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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罗斯寡头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群体，了解这个群体的真实概念有利于理解俄罗斯转型的含义。俄罗斯转轨后的发展路径和现状正是中国改革的参照对象，而“寡头”又是俄罗斯社会所产生的奇特现象，对中国而言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1996年正值俄罗斯总统大选之际，俄罗斯社会学家库留西塔诺夫卡娅将她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消息报》上，她的论文用了“寡头”一词来形容诸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宁等一些俄罗斯顶级大亨。这个定义很精彩，它一下子成为俄罗斯以及西方世界描述并理解俄罗斯的关键性概念。而那时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竞选俄罗斯总统的大戏刚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和较量，更是“两条路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夺。
一、寡头形成的根源
“寡头”（oligarch）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指少数掌权的贵族。而在近现代，寡头分为经济寡头和政治寡头，并且二者联系紧密。经济寡头是指工业界和金融界巨头，是大垄断者。经济寡头为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向政权渗透并干预政治，便成为了政治寡头。
苏联后期腐败已经蔓延至整个权力体系，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官员借助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盛行，这是解体后导致官僚资产阶级迅速形成的关键因素。为了有效地推动社会改革，叶利钦需要培养一批能够促进经济转轨的革命性力量。显而易见，只有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才能够得以实现。正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改革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成为了叶利钦最佳的“合作伙伴”。为了加快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壮大，俄罗斯政府为其提供了种种政策优惠。正是这些迅速崛起的金融工业集团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也被称为七人集团。七人集团是俄罗斯寡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六大金融集团（七人集团中除却卢卡伊尔集团外）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多数公众媒体。
二、叶利钦时期寡头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
（一）寡头对掌权者的“俘获”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俘获”现象。多数寡头都曾经通过“俘获”政府官员来获得政策上的倾斜和垄断资源的独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壮大了自身的势力，更重要的是寡头通过对政权的步步渗透，逐渐成为一股可以对政治施加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1993年，叶利钦为了独揽大权，一手缔造了“总统集权制”，总统是政治决策的关键，总统决定了事，几乎没有更改的可能。因此，寡头对政权机构实施“俘获”时，无须对各级主管部门及层层官僚进行游说、引诱和威逼，而往往直接针对总统本人，即要么说服叶利钦总统吸收本集团的某人进入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要么直接收买并影响或操纵叶利钦总统。俄罗斯寡头对政治的影响从行为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掌权者为自身的代理人，通过“俘获”手段来获取政策支持，最终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第二阶段是寡头直接进入权力机构，通过参与甚至主导政策制定和执行来为寡头集团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一行为带有显著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寡头还没有真正坐大，他们只能寻求与掌权者勾结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1995年年底在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叶利钦在寡头集团的倾力支持下艰难地获得了大选的胜利，整个过程充分展现了寡头通过手中所掌控的资本力量和公众媒体等宣传手段对政治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力。
（二）寡头直接干政
叶利钦大选的胜利也让寡头直接进入了政治影响的第二阶段——寡头集团直接成为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开始直接参与政治游戏。别列佐夫斯基在当时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权力听命于财富”——“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不过现在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权力就是资本。如果什么对资本有利，那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是有利的。”随后，作为支持叶利钦当选总统的回报，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步入国家权力的核心。政府特别是作为总统的叶利钦被寡头集团“俘获”，加之寡头直接参与权力分配和运行，俄罗斯政府完全沦为了寡头们巧取豪夺的强大机器。
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对政府的影响力，寡头们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产生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俄罗斯寡头的生存方式。1997年7月，在国家电信股份公司股权和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的拍卖案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均未能获得任何好处而指责丘拜斯等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偏袒波塔宁。结果，在丘拜斯等人的反复游说下，叶利钦竟然免去了别列佐夫斯基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的职务。但是别列佐夫斯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屈服于其他的寡头。1998年3月，在别列佐夫斯基的直接策划下，叶利钦解散了当时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同时也解除了丘拜斯的职务。同年5月别列佐夫斯基再次进入政坛，被叶利钦任命为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执行秘书。此时的别列佐夫斯基已经不甘心做一个听命于总统的寡头和政客，他想成为“国王制造者！”1998年9月，普利马科夫出任总理后，主张“恢复国家的正式权力”和“消除寡头政治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这引起了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集团的异常愤怒和不满，从1999年2月起，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利用手中的公众媒体对普利马科夫进行大量的负面报道，1999年5月，叶利钦再次解散了政府，普利马科夫被解除了职务。至此，寡头集团的金融资本已经转化为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公然地、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政权。
三、结语
俄罗斯的寡头现象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在转型社会中，被放纵的资本与定位不清的政权之间的互动过程，寡头之所以得以操纵社会，把一己之私利凌驾于社会公益之上，其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政权建设不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专制的弱政府。专制导致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而弱政府则使得政权无法快速有效地对社会施加影响，被崛起的寡头力量所控制。因此，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建立起强大有效的政府机构，以防止政权衰弱和保持转型的节奏，不至于因为过激而失控。由政府主导可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的运转效率和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此外，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可以避免政权更迭，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和市场化改革，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1996年正值俄罗斯总统大选之际，俄罗斯社会学家库留西塔诺夫卡娅将她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消息报》上，她的论文用了“寡头”一词来形容诸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宁等一些俄罗斯顶级大亨。这个定义很精彩，它一下子成为俄罗斯以及西方世界描述并理解俄罗斯的关键性概念。而那时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竞选俄罗斯总统的大戏刚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和较量，更是“两条路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夺。
