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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先勇是最早为大陆所熟知的台湾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上至上流阶层的贵妇，下至平民百姓、欢场女子，几乎囊括了社会中的所有阶层，《台北人》尤其如此。在这本小说集中，他借由女性这一扇窗户描摹世间百态，表现今昔之叹、辗转之伤、灵肉之争，同时用不同于一般男作家的独特视角揣摩她们的心理，以一颗悲悯的心深入她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困境。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台北人》中的女性类型与精神气质，揭示这些女性形象的悲剧性以及作者对她们的悲悯情怀，并对白先勇小说女性书写的心理动因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白先勇 《台北人》 女性书写
在由男性主导的历史中，女性往往被当作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附属物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当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时，大多以社会标准之化身的形象从高处俯视，他们作为传统女性美德的赞美者，或所谓“红颜祸水”的批判者，构建着想象中的女性形象。可真实的女性自我以及她们的精神世界却很少被阐发。
白先勇独特的经历与情感体验赋予了他跨越性别的视角，他通过对女性心理的深刻洞察与准确把握，不仅呈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为女性的突围与自我觉醒提供了可能。在他笔下，她们不再是单纯的受压迫者与待拯救者，不再是被扁平化的“他者”，而是饱满、立体、表现出了自我撕裂与朦胧的主体意识的个体。正如他在《明星咖啡馆》中所写：“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 从这些女性形象出发，作者进一步探讨女性命运，表现对整个社会及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与悲悯。
一、女性类型与精神气质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类型大致有上流贵妇、欢场女性、市井人物。先看第一类上流贵妇。
《秋思》中的华夫人和《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是上流貴妇的代表。作为将军夫人，她们原先尽享荣华富贵：华将军班师回朝，“开进南京城的当儿，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揩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钱将军为钱夫人办生日宴“宴客的款式怕不噪反了整个南京城”。然而面对时局的动荡和丈夫的去世，她们不但生活境况大不如前，且韶华不再，在社交圈中其他“姐妹”的衬托下更添凄凉。一个时代逝去的失落感与个体的隐忧交织在一起，她们一个固执挣扎，一个沉溺过去，却都抵不过时间的侵蚀。华夫人像往常那般高贵、傲气、不愿低头，想尽办法挽留住青春容颜，一如她雇人精心照料盈满往昔回忆的“一捧雪”。可鬓边的白发却提醒着她一切都是徒劳，即便人为地笼起也无法掩盖衰老的事实。满园的“一捧雪”乍一看似乎比先前繁盛，细看终究是露出衰相，许多花苞都已腐烂发霉，一种无可躲避、无可挽救的衰颓也正侵蚀着华夫人的心。钱夫人的一生便如同一场“游园惊梦”，在这场短暂的“梦”中，她因戏得情，又通过情人郑彦青弥补了情感世界的空虚，真正“活过一次”。但梦醒之后，丈夫故去、情人离开、年华老去，再度赴宴时已物是人非。曾经的姐妹们正春风得意，而自己早已格格不入。台北长旗袍已不再流行，她身着料子有些旧的杭绸旗袍赴宴，显得黯然失色；心魔使她哑了嗓子不能再唱，替代了昆曲高雅唱腔的是余参军长哗众取宠的一段《八大锤》，引得众人一片哄笑；其他夫人们有专车接送，她只能叫计程车独自回到冷清的南部继续消磨孤寂而漫长的时光。过去与现在相互缠绕，幻象与回忆交叠出现，面对不堪的现实和无常的命运，她无力反抗，怀着无尽愁思沉溺在回忆里不愿醒来。
第二类女性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欢场女性。她们的身影出现在舞厅、酒楼等地，靠出卖自己的色相换得生存。她们有的于风月场上如鱼得水，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命运的掌控者；有的软弱无力，因地位低下而被百般蹂躏。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如幽灵一般跳脱于人世之外，又控制着人世种种。她不仅妩媚优雅，而且能照顾到每个客人的喜好和情绪，说话“又中听，又妥帖”。她以旁观者的姿态自由穿梭于风月场，照顾新人，安抚旧人，不动情不示弱，给人一种“总也不老”的生命恒常感。而那些与她交往的男子，无论先前地位多么显赫，都会身败名裂，短命而去。与其说尹雪艳是“女祭司”“妖孽”，不如说这种淡漠与抽离是世事在她身上留下的圆滑老练，也是她用以自保的生活方式。在女性被物化、失去话语权的社会里，算计与权衡是生存的根本；也正因如此，她才从来不必为生计发愁，更从来不用承担任何道德义务，即便是嫉妒她的女人们也都无能为力，只得百般讨好。相较于她身边那些一味依附于丈夫的太太们，尹雪艳可以说一直是能动者和自我命运的主宰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泼辣精干、迷得一众男人围着她团团转的金大班和《一把青》中因心灵遭受重创而戏谑人生的朱青亦是如此。个体的爱恨情仇已不再重要，不管是尹雪艳的冷、金大班的泼辣，还是朱青的无动于衷，都是一层自我保护的壳，也是在无法改变生存法则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然而并非所有欢场女性都能成功构筑自我保护之壳。《孤恋花》中的娟娟和五宝由于自身的软弱，在做陪酒女时饱受蹂躏。娟娟每次跟着柯老雄出去，回来时“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五宝遇见华三后总是受折磨，“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逆来顺受的结果是无尽的欺凌与压迫。
