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天台的腊梅花正开得热闹，屋外的花椒树也抽了新芽，李桂贤在厨房做饭，做着做着，脚底“发痒”，戴着围裙就开始滑步转圈，跳起舞来。陆运坤早起在走廊里一圈圈地跑步，跑完步，他开始坐在院子里拉二胡。李桂贤听到后，会拿起红绸扇子给他伴舞，有时干脆自己腿上也架起一把二胡，来个“二马齐奔”。

　　陆运坤和李桂贤是贵州山区的一对老夫妇，他们过着寻常而又非典型的乡野生活。既种地、打野菜、踩缝纫机，也在晚霞下拉小提琴、吹箫、跳圓舞曲，粗砺和诗意同时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日常。但没想到的是，这些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好拍的“一地鸡毛”，被自己的儿子陆庆屹拍了下来，做成了纪录片《四个春天》。
　　《四个春天》在2018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斩获了最佳纪录长片奖，豆瓣网友“熊阿姨”在看过片后评价：“这里有一个中国家庭能遇到的悲痛，这些我的祖辈也有，但十多年来一直被大家刻意回避掉了。”

记录琐碎又诗意的生活

　　2013年，陆庆屹第一次动了拍摄父母的心思。他曾在豆瓣写了两篇《我爸》《我妈》的文章，分享了一些父母的生活日常，但没想到帖子受到了豆瓣网友的大量转发，这引发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它有这么动人吗？”
　　陆庆屹的父亲陆运坤是一位退休的中学物理教师，李桂贤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二人性情相反，父亲温柔儒雅，“做什么事情都悄无声息的”，母亲天生暴脾气，“眼睛一瞪，路灯都要暗淡几分”。但看似不搭的组合，却画成了一个最完美的圆。
　　在陆庆屹记忆里，他们一辈子只吵过一次架，其余时间就像是纪录片呈现的那样：父亲弹琴、母亲跳舞;母亲弓着腰在前面施肥，父亲在后面给她打伞挡雨;母亲干活儿腾不出手，父亲拿着勺一口一口地喂她。结婚纪念日时，二老喝交杯酒，母亲娇嗔道“酒杯眼，只知道看酒，都不看我”，并盯着父亲，说祝酒辞“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哦”。

　　“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吃过饭，母亲李桂贤唱起了山歌。陆庆屹认为虽然父母性格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文艺都有强烈的热爱。
　　父亲陆运坤是个乐器高手，中西方乐器照单全收。不仅自学了二十多种乐器，还自己上山砍竹子做洞箫、短笛，甚至研究修复了一把小提琴。母亲从小爱跳舞，一听到音乐“脚就痒”，山歌也信手拈来，出去踏青，她唱“三月桃花满树鲜……你我同游西湖水”。陆庆屹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能找到一首歌来照应。”
　　他们一边种地、做家务，也一边热爱着文艺。暮色降临，陆运坤在天台上优雅地拉小提琴，身上穿的是最便宜的白背心，脚下踩的解放鞋，露出了脚跟。走在田垄上，李桂贤一时兴起，就开始掐腰抬步跳起自己的“二步舞”来。
　　《四个春天》就这样记录这对老夫妻布头般琐碎但又诗意的生活。影片中，有一个被广为称赞的对称画面：一扇门里，母亲在踩着缝纫机，另一扇门里，父亲在摇动着手腕唱歌，春风吹得一旁的红色窗帘微微起舞。
　　“他们就像两件并列的作品一样被框在了那里”，陆庆屹回忆起这个镜头的捕捉过程，一天傍晚，他听到楼上有《甜蜜蜜》的歌声传来，赶紧拿着相机走出来，推开门，就被眼前的这幅画面震惊了，“感觉他们一生的时光都浓缩在那儿，闪着光”。