一、寡头形成的根源
“寡头”（oligarch）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指少数掌权的贵族。而在近现代，寡头分为经济寡头和政治寡头，并且二者联系紧密。经济寡头是指工业界和金融界巨头，是大垄断者。经济寡头为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向政权渗透并干预政治，便成为了政治寡头。
苏联后期腐败已经蔓延至整个权力体系，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官员借助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盛行，这是解体后导致官僚资产阶级迅速形成的关键因素。为了有效地推动社会改革，叶利钦需要培养一批能够促进经济转轨的革命性力量。显而易见，只有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才能够得以实现。正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改革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成为了叶利钦最佳的“合作伙伴”。为了加快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壮大，俄罗斯政府为其提供了种种政策优惠。正是这些迅速崛起的金融工业集团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也被称为七人集团。七人集团是俄罗斯寡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六大金融集团（七人集团中除却卢卡伊尔集团外）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多数公众媒体。
二、叶利钦时期寡头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
（一）寡头对掌权者的“俘获”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俘获”现象。多数寡头都曾经通过“俘获”政府官员来获得政策上的倾斜和垄断资源的独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壮大了自身的势力，更重要的是寡头通过对政权的步步渗透，逐渐成为一股可以对政治施加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1993年，叶利钦为了独揽大权，一手缔造了“总统集权制”，总统是政治决策的关键，总统决定了事，几乎没有更改的可能。因此，寡头对政权机构实施“俘获”时，无须对各级主管部门及层层官僚进行游说、引诱和威逼，而往往直接针对总统本人，即要么说服叶利钦总统吸收本集团的某人进入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要么直接收买并影响或操纵叶利钦总统。俄罗斯寡头对政治的影响从行为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掌权者为自身的代理人，通过“俘获”手段来获取政策支持，最终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第二阶段是寡头直接进入权力机构，通过参与甚至主导政策制定和执行来为寡头集团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一行为带有显著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寡头还没有真正坐大，他们只能寻求与掌权者勾结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1995年年底在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叶利钦在寡头集团的倾力支持下艰难地获得了大选的胜利，整个过程充分展现了寡头通过手中所掌控的资本力量和公众媒体等宣传手段对政治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力。
（二）寡头直接干政
叶利钦大选的胜利也让寡头直接进入了政治影响的第二阶段——寡头集团直接成为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开始直接参与政治游戏。别列佐夫斯基在当时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权力听命于财富”——“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不过现在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权力就是资本。如果什么对资本有利，那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是有利的。”随后，作为支持叶利钦当选总统的回报，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步入国家权力的核心。政府特别是作为总统的叶利钦被寡头集团“俘获”，加之寡头直接参与权力分配和运行，俄罗斯政府完全沦为了寡头们巧取豪夺的强大机器。
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对政府的影响力，寡头们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产生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俄罗斯寡头的生存方式。1997年7月，在国家电信股份公司股权和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的拍卖案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均未能获得任何好处而指责丘拜斯等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偏袒波塔宁。结果，在丘拜斯等人的反复游说下，叶利钦竟然免去了别列佐夫斯基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的职务。但是别列佐夫斯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屈服于其他的寡头。1998年3月，在别列佐夫斯基的直接策划下，叶利钦解散了当时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同时也解除了丘拜斯的职务。同年5月别列佐夫斯基再次进入政坛，被叶利钦任命为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执行秘书。此时的别列佐夫斯基已经不甘心做一个听命于总统的寡头和政客，他想成为“国王制造者！”1998年9月，普利马科夫出任总理后，主张“恢复国家的正式权力”和“消除寡头政治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这引起了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集团的异常愤怒和不满，从1999年2月起，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利用手中的公众媒体对普利马科夫进行大量的负面报道，1999年5月，叶利钦再次解散了政府，普利马科夫被解除了职务。至此，寡头集团的金融资本已经转化为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公然地、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政权。
三、结语
俄罗斯的寡头现象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在转型社会中，被放纵的资本与定位不清的政权之间的互动过程，寡头之所以得以操纵社会，把一己之私利凌驾于社会公益之上，其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政权建设不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专制的弱政府。专制导致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而弱政府则使得政权无法快速有效地对社会施加影响，被崛起的寡头力量所控制。因此，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建立起强大有效的政府机构，以防止政权衰弱和保持转型的节奏，不至于因为过激而失控。由政府主导可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的运转效率和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此外，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可以避免政权更迭，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和市场化改革，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