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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当今世界佛教界最有影响的赵朴初居士和星云法师的新佛教观进行了比较。赵朴老认为，佛教的本质是文化。星云法师则提出佛教即生活的理念。赵朴老认为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星云法师也反对迷信，但他讲究因缘果报。赵朴老和星云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者的新佛教观都是对传统佛教观的革新。
关键词：赵朴初；星云法师；新佛教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4）01-0056-05
当今世界佛教界，最有影响的有两人：一是中国内地的赵朴初居士（1907-2000），安徽太湖人。一是中国台湾的星云法师（1927-），江苏江都人。赵朴初居士，佛教界都称他赵朴老，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星云法师于1967年在台湾创建佛光山；1991年创立国际佛光会；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2010年，由内地中华文化促进会评选为“中华文化人物”。二者之所以在佛教界有国际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新佛教观，并以此分别在中国内地、台湾和国际佛教界开展工作，因而受到佛教界的爱戴和欢迎。
（一）
在对二者的新佛教观进行比较之前，先说说二者的“同”。一是二者都喜爱文学。赵朴老是大诗人，诗歌《某公三哭》，为毛泽东主席所称赏；首创《汉文俳句》；并有散文集《滴水集》、《片石集》行世。赵朴老还是书法家。星云法师也是作家，撰有《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著作多种；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出色；他也是书法家。二是二者都宗奉太虚大师（1889-1947）。1947年3月中旬，太虚大师圆寂前夕，召赵朴老到玉佛寺，赠给他《人生佛教》，勉励他努力护法。星云法师则于1946年7月，参加太虚大师在镇江主持的“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他后来回忆说：“大师在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要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此后，星云法师为建立人间佛教奋斗不懈。三是二者都拥护、支持祖国统一。赵朴老多次呼吁台湾与祖国统一。星云法师肯定西藏、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2009年3月他在中国无锡说：“希望达赖喇嘛面对一个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如此则相信中国也能接受他。”2013年1月8日，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出，星云法师说：台湾、海南岛是中国的两双眼睛。第四，二者都反对邪教。赵朴老在国内义正辞严地声讨邪教。星云法师在2006年4月主持召开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23届大会上，通过了“十项宣言”，要求全世界佛教徒“共同正视并声讨邪教”。第五，他俩都提倡“人问佛教”。赵朴老在1958年《佛教常识答问》中即倡导“人问佛教”。星云法师于1967年把“人间佛教”作为佛光山的“宗风”。
（二）
在揭示了赵朴老和星云法师的“同”之后，我们着重比较二者新佛教观的“异”。
第一，赵朴老认为，佛教的本质是文化，或者说佛教是一种文化形态。星云法师则提出佛教即生活的理念。
赵朴老说：佛教是世界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自公元一世纪传人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赵朴初大德文汇》，以下引文出自该书者，简称《文汇》）又说：“佛教文化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园艺以及天文、历数、医药的发展，都与佛教有关。”赵朴老论说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三个特点：一是全面性。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行于傣族地区），在中国得到全面发展，“其中不少重要结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贯彻流行”，而“中国保藏最多”。二是丰富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三为广延性。汉语系佛教“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藏语系佛教“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1994年，茗山法师和本文作者之一袁普泉陪同赵朴老考察南京定山寺遗址中，赵朴老对茗山法师和袁普泉说：佛教是文化。没有佛教文化，就藏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就没有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赵朴老还说，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指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随着大量佛教著作的翻译和流传，佛教经典中不少优美新词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宝库。赵朴老说：“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因此，我们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赵朴老关于佛教是文化的论述，是他对佛教观革新的重要成果和显著表现。
