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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民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从20世纪开始，他便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民族志等方面的研究。杨先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到学术视野，从写作风格到研究理念，都给年轻学者做了表率。今天，大数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数理统计、矩阵生成等方面越来越被重视，如能将杨民康先生的学术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將他的研究成果与特点以比较客观的图表或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可以让大家学习参考。
[关键词]杨民康;民族音乐学;大数据;矩阵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32-04
一、杨民康先生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究视角
杨民康先生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颇有自己的研究，他在大量阅读了外国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资料后，一直致力于研究民族音乐学如何在借鉴外国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的研究视角。
（一）多点音乐民族志的两个分析法——共时与历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越来越多地交叉和融合，定点单向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了，更多的是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现象。为此马库斯提出了“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新思路。民族志的研究视角也分别从空间（共时性）和时间（历时性）两个维度拓展，出现了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新路向。
1共时性
本图摘自杨民康先生论文
通过图1，笔者将共时性的视角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平面的研究，以某一特定的现象（如舞蹈或民间音乐）为主进行研究，通过横向的，如与不同地区的同一现象进行对比，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功用和意义，不同的地域的人有着自己对文化的认知。笔者看到这里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正是运用到了比较音乐学的学理理论吗。杨民康先生则说：“多点音乐民族志与比较音乐学在方法论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便体现在以音乐符号线索为中心展开追踪和比较，而非整体性个案的横移或纵挪。”比较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志其中的异同点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其中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后辈继续学习和研究的东西。
2历时性
相对于共时性，历时性则更注重时空的概念。可以以图2为例，进行详细的说明。
图2是共时性思维与历时性思维的一个对比，横坐标为历时性，纵坐标为共时性。笔者理解：历时性是一个以时间和地理为研究重点的时空观研究方式，对某一现象的研究从早期形象到当代形象，从早期文化语境，到当代文化语境，是一个比共时性思路更加立体化的研究。
根据我国多年来由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是以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为主，后期则转向了多点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此前传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往往以乐谱或音响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中的理论知识得出最后的关于音乐文化的结论。而杨先生则提醒我们注意另一种方式：以动态的音声展示的仪式化过程为对象，再去进行文化观念的探寻。
（二）通过音乐研究，洞悉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人们对音乐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声音、结构的本身，而很少将文化生活放在研究的范围之中。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在当今社会中，音乐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文化交融在了一起，呈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因此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可以看作是音乐主旨论，而后起的文化主旨论则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强调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2]这并不是忽视了音乐的本体内涵，而是应该把音乐的研究放进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音乐的研究来认识人的文化活动，音乐本身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类型之一，杨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将音乐文化的本质与人类文化活动割裂开来。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究不再拘泥于对作品的分析，研究视野也不仅是停留在谱面上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通过人的行为去研究音乐的本质。
（三）基于“双视角”的文化立场推进民族音乐学研究
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性的，因此杨民康先生认为双视角的研究方法及其观念也应该是民族音乐学学科所需要重视的研究视角。
杨先生在2004年的时候提出：“至今还缺少，并且需要一种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从学科发展史角度对该理论方法的衍变脉络进行的梳理工作。”[3]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许多二元论的东西。如在其《“减幅-增幅”与“模式-变体”——再论中国语境下的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一文中提到的“减幅-增幅”“模式-变体”;在《描述与阐释：音乐民族志描写的方法论取向》一文中谈到“描述-阐释”;在《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一文中提到的“隐喻-象征”“共时-历时”;等等。以上，能看出杨先生“在解读各种学科理论时都特别重视以吉尔兹‘归属型-对象型’来定位这些系列关系，以探讨不同方法在面对音乐文化研究时的适应性”[4]。
