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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镜台前就是女子们打理容妆、遐想沉思的地方，就连巾帼英雄花木兰返乡之后，也要“当户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镜台作为一种架设铜镜的装置，是我国化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妆具之一，其作用是使梳妆操作更为方便。梳妆完毕，铜镜、梳篦、镜刷等理容工具和胭脂、唇脂、妆粉、眉黛等化妆品又需收纳起来，以备下次使用。承担这项功能的物件儿有“镜台”、“妆台”、“镜奁”、“妆具”、“严具”、“镜匣”、“镜箱”、“套奁”、“妆奁”、“宝奁”、“妆盒”、“梳妆匣”、“梳妆台”等多种称谓，分为储物型和不可储物型两种形制。
“镜台”的称谓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温峤）下玉镜台一枚”。宋元时期流行一种金属质地的镜架，虽然不具备储物功能，却可任意折叠，携带方便。由北周人庾信《镜赋》中“暂设妆奁，还抽镜屉”之句，可知带抽屉的储物型镜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唐代镜台的制作工艺已十分精湛。据时人牛肃所作传奇《马待封》中的描写：“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有木妇人手执巾栉至……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在五代后蜀人顾复《酒泉子》词中，明确道出它们的使用功能：“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
五代以后，垂足坐姿渐成风气，高足家具兴盛起来。从宋人传世绘画中，可见当时已使用置于高案上的金属质地镜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绣栊晓镜图》，是北宋王诜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作后来由“吴门四家”之一的晚明著名画家仇英进行了临摹，该摹本现藏上海博物馆。
仇英本与原作在配色上多有差异，色彩更为明快。原作中支撑菱花镜下部的白色花牙式托被改为青绿色长方形简易托；原作子母奁盒中的子奁均为剔犀黑漆粉盒，在仇英本中变成红、黑、茶叶沫绿和孔雀蓝四色；原作中侍女手持托盘内的黑漆粉盒，变成黑色和枣皮红色两种；原作中照镜仕女的青色丝绦变成枣红色。原作中两名女子的长裙素地无纹，而仇英本中为长裙添加了暗纹，取盒的双鬟髻侍女的长裙是团花纹，照镜的流苏髻仕女的长裙为龟背纹。
椅式镜台从宋代至明代一直流行，在汤显祖所撰传奇《牡丹亭还魂记·惊梦》一折中，开场即是丽娘在春日清早梳妆，对镜伤怀的情景。明天启年间吴兴闵氏刊刻的朱墨套印本为此情节配刻了版画，丽娘在窗前对镜理妆，丫鬟受她吩咐，手捧衣服正向她走过来。庭院已是春意盎然，草木出芽吐绿。丽娘面前的镜台放在条几上，应是不可折叠的椅式。从“椅背”的宽条和工艺风格来看，木质感很强，其上架一面硕大的五角菱花镜。架下有台座，一般这种台座设对开双门，内有几个存放妆具的小屉，旁边还摆着叠层式粉盒。
而在一件明崇祯风尘三侠故事图笔筒中，描绘了红拂女临门对镜梳妆的细节。红拂女所用的却是这种椅式镜台的简易版，“椅背”细窄，上架一面圆镜，台座很薄，仅为一块宽木板，无法安装小屉，下承四矮足。按“风尘三侠”故事中李靖、红拂夤夜逃离杨素府邸的情节，这件镜台应是可拆卸、组装或折叠的便携式。