星云法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提出了佛教即生活的理念。据林明昌《建设人间佛教的宗教家——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星云法师连续三天在台北志莲精舍演讲了3场以“佛教即生活”为题的人间佛教讲座。“第一天谈的是生活的空间（以退为进的佛教生活）、生活的时间（以短为长的佛教生活）、生活的人问（以众为我的佛教生活）；第二天分别从佛教的物质生活、处世生活、精神生活谈衣食住行、人我相处、思想见解上的佛法；第三天则谈感情生活、经济生活及道德生活。”意在佛理即在生活之中以及如何用佛理指导生活。赵朴老说佛教是文化，星云法师说佛教即生活，说法虽不一样，但两者并不矛盾，可以互补。
第二、赵朴老认为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这是赵朴老新佛教观的第二个大要点。何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常的信仰、正当的信仰。赵朴老说：“‘迷信’两个字是佛教首先提出来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正确的信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变异、消灭的过程。相信‘无常’的道理便是正信。相信有一个常住、不变地起主宰作用的自我（或者叫灵魂）的是迷信。”“佛教讲缘起，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起。因缘，这两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关系、条件。缘起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佛对缘起的解释是：‘若此有故彼有，若此生故彼生，若此无故彼无，若此灭故彼灭。’这便是说，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信缘起论便是正信，相信神创造便是迷信……，”为此，赵朴老明确指出：“群众的一些迷信活动我们不应当迁就。比方说，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这些都是很荒谬的迷信活动。我们佛教是不许可的。”又说“佛教讲的‘八正道’中教人们应当‘正命’，‘正命’的意思就是正当的生活。正当生活的反面，就是‘邪命’（不正当的生活）。所谓‘邪命自活’，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养活自己，搞那些迷信话动也属于邪命，也应当要反对。”正因为赵朴老主张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所以，在赵朴老看来，佛教和科学并不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赵朴老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号召“佛教徒……要研究化学，研究哲学、科学、医学、音乐、书法和文学等”。赵朴老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代佛教发展的一种取向，即佛学研究要尽可能与科学融合。”不仅如此，赵朴老还认为，佛经中的缘起论有十一个意义，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的论点：（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但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也是受因果律支配的。赵朴老的关于佛教不是迷信是正信的新佛教观，既符合佛教教义的本意，又因赵朴老的新解而振聋发聩，一新耳目。 同样是讲佛教教义，星云法师也反对迷信，但他讲究因缘果报。他在1990年元月1日在佛光山作讲演时说：“各位要知道：因缘果报，中间有一个‘缘’，缘不同，产生出来的果，就不一样。比方这朵花，多浇了一点水，多下了一点肥料，播种的地方肥沃，有和风吹拂、阳光照耀、雨水滋润，这朵花和那朵花，就会不一样呀！虽然同是一朵花，结果不一样，是因为‘缘’的不同。”又说：“凡人常怨恨命运，恨世间不公平，挑剔家里的成员这一个不好，朋友那一个不好，社会不好国家不公，为什么不研究自己的因缘，究竟哪里出了毛病？……因此，在佛教讲求广结善缘，所谓‘要成佛道，先结人缘’，要重视这个缘。”他进一步阐述了因缘果报：“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人士，大家不了解因果。念佛的人，诸事不顺心时，就怪阿弥陀佛不保佑我，使我的钱给人骗去了，被人倒闭了”；“因果是不能错乱，种的是瓜，如何得豆呢？……所以，今天有太多人都错乱了因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因果。”“天是什么？天在佛教中就是因果，因果是非常公道的。”“应该大力建设，人人有因果的观念，因果是非常科学的、是理智的。人人有了因果的观念，就不必要警察、法院了。因果就是自己的警察、导师，因果就是自己的法律准则。”“因果不会欺骗我们，因为‘善果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而已！，，
赵朴老从佛教教义上讲清佛教是正信；星云法师也从佛教教义上讲清佛教是因缘果报，两者同样不矛盾，同样可以互补。
第三，赵朴老和星云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太虚大师的学生印顺长老（1906-2005）在“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人间佛教”的学说，一是突出强调佛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性；二是从研究整体佛法中开发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三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但是未能将“人间佛教”具体化。赵朴老继承了这些宝贵遗产，将“人间佛教”充分具体化，使之可以实践、可以奉行、可以做到的“人间佛教”。他对“人间佛教”的解释是“人乘、天乘、声间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五乘。其中后三种叫出世间法，教理深奥，比较难学。