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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克代表了一个正在兴起的失落群体,他们意识到美国政府体系已经走了样……它已经从‘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掠夺性的‘狼帮政府’”。
2007年3月的一天早上,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地方电视台邀请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乐队“最后一根稻草”现场演唱他们的原创歌曲《我心燃烧》。主旋律响起,歌曲进入高潮时,金发女歌手悠扬的声音道出为爱心碎的痴男怨女们的心声:“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
这不是一个全职乐队,但为了这次演出,他们已经在一起磨合了很久。坐在舞台最左侧的键盘手,一头银发配一副银丝细边眼镜、藏青色衬衣和石磨蓝牛仔裤,显得很有些儒雅之气。他灵活的手指在琴键上游走,与乐队的其他5名成员配合默契。
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乐队、这首歌和这次演出似乎昭示了冥冥之中将要发生的一场灾难,包括灾难的主角、键盘手斯塔克(Joe Stack)。
之后发生的故事现在已经世人皆知了。2010年2月18日早上9点40分,53岁的电脑软件工程师斯塔克驾驶他的单引擎私人小飞机从奥斯汀市以北25英里的乔治城市政机场起飞。他心情似乎很轻松,还通过通讯系统向地面控制塔工作人员致意:“我现在向南飞,祝您今天过得好。”——这是斯塔克留在人间的最后的声音。
16分钟以后,小飞机一头撞进美国国税局在奥斯汀市郊的一座7层办公大楼,大楼顿时被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飞机残骸裹着被烧焦的碎屑从天而降,楼里的人仓皇逃命,楼外的人目瞪口呆,好像“9·11”恶梦重来。
这起事件造成十几人受伤,2人死亡,其中一名是已经在国税局工作了近30年,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役老兵,68岁的税务官亨特(Vernon Hunter),另一名就是斯塔克本人。
人们事后在斯塔克的网页上发现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遗书,里面清楚地表明这次事件不是事故,而是目标明确的报复性自杀:“虽然我用尽一生想让自己相信并非如此,但暴力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好吧,国税局大佬先生,让我们另辟蹊径,把我的血肉拿去然后睡个好觉。”
很多认识斯塔克的人,现在心中都在回响那句“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虽然斯塔克年幼时曾在孤儿院中长大,但这似乎并没有给他的性格造成什么伤害。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性格随和与人为善的人,除了跟他结婚3年的第二任妻子发现斯塔克最近经常发脾气之外,没有人觉得他身上潜在有任何危险的因素。
“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乐手,贝斯和键盘都玩得不错。他没有架子也从来不自以为是,所以跟大家都处得挺好,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他做出了这样的事。” “最后一根稻草”乐队主唱温斯克(Simone Wensink)说。
对于不认识斯塔克的人,在新闻中看到类似攻击政府部门的暴力事件并不稀奇。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在斯塔克的遗书中,他们看到的不是像其他极端分子那样扭曲的灵魂和荒谬的言论,而是一个行文流畅、思路清晰的普通人在个人的坎坷际遇和时代的漩涡中辛苦挣扎,最终放弃了希望的过程。
一场输给命运的抗争
“我在几个月前开始写这篇东西时原本是希望借此为自己疗伤,但现在我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疗好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生。”——斯塔克遗书
斯塔克在遗书中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可以给人们心中的疑问提供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大学时候,他曾经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手头拮据到要一连吃好几个月的面包抹花生酱,但仍然觉得比起靠政府福利生活的邻居老太太,自己的境遇要好得多。“毕竟我的好日子还在后面。”他在遗嘱中回忆到。
但他没想到,走出大学校园开始有了收入之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自从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立法设立了个人所得税之后,反对税收制度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间抗税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很多人专门研究税法的漏洞,传授逃税技巧,并将此视为是爱国的表现。