其实元代已有一种交椅式镜台，也是可折叠的便携式。梳妆时将铜镜斜倚在“交椅靠背”上，不用时折合收拢。名品见于1964年出土的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中的纯银锤揲交椅式镜台，现藏于苏州博物馆。该镜台“搭脑”顶端立一朵葵式团花，其下为对凤穿牡丹纹，“椅背”为团龙纹，托架为芝草瑞兔纹，“脚踏”为瑞雀纹，富丽堂皇、寓意吉祥，彰显着拥有者的高贵身份。
将上述版画中丽娘昕用镜台的台座装上更多、更大的抽屉，再将椅架精工细作，就升级为豪华版的宝座式镜台。王世襄旧藏一件明黄花梨宝座式镜台，有五个抽屉，抽屉前睑由上至下分别浮雕折枝牡丹纹、折枝菊花纹和缠枝梅花纹。两侧及背面装板，一侧板刻石榴树果纹，其下台座板为松林走兽纹；另一侧板刻桃树果纹，其下台座板为松鼠葡萄纹；后身背板开光内刻凤牢牡丹纹，双凤顾盼回首，立于牡丹花枝之上；下部台座后板为卍字不到头斜锦地纹。台座上的后背和扶手均装板透雕，双面工。搭脑中间拱起，两端下凹后返翘，出头圆雕成龙首形。扶手出头处亦圆雕相同龙首，扶手内侧安俯身仲觑的双螭形角牙，台面正中原有镜托，已失。从造型及雕饰风格来看，此器是明代中期产品，因体积略大、不可折叠，当属闺房几案上的梳妆用品。
到了明代晚期，在宝座式镜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体积更大、似小型戏台的屏风式镜台。有五屏风式和三屏风式，前者更为常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黄花梨五屏风式龙凤纹镜台，台座对开双门，中设三个抽屉。台座上安五帛小屏风。中帛最高，两侧依次渐低，向前兜转。搭脑高挑出头，绦环板全部透雕龙纹、缠枝莲纹，唯有正中一帛圆形开光透雕龙凤纹。外留较宽的板边，不施雕刻，至四角再镂空透雕。台面四周有望柱，镶透雕龙纹绦环板，使用时将铜镜竖挂于屏风怀中，这种豪华大镜台属于闺房家具中的“大件儿”。
在明代黄花梨镜台中，不仅有宝座式、屏风式等体量较大的家具型镜台，也有便携式“旅行装”。如王世襄旧藏一件折叠式镜台，上层边框内为支架铜镜的背板，可放平或支成60度的斜面。背板用攒框制成，分界为三层八格。下层正中一格安荷叶式托，可上下移动，以支托大小不同的铜镜。中层方格安角牙，斗成四簇云纹，中心镂空，系在镜钮上的丝绦可由此处垂到背板后面。台座双开门，中设三个抽屉，屉上装如意云头纹铜活，四足为内翻马蹄式，造型低扁。设计严巧、雕刻精美、用料考究。
还有一种便携式镜台，就是通常昕说的“官皮箱”。由箱体、箱盖和箱座组成，早期有插门式官皮箱，后来被双开门式取代。内设若干小屉，箱盖和箱体可扣台，门前有拍子，两侧安提环。揭开箱盖，盖下有深约10厘米的平台，内藏折叠式镜支。盖下的平屉适台存放铜镜、油缸、粉盒等，下面抽屉可放梳篦、簪、钗等首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官皮箱，打开上盖，内有一浅盘。正面对开两门，内分三层，上两层每层装抽屉两个，下层装大抽屉一个。箱外两侧安铜提环，箱门正面有铜面叶吊牌钮头，可上锁。在上述明崇祯风尘三侠故事图笔筒中，红拂女在镜台旁放置的就是“官皮箱”，箱盖呈打开状，可见侧面的提环。在《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中，杜十娘投江所抱之匣，就是这种收纳功能强大，既可储放妆具和化妆品，又可收藏珠宝首饰的官皮箱。 除不可折叠和可折叠两种镜台之外，还有一种使用悠久、造型简约的支架式镜台。据明万历间刊刻的元人高明昕撰南戏《琵琶记》内文插图赵五娘“对镜梳妆”，菱花镜支在一个较矮的架子上；又有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刊、白棉纸初印本，由元人王实甫撰、关汉卿续，明人李贽、王世贞评的杂剧《北西厢记·妆台窥简》内文插图，尽管版画中的菱花镜被挡住一半，但仍能看出插在一个矮架上。