前二种叫世间法，世间法是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那么，人间佛教有哪些内容呢？赵朴老说“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建立的，将身、口、意三业分为十种。身业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不妄语欺骗，不是非两舌，不恶口伤人，不说无益绮语：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愚痴。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恶。”赵朴老对“不杀生”，特别作了说明：“对罪大恶极、负有命债的杀人犯，应当绳之以法。这是因为触犯国家法律，应按法律制裁，而不是哪个人要杀他。”“佛陀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法律对坏人的制裁有什么不对，总是教诫弟子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的。”还说“成佛必需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赵朴老认为，“菩萨行”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而“菩萨行”并不抽象，“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而“六波罗蜜”则是“菩萨万行的纲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六种就叫六波罗蜜，也叫六度。”“佛陀叫弟子依这六波罗蜜为行动准则以自利利人，就叫菩萨行。”“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在当前就可以“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所以，在赵朴老那里，人间佛教是可以实践、可以奉行、可以做到的佛教。
星云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最简洁的解释是：“凡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据《云水日月——星云大师传》的作者符芝瑛的多年研究，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有六性：
人间性：佛陀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也不是玄想出来的上帝。佛陀的一切都具有人间的性格。他和我们一样，有父母，有家庭，有生活。
生活性：佛陀发展的佛教，他非常重视生活，对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乃至行住坐卧，处处都有教导，处处都有指示。甚至对于家庭、眷属的关系，参与社会、国家的活动，都有明确的指示。利他性：佛陀降生这个世界，完全是为了“示教利喜”，为了教化众生，为了给予众生利益，以利他为本怀。
喜乐性：佛教是个给人欢喜的宗教，佛陀的慈悲教义，就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痛苦，给予众生快乐。
时代性：佛陀因一大事因缘，降诞于世，特别与我们这个世间结缘。虽然佛陀出生在二千五百年前，并且已经证人涅槃，但是佛陀对于我们世世代代的众生，都给予了得度的因缘。
普济性：佛教虽然讲过去、现在、未来，但是重在现世的普济。空间上，佛教虽然有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也是重视此界的普济；佛教讲到众生，虽然有十法界众生，但也是重在人类的普济。赵朴老的人间佛教和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同样不矛盾，同样可以互补。
（三）
在比较了赵朴老和星云法师的相同处和他俩佛教观的不同处以后，我们发现，他俩的新佛教观都是对传统佛教观的革新，是革新的佛教观。
中国佛教史，是一部持续革新的历史。早在西汉末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佛教在中国流传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到了东晋，释慧远用佛学融合儒家和玄学，进行革新，佛教开始中国化，在中国取得了自立的地位。宋、齐、梁、陈四朝，佛教一直在革新，在发展。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高峰。北朝佛教也很兴盛，也有革新，他们建寺院，造石窟，对中国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唐朝，佛教进入极盛时期，革新多多，各个宗派先后兴起，百花争艳，主要有八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佛教更加中国化。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又有所革新，与儒家（被称为儒教）、道教鼎足为三，进一步中国化。进入近现代，我国高僧辈出，著名高僧有月霞、谛闲、弘一、虚云、圆瑛、太虚等。杨仁山居士以几十年时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具有世界性影响。赵朴老和星云法师对佛教观的革新，他俩的革新的佛教观，正是对我国佛教近两千年来持续革新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其次，他俩的新佛教观都密切联系实际，不是脱离实际的新佛教观，而是对现实的佛教界具有指导意义的新佛教观。
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是在1958年结合当时佛教界的实际提出的，有针对性。他对当时佛教界存在的一些负面现象即提出了批评。新时期到来后，他大力倡导新佛教观，更对佛教界的某些负面现象进行批判。他说：“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泛起”，“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时至21世纪今日，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又有恶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少数寺院商业化。它们将寺院视为商品，不只出售寺院的部分土地或将土地租赁，甚至将寺院的某些珍贵文物拍卖、抛售。有些寺院还炒股票，放高利贷，只要能捞钱，什么买卖都做。
