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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高考已经过去了，被录取的学生陆续报到入学，围绕高考的各种议论也渐渐消停下来。但高考改革永远不会停歇，将伴随社会发展有序推进。2017年，在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迎来了高等教育快速迈向普及化的新时代，高考也即将结束担当“筛选器”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高校的功能、模式、招生等方面都会发生质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将是更加多样化。尽管迈向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但维护公平、坚守正义、提升素质依然是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眸恢复高考这40年，我国高等教育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化教育，正快速迈向普及化教育阶段。高考已经不再是学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高考因其选拔性、竞争性仍是牵动全社会的“天下第一考”。如何看待进入“不惑之年”的高考改革？这是一个关系到考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大事情，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进行客观分析。
一、高考40年的变革历程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宣布恢复已经中断了11年的高考。12月11日，全国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率为5%；1978年，全国61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率为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55%。
1983年，国家正式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1985年，43所高校进行招收保送生试点。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高考减少科目成为改革的一大趋势，当时的国家教委先是将理科、文科各减为“3 2”共5门，上海则实行“3 1”考试方案，并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逐步在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决定》提出，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办法。《决定》冲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樊篱，由此引发了以高校招生就业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高等教育体制整体变革。
1994年，试点招生并轨制改革，新生一律缴费上学。1996年，国家出台《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大学毕业生不再包分配。同年，广西、天津开始网上录取试验。2002年，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85%。网上录取的全面实施推动和保障了高考继续向公开公正公平迈进，保护了广大考生的利益。
1999年，高考试行“3 X”方案，高校进入扩招时代。2000年，全国首次普通高校春季招生考试举行。2001年，高考报名取消考生年龄和婚否限制。2003年，全国22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2004年，全国逐步实现“统一考试，分省命题”。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2012年，各地异地高考办法陆续出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大幅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名额。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在上海、浙江进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7年新高考在上海、浙江两地展开。2016年，全國有26个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2014年发布的《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提出，2017年起全国开始实施高考综合改革。
二、高考40年的变革意义
1977年，恢复的不仅是高考，还有知识的价值、社会的上升通道，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作为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高考给予了青年人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恢复高考的意义在于恢复社会活力、公平与正义，激活社会底层积极向上的动力，培养国家所需的大批人才。40年来，高考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在争议中不断完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8年，高考录取率从11.6%升至36%。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1999年高校开始连续扩招，高考录取率随之大幅上升。1998—2005年间，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高考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2005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已超过2300万人，比2000年增加107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
恢复高考40年，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7年提高到1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5%提升到40%以上。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及其所触发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重塑、人力资源生产和储备，为我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以及稳定的智力资源和改革创新资源。
高考除保证了个人凭真才实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之外，其积极意义还充分表现在以考促学上。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持续高涨。总而言之，高考的公平竞争不仅为高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培养了人才，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和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稳定。
201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把保障公平正义放在突出的位置，主要措施中涉及公平正义的条款过半数。比如，保障农村考生上重点大学，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扩大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省份，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自主招生放在统一高考之后，逐步取消高考录取批次，改革监管机制确保高考公平正义，等等。
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保障教育公平正义、高校科学选拔生源和引导中小学教育健康发展。长期以来，高校选拔生源主要依据统一高考成绩，这种选拔方式存在片面性，尤其把中小学教育导向片面追求升学率，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新高考录取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高校招生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三、高考40年的变革反思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断调整与优化。从统一招生到高校自主招生与分类招生，从标准化到日益重视个性化，从“唯分数论”到多元化评价学生，从在国内上大学到出国留学，从等待分配到自主择业创业……高考制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进行改革完善，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高考时代，无论是考生和家长，还是中学和大学的选择都更具有灵活性。