《台北人》中第三类女性形象是市井人物，她们褪去了弥漫在其他两类女性形象周围的传奇色彩与魅惑气息，谱写出一曲无辜普通人的哀歌。她们虽由于战乱、政治等因素流落他乡或家破人亡，却选择将过往经历悉数看淡，过好眼前的生活。她们大多以叙述者或见证者的形象出现，感同身受地看人世变换，叹命运无常。
《花桥荣记》中的春梦婆原是桂林“花桥荣记”米粉店老板的女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苏北一战将丈夫打得下落不明，音讯全无。春梦婆逃往台北，孤身流落，为了生存七拼八凑将米粉店又开了起来，生意当然是大不如前了。过往的苦难经历被深深埋藏在心底，只有故乡的人或事还会触碰到柔软的心脏。米粉店的客人大多也是背井离乡从广西来到台北，她望着往来客人的各式人生， 虽爱憎分明，但还是以自身利益为标尺做出选择，时而冷眼旁观，时而参与其中。人过中年的她于自身而言已经没有太多追求，只是每天忙着店里的生意，约上几个妇人打麻将消磨时间，听听家长里短，俨然成为一个安于现状、自身利益至上的小市民。《一把青》中的空军家眷秦师娘和《岁除》中的军嫂刘太太也是背负着历史又坦然接受现状的市井人物，一个看淡了生离死别，笑着劝导同样嫁给了空军的朱青；一个在撤退台北后仍然将家庭经营得烟火气十足。《思旧赋》中的顺恩嫂和罗伯娘是行将衰亡的家族中的仆人，她们见证了家族由繁盛到倾颓的过程，直到整个家族的中坚力量全都覆灭，已年老多病的两人不得不撑起家族中所有的重担，维护残存的骨架，唯有回忆旧日盛景聊以自慰。 二、悲剧与悲悯
白先勇曾在《了解与同情》中谈道：“小说家对我们平常不敢面对、不敢说出来的弱点非常了解，他一方面要有同情、宽容、悲悯的胸怀，另一方面要极端的理性、残酷，直探人的弱点……他把残酷写出来，最终的目的是为博取读者的同情。” 《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悲剧性，这种悲剧性主要体现在历史、社会、个体三个方面。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仅仅呈现出女性的悲剧命运，而是深入她们内心情感的撕裂与挣扎，以一颗悲悯之心表现对历史洪流中漂泊者的叹息，对男权社会中“他者”的同情，对情欲世界中失落者的体认，对女性心理、女性深层困境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
（一）历史洪流中的漂泊者 “历史—命运”意识是贯穿于《台北人》中的线索。这些女性不同身份、不同选择的背后，是同样的无常命运与人世沧桑。从繁华到倾颓、从青春貌美到衰老寥落、从憧憬爱情到心如死灰、从美满幸福到家庭破碎……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渺小如蚁，挽留终究徒劳，动荡、衰颓、不幸才是人生的常态。战乱和流徙是导致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许多在这场大撤退中被裹挟着走的女性被迫离开故土，辗转迁徙至陌生的台北，背负着惨痛过去的她们本身便是历史洪流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在完成着个体的历史。不论是上流贵妇华夫人、钱夫人，还是欢场女性朱青，抑或是市井人物秦师娘、春梦婆，都经历了丧夫之痛和迁徙之伤，所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被命运之手无情摧毁，生活也失去了依靠。在现实的残酷统治下，生存的困境与无奈暴露无遗。
《秋思》中，作者更是通过象征表现了对历史、命运带给人的无力感的叹息。在华夫人的记忆里，“一捧雪”不仅代表着她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也代表着民国的繁荣昌盛。国家与个人命运紧紧相连，而“一捧雪”的残败正如人的青春、辉煌时刻以及国家的走向一样不可挽回，哪怕拼命维护也是徒劳。这正是历史洪流中、命运摆布下渺小无力的人类的悲剧性所在。
（二）男权社会中的“他者” 除却历史因素，女性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她们被男权社会的规则设定为“他者”，被社会结构和制度所建构。以《孤恋花》为例，作者通过多个事件展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孤恋花》中的三位女性皆是“外来者”，几经辗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靠做酒家女为生。由此可知，当时可供社会底层女性选择的道路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是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也常会受到男性的欺凌。从叙述较为详细的阿六的经历中可以窥见一斑。阿六刚到台北时跟着俞大块头跑单帮，不但赔了本钱，还要面对俞大塊头的无理抢劫。虽然拼死保住了翠镯，却又遭受俞大块头的谩骂。这一艰难的“突围”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他怀着人道主义同情描绘出于男权压迫之下女性之间相互慰藉的点滴温情，并有意强调反抗意识，为女性的出路提供新的可能。
一些学者认为，女性之间“同性爱”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压迫之下反抗男权政治的表现，她们强调友爱和支持，以此来建立“认同意识”。在《孤恋花》中，与“兽化”的男性形象相对立的，是女性之间细腻温存的情感。看到五宝惹人怜的模样，阿六“揪住她的腮，亲了两下”；五宝夜里踢被，阿六帮她盖上；五宝被烫伤，阿六“替她揉搓着，陪她到大天亮” ；娟娟被灌醉，阿六“脱下自己的大衣裹在她身上”，为她熬红糖姜茶；阿六和娟娟住在一起后，在家中不准娟娟多操劳。这些对于“同性爱”的描写真挚感人，是对父权社会的短暂逃离，是在苦难的人世寻求一个栖息地，流露出相濡以沫的人性温情。