二是一些僧职人员腐败化。在少数寺院商业化的同时，一些僧职人员迅速腐败。有个方丈非法经商，个人积资四百万。在他被人杀死后，发现他是有女儿的，女儿要求继承这份不义之财。庙里这方面说，他是出家人，方外之人，不同意他女儿继承。还有些僧人竟然包养情人，搞“僧屋藏娇”。至于破坏清规，大鱼大肉，吃喝嫖赌者，也屡见不鲜。正如赵朴老在上世纪就指出的：“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的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
三是迷信报刊化。赵朴老所说的“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迷信现象，如今已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利用报刊宣传迷信。如有个佛界刊物公开宣扬有谁谁谁、谁谁谁，他（她）们知道他（她）们的前世是哪个人，还找到了前世哪个人的家属，和他（她）们重新认了亲，简直荒诞绝伦！也有人利用报纸，公开宣传某位大师作法，能使千里以外的病人治好病，等等。
四是名、钱交易化。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揭露，某些地方佛教协会将“非佛信徒”安排为“理事、常务理事”。一部分“借佛敛财”而毫无佛教信仰的商人在其“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也由政府直接安排，纷纷进入佛教协会理事会漂白。这是名、钱交易化。不仅是不尊重佛教界的权利和尊严，而且等于公开支持他们的违法行为。总之，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在本世纪有恶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以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为导向，做好佛教界的工作。
星云法师则不仅在台湾反对佛教界的负面倾向，推行人间佛教，而且把人间佛教向全世界宣传，使汉语系佛教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开花结果。到今天为止，星云法师陆续于全球创建200余所道场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非洲南华寺等，并创办16所佛教学院，21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出版社、12所书局、50余所中华学校暨智光商工、普门中学、均头、均一中小学、幼稚园等。此外，先后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西来、佛光、南华及南天大学等。2006年，西来大学正式成为美国大学西区联盟（WASC）会员，为美国首座由华人创办并获得该项荣誉之大学。赵朴老称赞他：“当初佛陀未能完成的事，星云大师都完成了。”
从上可见，赵朴老和星云法师论述、提出的新佛教观，不仅是中国佛教界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相关人士应该学习、研究、发展二者的新佛教观，促使中国的佛教全面复兴、全面昌盛、全面繁荣！
编辑：龚万达
关键词：赵朴初；星云法师；新佛教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4）01-0056-05
当今世界佛教界，最有影响的有两人：一是中国内地的赵朴初居士（1907-2000），安徽太湖人。一是中国台湾的星云法师（1927-），江苏江都人。赵朴初居士，佛教界都称他赵朴老，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星云法师于1967年在台湾创建佛光山；1991年创立国际佛光会；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2010年，由内地中华文化促进会评选为“中华文化人物”。二者之所以在佛教界有国际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新佛教观，并以此分别在中国内地、台湾和国际佛教界开展工作，因而受到佛教界的爱戴和欢迎。
（一）
在对二者的新佛教观进行比较之前，先说说二者的“同”。一是二者都喜爱文学。赵朴老是大诗人，诗歌《某公三哭》，为毛泽东主席所称赏；首创《汉文俳句》；并有散文集《滴水集》、《片石集》行世。赵朴老还是书法家。星云法师也是作家，撰有《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著作多种；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出色；他也是书法家。二是二者都宗奉太虚大师（1889-1947）。1947年3月中旬，太虚大师圆寂前夕，召赵朴老到玉佛寺，赠给他《人生佛教》，勉励他努力护法。星云法师则于1946年7月，参加太虚大师在镇江主持的“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他后来回忆说：“大师在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要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此后，星云法师为建立人间佛教奋斗不懈。三是二者都拥护、支持祖国统一。赵朴老多次呼吁台湾与祖国统一。星云法师肯定西藏、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2009年3月他在中国无锡说：“希望达赖喇嘛面对一个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如此则相信中国也能接受他。”2013年1月8日，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出，星云法师说：台湾、海南岛是中国的两双眼睛。第四，二者都反对邪教。赵朴老在国内义正辞严地声讨邪教。星云法师在2006年4月主持召开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23届大会上，通过了“十项宣言”，要求全世界佛教徒“共同正视并声讨邪教”。第五，他俩都提倡“人问佛教”。赵朴老在1958年《佛教常识答问》中即倡导“人问佛教”。星云法师于1967年把“人间佛教”作为佛光山的“宗风”。