矮座镜台的实物资料，可见同时代明定陵出土的金漆镜台。镜座边框和镜托用红、绿、黑漆描绘纹饰，下部为方框形座，边框两端呈抱鼓形，抱鼓内外两侧绘绣球纹；边框内钉二横撑，后端两抱鼓中心贯一根带支柱的活轴，支柱呈扁方形，下部两侧嵌花牙；边框上部及内外两侧绘赶珠龙纹；支柱绘升龙戏珠及寿山福海纹，横撑及支柱活轴绘八宝纹和云纹；前端两抱鼓中心贯一根带镜托的活轴，镜托下部为月牙状，上绘壬字云纹；中间有凹槽放铜镜，上部为圆形镜靠，镜靠正、背面均绘二龙戏珠、壬字云纹和寿山福海纹（二龙一红、一绿），镜靠背后中部有阶梯状凸起，用以调节镜面高低。镜托绘二龙戏珠和壬字云纹，边缘绘卷草纹。
该镜台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西北角顶层，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面铜镜和一套漆奁。铜镜是圆钮、圆座、宽缘的仿汉式规矩镜。钮座外有一双线方栏，内有十二乳丁纹，栏外八乳，其间饰卷草纹和走兽纹，边缘为锯齿纹和变形云纹，出土时铜镜背面贴在镜台上。皇后所用是最高等级的女性妆具，民间不可用带爪龙纹和凤纹器，而晚明竞尚豪奢的社会风气，使民间闺秀妆具在精致程度上不输皇家。
子母奁的使用历史悠久，长沙楚墓569号墓出土一件漆奁，内盛两个粉盒，出土时还装有白色粉状物。北宋王诜《绣栊晓镜图》及仇英摹本中出现的三层子母奁，不仅有漆质，还有银质。
在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就有类似形制的一套银奁，奁下托银盘，出土时以黄绸包裹。奁身为葵形，盖面饰牡丹纹，鎏金錾刻双钩团花纹，饰迎春、夏荷、秋葵、冬梅、灵芝、芍药、牡丹花卉纹，上下单、双相间排列，托盘錾刻一周卷草纹。
奁分三层，子口相合，内储成套的妆具，除三层底采用焊接工艺外，其余部位皆锤揲而成。上层奁盒内盛大、小两把用竹片穿结的黄棕银柄毛刷；银剪刀、鎏金牡丹纹银刮舌各一件；大、小葵形银碟各一件；锭式钮素面银镜一面，镜面圆鼓，仍可照人，银镜放在前述此墓中同出的交椅式镜台上，艺术风格十分契合。中层放盛有化妆品的银圆盒四件、银针四枚。粉盒盖面鎏金，錾刻团花。一只粉盒内残存粉迹，一只留红色胭脂，一只放黄绸制成的粉扑。还有大小银碟各一件、小银罐一件，盖下连一柄小勺。下层奁盒内装半月形银梳一把，梳边鎏金，梳齿疏朗；银篦一件，篦齿稠密；银针六支；银水盂一件；银剪刀大小各一，它们在化妆中的用途主要是剪切“花子”，也叫贴钿，就是用金箔或纸剪出各种花样，贴在脸上。这种剪刀的样式非常稳定，在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杨之炯所作传奇《玉杵记·云英入梦》版画中，云英倚靠的几案上放的剪刀，仍是这种形制。在银奁包裹旁，就放着那个交椅式镜台，与之一齐出土的还有银碗两只、银筷一双。
从《琵琶记》版画中的案上陈设来看，几案左侧边缘置一长方形盖箱，边侧带提环，形制与王世襄旧藏的一件明代黄花梨小箱相同。该器是明代同类家具的基本形式，全身光素，只在盖口及箱口起两道灯草线，因盖口踩出子口后，里皮减薄，若外皮不起线加厚，就欠坚实，所以这两道灯草线不仅是装饰，更起着加固作用，是小箱制作中常见的工艺技法。立墙四角用铜叶包裹，盖顶四角镶钉云纹铜饰件。正面是圆形面叶，拍子为云头形。以上铜饰件均采用细节考究的卧槽平镶法，两侧安装提环。
由版画中陈设的布局可知，小箱是闺房几案上的收纳妆具。它旁边的三层子母奁是一款经典造型，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至清代。奁盒旁放着粉盒、梳子、镜台和水盂。因眉黛、胭脂、唇脂等化妆品都需水溶后才能使用，所以水盂在化妆中不可或缺。另《北西厢记·妆台窥简》版画案上陈设的妆具更为清晰，从左至右依次为粉盒、梳子、盖盒、镜台、奁盒，其中奁盒为葵口形，底部设随形台座，更显精致，体现出相国小姐莺莺的身份。
同时代实物资料见明定陵孝端皇后的漆奁，奁盒内装载盛有各式化妆品的小盒，有金八棱粉盒、青花瓷胭脂盒、金双连筒盒等。出土妆具23件，有铜镜、镜架、梳篦、抿子和圆刷五种，所有物品裹在一件黄色薄绢织物内。晚明僭越现象严重，皇后妆具虽然使用龙凤纹，而民间世家望族、乃至富户也追求精致的生活，器用的品质上乘，所以宫廷贵妇的妆具对了解此时民间的闺阁生活仍有借鉴意义。