放眼世界，美国考生每年可考多次，以成绩最好的一次申请大学，学生还需要自己写自荐信申请学校；法国的高考作文题充满“哲学范儿”；而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是没有“高考”的，学生可凭高中毕业文凭上大学……虽然各国国情有别，我们不必照搬他国的高校录取方式，但其中一些好的做法，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迎来了新高考，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2017年上海和浙江两地的高考均不再分文理科，考试科目为“3 3”，即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成绩构成。新高考把对学生的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结合起来，以满足中小学素质教育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新高考还带动了高校录取方式的变化，浙江考生可选报80个专业平行志愿，高校以专业为主进行录取。新高考的录取方式变革，还倒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突出优势与特色学科专业的特点，由追求规模转向追求质量与特色的发展道路。据了解，中山大学就决定调整或暂停18个本科专业2017年的招生。
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分类考试是在考试当中，将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分开来考；综合评价是在高校录取学生时，不仅仅看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看学生在高中3年的综合表现；多元录取的目标则是促进普通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和互换，实现学习渠道和形式之间的互通和衔接，构建各级各类教育互联互通的立交桥。
高考改革“一定要积极稳妥，要在一些地方先进行试点，然后在对试点进行整体评估、评价的基础之上，再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公平的选拔体系”。新高考引入综合素质评价，彻底打破了“唯分数论”的做法；外语科目一年两考，扩大考生的选择机会。新高考改革的价值指向是，满足学生个性的需求、高校的多元选拔，以及保证制度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四、高考40年的变革追求
有学者认为，高考承载了人们对社会的期待：它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它有公平透明的底线。无论怎样改革都不应忘记高考的精神气质：知识学问的涵养，个人选择的自由，考试规则的公平。高考的改革也当顺着这样一条正常的轨道，贯彻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平等、公平的共识，照顾个体的幸福，符合人性的期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今天的高考都承担了更多的非教育使命，它不仅按照知识标准来选拔人才，而且承担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使命。高考制度可以保障人才流动，给青年人一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高考改革必须解决选拔人才与促进社会流动二者的冲突，在选拔人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古代社会，大多数人是农民子弟，被束缚在土地之上，除非参加科举，几乎没有其他向上的通道。今天的高考也是阶层流动的重要一环，高考录取率从40年前的5%，提高到现在的70%以上，预计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从极小比例中选拔高级人才，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广阔的阶层流动图景。
40年前的一张高考试卷为上百万人提供了平等的竞争舞台，追求公平公正成为高考与生俱来的基因。多年来，从取消考生的年龄和婚姻限制到实施异地高考，再到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师范生免费教育、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一系列高考改革举措，无不凸显促进高考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推出了平权法案，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力量，给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孩子在教育上以补偿，规定中学和大学要有20%左右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1970年，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编著的《正义论》一书也认为，要给予弱势群体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
教育平等权是一项受到宪法和教育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既关乎国家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又涉及千千万万家庭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高考改革必须不断减少和消除历史及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公平。无论高考模式怎么探索，考试方式和内容、录取办法和措施怎么改，维护公平、坚守正义、提升素质无疑是高考改革的主旨。
五、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高考
恢复高考40年，“知识改变命运”从“一个人的游戏”变成“全家人的游戏”，甚至还有变成“几代人的游戏”之趋势。美国有类似于我国高考的SAT，也没看见家长、考生和学校那么紧张。这是为什么？因为SAT没有被赋予我国高考这么沉重的意义。事实上，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时代的高考，即将完成所担当“筛选器”的历史使命，不应再充当阶层分化的工具。
长久以来，我们把教育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高考考知识。尽管我们不能说这样是不对的，但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传授知识之外，更要创造宽松的、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环境，更好地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引导学生在人生价值上有更高远的追求。
19世纪90年代，“泰勒制”在工业上的成功，很快就引发了教育改革。学生被按照年龄排列好，每一学年、每个学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都完全标准化。然而，今天信息时代的主题已经从“生产”转变为“创新”，仿照传统泰勒制确立的教育体系，已无法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未来教育将走上颁发资格认证而非文凭、用能力取代成绩、让学生自主决定的改革途径。
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不是单纯的学生规模增加，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是一种选拔性教育；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既具有选拔性，更要突出育人性。同时，普及化阶段的选拔性教育，学生不再是为了获得身份，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标准。因此，高校应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并实行“宽进严出”政策。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校将突破过去的计划招生、计划培养、计划管理体制，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这无疑加剧了各高校之间对生源的爭夺，也给予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权和选择机会。高校不能靠扩大规模来发展了，应该尽快完成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重视优势学科专业的建设，形成以质量与特色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为此，《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和研讨式学习方式，加强个性化培养。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高校要根据新的社会需求，构建“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育人模式，转变工业社会的教育模式，建立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情境式的人才培养体系。