（二）
在揭示了赵朴老和星云法师的“同”之后，我们着重比较二者新佛教观的“异”。
第一，赵朴老认为，佛教的本质是文化，或者说佛教是一种文化形态。星云法师则提出佛教即生活的理念。
赵朴老说：佛教是世界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自公元一世纪传人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赵朴初大德文汇》，以下引文出自该书者，简称《文汇》）又说：“佛教文化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园艺以及天文、历数、医药的发展，都与佛教有关。”赵朴老论说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三个特点：一是全面性。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行于傣族地区），在中国得到全面发展，“其中不少重要结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贯彻流行”，而“中国保藏最多”。二是丰富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三为广延性。汉语系佛教“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藏语系佛教“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1994年，茗山法师和本文作者之一袁普泉陪同赵朴老考察南京定山寺遗址中，赵朴老对茗山法师和袁普泉说：佛教是文化。没有佛教文化，就藏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就没有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赵朴老还说，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指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随着大量佛教著作的翻译和流传，佛教经典中不少优美新词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宝库。赵朴老说：“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因此，我们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赵朴老关于佛教是文化的论述，是他对佛教观革新的重要成果和显著表现。
星云法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提出了佛教即生活的理念。据林明昌《建设人间佛教的宗教家——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星云法师连续三天在台北志莲精舍演讲了3场以“佛教即生活”为题的人间佛教讲座。“第一天谈的是生活的空间（以退为进的佛教生活）、生活的时间（以短为长的佛教生活）、生活的人问（以众为我的佛教生活）；第二天分别从佛教的物质生活、处世生活、精神生活谈衣食住行、人我相处、思想见解上的佛法；第三天则谈感情生活、经济生活及道德生活。”意在佛理即在生活之中以及如何用佛理指导生活。赵朴老说佛教是文化，星云法师说佛教即生活，说法虽不一样，但两者并不矛盾，可以互补。
第二、赵朴老认为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这是赵朴老新佛教观的第二个大要点。何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常的信仰、正当的信仰。赵朴老说：“‘迷信’两个字是佛教首先提出来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正确的信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变异、消灭的过程。相信‘无常’的道理便是正信。相信有一个常住、不变地起主宰作用的自我（或者叫灵魂）的是迷信。”“佛教讲缘起，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起。因缘，这两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关系、条件。缘起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佛对缘起的解释是：‘若此有故彼有，若此生故彼生，若此无故彼无，若此灭故彼灭。’这便是说，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信缘起论便是正信，相信神创造便是迷信……，”为此，赵朴老明确指出：“群众的一些迷信活动我们不应当迁就。比方说，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这些都是很荒谬的迷信活动。我们佛教是不许可的。”又说“佛教讲的‘八正道’中教人们应当‘正命’，‘正命’的意思就是正当的生活。正当生活的反面，就是‘邪命’（不正当的生活）。所谓‘邪命自活’，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养活自己，搞那些迷信话动也属于邪命，也应当要反对。”正因为赵朴老主张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所以，在赵朴老看来，佛教和科学并不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赵朴老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号召“佛教徒……要研究化学，研究哲学、科学、医学、音乐、书法和文学等”。赵朴老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代佛教发展的一种取向，即佛学研究要尽可能与科学融合。”不仅如此，赵朴老还认为，佛经中的缘起论有十一个意义，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的论点：（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但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也是受因果律支配的。