二、音乐文化与认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的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与研究。
（一）从介绍音乐文化认同的概念入手
通过阅读杨先生的文章，笔者将音乐文化认同分为了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是从人的角度去划分。首先是指局内人，杨先生的文章中提出“文化持有者即局内人”，笔者认为“文化持有者”这个词语是否能非常准确地表达局内人的意义是有待商榷的。以苏州评弹为例，苏州当地的表演者会唱苏州评弹，而此时一个外地人也会唱，那是否能说这个外地人是该文化的持有者呢？若可以视为他也是文化持有者，那是否也能认为该外地人是局内人呢？可能有待商榷的，笔者认为不是会唱或者会演奏某一民间音乐（乐器）的人就可以称为局内人，局内人一般是同一族群的，拥有相同音乐文化认同的一群人，并且在观念、行为、文化产品等要素和群体成员的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对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也是他们对于各种文化标志的认同态度。其次是从局外人，也就是在音乐研究者的眼中的认同是一种音乐或者艺术现象。第二，是主位/侧位认同和客位（学术）认同之间的关系。主位认同可包括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信仰（宗教）认同等，侧位认同则由主位认同拓展延伸至区域认同、国族认同等更为深广的身份认同层面上。在不同的认同类型当中，区域认同是最重要的方面和层次，宗教认同是最重要的导因，族群认同退居其次。 （二）强调族群音乐概念的核心内涵
族群音乐通俗理解为就是拥有相同音乐文化圈的一个群体。笔者在未深入了解族群音乐时，曾经认为，族群音乐就是民族民间音乐。然有学者提出，民族和群体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民族’指的是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和领土。它可以是由单一‘族群’（ethnic group）构成的，也可以是由多‘族群’结合而成的。族群通常是指移民群体和在政治上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少数群体”[5]。
关于族群，杨先生提到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杨先生说他的户口簿上写的是白族，籍贯是云南大理，却在昆明长大。但是当他第一次来到自己的家乡，发现对家乡并不陌生。往后读文章才发现，虽然先生人不在家乡，但是身边有很多白族人，他们一直保持着白族的习惯，即使他们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已经是昆明人的样子。无形之中，杨先生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和白族相关的文化。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杨先生未曾长时间生活在白族这个族群里，但因为有着血亲的关系，不管他是否在家乡生活或学习，他的使命感使得自己后续也一直致力于研究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其实这也引出了一个我国本土的概念——“跨界族群音乐”。
在中国，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56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中国音乐文化网。在过去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研究者多只单向地研究某一族群音乐的本身，很少跳脱出固有的圈子去把其他的信息综合起来，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口的变化越来越频繁，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交融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跨界族群音乐”这个概念。杨先生在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一文中指出：“鉴于研究对象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背景，在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上，还有必要提及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地域认同等不同的认同因素。倘若结合音乐认同网络与不同认同类型之间的关系看，将上述诸项文化认同因素按其社会文化内部关系予以排列和定位，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大小不一（由小到大），文化同质程度有异，带有历史形成过程（由下而上，区分先后）和归属层次区分（由上而下，逐层统属）的认同阶序网络。”由此可见，跨界族群音乐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时间、空间之间的跨越，它还需要跨越对文化的认同，甚至信仰的认同。
三、基于大数据数理统计看杨先生的学术贡献
杨民康先生在学术界的成果有目共睹，在阅读了杨先生的文章后，笔者借助了现代科技的力量，对杨先生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分析总结。
刚开始接触杨先生文章时，笔者感觉非常迷茫，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得知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并得到一份關于杨先生的人物报告后，笔者的思路开始逐渐清晰。在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见图3）上输入了杨民康先生的名字后，该网站对其近年来所发表的文章以及其人物关系进行了一个分析，并得到了一份人物报告。从图4中可以看出，杨先生文章中的主要词语为：“音乐民族志”“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和“主位”。涉及到的学科类型有：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化科学、社会学。文章多次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民族艺术、中国音乐学等著名期刊以及学报上。
据不完全统计，杨先生共发表了203篇文章。从表1可见，大多数都收录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其次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然后是普通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见表2）并且近十年期间，杨先生每年都会有文章发表，从未间断，可见杨先生对学术的执着和认真以及高要求。