《孤恋花》中的三个女性，娟娟所受的折磨最多，故而反抗也最为激烈。中元节的晚上，备受欺凌的娟娟用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天灵盖敲开了，而自己也发了疯。阿六和林三郎去疯人院看她时，她似乎变回了憨稚的孩童。娟娟的反抗，是其主体的超越性与长期被异化为客体的现实之间的斗争，是摆脱过去的束缚、自己定义自己的尝试。波伏娃认为，女人要在确定自己的超越性和异化为客体之间做选择。处于被压迫状态下的娟娟，其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女性使命之间是割裂的。作为人，她有对于主动性和自由的最初要求，但男人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于是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回到内在性。但受困于长期浸染她的社会、家庭、心理等种种因素，娟娟并没有成功确立自我的主体，并未获得思想上的上升与迈进，而是通过毁灭以求新生，最终回到纯真、憨稚的原点，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未完成状态下的超越。
（三）情欲世界中的迷失者 在历史与社会的双重压制下，女性要么作为男性的附庸被扁平化成为可供玩弄的物品，要么作为红颜祸水被妖魔化而失去令人同情的价值；被剥夺了自我言说可能性的她们，情感需求也常常被忽略。但白先勇并未将她们当作毫无血肉的“客体”，而是进入她们的内心世界，细腻地体察她们在情欲世界中的困境与挣扎，揭示其被掩盖的自我意识。以《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为例，于风月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年，金大班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和人生态度。面对舞场经理，她泼辣、精明、毫不退让；面对客人，她清醒、圆滑，以自身利益为先，然而外在的游刃有余与虚情假意的背后，是一颗柔软的真心和对纯真爱情的渴求。她年轻时曾真心实意地爱过一名叫月如的男子，为他怀了孕，并因孩子被强行打掉而寻过短见。少女金兆丽渐渐蜕变为一心为利益考量的金大班。可情感的创伤终究磨灭不了爱情给她带来的生命的真实与欢愉，对残酷现实的清醒认知与内在的生命渴求成了难以平衡的两极，于是她一面曲意逢迎一面内心不屑，一面教导年轻舞女们不动情一面帮助和自己当初一样为情所困的朱凤。“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 。尽管最后她在满足内心需求与面对现实的权衡中倾向了后者，选择了能让自己衣食无忧的男人作为归宿，但这份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直到嫁人的前一夜还未曾磨灭。那晚，在遇见一个腼腆青涩的年轻男人时，过往的回忆再度浮现于金大班眼前，她轻轻柔柔地教他跳舞，是对爱情的贪恋，亦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回望。
三、白先勇女性书写的发生学考察 欧阳子在《白先勇文集》序里写道：“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白先勇为何钟情于塑造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深切了解又是从何而来？通过分析白先勇的人生经历、情感倾向与文化意识，可归纳为内卷气质的形成、对女性的性别认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回溯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内卷气质的形成 心理学研究表明，“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他对遥远的、记不得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的触动”。童年是一个人成长的底色，也是性格特征、心理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先勇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外在的物质富足并不能抵消流徙给心灵带来的动荡不安，也不能满足一个孩子成长的需要。生于战乱频仍的1937年，白先勇的童年在逃难之中度过。从桂林到重庆再到上海，每来到一个新环境，总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地方风俗的不一和语言上的陌生，使年幼的白先勇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在“愁云惨雾”的重庆，年仅七八岁的白先勇患上了二期肺病。病中岁月不仅塑造了他的性格，亦对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个年代，肺病属于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为防止传染，白先勇被隔离在单独的房间里，不仅同龄人的陪伴成了奢望，家里的亲戚佣人经过他的房间都躲着走。隔离生活使他独自咀嚼人世冷暖与孤独寂寞，“顿感被打入了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性格也由“横行霸道”变得少言寡语。同时，它将白先勇的情感世界磨得愈发细腻，对自我、他人的痛楚格外敏感。嘉陵江涨大水，他“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父母在园中设宴，他只能望着兄弟姐妹于繁華中嬉戏，“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他是生命逝去的旁观者，亦是欢乐盛景的旁观者，在自我消化痛苦的过程中，对外界的关注逐渐内卷为对内心世界的探寻，精神气质也转而倾向女性的凄婉阴柔。