赵朴老的关于佛教不是迷信是正信的新佛教观，既符合佛教教义的本意，又因赵朴老的新解而振聋发聩，一新耳目。 同样是讲佛教教义，星云法师也反对迷信，但他讲究因缘果报。他在1990年元月1日在佛光山作讲演时说：“各位要知道：因缘果报，中间有一个‘缘’，缘不同，产生出来的果，就不一样。比方这朵花，多浇了一点水，多下了一点肥料，播种的地方肥沃，有和风吹拂、阳光照耀、雨水滋润，这朵花和那朵花，就会不一样呀！虽然同是一朵花，结果不一样，是因为‘缘’的不同。”又说：“凡人常怨恨命运，恨世间不公平，挑剔家里的成员这一个不好，朋友那一个不好，社会不好国家不公，为什么不研究自己的因缘，究竟哪里出了毛病？……因此，在佛教讲求广结善缘，所谓‘要成佛道，先结人缘’，要重视这个缘。”他进一步阐述了因缘果报：“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人士，大家不了解因果。念佛的人，诸事不顺心时，就怪阿弥陀佛不保佑我，使我的钱给人骗去了，被人倒闭了”；“因果是不能错乱，种的是瓜，如何得豆呢？……所以，今天有太多人都错乱了因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因果。”“天是什么？天在佛教中就是因果，因果是非常公道的。”“应该大力建设，人人有因果的观念，因果是非常科学的、是理智的。人人有了因果的观念，就不必要警察、法院了。因果就是自己的警察、导师，因果就是自己的法律准则。”“因果不会欺骗我们，因为‘善果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而已！，，
赵朴老从佛教教义上讲清佛教是正信；星云法师也从佛教教义上讲清佛教是因缘果报，两者同样不矛盾，同样可以互补。
第三，赵朴老和星云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太虚大师的学生印顺长老（1906-2005）在“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人间佛教”的学说，一是突出强调佛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性；二是从研究整体佛法中开发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三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但是未能将“人间佛教”具体化。赵朴老继承了这些宝贵遗产，将“人间佛教”充分具体化，使之可以实践、可以奉行、可以做到的“人间佛教”。他对“人间佛教”的解释是“人乘、天乘、声间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五乘。其中后三种叫出世间法，教理深奥，比较难学。前二种叫世间法，世间法是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那么，人间佛教有哪些内容呢？赵朴老说“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建立的，将身、口、意三业分为十种。身业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不妄语欺骗，不是非两舌，不恶口伤人，不说无益绮语：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愚痴。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恶。”赵朴老对“不杀生”，特别作了说明：“对罪大恶极、负有命债的杀人犯，应当绳之以法。这是因为触犯国家法律，应按法律制裁，而不是哪个人要杀他。”“佛陀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法律对坏人的制裁有什么不对，总是教诫弟子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的。”还说“成佛必需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赵朴老认为，“菩萨行”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而“菩萨行”并不抽象，“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而“六波罗蜜”则是“菩萨万行的纲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六种就叫六波罗蜜，也叫六度。”“佛陀叫弟子依这六波罗蜜为行动准则以自利利人，就叫菩萨行。”“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在当前就可以“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所以，在赵朴老那里，人间佛教是可以实践、可以奉行、可以做到的佛教。
星云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最简洁的解释是：“凡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据《云水日月——星云大师传》的作者符芝瑛的多年研究，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有六性：
人间性：佛陀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也不是玄想出来的上帝。佛陀的一切都具有人间的性格。他和我们一样，有父母，有家庭，有生活。
生活性：佛陀发展的佛教，他非常重视生活，对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乃至行住坐卧，处处都有教导，处处都有指示。甚至对于家庭、眷属的关系，参与社会、国家的活动，都有明确的指示。利他性：佛陀降生这个世界，完全是为了“示教利喜”，为了教化众生，为了给予众生利益，以利他为本怀。
喜乐性：佛教是个给人欢喜的宗教，佛陀的慈悲教义，就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痛苦，给予众生快乐。
时代性：佛陀因一大事因缘，降诞于世，特别与我们这个世间结缘。虽然佛陀出生在二千五百年前，并且已经证人涅槃，但是佛陀对于我们世世代代的众生，都给予了得度的因缘。
