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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很多女人，也就意味着一个也不爱。”加缪小说《堕落》中的主人公克拉芒斯这样忏悔。在加缪的拥趸听来，这很像是“病人”加缪对自己历经的所谓浪漫情感的自我宣判和定罪。
1
“疾病是治疗死亡的一种药物——它让我们准备着死亡。”浪漫的阿尔及利亚人加缪在他的《婚礼集》中吐露着内心的痛苦和秘密。
十四五岁的时候，加缪是一个喜欢穿白色袜子的少年。那时候，他穿着短裤衩，与足球队的队友一起摆着各种姿势，咧嘴笑出两个小酒窝。但他的笑容里显然隐藏着不少坏：那时，他常常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耍酷，他顺着女人的裙子向上偷窥，还强吻过女孩。
这个顽皮小子在17岁那年遇到了不幸。还没读完预科一年级的他患上了肺结核，他一阵阵昏迷、疲惫无力，还不停地咯血，医生说如果不进行治疗，他将无法活过两年。他成了医院的常客，定期接受人工气胸治疗。在疗养的时光里，加缪借阅了大量的藏书，这些精神食粮，让他成长为男子汉，他开始穿三件套西装，并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20岁时，加缪读到了格勒尼埃的《岛》，从此热衷于写作。阅读、臭美和写作，被这个年轻人当作和肺病做斗争的武器。
人生往前走，还有更棘手的问题需要加缪去对付，那是一种比肉体之病更厉害且驱散不开的精神之痛：他的妻子西蒙，一个漂亮女人由于痛经食吗啡而染上毒瘾。1936年夏天，她为了得到毒品向一个医生出卖色相，第二年加缪便与她分手。他们分手后很久，加缪还一直给西蒙寄送治疗和戒毒的书，却从不留下只言片语。显然，这成了加缪内心深处的一个“病灶”。为此，他说：“有时候，我指责自己失去了爱的能力。也许这是正确的，但我仍然能够挑选出一些人来照顾，诚心诚意地、竭尽所能地，不论他们做什么。”
人有病，天知否？
2
加缪在日记中说：“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爱，就会令人讨厌。她对此一无所知。你必须要与这样一个女人共同生活，同时保持沉默。或者与其他女人睡觉，凑合着与她一起生活。”诸如此类的对女性的极端认识，让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辛·福尔在得知丈夫打算创作一部关于女性的作品时，措辞激烈：“如果你都没有能力去爱，你又怎能谈论它？”
事实上，在结束了与西蒙的婚姻后，加缪很快就发现了与女性交友的乐趣。他把她们视为知己和倾诉对象，向她们袒露自己所有的隐私——他的工作、他的理想、他的疾病，以及他对失败的担心。真实的、软弱的他投靠身边的女人们，以寻求受伤心灵的安慰和疼痛肉体的避难。有段时间，加缪住在阿尔及尔山“世界之巅的家”，一边和三个女人面朝大海过着田园般的生活，一边构思剧本《卡利古拉》和创作小说《幸福的死亡》。他将那种荒唐的却又轻松快乐的感受写进了和当事人的通信中，言词间有一种近乎赤裸的坦诚。
1937年秋天，加缪把弗朗辛带进了“世界之巅的家”。弗朗辛长着又大又黑的眼睛、优雅的双腿，酷爱弹钢琴，更让加缪迷恋的是她稳重、谦逊和温和的气质，再就是，她和加缪一样，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父亲。弗朗辛的家人极为不解，她为什么要和一个离过婚且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的肺结核病人腻在一起。为了博得她家人的好感，1942年，加缪扮成白马王子，举行了一个庄重的婚礼，并下决心驯服于主动缔结的婚姻。
有了弗朗辛的陪伴，加缪开始致力于“荒诞三部曲”《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的创作。但很快，不习惯束缚的他就开始心不在焉，他向妻子埋怨道：“我已不知道如何写作。”实际上，他此时被几个女人深深地吸引着，正为自己和弗朗辛的一纸婚约苦恼不已。
3
加缪似乎天生不太会和男人相处。他与萨特交恶的事世人皆知。1944年流亡者加缪来到法国巴黎后，有一次在著名的花神咖啡馆里结识了萨特和波伏娃，他很快就迷住了他俩。花神咖啡馆夜晚的灯光和氛围让文艺青年们感到舒适。兴起时，萨特会蹲在橱柜下指挥乐队，加缪则用锅盖演奏军队进行曲或者跳起斗牛舞，两个人还准备在战后共同创办一份杂志。可后来因为一场政治争论，如同地球撞了火星，两个男人的友谊“寿终正寝”。
