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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与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具有明显的互文性。二者均使用大量隐喻，其中的数学隐喻、科技隐喻、建筑隐喻、疾病隐喻十分相似，其宗教哲学内涵基本一致，即对科学理性导致人的异化的担忧，对个体尊严与自由的向往。
关键词：《地下室手记》 《我们》 隐喻 互文性
隐喻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是语言运作的根本机制，而文学隐喻的研究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研究可以视为一种精神分析的过程，它有利于揭示文学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及作家所属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根本特质。本文拟以《地下室手记》与《我们》这两部俄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例，对两部小说中的隐喻进行分析研究。两部小说中均运用了大量隐喻，这些隐喻是理解作品的钥匙。
《地下室手记》（以下简称《地》）是俄国一代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作品，发表于1864年。小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主人公地下室人的内心独白，后半部分是地下室人经历的两个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探讨了科学理性、自由、灵魂等重大宗教哲学问题，是陀氏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我们》（以下简称《我》）是苏联作家扎米亚京（1884—1937）的代表作，创作于1920年，通常被视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中描写了未来世界人类处于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治下，这个国度以纯粹的数学、科学技术手段统治一切，对人性进行壓制与摧残。主人公Д-503是一名数学家，起初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但后来觉醒，开始反抗这个在科学理性统治下的毫无人性的世界。可以发现，两部小说的创作虽时隔半个世纪，但二者在情节设置、主题思想及文化内涵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二者使用的隐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如出一辙。
一、互文性理论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扎米亚京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1941—）在巴赫金文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德里达、拉康、保罗·德·曼等思想家开始从语言哲学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互文性理论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文本，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彼此借鉴、吸收，构成一个开放的文本体系。克里斯蒂娃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指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互文性理论探寻不同时代的文本相互留下的印记，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是对文本的词汇、修辞、题材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地》与《我》两部小说的互文性十分明显。对陀氏与扎米亚京作品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已为数不少，苏联作家布朗（1889—1937）最早指出《我》是对《地》开创的优良传统的继承。有学者指出，《我》与《群魔》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一节十分相似。例如在思想观念方面，《我》中未来世界人类的统治者大恩主的形象与《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十分类似。大恩主与宗教大法官也十分相似，《我》中大恩主与主人公Д-503的对话基本是宗教大法官与耶稣的对话的翻版。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陀氏与扎米亚京的创作具有相同的背景，即19世纪俄罗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扎米亚京以陀氏的系列作品为原型创作了《我》，其反乌托邦主题是一致的。在细节方面二者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我》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明显继承自陀氏晚期的系列作品。在陀氏的《荒唐人的梦》《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有“水晶宫”这一隐喻，该隐喻在《我》中转变为“玻璃世界”这一意象。《地》与《我》两部小说的显著特点是使用大量的隐喻。目前，尚没有学者对两部小说中的隐喻进行比较研究。在此，笔者拟以互文性理论观点对两部小说的隐喻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两部小说中的隐喻大致可分为数学隐喻、科技隐喻、建筑隐喻、疾病隐喻四大类，这些隐喻的建构方式大都完全一致，有些略有差别，但它们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二、数学隐喻
现代数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演绎法，旨在推导出客观世界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它体现了西方文明崇尚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追寻客观世界的共相的理性主义文化旨趣。两部小说中均大量使用数学术语及相关词汇，隐喻的是科学理性，并借此对科学理性进行宗教哲学式的反思。