（二）对女性的性别认同 如果说病中岁月为他笼上一层细腻的情感底色及心理基础，那么生命中出现的两位女性和自身的同性恋倾向便是他对女性性别认同的重要因素。母亲和三姐白先明是对白先勇影响很大的两位女性。父亲常年在外征战，母亲是白先勇一直以来的依靠。逃难期间，白、马两家八十余口人全靠母亲一人，她“胸怀豁达”“热爱生命”“勇于求存”的精神给白先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明与白先勇年龄相仿，童年时长久的陪伴使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即便是在他因病隔离时这份情谊依旧未曾变化。在上海郊外养病期间，几乎没有来探望的访客，只有先明偷偷去过两次，给白先勇带来些许慰藉。后来先明的患病以及逝世对白先勇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也正是那时，白先勇开始阅读有关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的书籍，知道了人的心理的变幻莫测，心门难以打开。他写下《第六只手指》，在怀念先明善良纯真的性格和令自己感受到的手足温情的同时，也借此对母亲的心理以及母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常年的朝夕相处与温暖烛照，不仅使白先勇少年时的情感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母亲和先明身上，也促使他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对女性心理有更切身的了解，并有意识地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
1988年，在接受香港PLAYBOY杂志专访时，白先勇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然而在更早的时期，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理解尚有欠缺，在不被接受与认同的大环境下，这份隐秘的私人特质不能宣之于口，白先勇必然会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挣扎，但也正是这种性别的模糊化使他区别于一般男性的男权视角，对女性有更多的体恤；正是这份经历让他拥有了与被压迫被忽视的女性相似的体验，对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群体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正如他在回答法国《解放报》的采访时所说，“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他借助笔下的女性世界抒发内心的压抑与情感认同，表现对处于命运与社会枷锁中失去话语权的女性的同情与悲悯。
（三）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回溯 从文化意识角度看，白先勇之所以钟情于女性书写，与他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吸收策略有关，也就是说，白先勇杰出的女性叙事显示了他对传统女性叙事的反叛和回溯的双重心理。白先勇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从《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到男性诗人以女子自喻的诗词，再到《牡丹亭》至情至性的寻梦，阴柔美一直笼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为白先勇的审美心理打下了基础。《红楼梦》更是他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他曾坦言：“《红楼梦》是我看了很多遍的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当然是很大。” 《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众多，且各有特色，书中表现出的女性观及反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创作思想也被应用到了《台北人》的人物塑造中。其女性阶层不同，气质各异，最重要的是都展现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与多面，尤为饱满生动。
1957年，白先勇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他深受西方现代主义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同窗好友一起创办《现代文学》一刊。《现代文学》发刊以来，诸多作品呈现出创新求变的意识，关注女性、反叛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建构便是白先勇的突破口之一。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受到伦理道德等的制约，像《红楼梦》这样具体又细致地展现女性命运的作品实为少数，大多数作品中，女性仅作为工具或陪衬，其真实的生存状态常常被忽略。白先勇从这一点出发，对女性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揭露与描绘。
1963年，白先勇来到爱荷华留学。异国岁月并未使他远离传统文化，而是赋予他一种全新的视角。他从图书馆借来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跳脱出既有认知对其进行回溯。在外留学的经历使他的文化视野更为开阔，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作品或历史传说中的女性原型，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通过金大班、娟娟等形象的隐秘心理为被污名化的欢场女性发声，通过钱夫人、华夫人等形象的优雅与落寞再现古老中国的风貌，表现对一个时代逝去的怅然与痛惜。从青春到衰老、从辉煌到暗淡，女性的命运与大时代的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她们是千千万万漂泊中的“台北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也是沧桑历史巨变下民国兴衰的投射，具有长久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白先勇.游园惊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白先勇.台北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3]白先勇.了解与同情[J].妇女杂志，1982（167）.