加缪与困难时期报社的合作者帕斯卡·皮亚的缘分也是如此。皮亚曾经像父亲那样照顾这个病患中的年轻人，给他寄书和各种食品，为他解决生活费。可到1946年，两个人近十年的友谊也走进了冬天。后来，皮亚还严词批评了加缪的《鼠疫》和《堕落》，对加缪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给予了诋毁。那些日子，加缪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一片荒野中，孤独而又挫败：“我是所有生命中最贫穷、最一无所有的那一个。”
了解加繆的波伏娃明确地表达了她的忌妒：“寻欢作乐时的加缪，深深地被女人们迷恋。”加缪随便往街上那么一站，烟头叼在嘴角或者夹在耳边，对女人而言，都是性感、挑战和吸引。更何况，他像西班牙传奇式风流浪子唐璜一样，非常善于向女人示爱。他抿嘴一笑，成熟内敛的女人们，便一一被他捕获，她们心甘情愿地给他以最迫切需要的温暖、体贴和忠诚。
4
加缪和这些女人交往，几乎都是一样的模式：从迫不及待的狂热到更加持久的亲密——他经常给出现在生活中的女人写信，并预告两人又将在什么时候“相聚言欢”；他定期向亲密好友马曼因表露心迹，直到她去世；而最让妻子弗朗辛感到无奈和痛苦的是，在她嫁给加缪后，加缪和玛利亚依然相爱了15年！
玛利亚是西班牙内战前共和国首相的女儿，她对音乐和加缪有同样熊熊燃烧的热情，加缪的朋友声称：“玛利亚和加缪的感情是广阔无边又如饥似渴的。”玛利亚了解那个年轻的流亡者，欣赏那个努力保护旧世界、同时不断探索新世界的北非人，更心疼那个陷入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真理和正义谜题里的大作家。于是，她将加缪理想化为“父亲、兄长、朋友、恋人和儿子”，她说：“我从未真正了解这个男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真挚地爱他。”
如此炽热的爱情之火，足以把弗朗辛的心烧成焦炭。加缪的博爱是她的劫难，她因此而崩溃，最终患上了令人恐惧的抑郁症。1954年圣诞节过后，她曾试图自杀，几个月后，她又爬上高处往下跳，跌断了盆骨。加缪只得把弗朗辛送到精神病诊所接受治疗，然后自己回到家中痛苦地揪住头发，陷入夜色一样的黑暗中。那年冬天，在弗朗辛家人的坚决要求下，加缪搬出了两人在女士路的公寓，寄居于香那叶大道附近的临时住所。加缪在给马曼因的信中写道：“一年来，‘家庭’这个宇宙将我身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彻底地毁灭。”
5
婚姻有时候看上去是如此不堪，人在无光的屋子里待久了，身子或许会习惯于被黑暗吞没，一颗压抑的心却总是在期待光芒的临照。
1957年12月，加缪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弗朗辛出现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弗朗辛目睹了加缪风度翩翩地出席颁奖仪式前的招待会、午宴、晚宴、新闻发布会和职业摄影师的拍照会。然后，加缪向全世界宣布：“弗朗辛曾经忍受了我的作品所带来的痛苦，理所应当在我获奖时出现。”加缪的获奖致辞严肃、恳切、充满情感，也令瑞典国王十分满意。
1960年1月3日，曾经说“在车祸中丧生是一种愚蠢死法”的加缪意外毙命于一场车祸。葬礼那天早上，长长的送葬队伍一直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慢慢地向镇郊的公墓园蠕动，弗朗辛无力而又机械地挪步其中。哀乐呜咽，她脑海里空洞地想起：圣诞期间，加缪一反常态地与她谈起了死后要埋葬在卢尔马兰的心愿。后来，她还知道，加缪在遭遇车祸前分别给玛利亚、凯瑟琳和米莱写了最后一封信，而在每一封信里，她的情种丈夫都表达了期望与她们在巴黎重聚的柔情蜜意。
“爱很多女人，也就意味着一个也不爱。”加缪小说《堕落》中的主人公克拉芒斯这样忏悔。在加缪的拥趸者听来，这很像是“病人”加缪对自己历经的所谓浪漫情感的自我宣判和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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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治疗死亡的一种药物——它让我们准备着死亡。”浪漫的阿尔及利亚人加缪在他的《婚礼集》中吐露着内心的痛苦和秘密。
十四五岁的时候，加缪是一个喜欢穿白色袜子的少年。那时候，他穿着短裤衩，与足球队的队友一起摆着各种姿势，咧嘴笑出两个小酒窝。但他的笑容里显然隐藏着不少坏：那时，他常常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耍酷，他顺着女人的裙子向上偷窥，还强吻过女孩。