普济性：佛教虽然讲过去、现在、未来，但是重在现世的普济。空间上，佛教虽然有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也是重视此界的普济；佛教讲到众生，虽然有十法界众生，但也是重在人类的普济。赵朴老的人间佛教和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同样不矛盾，同样可以互补。
（三）
在比较了赵朴老和星云法师的相同处和他俩佛教观的不同处以后，我们发现，他俩的新佛教观都是对传统佛教观的革新，是革新的佛教观。
中国佛教史，是一部持续革新的历史。早在西汉末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佛教在中国流传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到了东晋，释慧远用佛学融合儒家和玄学，进行革新，佛教开始中国化，在中国取得了自立的地位。宋、齐、梁、陈四朝，佛教一直在革新，在发展。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高峰。北朝佛教也很兴盛，也有革新，他们建寺院，造石窟，对中国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唐朝，佛教进入极盛时期，革新多多，各个宗派先后兴起，百花争艳，主要有八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佛教更加中国化。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又有所革新，与儒家（被称为儒教）、道教鼎足为三，进一步中国化。进入近现代，我国高僧辈出，著名高僧有月霞、谛闲、弘一、虚云、圆瑛、太虚等。杨仁山居士以几十年时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具有世界性影响。赵朴老和星云法师对佛教观的革新，他俩的革新的佛教观，正是对我国佛教近两千年来持续革新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其次，他俩的新佛教观都密切联系实际，不是脱离实际的新佛教观，而是对现实的佛教界具有指导意义的新佛教观。
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是在1958年结合当时佛教界的实际提出的，有针对性。他对当时佛教界存在的一些负面现象即提出了批评。新时期到来后，他大力倡导新佛教观，更对佛教界的某些负面现象进行批判。他说：“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泛起”，“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时至21世纪今日，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又有恶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少数寺院商业化。它们将寺院视为商品，不只出售寺院的部分土地或将土地租赁，甚至将寺院的某些珍贵文物拍卖、抛售。有些寺院还炒股票，放高利贷，只要能捞钱，什么买卖都做。
二是一些僧职人员腐败化。在少数寺院商业化的同时，一些僧职人员迅速腐败。有个方丈非法经商，个人积资四百万。在他被人杀死后，发现他是有女儿的，女儿要求继承这份不义之财。庙里这方面说，他是出家人，方外之人，不同意他女儿继承。还有些僧人竟然包养情人，搞“僧屋藏娇”。至于破坏清规，大鱼大肉，吃喝嫖赌者，也屡见不鲜。正如赵朴老在上世纪就指出的：“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的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
三是迷信报刊化。赵朴老所说的“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迷信现象，如今已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利用报刊宣传迷信。如有个佛界刊物公开宣扬有谁谁谁、谁谁谁，他（她）们知道他（她）们的前世是哪个人，还找到了前世哪个人的家属，和他（她）们重新认了亲，简直荒诞绝伦！也有人利用报纸，公开宣传某位大师作法，能使千里以外的病人治好病，等等。
四是名、钱交易化。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揭露，某些地方佛教协会将“非佛信徒”安排为“理事、常务理事”。一部分“借佛敛财”而毫无佛教信仰的商人在其“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也由政府直接安排，纷纷进入佛教协会理事会漂白。这是名、钱交易化。不仅是不尊重佛教界的权利和尊严，而且等于公开支持他们的违法行为。总之，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在本世纪有恶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以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为导向，做好佛教界的工作。
星云法师则不仅在台湾反对佛教界的负面倾向，推行人间佛教，而且把人间佛教向全世界宣传，使汉语系佛教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开花结果。到今天为止，星云法师陆续于全球创建200余所道场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非洲南华寺等，并创办16所佛教学院，21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出版社、12所书局、50余所中华学校暨智光商工、普门中学、均头、均一中小学、幼稚园等。此外，先后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西来、佛光、南华及南天大学等。2006年，西来大学正式成为美国大学西区联盟（WASC）会员，为美国首座由华人创办并获得该项荣誉之大学。赵朴老称赞他：“当初佛陀未能完成的事，星云大师都完成了。”
从上可见，赵朴老和星云法师论述、提出的新佛教观，不仅是中国佛教界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相关人士应该学习、研究、发展二者的新佛教观，促使中国的佛教全面复兴、全面昌盛、全面繁荣！
编辑：龚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