斯塔克显然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个朋友利用一条宗教组织免税的条款,成立了自己的教会,教友可以将收入存入教堂的捐款账户而避免交税,但同时他们又对账户里自己的存款有绝对的使用权。
虽然事前仔细研读了税法又咨询了专业人士,斯塔克的私人教堂还是被国税局认做非法,他本人也遭到惩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件事让他损失了“4万美元和10年的生命”。
1984年,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公司已经名声大噪,斯塔克像那个年代很多电脑工程师一样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盖茨第二。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他成立了只有自己一人的独立公司Prowess Engineering。当时,像斯塔克这样的独立工程师正炙手可热,他们可以作为合同工为大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又因为不算正式雇员,可以为客户公司省去一大笔工资税。但好景不长,两年以后美国通过的新税法使雇佣独立合同员工的省税优惠不再存在,独立工程师们的市场锐减,很多人都放弃自己的梦想转为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斯塔克却仍然执著,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希望让自己的公司摆脱困境,但紧接着,美国政府集中关闭了一大批南加州地区的空军基地,使这个地区人气急降。当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90年代初的洛杉矶经济大萧条。
斯塔克的公司挺过了这一关。在之后的10年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公司经营也见到起色。但正在这时候,五光十色的网络泡沫破灭了,经济又转向低谷,紧接着就是“9·11”,美国一片恐慌和萧瑟。
斯塔克决定告别加州,到得州新兴的科技重镇奥斯汀碰碰运气。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姻,但生意却没有太大好转,有一年他完全没有收入,因此也没有报税,加上妻子的收入报税的问题,让他又一次在国税局惹上了麻烦。当他想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时,却被告知因为错过了截止日期,他已经无权再为此提交诉讼。到他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这场税务纠纷仍然没有解决。
不过,个人的悲剧再令人扼腕,也不足以在全国上下激起满池涟漪。斯塔克事件给美国人内心带来的强烈冲击,绝不单单是它玉石俱焚的火爆结尾所能解释的。
一部看不懂的税法
“任何有逻辑的人都无法解释我们的税收制度,或者,我们整个司法制度中存在的每个人都避而不谈的疑惑。我们的制度复杂到连最聪明的学者都不明白,但它却对它的受害人死咬着不放,宣称他们有责任遵守一部连专家都搞不懂的法律。”——斯塔克遗书
2月18日,加州会计师斯多勒(John Stoller)打开电视,正好看到新闻里正在冒烟的奥斯汀国税局大楼的镜头,播音员的画外音正在介绍撞上大楼的私人小飞机的型号。斯多勒之前曾经拥有一架同样型号的小飞机,当他听到斯塔克的飞机也是在加州注册时,心里暗吃了一惊,不知道现在已经化为灰烬的飞机是不是就是自己当年卖掉的那架(他后来确信不是那架)。
除此之外,斯多勒和斯塔克的生活轨迹没有任何交点。斯塔克的自杀事件让一名国税局雇员丢了性命,而斯多勒在60年代初曾经是国税局洛杉矶地区的收税员,所以谈起斯塔克事件,斯多勒显得满心愤慨。“其实纳税人与国税局的争执总是会有解决办法,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让无辜者白白赔上性命。”斯多勒说。
不过作为与税务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会计师,斯多勒对税务把人逼疯的情况却丝毫不感到意外。他自己当税务官时还是肯尼迪总统时代,虽然那时也有抗税者故意跟国税局做对,但税务官还是把为纳税人解决问题看成工作重点,纳税人对国税局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即使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纳税人满意度、员工满意度和收税成效仍然在国税局的工作评估标准中三分天下,但到了布什政府时代,收税就成了最高目标。
“现在的收税官根本不管纳税人的处境,即使把你逼到家破人亡,他也要把税收到手。”斯多勒说。
因此针对国税局或税务官的恶性攻击事件越来越频繁,最近几年每年都有近千起,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陆续通过立法要求国税官员上门收税时必须有警卫陪同,联邦政府也在考虑通过立法,允许税务官随身佩带枪支。
“美国的税法绝对是不公平的。”斯多勒说。税法中的很多部分没有客观定义而完全依靠主观解释,比如工作支出抵税的部分,到底哪些支出算是和工作有关,哪些算是无关很多时候全看纳税人是否能自圆其说,而这些说法又是否能让国税局满意。
