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互联网+”的概念开始显著地进入国家和人民的视野。所谓“互联网+”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现有的各大行业进行改造，从而产生新的行业模式。从宏观上来看，“互联网+”战略内涵丰富，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大产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升级与转型。目前，“互联网+”掀起的创新浪潮已经几乎覆盖了整个第三产业，并开始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治理格局、治理体制和治理体系等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刻的转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与社会各主体一起，进行社会治理。具体来说，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主体包括党组织、政府、企业、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等。互联网发展20多年来，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也为新时期的社会协同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互联网+”战略下，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一、“互联网+”战略下社会的新变化
　　1.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升级
　　“互联网+”战略下，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发展生态。目前，“互联网+”正在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极大改变了一些行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许多企业在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后发挥出了以往不具备的功能，从而使企业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转型，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首先，“互联网+”能够直接创造出新兴产业，促进了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其次，“互联网+”带动了传统产业变革。无论是工业制造还是农业生产，只要传统产业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都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总之，“互联网+”促进了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而产业模式的创新升级一方面为产业智能化提供了支撑，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现实环境，“互联网+”战略下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
　　2.人民社交生活呈现新特点
　　互联网时代带给我们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社会交流和社会生活的日趋虚拟化。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网民每周上网的时长呈逐年增长之势，尤其随着各类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成为网民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交流方面，自媒体时代带来的传播变革，让虚拟社会空间中的社会个体真正地成了“信息的主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而言，拥有一个能上网的智能终端，就拥有了大范围传播信息的可能。人们通过网络交流、娱乐、购物、支付，总之，除了当前已有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领域外，个人理财、旅游预订、医疗健康、劳动就业、法律服务、日常家居等各领域都呈现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网络化发展态势。同时，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的出现和虚拟社会群体的发展壮大，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解构和再构。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往往扮演多种角色，每个独立的网络个体可以不依赖任何人以虚拟角色在社会中发挥影响。而虚拟角色的产生又形成了离散化的、不稳定的虚拟社会结构。但总的来说，互联网促进了中国社会个体的连接，并将这一连接的范围和程度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到社会的各领域，从而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互联网+”战略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互联网时代呼吁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首先，社会虚拟化特征的发展，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治理的网络化发展趋势，使治理领域向网络空间延伸。传统的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元化模式不得不进行革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能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或中介者。社会生活各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主体的相应增多。
　　其次，网络终端数量的增长以及网络空间边界的延伸，导致虚拟社会的安全隐患和安全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地摆在社会面前。近些年来，网络谣言肆虐，网络攻击、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与稳定。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新的体验的同时，也不断带来新的风险。由于网络主体的虚拟性和离散性特点，仅靠政府来进行网络安全治理，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和其他社会主体合作，才能使相关治理行动更加及时、准确、高效。
　　2.“平等、开放、共享”的网络特征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创造条件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因此成为必然要求。同时，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诸多特征也为多元主体协同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从当前中国网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43.8%的网民表示喜欢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可见，网络空间已成为中国网民平等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网络平台的平等性使来自社会底层草根群体的声音，能够突破传统媒体时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显著地被社会倾听并引发关注。这种来自网络的声音也正是普通民众要求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而网络的发展显然给予了他们满足参与社会治理需求的平台。
　　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共享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从网上获取、分享信息，发表意见，进行个性化选择。这内在地推动了社会治理开放性的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使更大数量、更广范围、更多类型的社会个体有了加强联系和互动的可能，大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协同。马克·格兰诺维特曾说：“互联网使我们对世界的情况了解更多，我们有了更多的弱连接，我们意识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观点。动员大众参加政治或其他活动更加容易。”如果将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那么形成多元主体整合性的社会协同治理，在互联网时代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