回眸恢复高考这40年，我国高等教育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化教育，正快速迈向普及化教育阶段。高考已经不再是学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高考因其选拔性、竞争性仍是牵动全社会的“天下第一考”。如何看待进入“不惑之年”的高考改革？这是一个关系到考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大事情，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进行客观分析。
一、高考40年的变革历程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宣布恢复已经中断了11年的高考。12月11日，全国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率为5%；1978年，全国61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率为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55%。
1983年，国家正式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1985年，43所高校进行招收保送生试点。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高考减少科目成为改革的一大趋势，当时的国家教委先是将理科、文科各减为“3 2”共5门，上海则实行“3 1”考试方案，并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逐步在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决定》提出，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办法。《决定》冲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樊篱，由此引发了以高校招生就业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高等教育体制整体变革。
1994年，试点招生并轨制改革，新生一律缴费上学。1996年，国家出台《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大学毕业生不再包分配。同年，广西、天津开始网上录取试验。2002年，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85%。网上录取的全面实施推动和保障了高考继续向公开公正公平迈进，保护了广大考生的利益。
1999年，高考试行“3 X”方案，高校进入扩招时代。2000年，全国首次普通高校春季招生考试举行。2001年，高考报名取消考生年龄和婚否限制。2003年，全国22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2004年，全国逐步实现“统一考试，分省命题”。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2012年，各地异地高考办法陆续出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大幅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名额。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在上海、浙江进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7年新高考在上海、浙江两地展开。2016年，全國有26个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2014年发布的《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提出，2017年起全国开始实施高考综合改革。
二、高考40年的变革意义
1977年，恢复的不仅是高考，还有知识的价值、社会的上升通道，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作为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高考给予了青年人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恢复高考的意义在于恢复社会活力、公平与正义，激活社会底层积极向上的动力，培养国家所需的大批人才。40年来，高考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在争议中不断完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8年，高考录取率从11.6%升至36%。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1999年高校开始连续扩招，高考录取率随之大幅上升。1998—2005年间，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高考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2005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已超过2300万人，比2000年增加107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
恢复高考40年，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7年提高到1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5%提升到40%以上。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及其所触发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重塑、人力资源生产和储备，为我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以及稳定的智力资源和改革创新资源。
高考除保证了个人凭真才实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之外，其积极意义还充分表现在以考促学上。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持续高涨。总而言之，高考的公平竞争不仅为高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培养了人才，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和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稳定。
201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把保障公平正义放在突出的位置，主要措施中涉及公平正义的条款过半数。比如，保障农村考生上重点大学，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扩大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省份，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自主招生放在统一高考之后，逐步取消高考录取批次，改革监管机制确保高考公平正义，等等。
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保障教育公平正义、高校科学选拔生源和引导中小学教育健康发展。长期以来，高校选拔生源主要依据统一高考成绩，这种选拔方式存在片面性，尤其把中小学教育导向片面追求升学率，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新高考录取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高校招生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三、高考40年的变革反思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断调整与优化。从统一招生到高校自主招生与分类招生，从标准化到日益重视个性化，从“唯分数论”到多元化评价学生，从在国内上大学到出国留学，从等待分配到自主择业创业……高考制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进行改革完善，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高考时代，无论是考生和家长，还是中学和大学的选择都更具有灵活性。
