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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儿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局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的是,一大堆摆在书店,威风得很。校园气氛就更不用提了,许多大牌学者来演讲,也只有几只小猫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拿了诺贝尔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我们有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校长任内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不只如此,他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高锟的举动激怒了,大家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堂堂一校之长,怎能这么容易就被统战?为何这么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向未来的当权者示好呢?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的表情,明显不好。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因为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了套的麦克风,意思自然是要他闭嘴,现场一片哗然。他的表情,还是不太好。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个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妺,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82岁,连字都不识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春,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
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台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八年里,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天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前一阵子,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听说高锟得了轻度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是多么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时,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
直到近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拿了诺贝尔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我们有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校长任内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不只如此,他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高锟的举动激怒了,大家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堂堂一校之长,怎能这么容易就被统战?为何这么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向未来的当权者示好呢?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的表情,明显不好。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因为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了套的麦克风,意思自然是要他闭嘴,现场一片哗然。他的表情,还是不太好。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个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妺,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82岁,连字都不识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春,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
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台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八年里,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天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前一阵子,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听说高锟得了轻度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是多么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时,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