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辛笛的诗在国内外有盛誉，其实他的散文写得与诗一样隽永有味，只不过他的散文集《夜读书记》自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国内没有再版，近年的散文又只散见报刊杂志，没有成集罢了。“文革”期间，海外谣传辛笛已离开人世，香港有些书商趁此机会翻印了他的诗集《手掌集》和《夜读书记》。香港黄俊东先生在《中国现代作家剪影》一书《辛笛的散文》一节中，指出“他的散文态度严谨，取材精审，内容丰富，论点客观，说理清晰，娓娓道来，最为引人入胜。”
　　辛笛散文的题材总是与书、与文化有关，这个特点来自诗人的“好癖”。他喜欢逛书店，尤其旧书店，还喜欢买书，并自称“积习既久，垂老难忘”。在《“狂胪文献耗中年”》这篇散文中，他围绕着“耗”字道出半个世纪以来，他与书、书店结下的这份“不解之缘”。在天津读中学，北平上大学时，他常老远跑到书局看新书，有如“深山探宝，其味无穷”。三十年代中期在欧洲读书，他也常带三明治作干粮，在书店度过一天，即使路过巴黎、伦敦，他也总是一安置好行李，就奔书店，或匆匆地流连在塞纳河畔“一排排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心爱的书，就忘情地翻阅起来，“竟不知人间何世也”。白色恐怖时，友好不便往来，要“耐得住人间寂寞情怀”，书店更是他常去之处。一进书店，“便好象有无数老朋友期待着我良晤交谈，大有莫逆于心，相亲而笑之感。”十年动乱，积存的书籍大量被毁弃，心中固有“嗒然若丧”之感，但想到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提到的物聚散靡常似有前缘之理，也就挺了过来。“四人帮”一粉碎，他“又重新悄悄收集”，以致他的老伴常苦笑着埋怨说：“总有一天，这家里只容得下他和书。”
　　辛笛在《“狂胪文献耗中年”》中这番自嘲亦自负的回顾，实际在“耗”中显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人们爱书、买书的动机千差万别，辛笛爱书、买书的“主要兴趣在于买来有用，也就是为我所用的书我才买。既不是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买书，……更不是为了博取‘藏书家’的虚名而专为追求宋元名椠，甚至等而下之，不惜贱进贵出，从中取利，做一名精明的俗客”。在《夜读书记·序》中，辛笛讲得更明确，那“是对于宇宙间新理想新事物和不变的永恒总常存在一种饥渴的向往。”
　　辛笛的《夜读书记》，说理客观，往往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作广博的联系，并以亲切的笔调把自己的发现忠实地表达出来，与读者分享。读他的文章，宛如与友人围炉谈天，海阔天空，又好象在林间漫步闲谈，慢声细语，令人忘倦。
　　最能显示他的修养的，是对于文学书籍及其作家的评析。在《世界名人书简》中，他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指出了某作家的书札和作品行文之异趣，再不，细心地指出书信所反映的作家、名人生活、性格的又一侧面，或者通过书简的比较，得出中外寒士大抵相同的遭遇……。在《父与子》的题目下，他评说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分析了《侍父生涯》在美风靡一时的社会心理，又进一步谈到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卡夫卡、乔易士的“无父生涯”现象。他运用文艺心理学分析作品及文学现象，入情入理，如话家常，并未造成新术语、新名词的轰炸，却也把文学上的“父与子”内容讲尽了。
　　作为诗人，辛笛最精通的自然还是评说诗作。《何其芳的<夜歌>》写于四十年代，之所以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就在于文章谈诗论人，不拔高，也不贬低。文章把诗歌与同一时期或相近的散文结合起来，作细致的剖析，与此同时又把诗文放进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及个人生活中，寻找何其芳“思想蜕变的轨迹”，从而恰切地评析了何其芳诗歌不同时期的特色、风格及其发展道路。表达了“令人心折”见解。辛笛的不少文章经过岁月的淘洗，如今读来使人仍有所得，对问题的看法在今天仍站得住脚，就在于在广博的联系之中表达了深邃的认识，在深入的分析中，反映了他见解的中肯。
　　高尔基曾谈起散文：“它告示了许多未知未见，以及属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不大容易知见的东西，这又正是他的诗中或未言明或未提起的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又一部分。”辛笛收在《夜读书记》中的《春日草叶》正是如此。文章以日记体，谈起居劳作，抒生活感受，怀故人，忆旧盘桓地，虽零笔碎墨，却处处清趣，都堪咀嚼细味。如果把它与辛笛同期写的诗作《垂死的城》等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散文中的文字素材，有的在诗中有所闪现，有的则更浓缩了。对照，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人对诗的构思以及运用诗和散文不同形式的自觉。
　　怀人忆事的文章，是他散文的又一类佳品。如《从郁达夫、沈从文两文集谈起》、《把心交给读者的巴金》、《春光永昼话之琳》、《忆西谛》、《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肖乾》等。他用清新含情的笔，写出了对沈从文作品、对郁达夫文笔的喜爱，对巴金作品的总的感受，对卞之琳诗歌风格的看法，但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知人论世，善体人情。辛笛深有感慨地说：“当然，在伟大的现实变革中，要恰如其分地知人论世是不容易做到的。”只有深知这点，论人，才能不简单化、脸谱化；论世，才能既看到它纷繁复杂的一面，又抓住实质。在辛笛的文章里，正可以明显地感到他是把这点作为他做人的信条，写文章的标准。在众多的访问记及《辛笛诗稿·<前言>》中，他都一再强调“做人第一，写诗第二”。正是由此出发，他以自己的身心去感受，设身处地贴近实际，实事求是地去评述。
　　他的这类文章虽不长，却往往联系个人的情感生活，抓住故人一些突出的个性特征、生动琐事，使心灵自然地萦绕在往事的回忆中，情感表现细腻，富有诗味。在《忆西谛》中辛笛记叙了当年在外检查工作，忽得知西谛出国遇难的消息后，那种将信将疑，“抬头远望秋空白云”的“黯然”心怀，那种“惘然嗒丧”的感情，自然地回顾了与西谛那“介乎师友之间的交谊”。谈至夜深的求书遇书之乐；踏月送友，西谛又掉头回送的依依情景；为计议“天亮”，就着微明的萤火用化学烧杯试煮咖啡的往事，以及西谛那“扮作商人模样，朝出晚归”，精心保护文物，来去匆匆的高瘦身影，都揉进了作者的那分思念与痛楚和对老一辈学人的人格、风范的敬仰。在《春光永昼话之琳》中，他念念不忘卞之琳的《候鸟》一诗写出了令人难以去怀的旧北平澄蓝的天、轻快的鸽哨音、慢吞吞的驼铃声，但这些都挽不住诗人更爱今天满贮春光的北京城。在这样的心境中，他“话之琳”出国讲学完全不同于一九四七年写《赠别》一诗送之琳，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朋友卞之琳的情，更跃动着劫后新生的那分喜悦，老年人心中的一片“春光”。这就使辛笛的散文无论在黑暗中，还是于艰难之时总给人带来一分暖意，因此辛笛的散文与他的诗一样，满载着情，但更多的拥有着爱，对生活的爱，对人的爱，对知识的爱，对人类真理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