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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诚(中国电影集团制片分公司总经理):电影就是年轻人的,不管是主题、观众还是制作群体。要让“青年制造”成为主流,企业一方面应该最大程度保有导演对故事的自主发现和表达,这很重要。而从企业的角度,这并不是要鼓励那种以自己的意志为主的创作,而是要保有这一份特有的东西。另外企业需要给予青年导演一定的关照,就是从制片、营销上的配合和支持。“青年制造”不仅仅仅局限于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也不应该限于小众电影。我们之前在操作一些青年导演的电影时就有一个教训,虽然青年导演影片的成本相对较低,但面对市场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观众:这也是我们倾尽全力打造的电影,也是最优秀的,能够在市场上和其他影片相抗衡。不能一提“青年制作”就让人觉得是很不成熟的产品。
李蔚然(内地导演):电影成功与否,跟电影本身有关系,跟是否是“青年制造”没有关系。现在很多青年导演都在拍黑色喜剧,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以尝试的类型非常多,大家为什么都要朝这个方向去?是否是因为之前宁浩成功过,或者投资人觉得他们可以做这个方向?应该让青年导演在创作时更有安全感。
陈果(香港导演、监制):我拍了三十多年电影,做导演也很久了,我想说说我们导演的位置。中国现在电影这么卖钱,作为导演来讲,是幸福还是不幸?真的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拍个人电影,拍到老都永远有得拍,但是讲商业片,要以票房论成败。现在讲“青年制造”都是跟市场结合的,所有东西都要配合市场,那你的自我还有没有?中国这几年的电影市场,我们只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实它有一点悲哀,因为自我少了,很多外国电影节来选片都不知道选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拍商业片。还有讲到跟老板的关系,年轻导演永远都会跟老板起冲突,所以监制是很重要的一环。现在所有投资者和导演都想做大华语市场,可是两岸三地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文化差异还是有的。所以青年导演还是不要想那么多,想清楚自己到底想拍什么就行了。其实我在拍《香港制造》之前,也拍了商业片,正因为不成功,所以还是回到年轻导演的本位上——在你没拍很卖钱电影的时候,还是拍你自己想拍的电影吧。
吕建明(春秋院线影视文化公司总经理):我想说点反面意见。我们公司成立十来年也拍了二十几部电影,其中大部分都是和新导演合作。我想问一下这些想做导演的年轻人,有没有做好准备?新导演在专业方面,可能有一些缺陷,这些我们都有数。但现在让我们痛苦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很多青年导演并没有把电影作为一个团队的创造工作,非常自我;第二个是诚意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想做这一行,到底是因为热爱电影,还是觉得做电影可以达到其他的目的?很多导演讲起来一套一套,什么看了几万部电影(DVD影碟),但在创作方面没有想法,在发行、宣传方面又以自我为中心,最后出了问题,所有的脏水又都在制片方身上。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导演们应该拿出诚意,让投资人觉得投资你们的电影是值得的,不止是经济方面,还包括情感上。
何平(内地导演、监制):有些事确有发生,但我不认为这完全是青年导演的责任。他们也很无奈,比如大家现在一说青年导演好像都是在拍低成本、纪实风格的艺术片,但其实题材、类型很大程度是由投资决定的,只有两三百万元,当然只能拍这个。很多青年导演还是希望把所有钱放到作品里去,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作为制片人来说,如何在年轻人当中筛选出你认为值得投资的人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跟制片人的决策有关系,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年轻导演,最终还是制片人选择的项目,也应该要承担责任。当然,加强行业自律是必要的,比如那些不守规矩的导演以后就该排除掉,改好了再来。青年导演的培养还是应该进入工业体制,比如徐静蕾拍《杜拉拉升职记》,预算很低,制作投入加广告植入1500万,宣发成本1300万元,票房1.2亿多元,而且也是导演想拍的影片,这就变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李蔚然(内地导演):电影成功与否,跟电影本身有关系,跟是否是“青年制造”没有关系。现在很多青年导演都在拍黑色喜剧,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以尝试的类型非常多,大家为什么都要朝这个方向去?是否是因为之前宁浩成功过,或者投资人觉得他们可以做这个方向?应该让青年导演在创作时更有安全感。
陈果(香港导演、监制):我拍了三十多年电影,做导演也很久了,我想说说我们导演的位置。中国现在电影这么卖钱,作为导演来讲,是幸福还是不幸?真的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拍个人电影,拍到老都永远有得拍,但是讲商业片,要以票房论成败。现在讲“青年制造”都是跟市场结合的,所有东西都要配合市场,那你的自我还有没有?中国这几年的电影市场,我们只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实它有一点悲哀,因为自我少了,很多外国电影节来选片都不知道选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拍商业片。还有讲到跟老板的关系,年轻导演永远都会跟老板起冲突,所以监制是很重要的一环。现在所有投资者和导演都想做大华语市场,可是两岸三地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文化差异还是有的。所以青年导演还是不要想那么多,想清楚自己到底想拍什么就行了。其实我在拍《香港制造》之前,也拍了商业片,正因为不成功,所以还是回到年轻导演的本位上——在你没拍很卖钱电影的时候,还是拍你自己想拍的电影吧。
吕建明(春秋院线影视文化公司总经理):我想说点反面意见。我们公司成立十来年也拍了二十几部电影,其中大部分都是和新导演合作。我想问一下这些想做导演的年轻人,有没有做好准备?新导演在专业方面,可能有一些缺陷,这些我们都有数。但现在让我们痛苦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很多青年导演并没有把电影作为一个团队的创造工作,非常自我;第二个是诚意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想做这一行,到底是因为热爱电影,还是觉得做电影可以达到其他的目的?很多导演讲起来一套一套,什么看了几万部电影(DVD影碟),但在创作方面没有想法,在发行、宣传方面又以自我为中心,最后出了问题,所有的脏水又都在制片方身上。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导演们应该拿出诚意,让投资人觉得投资你们的电影是值得的,不止是经济方面,还包括情感上。
何平(内地导演、监制):有些事确有发生,但我不认为这完全是青年导演的责任。他们也很无奈,比如大家现在一说青年导演好像都是在拍低成本、纪实风格的艺术片,但其实题材、类型很大程度是由投资决定的,只有两三百万元,当然只能拍这个。很多青年导演还是希望把所有钱放到作品里去,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作为制片人来说,如何在年轻人当中筛选出你认为值得投资的人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跟制片人的决策有关系,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年轻导演,最终还是制片人选择的项目,也应该要承担责任。当然,加强行业自律是必要的,比如那些不守规矩的导演以后就该排除掉,改好了再来。青年导演的培养还是应该进入工业体制,比如徐静蕾拍《杜拉拉升职记》,预算很低,制作投入加广告植入1500万,宣发成本1300万元,票房1.2亿多元,而且也是导演想拍的影片,这就变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