表3是关于杨民康先生所发表论文的主题词统计分析表格，这里面统计了杨民康先生发的所有论文的主题词出现的次数。排在第一的毋庸置疑就是“音乐”这个主题词，其次是杨先生文章里面经常运用到的“文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在笔者之前的章节中已经提出，以及后面出现的“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等等，都出现在了本篇文章之中。其实笔者上面的章节内容大纲，很多都是出自该表格的数据。为了能精确提炼杨先生的研究内容，笔者先通过这个表格进行了整体的脉络梳理，以此为基础，然后再去阅读杨先生的文章，接下去进行发散，可以说这个大数据测算出来的统计表是本文的基石。
以现代科技的力量去研究音乐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式，现已经被应用到很多关于音乐的研究中去了，且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以大数据统计的方式研究杨民康先生的文章，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思考，也能够更加全面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研究内容。
总 结
一项成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应当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实践基础上，不仅要搜集素材，还要站在客观的角度，科学地进行整理归纳。杨先生也提出要兼顾“主位客位”的文化视角，从音乐、行为、观念三位一体的整体视角出发。杨先生一直都致力于研究自己家乡的音乐，即使在外多年，依旧不忘自己的根，其对自己故乡音乐的执着是后辈们应该学习的精神。不仅如此，更加要学习杨先生在对待学术上一丝不苟的态度。以现代科学技术、大数据统计的方式去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考，也可以为一些学科提出新的研究方式。比如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是否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去进一步分析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可否以大数据的研究方式去统计当下与民族音乐学相关的热词，引发我们新的思考？这都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领域，也是笔者初次通过使用大数据统计的方式去进行研究的反思，以科技铸造新的音乐研究内容是我们未来对音乐领域的新的研究方式。
注释：
[1]杨民康.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J].中国音乐，2017（04）：26—34，40.
[2]杨民康.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论的回顾与展望[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9（03）：1—8.
[3]杨民康.论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上）[J].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4）：28—32，50.
[4]萧 梅.问学无捷径 求知如生命——杨民康民族音乐学研究评介[J].民族艺术，2012（04）：12—17.
[5]严 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J].广西民族研究，2012（02）：9—14.
（责任编辑：刘露心）
杨民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从20世纪开始，他便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民族志等方面的研究。杨先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到学术视野，从写作风格到研究理念，都给年轻学者做了表率。今天，大数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数理统计、矩阵生成等方面越来越被重视，如能将杨民康先生的学术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將他的研究成果与特点以比较客观的图表或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可以让大家学习参考。
[关键词]杨民康;民族音乐学;大数据;矩阵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32-04
一、杨民康先生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究视角
杨民康先生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颇有自己的研究，他在大量阅读了外国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资料后，一直致力于研究民族音乐学如何在借鉴外国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的研究视角。
（一）多点音乐民族志的两个分析法——共时与历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越来越多地交叉和融合，定点单向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了，更多的是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现象。为此马库斯提出了“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新思路。民族志的研究视角也分别从空间（共时性）和时间（历时性）两个维度拓展，出现了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新路向。
1共时性
本图摘自杨民康先生论文
通过图1，笔者将共时性的视角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平面的研究，以某一特定的现象（如舞蹈或民间音乐）为主进行研究，通过横向的，如与不同地区的同一现象进行对比，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功用和意义，不同的地域的人有着自己对文化的认知。笔者看到这里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正是运用到了比较音乐学的学理理论吗。杨民康先生则说：“多点音乐民族志与比较音乐学在方法论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便体现在以音乐符号线索为中心展开追踪和比较，而非整体性个案的横移或纵挪。”比较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志其中的异同点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其中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后辈继续学习和研究的东西。
2历时性
相对于共时性，历时性则更注重时空的概念。可以以图2为例，进行详细的说明。