[4]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1卷）·寂寞的十七岁[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5]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 苏枫.对话白先勇：青春走得太快，只能存在于艺术之中[J].小康，2011 （12）.
[7]白先勇.昔我往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 林树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简论[J].中国比较文学，1995（2）.
[9] 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 者： 许梓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白先勇 《台北人》 女性书写
在由男性主导的历史中，女性往往被当作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附属物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当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时，大多以社会标准之化身的形象从高处俯视，他们作为传统女性美德的赞美者，或所谓“红颜祸水”的批判者，构建着想象中的女性形象。可真实的女性自我以及她们的精神世界却很少被阐发。
白先勇独特的经历与情感体验赋予了他跨越性别的视角，他通过对女性心理的深刻洞察与准确把握，不仅呈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为女性的突围与自我觉醒提供了可能。在他笔下，她们不再是单纯的受压迫者与待拯救者，不再是被扁平化的“他者”，而是饱满、立体、表现出了自我撕裂与朦胧的主体意识的个体。正如他在《明星咖啡馆》中所写：“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 从这些女性形象出发，作者进一步探讨女性命运，表现对整个社会及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与悲悯。
一、女性类型与精神气质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类型大致有上流贵妇、欢场女性、市井人物。先看第一类上流贵妇。
《秋思》中的华夫人和《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是上流貴妇的代表。作为将军夫人，她们原先尽享荣华富贵：华将军班师回朝，“开进南京城的当儿，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揩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钱将军为钱夫人办生日宴“宴客的款式怕不噪反了整个南京城”。然而面对时局的动荡和丈夫的去世，她们不但生活境况大不如前，且韶华不再，在社交圈中其他“姐妹”的衬托下更添凄凉。一个时代逝去的失落感与个体的隐忧交织在一起，她们一个固执挣扎，一个沉溺过去，却都抵不过时间的侵蚀。华夫人像往常那般高贵、傲气、不愿低头，想尽办法挽留住青春容颜，一如她雇人精心照料盈满往昔回忆的“一捧雪”。可鬓边的白发却提醒着她一切都是徒劳，即便人为地笼起也无法掩盖衰老的事实。满园的“一捧雪”乍一看似乎比先前繁盛，细看终究是露出衰相，许多花苞都已腐烂发霉，一种无可躲避、无可挽救的衰颓也正侵蚀着华夫人的心。钱夫人的一生便如同一场“游园惊梦”，在这场短暂的“梦”中，她因戏得情，又通过情人郑彦青弥补了情感世界的空虚，真正“活过一次”。但梦醒之后，丈夫故去、情人离开、年华老去，再度赴宴时已物是人非。曾经的姐妹们正春风得意，而自己早已格格不入。台北长旗袍已不再流行，她身着料子有些旧的杭绸旗袍赴宴，显得黯然失色；心魔使她哑了嗓子不能再唱，替代了昆曲高雅唱腔的是余参军长哗众取宠的一段《八大锤》，引得众人一片哄笑；其他夫人们有专车接送，她只能叫计程车独自回到冷清的南部继续消磨孤寂而漫长的时光。过去与现在相互缠绕，幻象与回忆交叠出现，面对不堪的现实和无常的命运，她无力反抗，怀着无尽愁思沉溺在回忆里不愿醒来。
第二类女性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欢场女性。她们的身影出现在舞厅、酒楼等地，靠出卖自己的色相换得生存。她们有的于风月场上如鱼得水，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命运的掌控者；有的软弱无力，因地位低下而被百般蹂躏。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如幽灵一般跳脱于人世之外，又控制着人世种种。她不仅妩媚优雅，而且能照顾到每个客人的喜好和情绪，说话“又中听，又妥帖”。她以旁观者的姿态自由穿梭于风月场，照顾新人，安抚旧人，不动情不示弱，给人一种“总也不老”的生命恒常感。而那些与她交往的男子，无论先前地位多么显赫，都会身败名裂，短命而去。与其说尹雪艳是“女祭司”“妖孽”，不如说这种淡漠与抽离是世事在她身上留下的圆滑老练，也是她用以自保的生活方式。在女性被物化、失去话语权的社会里，算计与权衡是生存的根本；也正因如此，她才从来不必为生计发愁，更从来不用承担任何道德义务，即便是嫉妒她的女人们也都无能为力，只得百般讨好。相较于她身边那些一味依附于丈夫的太太们，尹雪艳可以说一直是能动者和自我命运的主宰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泼辣精干、迷得一众男人围着她团团转的金大班和《一把青》中因心灵遭受重创而戏谑人生的朱青亦是如此。个体的爱恨情仇已不再重要，不管是尹雪艳的冷、金大班的泼辣，还是朱青的无动于衷，都是一层自我保护的壳，也是在无法改变生存法则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然而并非所有欢场女性都能成功构筑自我保护之壳。《孤恋花》中的娟娟和五宝由于自身的软弱，在做陪酒女时饱受蹂躏。娟娟每次跟着柯老雄出去，回来时“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五宝遇见华三后总是受折磨，“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逆来顺受的结果是无尽的欺凌与压迫。