镜台作为一种架设铜镜的装置，是我国化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妆具之一，其作用是使梳妆操作更为方便。梳妆完毕，铜镜、梳篦、镜刷等理容工具和胭脂、唇脂、妆粉、眉黛等化妆品又需收纳起来，以备下次使用。承担这项功能的物件儿有“镜台”、“妆台”、“镜奁”、“妆具”、“严具”、“镜匣”、“镜箱”、“套奁”、“妆奁”、“宝奁”、“妆盒”、“梳妆匣”、“梳妆台”等多种称谓，分为储物型和不可储物型两种形制。
“镜台”的称谓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温峤）下玉镜台一枚”。宋元时期流行一种金属质地的镜架，虽然不具备储物功能，却可任意折叠，携带方便。由北周人庾信《镜赋》中“暂设妆奁，还抽镜屉”之句，可知带抽屉的储物型镜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唐代镜台的制作工艺已十分精湛。据时人牛肃所作传奇《马待封》中的描写：“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有木妇人手执巾栉至……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在五代后蜀人顾复《酒泉子》词中，明确道出它们的使用功能：“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
五代以后，垂足坐姿渐成风气，高足家具兴盛起来。从宋人传世绘画中，可见当时已使用置于高案上的金属质地镜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绣栊晓镜图》，是北宋王诜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作后来由“吴门四家”之一的晚明著名画家仇英进行了临摹，该摹本现藏上海博物馆。
仇英本与原作在配色上多有差异，色彩更为明快。原作中支撑菱花镜下部的白色花牙式托被改为青绿色长方形简易托；原作子母奁盒中的子奁均为剔犀黑漆粉盒，在仇英本中变成红、黑、茶叶沫绿和孔雀蓝四色；原作中侍女手持托盘内的黑漆粉盒，变成黑色和枣皮红色两种；原作中照镜仕女的青色丝绦变成枣红色。原作中两名女子的长裙素地无纹，而仇英本中为长裙添加了暗纹，取盒的双鬟髻侍女的长裙是团花纹，照镜的流苏髻仕女的长裙为龟背纹。
椅式镜台从宋代至明代一直流行，在汤显祖所撰传奇《牡丹亭还魂记·惊梦》一折中，开场即是丽娘在春日清早梳妆，对镜伤怀的情景。明天启年间吴兴闵氏刊刻的朱墨套印本为此情节配刻了版画，丽娘在窗前对镜理妆，丫鬟受她吩咐，手捧衣服正向她走过来。庭院已是春意盎然，草木出芽吐绿。丽娘面前的镜台放在条几上，应是不可折叠的椅式。从“椅背”的宽条和工艺风格来看，木质感很强，其上架一面硕大的五角菱花镜。架下有台座，一般这种台座设对开双门，内有几个存放妆具的小屉，旁边还摆着叠层式粉盒。
而在一件明崇祯风尘三侠故事图笔筒中，描绘了红拂女临门对镜梳妆的细节。红拂女所用的却是这种椅式镜台的简易版，“椅背”细窄，上架一面圆镜，台座很薄，仅为一块宽木板，无法安装小屉，下承四矮足。按“风尘三侠”故事中李靖、红拂夤夜逃离杨素府邸的情节，这件镜台应是可拆卸、组装或折叠的便携式。
其实元代已有一种交椅式镜台，也是可折叠的便携式。梳妆时将铜镜斜倚在“交椅靠背”上，不用时折合收拢。名品见于1964年出土的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中的纯银锤揲交椅式镜台，现藏于苏州博物馆。该镜台“搭脑”顶端立一朵葵式团花，其下为对凤穿牡丹纹，“椅背”为团龙纹，托架为芝草瑞兔纹，“脚踏”为瑞雀纹，富丽堂皇、寓意吉祥，彰显着拥有者的高贵身份。