导演意识

　　拍纪录片以前，陆庆屹一直都有用照片记录父母生活的习惯，他在豆瓣上特地建立了一个相册《回家》，专门记录每年过年回家，看到父母的家中日常。但后来觉得照片只能定格一个个瞬间，让无法把一些动人的片断记录下来，却无法体现时间的流逝感。于是，产生了为家人拍摄视频的想法。并从2013年开始，连续拍摄了四年。
　　最初拍视频只是为了家庭留念，陆庆屹自己连一点导演意识都没有。2015年，电影《刺客聂隐娘》上映，一位电影学院的学生问导演侯孝贤：“我是导演系的，但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第一部电影。”侯孝贤回答：“这还用问吗？你想拍就去拍嘛！你不拍怎么知道。”陆庆屹在一篇报道里看到了这句话，心想“或许，我也可以拍电影”。
　　于是，他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个三脚架，买了一些电影相关的书籍，开始认真研究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在“第一个春天”里，陆庆屹还比较随意，时常看到他来到镜头前和父母互动。之后，便明显可以看出他有了更多的“创作”意识，刻意地让自己从参与者的身份抽离出来，以一位旁观者的角度去记录。

　　离春节不到10天了，陆运坤和李桂贤开始为年夜饭做准备。熏腊肠是每年的重头戏，他们把攒了一年的花生壳和核桃壳放在土灶里，耐心地扇着火。感到时间差不多，陆运坤走到炉子旁，拿出一串又鲜亮又红的腊肠，欣慰地说“安逸，安逸”。
　　除夕前夜，大儿子陆庆松从北京赶到了家，李桂贤打开大门，雀跃地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吃过年夜饭，窗外烟花绚烂，李桂贤看着桌子上的几碗盐酸菜扣肉，开始盘算怎么给孩子“瓜分”返程的土特产：“给庆松带一碗，庆伟一碗……”
　　而当陆庆屹让自己从“儿子”的身份抽离，把父母当做一对寻常的老夫妻来拍摄时，陆家很多过年相聚、送别、走亲访友的生活细节，让观众也有了更多的接近性。

生活比记录重要

　　第三个春天对陆家而言要比以往都更冷一些。
　　在一家医院里，开朗的李桂贤收起了平日的笑容，不断地转动佛珠口中念念有词，一旁的陆运坤愁眉不展，默默无言。2015年，陆庆屹姐姐陆庆伟罹患癌症，很快去世了。
　　陆庆屹本来打算拍父母的十年，记录下他们的快乐时光，“为他们被吞噬掉的青春做一个弥补”，但万万没想到却要亲眼见证父母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所以，拍纪录片你得有种心态，你不能预设什么，只能接受。”他感慨地说道。
　　在这个春天的画面里，父亲再也没碰过乐器，母亲也不再跳舞和对山歌，更多的镜头给了长长的送葬队伍、沉默的坟地以及家人长久的哭泣。
　　姐姐的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打击，眼看着父亲“一下子老了很多”，陆庆屹产生了恐慌感：“我必须得剪了，我怕我爸突然出现点什么事儿，不然再来不及。”2016年，陆庆屹开始着手剪辑。
　　赵珣是《四个春天》的出品人，她第一次看到《四个春天》的成片，就直接到后台找到陆庆屹，问愿不愿意让她重新做后期，帮忙推院线。半年后，《四个春天》终剪完成。在一次映后发言上，赵珣说：“希望通过这部片子，让大家看看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子女。”
　　燕子回来了，又是一个春天。陆运坤来到房子里，拿起一支短笛，擦擦灰说：“好久没吹了。”李桂贤在厨房做饭，听到楼上传来乐器声，高兴地掉下了眼泪：“你爸终于玩乐器了，这一年不知道怎么过的。”当时正和母亲一起做饭的陆庆屹并没有把这个画面拍下来。“我看她在那儿哭了，这时候我再拿起相机已经不是那个感觉了，因为它不自然。”他眼圈泛红，“我爸这一年，几乎没有任何心思娱乐，看到他重新找回了精神寄托，我们都很安慰。观众看不到没关系，只要我心里知道就行了，生活比记录重要。”
　　（摘自《看天下·VISTA》2018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