《台北人》中第三类女性形象是市井人物，她们褪去了弥漫在其他两类女性形象周围的传奇色彩与魅惑气息，谱写出一曲无辜普通人的哀歌。她们虽由于战乱、政治等因素流落他乡或家破人亡，却选择将过往经历悉数看淡，过好眼前的生活。她们大多以叙述者或见证者的形象出现，感同身受地看人世变换，叹命运无常。
《花桥荣记》中的春梦婆原是桂林“花桥荣记”米粉店老板的女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苏北一战将丈夫打得下落不明，音讯全无。春梦婆逃往台北，孤身流落，为了生存七拼八凑将米粉店又开了起来，生意当然是大不如前了。过往的苦难经历被深深埋藏在心底，只有故乡的人或事还会触碰到柔软的心脏。米粉店的客人大多也是背井离乡从广西来到台北，她望着往来客人的各式人生， 虽爱憎分明，但还是以自身利益为标尺做出选择，时而冷眼旁观，时而参与其中。人过中年的她于自身而言已经没有太多追求，只是每天忙着店里的生意，约上几个妇人打麻将消磨时间，听听家长里短，俨然成为一个安于现状、自身利益至上的小市民。《一把青》中的空军家眷秦师娘和《岁除》中的军嫂刘太太也是背负着历史又坦然接受现状的市井人物，一个看淡了生离死别，笑着劝导同样嫁给了空军的朱青；一个在撤退台北后仍然将家庭经营得烟火气十足。《思旧赋》中的顺恩嫂和罗伯娘是行将衰亡的家族中的仆人，她们见证了家族由繁盛到倾颓的过程，直到整个家族的中坚力量全都覆灭，已年老多病的两人不得不撑起家族中所有的重担，维护残存的骨架，唯有回忆旧日盛景聊以自慰。 二、悲剧与悲悯
白先勇曾在《了解与同情》中谈道：“小说家对我们平常不敢面对、不敢说出来的弱点非常了解，他一方面要有同情、宽容、悲悯的胸怀，另一方面要极端的理性、残酷，直探人的弱点……他把残酷写出来，最终的目的是为博取读者的同情。” 《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悲剧性，这种悲剧性主要体现在历史、社会、个体三个方面。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仅仅呈现出女性的悲剧命运，而是深入她们内心情感的撕裂与挣扎，以一颗悲悯之心表现对历史洪流中漂泊者的叹息，对男权社会中“他者”的同情，对情欲世界中失落者的体认，对女性心理、女性深层困境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
（一）历史洪流中的漂泊者 “历史—命运”意识是贯穿于《台北人》中的线索。这些女性不同身份、不同选择的背后，是同样的无常命运与人世沧桑。从繁华到倾颓、从青春貌美到衰老寥落、从憧憬爱情到心如死灰、从美满幸福到家庭破碎……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渺小如蚁，挽留终究徒劳，动荡、衰颓、不幸才是人生的常态。战乱和流徙是导致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许多在这场大撤退中被裹挟着走的女性被迫离开故土，辗转迁徙至陌生的台北，背负着惨痛过去的她们本身便是历史洪流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在完成着个体的历史。不论是上流贵妇华夫人、钱夫人，还是欢场女性朱青，抑或是市井人物秦师娘、春梦婆，都经历了丧夫之痛和迁徙之伤，所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被命运之手无情摧毁，生活也失去了依靠。在现实的残酷统治下，生存的困境与无奈暴露无遗。
《秋思》中，作者更是通过象征表现了对历史、命运带给人的无力感的叹息。在华夫人的记忆里，“一捧雪”不仅代表着她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也代表着民国的繁荣昌盛。国家与个人命运紧紧相连，而“一捧雪”的残败正如人的青春、辉煌时刻以及国家的走向一样不可挽回，哪怕拼命维护也是徒劳。这正是历史洪流中、命运摆布下渺小无力的人类的悲剧性所在。
（二）男权社会中的“他者” 除却历史因素，女性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她们被男权社会的规则设定为“他者”，被社会结构和制度所建构。以《孤恋花》为例，作者通过多个事件展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孤恋花》中的三位女性皆是“外来者”，几经辗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靠做酒家女为生。由此可知，当时可供社会底层女性选择的道路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是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也常会受到男性的欺凌。从叙述较为详细的阿六的经历中可以窥见一斑。阿六刚到台北时跟着俞大块头跑单帮，不但赔了本钱，还要面对俞大塊头的无理抢劫。虽然拼死保住了翠镯，却又遭受俞大块头的谩骂。这一艰难的“突围”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他怀着人道主义同情描绘出于男权压迫之下女性之间相互慰藉的点滴温情，并有意强调反抗意识，为女性的出路提供新的可能。
一些学者认为，女性之间“同性爱”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压迫之下反抗男权政治的表现，她们强调友爱和支持，以此来建立“认同意识”。在《孤恋花》中，与“兽化”的男性形象相对立的，是女性之间细腻温存的情感。看到五宝惹人怜的模样，阿六“揪住她的腮，亲了两下”；五宝夜里踢被，阿六帮她盖上；五宝被烫伤，阿六“替她揉搓着，陪她到大天亮” ；娟娟被灌醉，阿六“脱下自己的大衣裹在她身上”，为她熬红糖姜茶；阿六和娟娟住在一起后，在家中不准娟娟多操劳。这些对于“同性爱”的描写真挚感人，是对父权社会的短暂逃离，是在苦难的人世寻求一个栖息地，流露出相濡以沫的人性温情。