将上述版画中丽娘昕用镜台的台座装上更多、更大的抽屉，再将椅架精工细作，就升级为豪华版的宝座式镜台。王世襄旧藏一件明黄花梨宝座式镜台，有五个抽屉，抽屉前睑由上至下分别浮雕折枝牡丹纹、折枝菊花纹和缠枝梅花纹。两侧及背面装板，一侧板刻石榴树果纹，其下台座板为松林走兽纹；另一侧板刻桃树果纹，其下台座板为松鼠葡萄纹；后身背板开光内刻凤牢牡丹纹，双凤顾盼回首，立于牡丹花枝之上；下部台座后板为卍字不到头斜锦地纹。台座上的后背和扶手均装板透雕，双面工。搭脑中间拱起，两端下凹后返翘，出头圆雕成龙首形。扶手出头处亦圆雕相同龙首，扶手内侧安俯身仲觑的双螭形角牙，台面正中原有镜托，已失。从造型及雕饰风格来看，此器是明代中期产品，因体积略大、不可折叠，当属闺房几案上的梳妆用品。
到了明代晚期，在宝座式镜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体积更大、似小型戏台的屏风式镜台。有五屏风式和三屏风式，前者更为常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黄花梨五屏风式龙凤纹镜台，台座对开双门，中设三个抽屉。台座上安五帛小屏风。中帛最高，两侧依次渐低，向前兜转。搭脑高挑出头，绦环板全部透雕龙纹、缠枝莲纹，唯有正中一帛圆形开光透雕龙凤纹。外留较宽的板边，不施雕刻，至四角再镂空透雕。台面四周有望柱，镶透雕龙纹绦环板，使用时将铜镜竖挂于屏风怀中，这种豪华大镜台属于闺房家具中的“大件儿”。
在明代黄花梨镜台中，不仅有宝座式、屏风式等体量较大的家具型镜台，也有便携式“旅行装”。如王世襄旧藏一件折叠式镜台，上层边框内为支架铜镜的背板，可放平或支成60度的斜面。背板用攒框制成，分界为三层八格。下层正中一格安荷叶式托，可上下移动，以支托大小不同的铜镜。中层方格安角牙，斗成四簇云纹，中心镂空，系在镜钮上的丝绦可由此处垂到背板后面。台座双开门，中设三个抽屉，屉上装如意云头纹铜活，四足为内翻马蹄式，造型低扁。设计严巧、雕刻精美、用料考究。
还有一种便携式镜台，就是通常昕说的“官皮箱”。由箱体、箱盖和箱座组成，早期有插门式官皮箱，后来被双开门式取代。内设若干小屉，箱盖和箱体可扣台，门前有拍子，两侧安提环。揭开箱盖，盖下有深约10厘米的平台，内藏折叠式镜支。盖下的平屉适台存放铜镜、油缸、粉盒等，下面抽屉可放梳篦、簪、钗等首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官皮箱，打开上盖，内有一浅盘。正面对开两门，内分三层，上两层每层装抽屉两个，下层装大抽屉一个。箱外两侧安铜提环，箱门正面有铜面叶吊牌钮头，可上锁。在上述明崇祯风尘三侠故事图笔筒中，红拂女在镜台旁放置的就是“官皮箱”，箱盖呈打开状，可见侧面的提环。在《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中，杜十娘投江所抱之匣，就是这种收纳功能强大，既可储放妆具和化妆品，又可收藏珠宝首饰的官皮箱。 除不可折叠和可折叠两种镜台之外，还有一种使用悠久、造型简约的支架式镜台。据明万历间刊刻的元人高明昕撰南戏《琵琶记》内文插图赵五娘“对镜梳妆”，菱花镜支在一个较矮的架子上；又有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刊、白棉纸初印本，由元人王实甫撰、关汉卿续，明人李贽、王世贞评的杂剧《北西厢记·妆台窥简》内文插图，尽管版画中的菱花镜被挡住一半，但仍能看出插在一个矮架上。
矮座镜台的实物资料，可见同时代明定陵出土的金漆镜台。镜座边框和镜托用红、绿、黑漆描绘纹饰，下部为方框形座，边框两端呈抱鼓形，抱鼓内外两侧绘绣球纹；边框内钉二横撑，后端两抱鼓中心贯一根带支柱的活轴，支柱呈扁方形，下部两侧嵌花牙；边框上部及内外两侧绘赶珠龙纹；支柱绘升龙戏珠及寿山福海纹，横撑及支柱活轴绘八宝纹和云纹；前端两抱鼓中心贯一根带镜托的活轴，镜托下部为月牙状，上绘壬字云纹；中间有凹槽放铜镜，上部为圆形镜靠，镜靠正、背面均绘二龙戏珠、壬字云纹和寿山福海纹（二龙一红、一绿），镜靠背后中部有阶梯状凸起，用以调节镜面高低。镜托绘二龙戏珠和壬字云纹，边缘绘卷草纹。