图2是共时性思维与历时性思维的一个对比，横坐标为历时性，纵坐标为共时性。笔者理解：历时性是一个以时间和地理为研究重点的时空观研究方式，对某一现象的研究从早期形象到当代形象，从早期文化语境，到当代文化语境，是一个比共时性思路更加立体化的研究。
根据我国多年来由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是以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为主，后期则转向了多点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此前传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往往以乐谱或音响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中的理论知识得出最后的关于音乐文化的结论。而杨先生则提醒我们注意另一种方式：以动态的音声展示的仪式化过程为对象，再去进行文化观念的探寻。
（二）通过音乐研究，洞悉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人们对音乐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声音、结构的本身，而很少将文化生活放在研究的范围之中。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在当今社会中，音乐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文化交融在了一起，呈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因此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可以看作是音乐主旨论，而后起的文化主旨论则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强调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2]这并不是忽视了音乐的本体内涵，而是应该把音乐的研究放进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音乐的研究来认识人的文化活动，音乐本身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类型之一，杨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将音乐文化的本质与人类文化活动割裂开来。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究不再拘泥于对作品的分析，研究视野也不仅是停留在谱面上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通过人的行为去研究音乐的本质。
（三）基于“双视角”的文化立场推进民族音乐学研究
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性的，因此杨民康先生认为双视角的研究方法及其观念也应该是民族音乐学学科所需要重视的研究视角。
杨先生在2004年的时候提出：“至今还缺少，并且需要一种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从学科发展史角度对该理论方法的衍变脉络进行的梳理工作。”[3]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许多二元论的东西。如在其《“减幅-增幅”与“模式-变体”——再论中国语境下的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一文中提到的“减幅-增幅”“模式-变体”;在《描述与阐释：音乐民族志描写的方法论取向》一文中谈到“描述-阐释”;在《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一文中提到的“隐喻-象征”“共时-历时”;等等。以上，能看出杨先生“在解读各种学科理论时都特别重视以吉尔兹‘归属型-对象型’来定位这些系列关系，以探讨不同方法在面对音乐文化研究时的适应性”[4]。
二、音乐文化与认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的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与研究。
（一）从介绍音乐文化认同的概念入手
通过阅读杨先生的文章，笔者将音乐文化认同分为了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是从人的角度去划分。首先是指局内人，杨先生的文章中提出“文化持有者即局内人”，笔者认为“文化持有者”这个词语是否能非常准确地表达局内人的意义是有待商榷的。以苏州评弹为例，苏州当地的表演者会唱苏州评弹，而此时一个外地人也会唱，那是否能说这个外地人是该文化的持有者呢？若可以视为他也是文化持有者，那是否也能认为该外地人是局内人呢？可能有待商榷的，笔者认为不是会唱或者会演奏某一民间音乐（乐器）的人就可以称为局内人，局内人一般是同一族群的，拥有相同音乐文化认同的一群人，并且在观念、行为、文化产品等要素和群体成员的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对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也是他们对于各种文化标志的认同态度。其次是从局外人，也就是在音乐研究者的眼中的认同是一种音乐或者艺术现象。第二，是主位/侧位认同和客位（学术）认同之间的关系。主位认同可包括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信仰（宗教）认同等，侧位认同则由主位认同拓展延伸至区域认同、国族认同等更为深广的身份认同层面上。在不同的认同类型当中，区域认同是最重要的方面和层次，宗教认同是最重要的导因，族群认同退居其次。 （二）强调族群音乐概念的核心内涵
族群音乐通俗理解为就是拥有相同音乐文化圈的一个群体。笔者在未深入了解族群音乐时，曾经认为，族群音乐就是民族民间音乐。然有学者提出，民族和群体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民族’指的是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和领土。它可以是由单一‘族群’（ethnic group）构成的，也可以是由多‘族群’结合而成的。族群通常是指移民群体和在政治上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少数群体”[5]。
关于族群，杨先生提到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杨先生说他的户口簿上写的是白族，籍贯是云南大理，却在昆明长大。但是当他第一次来到自己的家乡，发现对家乡并不陌生。往后读文章才发现，虽然先生人不在家乡，但是身边有很多白族人，他们一直保持着白族的习惯，即使他们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已经是昆明人的样子。无形之中，杨先生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和白族相关的文化。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杨先生未曾长时间生活在白族这个族群里，但因为有着血亲的关系，不管他是否在家乡生活或学习，他的使命感使得自己后续也一直致力于研究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其实这也引出了一个我国本土的概念——“跨界族群音乐”。