首先，在两部小说中均多次出现“二二得四”这一俄语成语，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该俄语成语意指铁一般的、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两部小说中均象征科学理性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禁锢。在《地》中，“二二得四”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据笔者统计有17次之多。如：“唉，诸位，当事情发展到运用对数表和算数，当人们只知道二二得四的时候，这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使没有我的意志参与，二二也是得四。所谓自己的意志难道就是这样吗？”在《我》中那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里，数学是指导一切的法则。人们的生活、工作均以数学法则为标准，一切都体现为数字关系。男主人公这样赞颂数学：“乘法表比古代的神灵更加睿智、更加绝对，因为乘法表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再也没有比那些按照乘法表正确、永恒的法则生活的人更加幸福和幸运的了。没有疑虑！永无错误！只存在一个真理，通往它的道路也只有一条。这真理就是：四；这道路就是：二乘以二。要是那些愉快地相乘着的二们想要愚蠢的自由——也就是说想到犯错误，这岂不是谬事一桩？”
反抗理性的霸权是陀氏晚期作品的重要思想。一味地追求普遍性规律，探究抽象的理论，并将其用于人类社会的改造，必然使人类社会走向异化，带来灾难性后果。“拿数学说事儿”是陀氏晚期作品的显著特色，目的是通过数学，以俄罗斯特有的文化传统对源于西方的理性至上观念进行思考。在《地》中陀氏认为，人类总是倾向于以数学的手段制作出“利益清单”，而这个清单“是从统计数字和经济学公式取了个平均数演算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清单，陀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如此偏爱建立体系和偏爱抽象结论，因此宁可蓄意歪曲真相，宁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证实自己的逻辑就成。我之所以援引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太明显了。再请诸位环视一下四周：血流成河，而且大家还十分开心，倒像这是香槟酒似的。” 相比较而言，《我》中的数学隐喻比《地》更为丰富。小说借助这些隐喻展示了数学法则统治下，大一统国家的人民被彻底异化的悲惨下场。例如在这个国度里，人们起床、上班、下班、吃饭、就寝都有严格的时间表，就连散步时走路的步数、吃饭时咀嚼的次数都有明确规定。人类社会被完全数字化，所有建筑都必须符合欧几里得几何原理，音乐、诗歌都以数学方式创作。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的思维都是数学式的。例如在与神秘女子I-330结识并约会后，男主人公Д-503这样思考爱情：“为了给函数确定真正的意义，我们必须设定它的值域。显然，昨天的‘熔化在宇宙中’的值域就是死亡。死亡正是自我在宇宙中的最完全熔化。所以，L（爱情）=f（D[死亡]），爱情是死亡的函数。”此外，《我》中还以“-1的平方根”“X”“无理数”等数学术语隐喻无法用数理、逻辑方式理解的内在世界，等等。
三、科技隐喻
这两部作品中有大量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词汇，均象征着科学技术对人类自由的剥夺、对个体尊严的践踏。其中十分典型的是将人比作机械。
《地》中有将人比作琴键、琴销的隐喻。例如：“科学本身就会教人们认识到，实际上他既不可能有意志，也不可能恣意妄为，而且这样的情况从来也不曾有过，而他自己也无非是钢琴上的琴键或者管风琴中的琴销而已。”琴键的隐喻影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在其所著的《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1769）中的话：“我们不过是些天生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工具。我们的感觉就是琴键，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常常敲击它们，它们也会常常自己敲击自己。”琴键、琴销的隐喻体现了陀氏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哲学基础，即实证主义、唯理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思。别尔嘉耶夫（1874—1948）指出，古代人类对大自然中的鬼怪充满恐惧，基督把人从鬼神崇拜中解救出来；然而现在人类陷入了新的恺撒王国的统治而无法自拔，这个王国叫技术。根据他的“客体化”观念，把主体外化、把内在世界外化，把主体变成客体就造成了人类世界的客体化，而客体化是一切罪恶与痛苦的根源。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思想、经验的总和，它只不过是表明客观世界对于人来说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的臆想。它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它本身并非人类的终极目标。对此陀氏的观点是，人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世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当是自由的意志、宁静的灵魂与爱。科学技术永远是外在的，以外在的客体化世界限定人类，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正如他在《地》中说道：“一个人如果没有愿望、没有意志，那还算什么人呢？这不是跟管风琴中的琴销一样了吗？”
与之类似，《我》则将人比作机器。例如主人公Д-503在日记中写道：“在大一统国家里，‘人’這个词并不恰当，这些不如说是装着大轮子的钢铁机器人，靠某种看不到的机制驱动。他们不是人，只是一种有点像人的机器。”大一统国家官方报纸的文章则这样教育全体国民：“发动机发出的每丝火花都是纯粹理性的火花，火花塞的每个运动都是异端完美的演绎推理。你们的体内难道不也存在着同样毫无瑕疵的理性吗？起重机、压力机、压力机和泵的哲学就像圆一样完美明晰。可是你的哲学难道不也一样完美吗？机械（比如说钟摆）的美在于它永恒的、精确的节奏。可是，你们这些在泰罗体制下成长的人，难道不已经像钟摆一样精确了吗？”泰罗（1856—1915）是美国管理学家，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列宁对其十分推崇。他倡导数学式的企业管理方法，被工人称为野兽般残忍的人。受他的启发，后人利用甘特数学图表进行计划控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福特汽车流水生产线，实现了机械化的大工业。在此，这一人名也成为一种科技隐喻，其内涵与上述隐喻完全一致。
此外，《地》的前半部分中还有“蒸馏甑”“惯性”“自然规律”等隐喻，《我》中则有“死刑机”“气钟罩”，旨在切除人类想象力的手术等隐喻，其含义都是一致的。
四、建筑隐喻
《地》中有“水晶大厦”这一意象，但它“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据自然按规律它可能根本不存在”，地下室人拒绝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这里影射傅立叶的信徒孔西德朗（1808—1893）的话：“我要为未来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此外还有“水晶宫”这一隐喻，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描写的一座用金属和水晶玻璃建成的宫殿。水晶建筑是虚无缥缈的，而且极其脆弱，其隐喻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单纯理论构想。《我》中描绘的未来世界里有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立方体或球形的，并且都是玻璃制成的。例如礼堂是“一个巨大的半球形玻璃建筑，阳光穿墙而入”。“透明”这一意象的隐喻义是公共空间占据了一切，在大一统国家中人们没有个人空间，一切都暴露在统治者的视线中。“玻璃”隐喻的是脆弱、被监视的状态，此处两部小说不尽相同。