放眼世界，美国考生每年可考多次，以成绩最好的一次申请大学，学生还需要自己写自荐信申请学校；法国的高考作文题充满“哲学范儿”；而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是没有“高考”的，学生可凭高中毕业文凭上大学……虽然各国国情有别，我们不必照搬他国的高校录取方式，但其中一些好的做法，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迎来了新高考，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2017年上海和浙江两地的高考均不再分文理科，考试科目为“3 3”，即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成绩构成。新高考把对学生的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结合起来，以满足中小学素质教育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新高考还带动了高校录取方式的变化，浙江考生可选报80个专业平行志愿，高校以专业为主进行录取。新高考的录取方式变革，还倒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突出优势与特色学科专业的特点，由追求规模转向追求质量与特色的发展道路。据了解，中山大学就决定调整或暂停18个本科专业2017年的招生。
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分类考试是在考试当中，将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分开来考；综合评价是在高校录取学生时，不仅仅看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看学生在高中3年的综合表现；多元录取的目标则是促进普通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和互换，实现学习渠道和形式之间的互通和衔接，构建各级各类教育互联互通的立交桥。
高考改革“一定要积极稳妥，要在一些地方先进行试点，然后在对试点进行整体评估、评价的基础之上，再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公平的选拔体系”。新高考引入综合素质评价，彻底打破了“唯分数论”的做法；外语科目一年两考，扩大考生的选择机会。新高考改革的价值指向是，满足学生个性的需求、高校的多元选拔，以及保证制度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四、高考40年的变革追求
有学者认为，高考承载了人们对社会的期待：它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它有公平透明的底线。无论怎样改革都不应忘记高考的精神气质：知识学问的涵养，个人选择的自由，考试规则的公平。高考的改革也当顺着这样一条正常的轨道，贯彻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平等、公平的共识，照顾个体的幸福，符合人性的期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今天的高考都承担了更多的非教育使命，它不仅按照知识标准来选拔人才，而且承担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使命。高考制度可以保障人才流动，给青年人一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高考改革必须解决选拔人才与促进社会流动二者的冲突，在选拔人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古代社会，大多数人是农民子弟，被束缚在土地之上，除非参加科举，几乎没有其他向上的通道。今天的高考也是阶层流动的重要一环，高考录取率从40年前的5%，提高到现在的70%以上，预计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从极小比例中选拔高级人才，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广阔的阶层流动图景。
40年前的一张高考试卷为上百万人提供了平等的竞争舞台，追求公平公正成为高考与生俱来的基因。多年来，从取消考生的年龄和婚姻限制到实施异地高考，再到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师范生免费教育、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一系列高考改革举措，无不凸显促进高考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推出了平权法案，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力量，给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孩子在教育上以补偿，规定中学和大学要有20%左右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1970年，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编著的《正义论》一书也认为，要给予弱势群体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
教育平等权是一项受到宪法和教育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既关乎国家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又涉及千千万万家庭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高考改革必须不断减少和消除历史及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公平。无论高考模式怎么探索，考试方式和内容、录取办法和措施怎么改，维护公平、坚守正义、提升素质无疑是高考改革的主旨。
五、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高考
恢复高考40年，“知识改变命运”从“一个人的游戏”变成“全家人的游戏”，甚至还有变成“几代人的游戏”之趋势。美国有类似于我国高考的SAT，也没看见家长、考生和学校那么紧张。这是为什么？因为SAT没有被赋予我国高考这么沉重的意义。事实上，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时代的高考，即将完成所担当“筛选器”的历史使命，不应再充当阶层分化的工具。
长久以来，我们把教育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高考考知识。尽管我们不能说这样是不对的，但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传授知识之外，更要创造宽松的、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环境，更好地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引导学生在人生价值上有更高远的追求。
19世纪90年代，“泰勒制”在工业上的成功，很快就引发了教育改革。学生被按照年龄排列好，每一学年、每个学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都完全标准化。然而，今天信息时代的主题已经从“生产”转变为“创新”，仿照传统泰勒制确立的教育体系，已无法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未来教育将走上颁发资格认证而非文凭、用能力取代成绩、让学生自主决定的改革途径。
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不是单纯的学生规模增加，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是一种选拔性教育；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既具有选拔性，更要突出育人性。同时，普及化阶段的选拔性教育，学生不再是为了获得身份，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标准。因此，高校应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并实行“宽进严出”政策。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校将突破过去的计划招生、计划培养、计划管理体制，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这无疑加剧了各高校之间对生源的爭夺，也给予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权和选择机会。高校不能靠扩大规模来发展了，应该尽快完成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重视优势学科专业的建设，形成以质量与特色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为此，《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和研讨式学习方式，加强个性化培养。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高校要根据新的社会需求，构建“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育人模式，转变工业社会的教育模式，建立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情境式的人才培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