在中国，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56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中国音乐文化网。在过去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研究者多只单向地研究某一族群音乐的本身，很少跳脱出固有的圈子去把其他的信息综合起来，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口的变化越来越频繁，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交融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跨界族群音乐”这个概念。杨先生在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一文中指出：“鉴于研究对象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背景，在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上，还有必要提及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地域认同等不同的认同因素。倘若结合音乐认同网络与不同认同类型之间的关系看，将上述诸项文化认同因素按其社会文化内部关系予以排列和定位，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大小不一（由小到大），文化同质程度有异，带有历史形成过程（由下而上，区分先后）和归属层次区分（由上而下，逐层统属）的认同阶序网络。”由此可见，跨界族群音乐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时间、空间之间的跨越，它还需要跨越对文化的认同，甚至信仰的认同。
三、基于大数据数理统计看杨先生的学术贡献
杨民康先生在学术界的成果有目共睹，在阅读了杨先生的文章后，笔者借助了现代科技的力量，对杨先生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分析总结。
刚开始接触杨先生文章时，笔者感觉非常迷茫，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得知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并得到一份關于杨先生的人物报告后，笔者的思路开始逐渐清晰。在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见图3）上输入了杨民康先生的名字后，该网站对其近年来所发表的文章以及其人物关系进行了一个分析，并得到了一份人物报告。从图4中可以看出，杨先生文章中的主要词语为：“音乐民族志”“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和“主位”。涉及到的学科类型有：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化科学、社会学。文章多次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民族艺术、中国音乐学等著名期刊以及学报上。
据不完全统计，杨先生共发表了203篇文章。从表1可见，大多数都收录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其次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然后是普通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见表2）并且近十年期间，杨先生每年都会有文章发表，从未间断，可见杨先生对学术的执着和认真以及高要求。
表3是关于杨民康先生所发表论文的主题词统计分析表格，这里面统计了杨民康先生发的所有论文的主题词出现的次数。排在第一的毋庸置疑就是“音乐”这个主题词，其次是杨先生文章里面经常运用到的“文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在笔者之前的章节中已经提出，以及后面出现的“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等等，都出现在了本篇文章之中。其实笔者上面的章节内容大纲，很多都是出自该表格的数据。为了能精确提炼杨先生的研究内容，笔者先通过这个表格进行了整体的脉络梳理，以此为基础，然后再去阅读杨先生的文章，接下去进行发散，可以说这个大数据测算出来的统计表是本文的基石。
以现代科技的力量去研究音乐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式，现已经被应用到很多关于音乐的研究中去了，且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以大数据统计的方式研究杨民康先生的文章，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思考，也能够更加全面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研究内容。
总 结
一项成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应当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实践基础上，不仅要搜集素材，还要站在客观的角度，科学地进行整理归纳。杨先生也提出要兼顾“主位客位”的文化视角，从音乐、行为、观念三位一体的整体视角出发。杨先生一直都致力于研究自己家乡的音乐，即使在外多年，依旧不忘自己的根，其对自己故乡音乐的执着是后辈们应该学习的精神。不仅如此，更加要学习杨先生在对待学术上一丝不苟的态度。以现代科学技术、大数据统计的方式去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考，也可以为一些学科提出新的研究方式。比如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是否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去进一步分析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可否以大数据的研究方式去统计当下与民族音乐学相关的热词，引发我们新的思考？这都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领域，也是笔者初次通过使用大数据统计的方式去进行研究的反思，以科技铸造新的音乐研究内容是我们未来对音乐领域的新的研究方式。
注释：
[1]杨民康.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J].中国音乐，2017（04）：26—34，40.
[2]杨民康.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论的回顾与展望[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9（03）：1—8.
[3]杨民康.论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上）[J].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4）：28—32，50.
[4]萧 梅.问学无捷径 求知如生命——杨民康民族音乐学研究评介[J].民族艺术，2012（04）：12—17.
[5]严 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J].广西民族研究，2012（02）：9—14.
（责任编辑：刘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