纽约会计师约翰逊(Robert Johnson)对此表示认同,他也指出美国税法的最大症结在于它已经繁杂到普通的纳税人根本无法理解的程度,而这却是当权者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政府高官都是靠大财团的支持才赢得竞选,他们上了台也需要保护这些特殊利益群体,税法越复杂越容易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情况很难改变,至少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
一个理想破灭的时代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政客在对法律草案投票时把我这样的人的利益装在心里,他们也从来没有对我和我想说的话表示出一星半点的兴趣……选举就是一个笑话。”——斯塔克遗书
斯塔克在遗书中留下的这句话并不是凭空发发牢骚。为了促使政府改变对独立职业者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在1987年,斯塔克曾经满怀希望撰写文章、参加相关的公听会,又找到从国会议员到州长的各级民选官员游说,但在花了5000多美元和1000多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他的陈词有如东风过驴耳,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对于民权机构“卢瑟福协会”的创办人和总裁,知名民权律师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来说,斯塔克的怨气绝不只是一人自说自话。斯塔克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 怀特海德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题目是《斯塔克唤醒美国?》。文中说:“斯塔克代表了一个正在兴起的失落群体,他们正在意识到美国政府体系已经走了样……它已经从‘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掠夺性的‘狼帮政府’。”
其实,美国国民中这种普遍的失望感在2009年总统大选中就已经显出端倪。布什政府的8年在世贸大楼的倒塌中开始,在雷曼兄弟的崩溃中结束。舔舐着“9·11”留下的伤口,咀嚼着伊拉克战争中苦涩的谎言,面对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鸿沟和对工作、住房的一连串担忧,从美国人求新求变的声浪中走出创造了历史的新总统奥巴马。
但奥巴马上任至今的一年中,政府先是用纳税人的钱挽救被自己的贪婪逼到绝境的华尔街,又向阿富汗战场增兵数万,而健保改革、移民改革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作却仍然原地踏步。
与此同时,原本应当担起倾听民意职能的基层民选官,很多因丑闻缠身无暇他顾。以纽约为例,前州长因为身陷嫖妓门而被迫辞职,现任州长又因为以权谋私引起公愤。一名国会议员被发现独占几套政府平价公寓,一名州参议院因为家庭暴力问题被免职。
对自己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感到失望时,人们很容易去质疑民主制度本身。而最近美国高等法院对大公司的竞选广告支出不设上限的裁决,使大财团可以无所顾忌地用金钱影响选举,更让很多人哀叹“民主已死”。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帮助底层的人们在体系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取权益,但斯塔克对整个体系失去了信心,他选择退出这场游戏。更糟糕的是,当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像他这样对民主、法制和政府失去了信心。”怀特海德说。
“共产主义信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资本主义信仰蠢者多劳,贪者多得。”斯塔克在他的遗书结尾写下了这句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已经预知的生卒年份1956～2010,关掉电脑,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衍生出来的这句话,让很多人给斯塔克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他反对官僚政府、反对过度税收的观点又让他听起来很像现在正在迅速壮大的主张缩减政府、还政于民的保守派“茶党”(Tea Party)的一员。当媒体试图追寻斯塔克与“茶党”的关联时,“茶党” 多名负责人又先后声明他根本不是该党党员,把他归为“茶党”只是自由派政敌故意抹黑“茶党”的阴谋。
在网上,一些人指责斯塔克是恐怖分子,而另一些人却为斯塔克设立网站,宣称他是他们的“英雄”。有些人拒绝参加这场讨论,但并不表明他们置身世外,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我对斯塔克的事不太了解,但我知道这个国家很快将会经历一场大混乱,到时候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产生。”67岁的瑞尼斯(Dennis D. Riness)说。和斯塔克一样,瑞尼斯也是工程师出身,在80年代也曾经因为通过宗教组织避税而惹上麻烦,在监狱中度过了13个月。
斯塔克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在曼哈顿下城一间星巴克里,纽约市立大学学生南森(Ruth Nathan)手拿一杯咖啡凝视窗外的人来人往。南森说她不关心政治,但谈起斯塔克事件,她却显示出20出头的年轻人少有的沉重。“这是场悲剧,但我不知道他应该算杀人犯还是算牺牲者。”南森说,“你看街角那个穿西装的人,你要问我他去哪里,我说不定还能猜对,你要问我这个国家去向何方,我真的不知道。”
