音乐商业化的进程中催生出来的。
　　早期的华语流行乐，不论是六七十年代那种融合了四十年代上海滩时代曲、闽南语歌曲（或台湾山地歌谣）、日式哭腔小调曲风形成的流行歌，还是七十年代那种在欧美民谣运动影响下出现的“民歌”，还是八十年代初，在“民歌”基础上出现的早期的商业流行歌，都趋向于“小”、“轻”、“浅”，主张性灵，乐于在—首短歌的长度里，完成情绪的塑造，容易入口，适合把玩。
　　变化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此时的台湾和香港，经济繁荣，生活稳定，六七十年代出去留学的青年开始回归，唱片业的海盗时期慢慢结束，民歌运动的干将此时已经成为心态平和的商人，于是，台湾的流行音乐开始出现强壮的歌。
　　1983年，飞碟唱片NT了在夜总会唱英文歌的苏瑞芬，为她起了艺名“苏芮”，并把电影《搭错车》中的所有歌曲交给了她唱，1983年6月，《搭错车》电影原声专辑出版，卖出了二十万张。专辑中的《—样的月光》获得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专辑在香港成为白金唱片。她那种黑色的、狂野的，听起来身体很好的声音，以及听起来是很强壮的人写的歌，开始成为主流。
　　那种随性而为的小调，开始淡出历史舞台。中国唱片业开始追求具有传奇气质的、有强度的大歌，这种追求，并不单纯是西方摇滚乐产生影响的结果，而是因为，时代给了人们一种自信，让人们开始追求强悍的、有激情的歌，以区别于从前那种萎靡的、吹弹可破的歌，只有这种投入了力气的歌，才显得有诚意，才能象征这个时代，而商业的成功，使得唱片业也拥有了一种丰沛的自信，歌者可以大声地唱，唱片公司可以让歌手在形象上超脱于芸芸众生，从此，唱片业开始自觉地寻找和制造这种歌曲，包装塑造传奇性歌手。苏芮、齐秦、赵传、庾澄庆、伍思凯、张雨生、潘美辰，以及九十年代末的张惠妹，都是以摇滚歌手的面貌出现。触及灵魂的呐喊式的歌唱，将流行歌曲的强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0年后，新时代来了，新时代的歌，却是以苍白的、零碎的、软弱的、琐屑的面貌出现，在强度上倒退到七十年代之前。让流行音乐失去情感强度的，是网络。一方面，传统唱片业的行业自信心遭受了重创，有强度的歌自然不会再出现；而另一方面，网络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时间被割裂成零碎的、漫湮的、无意识的，也是因为网络，情爱的满足似乎变得容易了。所有这些，使得隋歌不再那么重要了，它渐渐变成生活的背景，一段无意识的声音，而不再是富有传奇性的主题曲、情爱的范本。
　　我却还在期待那种有强度的歌重返世间，期待孱弱之后，重新变得强壮的时刻到来。我知道这遥遥无期，我知道这需要所有元素的配合，但我却总以为，时势有起有伏，人和歌，都会有重新强壮起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