这个顽皮小子在17岁那年遇到了不幸。还没读完预科一年级的他患上了肺结核，他一阵阵昏迷、疲惫无力，还不停地咯血，医生说如果不进行治疗，他将无法活过两年。他成了医院的常客，定期接受人工气胸治疗。在疗养的时光里，加缪借阅了大量的藏书，这些精神食粮，让他成长为男子汉，他开始穿三件套西装，并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20岁时，加缪读到了格勒尼埃的《岛》，从此热衷于写作。阅读、臭美和写作，被这个年轻人当作和肺病做斗争的武器。
人生往前走，还有更棘手的问题需要加缪去对付，那是一种比肉体之病更厉害且驱散不开的精神之痛：他的妻子西蒙，一个漂亮女人由于痛经食吗啡而染上毒瘾。1936年夏天，她为了得到毒品向一个医生出卖色相，第二年加缪便与她分手。他们分手后很久，加缪还一直给西蒙寄送治疗和戒毒的书，却从不留下只言片语。显然，这成了加缪内心深处的一个“病灶”。为此，他说：“有时候，我指责自己失去了爱的能力。也许这是正确的，但我仍然能够挑选出一些人来照顾，诚心诚意地、竭尽所能地，不论他们做什么。”
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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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日记中说：“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爱，就会令人讨厌。她对此一无所知。你必须要与这样一个女人共同生活，同时保持沉默。或者与其他女人睡觉，凑合着与她一起生活。”诸如此类的对女性的极端认识，让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辛·福尔在得知丈夫打算创作一部关于女性的作品时，措辞激烈：“如果你都没有能力去爱，你又怎能谈论它？”
事实上，在结束了与西蒙的婚姻后，加缪很快就发现了与女性交友的乐趣。他把她们视为知己和倾诉对象，向她们袒露自己所有的隐私——他的工作、他的理想、他的疾病，以及他对失败的担心。真实的、软弱的他投靠身边的女人们，以寻求受伤心灵的安慰和疼痛肉体的避难。有段时间，加缪住在阿尔及尔山“世界之巅的家”，一边和三个女人面朝大海过着田园般的生活，一边构思剧本《卡利古拉》和创作小说《幸福的死亡》。他将那种荒唐的却又轻松快乐的感受写进了和当事人的通信中，言词间有一种近乎赤裸的坦诚。
1937年秋天，加缪把弗朗辛带进了“世界之巅的家”。弗朗辛长着又大又黑的眼睛、优雅的双腿，酷爱弹钢琴，更让加缪迷恋的是她稳重、谦逊和温和的气质，再就是，她和加缪一样，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父亲。弗朗辛的家人极为不解，她为什么要和一个离过婚且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的肺结核病人腻在一起。为了博得她家人的好感，1942年，加缪扮成白马王子，举行了一个庄重的婚礼，并下决心驯服于主动缔结的婚姻。
有了弗朗辛的陪伴，加缪开始致力于“荒诞三部曲”《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的创作。但很快，不习惯束缚的他就开始心不在焉，他向妻子埋怨道：“我已不知道如何写作。”实际上，他此时被几个女人深深地吸引着，正为自己和弗朗辛的一纸婚约苦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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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似乎天生不太会和男人相处。他与萨特交恶的事世人皆知。1944年流亡者加缪来到法国巴黎后，有一次在著名的花神咖啡馆里结识了萨特和波伏娃，他很快就迷住了他俩。花神咖啡馆夜晚的灯光和氛围让文艺青年们感到舒适。兴起时，萨特会蹲在橱柜下指挥乐队，加缪则用锅盖演奏军队进行曲或者跳起斗牛舞，两个人还准备在战后共同创办一份杂志。可后来因为一场政治争论，如同地球撞了火星，两个男人的友谊“寿终正寝”。