2007年3月的一天早上,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地方电视台邀请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乐队“最后一根稻草”现场演唱他们的原创歌曲《我心燃烧》。主旋律响起,歌曲进入高潮时,金发女歌手悠扬的声音道出为爱心碎的痴男怨女们的心声:“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
这不是一个全职乐队,但为了这次演出,他们已经在一起磨合了很久。坐在舞台最左侧的键盘手,一头银发配一副银丝细边眼镜、藏青色衬衣和石磨蓝牛仔裤,显得很有些儒雅之气。他灵活的手指在琴键上游走,与乐队的其他5名成员配合默契。
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乐队、这首歌和这次演出似乎昭示了冥冥之中将要发生的一场灾难,包括灾难的主角、键盘手斯塔克(Joe Stack)。
之后发生的故事现在已经世人皆知了。2010年2月18日早上9点40分,53岁的电脑软件工程师斯塔克驾驶他的单引擎私人小飞机从奥斯汀市以北25英里的乔治城市政机场起飞。他心情似乎很轻松,还通过通讯系统向地面控制塔工作人员致意:“我现在向南飞,祝您今天过得好。”——这是斯塔克留在人间的最后的声音。
16分钟以后,小飞机一头撞进美国国税局在奥斯汀市郊的一座7层办公大楼,大楼顿时被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飞机残骸裹着被烧焦的碎屑从天而降,楼里的人仓皇逃命,楼外的人目瞪口呆,好像“9·11”恶梦重来。
这起事件造成十几人受伤,2人死亡,其中一名是已经在国税局工作了近30年,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役老兵,68岁的税务官亨特(Vernon Hunter),另一名就是斯塔克本人。
人们事后在斯塔克的网页上发现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遗书,里面清楚地表明这次事件不是事故,而是目标明确的报复性自杀:“虽然我用尽一生想让自己相信并非如此,但暴力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好吧,国税局大佬先生,让我们另辟蹊径,把我的血肉拿去然后睡个好觉。”
很多认识斯塔克的人,现在心中都在回响那句“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虽然斯塔克年幼时曾在孤儿院中长大,但这似乎并没有给他的性格造成什么伤害。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性格随和与人为善的人,除了跟他结婚3年的第二任妻子发现斯塔克最近经常发脾气之外,没有人觉得他身上潜在有任何危险的因素。
“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乐手,贝斯和键盘都玩得不错。他没有架子也从来不自以为是,所以跟大家都处得挺好,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他做出了这样的事。” “最后一根稻草”乐队主唱温斯克(Simone Wensink)说。
对于不认识斯塔克的人,在新闻中看到类似攻击政府部门的暴力事件并不稀奇。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在斯塔克的遗书中,他们看到的不是像其他极端分子那样扭曲的灵魂和荒谬的言论,而是一个行文流畅、思路清晰的普通人在个人的坎坷际遇和时代的漩涡中辛苦挣扎,最终放弃了希望的过程。
一场输给命运的抗争
“我在几个月前开始写这篇东西时原本是希望借此为自己疗伤,但现在我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疗好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生。”——斯塔克遗书
斯塔克在遗书中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可以给人们心中的疑问提供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大学时候,他曾经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手头拮据到要一连吃好几个月的面包抹花生酱,但仍然觉得比起靠政府福利生活的邻居老太太,自己的境遇要好得多。“毕竟我的好日子还在后面。”他在遗嘱中回忆到。
但他没想到,走出大学校园开始有了收入之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自从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立法设立了个人所得税之后,反对税收制度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间抗税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很多人专门研究税法的漏洞,传授逃税技巧,并将此视为是爱国的表现。
斯塔克显然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个朋友利用一条宗教组织免税的条款,成立了自己的教会,教友可以将收入存入教堂的捐款账户而避免交税,但同时他们又对账户里自己的存款有绝对的使用权。