《孤恋花》中的三个女性，娟娟所受的折磨最多，故而反抗也最为激烈。中元节的晚上，备受欺凌的娟娟用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天灵盖敲开了，而自己也发了疯。阿六和林三郎去疯人院看她时，她似乎变回了憨稚的孩童。娟娟的反抗，是其主体的超越性与长期被异化为客体的现实之间的斗争，是摆脱过去的束缚、自己定义自己的尝试。波伏娃认为，女人要在确定自己的超越性和异化为客体之间做选择。处于被压迫状态下的娟娟，其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女性使命之间是割裂的。作为人，她有对于主动性和自由的最初要求，但男人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于是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回到内在性。但受困于长期浸染她的社会、家庭、心理等种种因素，娟娟并没有成功确立自我的主体，并未获得思想上的上升与迈进，而是通过毁灭以求新生，最终回到纯真、憨稚的原点，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未完成状态下的超越。
（三）情欲世界中的迷失者 在历史与社会的双重压制下，女性要么作为男性的附庸被扁平化成为可供玩弄的物品，要么作为红颜祸水被妖魔化而失去令人同情的价值；被剥夺了自我言说可能性的她们，情感需求也常常被忽略。但白先勇并未将她们当作毫无血肉的“客体”，而是进入她们的内心世界，细腻地体察她们在情欲世界中的困境与挣扎，揭示其被掩盖的自我意识。以《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为例，于风月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年，金大班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和人生态度。面对舞场经理，她泼辣、精明、毫不退让；面对客人，她清醒、圆滑，以自身利益为先，然而外在的游刃有余与虚情假意的背后，是一颗柔软的真心和对纯真爱情的渴求。她年轻时曾真心实意地爱过一名叫月如的男子，为他怀了孕，并因孩子被强行打掉而寻过短见。少女金兆丽渐渐蜕变为一心为利益考量的金大班。可情感的创伤终究磨灭不了爱情给她带来的生命的真实与欢愉，对残酷现实的清醒认知与内在的生命渴求成了难以平衡的两极，于是她一面曲意逢迎一面内心不屑，一面教导年轻舞女们不动情一面帮助和自己当初一样为情所困的朱凤。“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 。尽管最后她在满足内心需求与面对现实的权衡中倾向了后者，选择了能让自己衣食无忧的男人作为归宿，但这份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直到嫁人的前一夜还未曾磨灭。那晚，在遇见一个腼腆青涩的年轻男人时，过往的回忆再度浮现于金大班眼前，她轻轻柔柔地教他跳舞，是对爱情的贪恋，亦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回望。
三、白先勇女性书写的发生学考察 欧阳子在《白先勇文集》序里写道：“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白先勇为何钟情于塑造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深切了解又是从何而来？通过分析白先勇的人生经历、情感倾向与文化意识，可归纳为内卷气质的形成、对女性的性别认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回溯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内卷气质的形成 心理学研究表明，“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他对遥远的、记不得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的触动”。童年是一个人成长的底色，也是性格特征、心理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先勇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外在的物质富足并不能抵消流徙给心灵带来的动荡不安，也不能满足一个孩子成长的需要。生于战乱频仍的1937年，白先勇的童年在逃难之中度过。从桂林到重庆再到上海，每来到一个新环境，总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地方风俗的不一和语言上的陌生，使年幼的白先勇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在“愁云惨雾”的重庆，年仅七八岁的白先勇患上了二期肺病。病中岁月不仅塑造了他的性格，亦对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个年代，肺病属于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为防止传染，白先勇被隔离在单独的房间里，不仅同龄人的陪伴成了奢望，家里的亲戚佣人经过他的房间都躲着走。隔离生活使他独自咀嚼人世冷暖与孤独寂寞，“顿感被打入了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性格也由“横行霸道”变得少言寡语。同时，它将白先勇的情感世界磨得愈发细腻，对自我、他人的痛楚格外敏感。嘉陵江涨大水，他“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父母在园中设宴，他只能望着兄弟姐妹于繁華中嬉戏，“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他是生命逝去的旁观者，亦是欢乐盛景的旁观者，在自我消化痛苦的过程中，对外界的关注逐渐内卷为对内心世界的探寻，精神气质也转而倾向女性的凄婉阴柔。
