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收拾旧物，一大包家书静静地睡着。我不敢轻易触碰，只是稍加拂拭，便物归原处，我知道那里边包裹着滚烫和炽热。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信就在里边。那是我18岁离京临别时父亲塞到我手里让我在火车上看的。满纸全是叮嘱。而今书信仍在而人已远行，那每一句叮咛依然伴在身边。
　　作家孙犁说：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
　　曹操曾在信中对年满23岁的儿子曹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拿自己二十三岁时的“业绩”激励刚满二十三岁的儿子，可见为父者的用心和厚望。
　　明嘉靖进士杨继盛在家书中是这样要求儿子的：人须要立志。初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志，则心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气来。
　　万历进士支大纶对儿子提出了“五硬”的期望：丈夫遇权门须脚硬，在谏垣须口硬，入史局须手硬，值肤受之愬须心硬，浸润之谮须耳硬。意思是跟权贵打交道腿不能软，谏言时要敢说，撰修史书写文章要敢直书，对他人的浮泛不实之诉，不要心软，遇人说他人坏话时耳根子要硬。
　　诸葛亮对儿子既有“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人生志向的指引，又有生活细节的警示。比如他专门给儿子写信谈适度饮酒：“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
　　胡适则从细微处着墨，他给十岁的儿子写信谈如何过群体生活：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让孩子刻苦读书几乎是为父母者共有的心思。
　　清初诗人孙枝蔚告诫儿子：初读古书，切莫惜书，惜书之甚，必至高阁。
　　左宗棠在给两个儿子孝威、孝宽的信中叮嘱道：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比他……人生读书之日最是难得……今特谕尔：自二月初一日起将每日功课按月各写一小本寄京一次，便我查阅……屋前街道，屋后菜园，不准擅自行走……家中书籍勿轻易借人，恐有损失。如必须借看者，每借去则粘一条于书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书，以便随时取回。
　　殷殷教诲，声声嘱托，为父之心，跃然纸上。
　　曾国藩在信中告诫二儿子曾纪鸿：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梁启超给在海外留学的儿女写了几百封信，内容包罗万象，而最令人酸楚感慨的是他对自己的重病报喜不报忧。“此次灌血之后，进步甚显著，大概半年后可以完全恢复。现在小便以清为常态，偶然隔十天八天小小有点红。你们放一万个心罢。”“我的病不知不觉间已去得无影无踪了，不知怎样竟然就好了。”其所用心，无非不让儿女记挂。半年后，他因肾病辞世。
　　也有为儿子读书着急的。早年张之洞送儿子去日本学习军事。只四个月，其儿就将一年的挑费、千元之資花光，惹得张之洞忧心忡忡，写信质询：兹再汇汝日本洋伍佰元……儿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求学宜先刻苦，又不必交友酬应，……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为父非吝此区区，汝苟用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汝如此浪费，必非饮食之豪，起居之阔，必另有所消耗……而今而后，速收汝邪心，努力求学，非遇星期，不必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
　　一代名臣，作为一位严父对留学异国的儿子的关切和担忧与百姓无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