虽然事前仔细研读了税法又咨询了专业人士,斯塔克的私人教堂还是被国税局认做非法,他本人也遭到惩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件事让他损失了“4万美元和10年的生命”。
1984年,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公司已经名声大噪,斯塔克像那个年代很多电脑工程师一样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盖茨第二。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他成立了只有自己一人的独立公司Prowess Engineering。当时,像斯塔克这样的独立工程师正炙手可热,他们可以作为合同工为大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又因为不算正式雇员,可以为客户公司省去一大笔工资税。但好景不长,两年以后美国通过的新税法使雇佣独立合同员工的省税优惠不再存在,独立工程师们的市场锐减,很多人都放弃自己的梦想转为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斯塔克却仍然执著,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希望让自己的公司摆脱困境,但紧接着,美国政府集中关闭了一大批南加州地区的空军基地,使这个地区人气急降。当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90年代初的洛杉矶经济大萧条。
斯塔克的公司挺过了这一关。在之后的10年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公司经营也见到起色。但正在这时候,五光十色的网络泡沫破灭了,经济又转向低谷,紧接着就是“9·11”,美国一片恐慌和萧瑟。
斯塔克决定告别加州,到得州新兴的科技重镇奥斯汀碰碰运气。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姻,但生意却没有太大好转,有一年他完全没有收入,因此也没有报税,加上妻子的收入报税的问题,让他又一次在国税局惹上了麻烦。当他想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时,却被告知因为错过了截止日期,他已经无权再为此提交诉讼。到他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这场税务纠纷仍然没有解决。
不过,个人的悲剧再令人扼腕,也不足以在全国上下激起满池涟漪。斯塔克事件给美国人内心带来的强烈冲击,绝不单单是它玉石俱焚的火爆结尾所能解释的。
一部看不懂的税法
“任何有逻辑的人都无法解释我们的税收制度,或者,我们整个司法制度中存在的每个人都避而不谈的疑惑。我们的制度复杂到连最聪明的学者都不明白,但它却对它的受害人死咬着不放,宣称他们有责任遵守一部连专家都搞不懂的法律。”——斯塔克遗书
2月18日,加州会计师斯多勒(John Stoller)打开电视,正好看到新闻里正在冒烟的奥斯汀国税局大楼的镜头,播音员的画外音正在介绍撞上大楼的私人小飞机的型号。斯多勒之前曾经拥有一架同样型号的小飞机,当他听到斯塔克的飞机也是在加州注册时,心里暗吃了一惊,不知道现在已经化为灰烬的飞机是不是就是自己当年卖掉的那架(他后来确信不是那架)。
除此之外,斯多勒和斯塔克的生活轨迹没有任何交点。斯塔克的自杀事件让一名国税局雇员丢了性命,而斯多勒在60年代初曾经是国税局洛杉矶地区的收税员,所以谈起斯塔克事件,斯多勒显得满心愤慨。“其实纳税人与国税局的争执总是会有解决办法,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让无辜者白白赔上性命。”斯多勒说。
不过作为与税务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会计师,斯多勒对税务把人逼疯的情况却丝毫不感到意外。他自己当税务官时还是肯尼迪总统时代,虽然那时也有抗税者故意跟国税局做对,但税务官还是把为纳税人解决问题看成工作重点,纳税人对国税局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即使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纳税人满意度、员工满意度和收税成效仍然在国税局的工作评估标准中三分天下,但到了布什政府时代,收税就成了最高目标。
“现在的收税官根本不管纳税人的处境,即使把你逼到家破人亡,他也要把税收到手。”斯多勒说。
因此针对国税局或税务官的恶性攻击事件越来越频繁,最近几年每年都有近千起,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陆续通过立法要求国税官员上门收税时必须有警卫陪同,联邦政府也在考虑通过立法,允许税务官随身佩带枪支。
“美国的税法绝对是不公平的。”斯多勒说。税法中的很多部分没有客观定义而完全依靠主观解释,比如工作支出抵税的部分,到底哪些支出算是和工作有关,哪些算是无关很多时候全看纳税人是否能自圆其说,而这些说法又是否能让国税局满意。
纽约会计师约翰逊(Robert Johnson)对此表示认同,他也指出美国税法的最大症结在于它已经繁杂到普通的纳税人根本无法理解的程度,而这却是当权者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政府高官都是靠大财团的支持才赢得竞选,他们上了台也需要保护这些特殊利益群体,税法越复杂越容易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情况很难改变,至少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