（二）对女性的性别认同 如果说病中岁月为他笼上一层细腻的情感底色及心理基础，那么生命中出现的两位女性和自身的同性恋倾向便是他对女性性别认同的重要因素。母亲和三姐白先明是对白先勇影响很大的两位女性。父亲常年在外征战，母亲是白先勇一直以来的依靠。逃难期间，白、马两家八十余口人全靠母亲一人，她“胸怀豁达”“热爱生命”“勇于求存”的精神给白先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明与白先勇年龄相仿，童年时长久的陪伴使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即便是在他因病隔离时这份情谊依旧未曾变化。在上海郊外养病期间，几乎没有来探望的访客，只有先明偷偷去过两次，给白先勇带来些许慰藉。后来先明的患病以及逝世对白先勇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也正是那时，白先勇开始阅读有关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的书籍，知道了人的心理的变幻莫测，心门难以打开。他写下《第六只手指》，在怀念先明善良纯真的性格和令自己感受到的手足温情的同时，也借此对母亲的心理以及母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常年的朝夕相处与温暖烛照，不仅使白先勇少年时的情感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母亲和先明身上，也促使他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对女性心理有更切身的了解，并有意识地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
1988年，在接受香港PLAYBOY杂志专访时，白先勇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然而在更早的时期，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理解尚有欠缺，在不被接受与认同的大环境下，这份隐秘的私人特质不能宣之于口，白先勇必然会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挣扎，但也正是这种性别的模糊化使他区别于一般男性的男权视角，对女性有更多的体恤；正是这份经历让他拥有了与被压迫被忽视的女性相似的体验，对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群体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正如他在回答法国《解放报》的采访时所说，“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他借助笔下的女性世界抒发内心的压抑与情感认同，表现对处于命运与社会枷锁中失去话语权的女性的同情与悲悯。
（三）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回溯 从文化意识角度看，白先勇之所以钟情于女性书写，与他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吸收策略有关，也就是说，白先勇杰出的女性叙事显示了他对传统女性叙事的反叛和回溯的双重心理。白先勇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从《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到男性诗人以女子自喻的诗词，再到《牡丹亭》至情至性的寻梦，阴柔美一直笼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为白先勇的审美心理打下了基础。《红楼梦》更是他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他曾坦言：“《红楼梦》是我看了很多遍的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当然是很大。” 《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众多，且各有特色，书中表现出的女性观及反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创作思想也被应用到了《台北人》的人物塑造中。其女性阶层不同，气质各异，最重要的是都展现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与多面，尤为饱满生动。
1957年，白先勇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他深受西方现代主义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同窗好友一起创办《现代文学》一刊。《现代文学》发刊以来，诸多作品呈现出创新求变的意识，关注女性、反叛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建构便是白先勇的突破口之一。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受到伦理道德等的制约，像《红楼梦》这样具体又细致地展现女性命运的作品实为少数，大多数作品中，女性仅作为工具或陪衬，其真实的生存状态常常被忽略。白先勇从这一点出发，对女性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揭露与描绘。
1963年，白先勇来到爱荷华留学。异国岁月并未使他远离传统文化，而是赋予他一种全新的视角。他从图书馆借来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跳脱出既有认知对其进行回溯。在外留学的经历使他的文化视野更为开阔，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作品或历史传说中的女性原型，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通过金大班、娟娟等形象的隐秘心理为被污名化的欢场女性发声，通过钱夫人、华夫人等形象的优雅与落寞再现古老中国的风貌，表现对一个时代逝去的怅然与痛惜。从青春到衰老、从辉煌到暗淡，女性的命运与大时代的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她们是千千万万漂泊中的“台北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也是沧桑历史巨变下民国兴衰的投射，具有长久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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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许梓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