该镜台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西北角顶层，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面铜镜和一套漆奁。铜镜是圆钮、圆座、宽缘的仿汉式规矩镜。钮座外有一双线方栏，内有十二乳丁纹，栏外八乳，其间饰卷草纹和走兽纹，边缘为锯齿纹和变形云纹，出土时铜镜背面贴在镜台上。皇后所用是最高等级的女性妆具，民间不可用带爪龙纹和凤纹器，而晚明竞尚豪奢的社会风气，使民间闺秀妆具在精致程度上不输皇家。
子母奁的使用历史悠久，长沙楚墓569号墓出土一件漆奁，内盛两个粉盒，出土时还装有白色粉状物。北宋王诜《绣栊晓镜图》及仇英摹本中出现的三层子母奁，不仅有漆质，还有银质。
在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就有类似形制的一套银奁，奁下托银盘，出土时以黄绸包裹。奁身为葵形，盖面饰牡丹纹，鎏金錾刻双钩团花纹，饰迎春、夏荷、秋葵、冬梅、灵芝、芍药、牡丹花卉纹，上下单、双相间排列，托盘錾刻一周卷草纹。
奁分三层，子口相合，内储成套的妆具，除三层底采用焊接工艺外，其余部位皆锤揲而成。上层奁盒内盛大、小两把用竹片穿结的黄棕银柄毛刷；银剪刀、鎏金牡丹纹银刮舌各一件；大、小葵形银碟各一件；锭式钮素面银镜一面，镜面圆鼓，仍可照人，银镜放在前述此墓中同出的交椅式镜台上，艺术风格十分契合。中层放盛有化妆品的银圆盒四件、银针四枚。粉盒盖面鎏金，錾刻团花。一只粉盒内残存粉迹，一只留红色胭脂，一只放黄绸制成的粉扑。还有大小银碟各一件、小银罐一件，盖下连一柄小勺。下层奁盒内装半月形银梳一把，梳边鎏金，梳齿疏朗；银篦一件，篦齿稠密；银针六支；银水盂一件；银剪刀大小各一，它们在化妆中的用途主要是剪切“花子”，也叫贴钿，就是用金箔或纸剪出各种花样，贴在脸上。这种剪刀的样式非常稳定，在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杨之炯所作传奇《玉杵记·云英入梦》版画中，云英倚靠的几案上放的剪刀，仍是这种形制。在银奁包裹旁，就放着那个交椅式镜台，与之一齐出土的还有银碗两只、银筷一双。
从《琵琶记》版画中的案上陈设来看，几案左侧边缘置一长方形盖箱，边侧带提环，形制与王世襄旧藏的一件明代黄花梨小箱相同。该器是明代同类家具的基本形式，全身光素，只在盖口及箱口起两道灯草线，因盖口踩出子口后，里皮减薄，若外皮不起线加厚，就欠坚实，所以这两道灯草线不仅是装饰，更起着加固作用，是小箱制作中常见的工艺技法。立墙四角用铜叶包裹，盖顶四角镶钉云纹铜饰件。正面是圆形面叶，拍子为云头形。以上铜饰件均采用细节考究的卧槽平镶法，两侧安装提环。
由版画中陈设的布局可知，小箱是闺房几案上的收纳妆具。它旁边的三层子母奁是一款经典造型，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至清代。奁盒旁放着粉盒、梳子、镜台和水盂。因眉黛、胭脂、唇脂等化妆品都需水溶后才能使用，所以水盂在化妆中不可或缺。另《北西厢记·妆台窥简》版画案上陈设的妆具更为清晰，从左至右依次为粉盒、梳子、盖盒、镜台、奁盒，其中奁盒为葵口形，底部设随形台座，更显精致，体现出相国小姐莺莺的身份。
同时代实物资料见明定陵孝端皇后的漆奁，奁盒内装载盛有各式化妆品的小盒，有金八棱粉盒、青花瓷胭脂盒、金双连筒盒等。出土妆具23件，有铜镜、镜架、梳篦、抿子和圆刷五种，所有物品裹在一件黄色薄绢织物内。晚明僭越现象严重，皇后妆具虽然使用龙凤纹，而民间世家望族、乃至富户也追求精致的生活，器用的品质上乘，所以宫廷贵妇的妆具对了解此时民间的闺阁生活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