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山西朔州朔城区第六小学某班的毕业班会上，一教师因学生只给班主任献花而谩骂学生，相关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舆论关注。当地教育局进行调查后，对当事教师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教师资格、降低岗位等级（薪级工资由25级降至1级）、调离教育系统的处理。同时，给予该校领导班子成员（1名校长、3名副校长）免职处理。
　　教师违反师德规范，学校领导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对此，民众意见不一。赞成者认为，一校教师违反师德规范，产生恶劣社会影响，学校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处罚，且应严惩。反对者则认为，教师归教师，校长归校长，必须清晰界定责任后再问责。教师出问题就追究校长责任，这只是回应舆论，而非对办学负责，长此以往，会让校长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以消极的态度實行“推责式”管理。
　　事实上，不仅教师出现师德问题校长要担责，就是学生间发生欺凌行为，校长也“跑不了”。比如，今年7月，针对山东省临沂市铜井镇初级中学3名学生殴打同学，并拍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事，当地教育部门就对该校校长做出免职处理。
　　不论是师德事件，还是校园欺凌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成了“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在具体教育治理中，教育部门对“引起舆论关注”和“没有引起舆论关注”的问题的处理态度是很不同的：对于引起舆论关注的问题，各地教育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有时早上发生舆情，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就出处理意见;而对于没有引起舆论关注的问题，各地教育部门要么淡化处理，要么不了了之。
　　说到底，这是“舆情治理”，而非依法依规治理。依法依规治理，是不论事情是否引发舆论关注，教育部门都应该在事发的第一时间，主动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教师，应根据调查结果告知处理意见，如果当事教师不接受，应允许其申诉，再组成新的申诉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根据新的调查结果做出处理。而对于涉事教师、学生所在学校领导的处理，则应该在深入调查学校领导在事件中的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学校领导已经尽到教育和管理责任，事件起因于教师或者学生个体，那就不应该追究学校领导的责任，不能因为事件“闹大”了，产生了舆情，就快速地进行责任“切割”。
　　快速“切割式”处理，首先不尊重当事教师、学生及学校管理者的权利，背离了教育与学校“善治”的基础。其次，快速处理虽然能够平息舆论，却也可能掩盖真相，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会继续存在，导致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最后，这一“舆情治理”思路被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摸透后，会演绎出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新剧情”。比如，有的校长担心家长举报会引发舆情，于是把“零举报”作为考核教师的指标，从而迫使教师在管教学生及与家长相处时，对于一些可能引发矛盾的事情，能不严就不严，能不坚持原则就不坚持原则，只要学生和家长提不出什么意见就好。家长也知道教师怕举报，于是动辄以举报来“威慑”教师。近年来，我国不少地区的中小学取消了运动会、春秋游，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出安全事故，引发舆情。
　　确切地说，很多事件中，校长被免职，是为了平息舆论，而非真正依法依规处理。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实行现代治理，亟须改变这种被舆情牵着走的治理方式，厉行依法依规治教。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