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刚刚过去，尾风的劲吹带来的清爽凉意依旧装饰着南国的早晨，在睡意迷蒙中，从车声与市声的间隙处，隐隐能听到海滨传来阵阵委婉的涛声。这时电话响起，一接，喜出望外地跃身坐起：来电者竟然是近30年不见的老师许涛主任，声音依旧那么健朗，声调依旧那样于亲切中带着几许甜糯。
　　许涛老师可能早已经不被人称呼为“许主任”了，他后来当的是中学校长。但我上学的那个时候，中学的领导机关叫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便称为革委会主任。那是一个将语文叫作“政语”，将物理叫作“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其实不全是工程力学之类的东西，也包含部分工业化学），将化学叫作“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还包括一些农药知识，应该有生物学的内容）的时代。许主任从邻近的公社中学调来，身体发福，个头高大，声音健朗，微笑中带着乡土气的甜糯。
　　高大而微笑着的许主任没有给我上过课，当然更没上过我们的“政语”，但他应该是我写作之路的启蒙老师。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喜欢写作的文友，常常一起议论，觉得最有用处和前途的写作就是写一种文体：广播稿。每天中午下课以后，从食堂前面台阶上排放的蒸笼里取到自己的饭盒，花2分钱打得一份青菜汤，便回到教室吃饭。这时候广播喇叭正好播送本县新闻。能够写篇稿子上广播就成了我们几个学生当年的梦想。我们还经常讨论，包括写作素材的选择，例如大队办公室半夜被撬，算不算得上一则新闻，这样的讨论若干年以后还经常被当年的同伴提起。我们讨论着，“写作”着，然后就是频频投稿。那时候投稿很简单，只要将写好的稿件糊在信封内，将信封剪去一角，不需要贴邮票，就能寄送到新闻广播部门。一般来说，寄去的那些稿件都石沉大海。偶尔，会收到编辑部发来的回信以及退回的稿件，幸好同学之间也不讪笑，有的倒是好奇和羡慕。好奇的是那些被称为编辑的人回信会怎么写（通常是打印的统一格式的信函，內容不外乎感谢作者同志投稿，对于这份稿件不能采用深感遗憾，并鼓励多多投稿，多多支持），羡慕的是我们居然能够写稿并有勇气投稿。那时许主任所领导的新团中学高二（1）班，真是一个难得的集体社会。
　　一天，班主任老师通知我，到学校革委会主任室去一趟，许主任找我。我怀着忐忑在下课后去找许主任，许主任微笑着招呼我坐下，那声音特别甜糯，我的心才稍安一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用较大型号牛皮纸封着的信件，从里面抽出一叠信纸，从那信纸背面映出的“远景大队革命委员会”信头红字，我一看就明白了，是我寄出去的大作——我那时候挪用了父亲所供职的大队的信纸。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投稿为什么到了许主任这里，许主任就主动跟我打招呼：你投稿时忘记写你的名字，这信就被广播站退到学校了，没有收信人的名字，我们就拆开了，请你不要介意。我稍安的心立即又暴跳起来，什么话也说不上来。然后许主任慈祥地表扬道，这篇报道写得不错，文字通顺，条理清楚，接着用笔在稿件上勾画起来，说这里需要填上一些具体的数据，如用勤工俭学的钱为班级购买了多少册图书等等，并告诉我，重新誊抄，拿到学校来盖上革委会的公章，因为报道稿件需要对事实负责，因而有公章人家才敢使用。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新闻报道类的投稿需要盖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数据。誊清的“二稿”经过许主任审核，盖上学校革委会的公章，再次投出，不久果然被县广播站采用。这是我的第一次“发表”，全班同学都在教室吃午饭的时候，不期然地听到县广播站播音员以甜美的音调播送我们班的新闻，那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荣耀与自豪。
　　许主任在忙碌中还送给我他曾经读过的一些书，包括如何写新闻报道之类的小册子。我由此知道许主任是位标准的写作爱好者，发表过许多作品。正因为他在这方面的特殊造诣，后来他被调到市党史办，编出了高质量的党史材料，再后来又潜心研究本县方言，至八十岁仍笔耕不辍，其精心研究的成果为我所熟识的方言专家所称许。我当年为老师的写作才能而骄傲，今天则为老师的学术成就而自豪。
　　受到许主任的熏陶、教诲和帮助，我那时一度成了新闻报道的多产写作者，甚至出了校门回到生产队，也经常将一些农村“新闻”，如农民如何搞绿肥、如何实现“圈养鸡”等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广播。这些报道从来不署作者名，也没任何稿费，但它们的“发表”，对我的写作自信心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凭着这样的自信心，我后来走上了吃文字饭的职业道路。也许连许主任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走上这条路的自信，来自中学时候的第一次“发表”，实际上来自他的点拨、鼓励与帮助。
　　许主任在电话中说他已经年届八十，身体也有过一点状况，话语之间略带迟暮之感。但我了解了他这些年的功业，深为感佩。昔日的母校已经更改了校名，所在的公社和大队都已经不复存在，然而老师却依旧声音健朗，音调甜糯，特别是仍然文思如泉，宝刀常年不老，这都令学生特别感到欣慰。
　　朱寿桐：人文社科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