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庆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传播较早，据史料记载。玄化寺始建于唐会昌元年(南诏天启二年，公元841年)，整个建筑“规模宏大，可容僧众百人”，成为整个大理地区著名的佛寺。到元朝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立学庙，汉文化在鹤庆广泛传播。由于佛教和汉文化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一些佛经和蒙学教科书出现了供求矛盾，佛教僧众和众多学子渴求学习材料，传统的传抄已不能适应需求。加之，社会其它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因而纸张与印刷作为传播佛经和儒学的重要载体应运而生。在鹤庆境内先后出现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工艺。
　　鹤庆造纸术始于南诏(唐)大理国(宋)时期，除宋《五代会要》记载外，还能寻找到大量的实物。1959年大理凤仪北汤天村地藏寺发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写本《护国司南抄》以及宋大理国时代的写本《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和元代刻本《大华严方广普灭罪称赞佛名宝忏》等经籍都是用漾共纸。还有丽江纳西族古老的《东巴经》写本和其他一些书籍也是用漾共纸。
　　漾共纸(唐代鹤庆称“漾共”)，是一种土法生产的白棉纸。质地光滑细密，柔软耐磨，吸水性能强。其主要原料为当地所产的构树(也称楮树)皮。漾共纸产地主要分布在六合乡的大甸、灵地、夸萼和松桂镇的龙珠、东坡、勤劳以及金墩乡的西甸村。清末民国初年。年产量约1万把，350万张。这一古老的生产工艺一直延续至今。其名称从元代后改为白棉纸。
　　漾共纸的大量生产，为雕版印刷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鹤庆雕版可追溯到宋元时期。宋大理国时期和元代，鹤庆玄化寺是印行经书的主要地点，现存的《大通方广经》，刻印于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66年)。雕版者据专家考证是鹤庆玄化寺高僧。印刷用的纸是鹤庆产的白棉纸。雕版印刷的经书不仅在鹤庆境内传播。而且还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鹤庆的雕版和印刷工艺已有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此后鹤庆雕版印刷有了很大的发展，《康熙鹤庆府志》记载：明代由张启贤、史秉信纂修的《崇祯鹤庆府志》亦雕制成木版。
　　清康熙甲午(公元1714年)年间，知府佟镇主修的《鹤庆府志》仍制成木雕版。书中附“版存官库，愿印者听，不得阻挠”。《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谈经全部》一共五卷刻印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8年)三月，其上、下两卷由“望负北区山斗”的拔贡寸增高书写，下卷由廪生高培甲书写，《灯忏》、《礼请》两卷由生员寸时泰书写。三人书写后。由刻工制成雕版。正文后刻有“版存鹤阳甸北师弟登文昌宫，文人君子愿印者自备纸墨不取版资”。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年间修的《鹤庆州志》已发展到木雕活字版，并在鹤庆丁氏“际昌堂”印行。际昌堂还印行过《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等雕版书籍。此间王崇矩亦将自己的著作集《筹边刍言》雕制成木版。奚敏松先生所著《训蒙医略》九卷亦雕制木版印刷。《三皇大洞尊经》由常海熙刻于庚午年六月二十三日，后附“版存鹤庆西区白草庐”。
　　鹤庆雕版除上述外。还有如龙华山等较大规模的寺、庙、庵、堂曾先后雕刻过一些佛经。一些较有影响的书院如玉屏书院、鹤阳书院、梧桐书院等也曾雕刻过许多启蒙书版。一些中医药堂的秘典、验方等都曾制雕版印刷。还有一些明清文人著述也自制雕版刊印。民间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甲马纸”均为本地雕版印制。菜园村中现尚存“甲马”雕版一套。
　　鹤庆雕版所用材料多采用境内梨木板，因其木质坚韧细腻，着墨后变形小。故而多用之。从上述光绪十三年(公元1888年)辛屯镇新登村文昌宫刊印《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谈经全部》所用材料看，在经书功德页中列有“寸锡章户捐梨树一株”，“段文蔚、段文标合捐梨树一株。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本地姓名用章还多为梨木材料。
　　从上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鹤庆白棉纸和雕版印刷，为承载地方历史文化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在地方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靠它保存下来的各种典籍和史料，对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