加缪与困难时期报社的合作者帕斯卡·皮亚的缘分也是如此。皮亚曾经像父亲那样照顾这个病患中的年轻人，给他寄书和各种食品，为他解决生活费。可到1946年，两个人近十年的友谊也走进了冬天。后来，皮亚还严词批评了加缪的《鼠疫》和《堕落》，对加缪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给予了诋毁。那些日子，加缪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一片荒野中，孤独而又挫败：“我是所有生命中最贫穷、最一无所有的那一个。”
了解加繆的波伏娃明确地表达了她的忌妒：“寻欢作乐时的加缪，深深地被女人们迷恋。”加缪随便往街上那么一站，烟头叼在嘴角或者夹在耳边，对女人而言，都是性感、挑战和吸引。更何况，他像西班牙传奇式风流浪子唐璜一样，非常善于向女人示爱。他抿嘴一笑，成熟内敛的女人们，便一一被他捕获，她们心甘情愿地给他以最迫切需要的温暖、体贴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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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和这些女人交往，几乎都是一样的模式：从迫不及待的狂热到更加持久的亲密——他经常给出现在生活中的女人写信，并预告两人又将在什么时候“相聚言欢”；他定期向亲密好友马曼因表露心迹，直到她去世；而最让妻子弗朗辛感到无奈和痛苦的是，在她嫁给加缪后，加缪和玛利亚依然相爱了15年！
玛利亚是西班牙内战前共和国首相的女儿，她对音乐和加缪有同样熊熊燃烧的热情，加缪的朋友声称：“玛利亚和加缪的感情是广阔无边又如饥似渴的。”玛利亚了解那个年轻的流亡者，欣赏那个努力保护旧世界、同时不断探索新世界的北非人，更心疼那个陷入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真理和正义谜题里的大作家。于是，她将加缪理想化为“父亲、兄长、朋友、恋人和儿子”，她说：“我从未真正了解这个男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真挚地爱他。”
如此炽热的爱情之火，足以把弗朗辛的心烧成焦炭。加缪的博爱是她的劫难，她因此而崩溃，最终患上了令人恐惧的抑郁症。1954年圣诞节过后，她曾试图自杀，几个月后，她又爬上高处往下跳，跌断了盆骨。加缪只得把弗朗辛送到精神病诊所接受治疗，然后自己回到家中痛苦地揪住头发，陷入夜色一样的黑暗中。那年冬天，在弗朗辛家人的坚决要求下，加缪搬出了两人在女士路的公寓，寄居于香那叶大道附近的临时住所。加缪在给马曼因的信中写道：“一年来，‘家庭’这个宇宙将我身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彻底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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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有时候看上去是如此不堪，人在无光的屋子里待久了，身子或许会习惯于被黑暗吞没，一颗压抑的心却总是在期待光芒的临照。
1957年12月，加缪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弗朗辛出现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弗朗辛目睹了加缪风度翩翩地出席颁奖仪式前的招待会、午宴、晚宴、新闻发布会和职业摄影师的拍照会。然后，加缪向全世界宣布：“弗朗辛曾经忍受了我的作品所带来的痛苦，理所应当在我获奖时出现。”加缪的获奖致辞严肃、恳切、充满情感，也令瑞典国王十分满意。
1960年1月3日，曾经说“在车祸中丧生是一种愚蠢死法”的加缪意外毙命于一场车祸。葬礼那天早上，长长的送葬队伍一直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慢慢地向镇郊的公墓园蠕动，弗朗辛无力而又机械地挪步其中。哀乐呜咽，她脑海里空洞地想起：圣诞期间，加缪一反常态地与她谈起了死后要埋葬在卢尔马兰的心愿。后来，她还知道，加缪在遭遇车祸前分别给玛利亚、凯瑟琳和米莱写了最后一封信，而在每一封信里，她的情种丈夫都表达了期望与她们在巴黎重聚的柔情蜜意。
“爱很多女人，也就意味着一个也不爱。”加缪小说《堕落》中的主人公克拉芒斯这样忏悔。在加缪的拥趸者听来，这很像是“病人”加缪对自己历经的所谓浪漫情感的自我宣判和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