一个理想破灭的时代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政客在对法律草案投票时把我这样的人的利益装在心里,他们也从来没有对我和我想说的话表示出一星半点的兴趣……选举就是一个笑话。”——斯塔克遗书
斯塔克在遗书中留下的这句话并不是凭空发发牢骚。为了促使政府改变对独立职业者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在1987年,斯塔克曾经满怀希望撰写文章、参加相关的公听会,又找到从国会议员到州长的各级民选官员游说,但在花了5000多美元和1000多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他的陈词有如东风过驴耳,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对于民权机构“卢瑟福协会”的创办人和总裁,知名民权律师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来说,斯塔克的怨气绝不只是一人自说自话。斯塔克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 怀特海德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题目是《斯塔克唤醒美国?》。文中说:“斯塔克代表了一个正在兴起的失落群体,他们正在意识到美国政府体系已经走了样……它已经从‘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掠夺性的‘狼帮政府’。”
其实,美国国民中这种普遍的失望感在2009年总统大选中就已经显出端倪。布什政府的8年在世贸大楼的倒塌中开始,在雷曼兄弟的崩溃中结束。舔舐着“9·11”留下的伤口,咀嚼着伊拉克战争中苦涩的谎言,面对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鸿沟和对工作、住房的一连串担忧,从美国人求新求变的声浪中走出创造了历史的新总统奥巴马。
但奥巴马上任至今的一年中,政府先是用纳税人的钱挽救被自己的贪婪逼到绝境的华尔街,又向阿富汗战场增兵数万,而健保改革、移民改革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作却仍然原地踏步。
与此同时,原本应当担起倾听民意职能的基层民选官,很多因丑闻缠身无暇他顾。以纽约为例,前州长因为身陷嫖妓门而被迫辞职,现任州长又因为以权谋私引起公愤。一名国会议员被发现独占几套政府平价公寓,一名州参议院因为家庭暴力问题被免职。
对自己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感到失望时,人们很容易去质疑民主制度本身。而最近美国高等法院对大公司的竞选广告支出不设上限的裁决,使大财团可以无所顾忌地用金钱影响选举,更让很多人哀叹“民主已死”。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帮助底层的人们在体系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取权益,但斯塔克对整个体系失去了信心,他选择退出这场游戏。更糟糕的是,当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像他这样对民主、法制和政府失去了信心。”怀特海德说。
“共产主义信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资本主义信仰蠢者多劳,贪者多得。”斯塔克在他的遗书结尾写下了这句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已经预知的生卒年份1956～2010,关掉电脑,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衍生出来的这句话,让很多人给斯塔克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他反对官僚政府、反对过度税收的观点又让他听起来很像现在正在迅速壮大的主张缩减政府、还政于民的保守派“茶党”(Tea Party)的一员。当媒体试图追寻斯塔克与“茶党”的关联时,“茶党” 多名负责人又先后声明他根本不是该党党员,把他归为“茶党”只是自由派政敌故意抹黑“茶党”的阴谋。
在网上,一些人指责斯塔克是恐怖分子,而另一些人却为斯塔克设立网站,宣称他是他们的“英雄”。有些人拒绝参加这场讨论,但并不表明他们置身世外,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我对斯塔克的事不太了解,但我知道这个国家很快将会经历一场大混乱,到时候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产生。”67岁的瑞尼斯(Dennis D. Riness)说。和斯塔克一样,瑞尼斯也是工程师出身,在80年代也曾经因为通过宗教组织避税而惹上麻烦,在监狱中度过了13个月。
斯塔克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在曼哈顿下城一间星巴克里,纽约市立大学学生南森(Ruth Nathan)手拿一杯咖啡凝视窗外的人来人往。南森说她不关心政治,但谈起斯塔克事件,她却显示出20出头的年轻人少有的沉重。“这是场悲剧,但我不知道他应该算杀人犯还是算牺牲者。”南森说,“你看街角那个穿西装的人,你要问我他去哪里,我说不定还能猜对,你要问我这个国家去向何方,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