《地》中，地下室人发现他碰到了一堵石墙，并企图以头撞碎这堵墙。陀氏明确指出，“石墙”的含义“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对于这堵石墙，“反对是办不到的：这是二二得四！自然界是不会向您请示的；它才不管您的什么愿望，它才不管您是不是喜欢它的什么规律呢。您必须接受它，因此它引起的一切结果，您也必须如实接受。既然是墙，那它就是墙”。《我》中，人们生活在一个被“绿墙”包围的高科技世界里，墙外则是野蛮人的世界。Д-503说：“哦，墙和栏杆是多么伟大、神圣的制约物啊！我认为，这堵绿墙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发明。人们一旦建起这墙，就再也不是一些野蛮动物了；直到绿墙全部竣工，人类才正式摆脱原始人身份；这堵墙使我们机器般完美的世界和非理性、丑陋的树木、鸟类和野兽的世界分离。”
在小说结尾，旨在推翻大一统国家的起义被镇压，人们又重新竖起一道高压电墙。“绿墙”“高压电墙”的隐喻义与“石墙”一致，指代科学理性的桎梏。
《地》中，“地下室”隐喻的是人深刻的心灵、情感世界。人类生活在外部的客观世界里，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制约。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观点，客观世界由理性的规律制约，而人也应是理性的动物。陀氏认为，理性是人类心理世界的表层，人类拥有一个具有无限深度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心灵的“地下室”。在《我》中，那个不安分守己的女性I-330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将Д-503带到了一座“古代房子”（即未来的高科技时代之前的、20世纪的房子）里幽会。与遍布全国的完全透明的建筑不同，“古代房子”只有窗户上安有玻璃。I-330在日记中写道：“想想吧，这里有‘没有原因的’爱；古人们为之烧灼、折磨自己。”从那以后，Д-503感觉到体内出现了另一个自我，不断地困扰着他。这另一个自我驱使他多次来到这所“古代房子”里寻找I-330，而每次来到“古代房子”的经历都令他感到欲仙欲死。显然“古代房子”与“地下室”的隐喻义是一致的。 五、疾病隐喻
陀氏笔下的人物很多都具有诸如癫痫、歇斯底里这样的精神疾病，地下室人也不例外。《地》开篇说道：“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 “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的心中有许许多多與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都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精神疾病隐喻的是灵魂的深度。基督教哲学认为，人不完全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灵魂来自最高的存在——神。人的心灵包括两种东西，一种是心理、意识，可从心理学角度得到说明；另一种是超心理的灵性，它具有神秘性，来自神，是一种宗教体验。精神的灵性很难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解释清楚，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从《地》开始的陀氏后期的小说中，主人公都被这种神秘的灵性折磨，他们身上常常出现直觉、梦幻、预感、癫狂等形而上学的体验。这是陀氏揭示的灵魂的深度的表现。
《我》中的Д-503是科学理性的忠实信徒，起初是一个“健康”的人。自从神秘女子I-330带他在“古代房子”度过令人难忘的一夜后，他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与地下室人如出一辙，他感到：“我的体内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以前的Д-503号，号码Д-503；而另一个……从前，这另一个人只会时不时地展示他毛茸茸的爪子，而现在他整个人都脱离了他的躯壳。”与陀氏笔下的一系列人物一样，他开始做梦，不断出现幻觉，他觉得自己患上了大一统国家成立以来即被消灭的癫痫症：“是啊，癫痫症是种精神疾病，是种痛楚。它是一种缓慢、甜蜜的痛苦，一种啮咬；它渐行渐深，越咬越紧。”他不得已去医院就诊，医生告知他会诊的结果，病情很严重：“显然，你体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灵魂。”
灵魂是一个宗教哲学概念，应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待它。荣格认为，人的精神现象不应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内分泌活动。精神活动有其客观的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生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有许多情结我们并不能抑制，我们不能把一种恶劣的心情变成一种愉快的心情，我们不能命令自己做梦或不做梦。荣格认为最好将灵魂看成一种客观实在，这种古老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正确性的一面。荣格心理学以其神秘主义特色著称，而其灵魂观与陀氏、扎米亚京的观念也是一致的。
六、结语
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多个作品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荣格则指出，一部作品被创作出来后，必然包含着世代相传的信息，这种世代相传的信息源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俄罗斯文学关注人类的自由与幸福，把笔触指向人类的灵魂世界，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根植于本土，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互文性。这些作品中的隐喻具有重大宗教哲学内涵，它们同样不断流传，彼此借鉴，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这些隐喻来自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是俄罗斯作家群体思想的梦幻式表达，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的深刻思考，其文化内涵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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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课题“自由的隐喻：扎米亚京《我们》的文化阐释”，合作导师为温玉霞教授。论文若有舛误，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论文作者本人承担。
作 者：李 然，空军工程大学讲师，俄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化及文学研究。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地下室手记》 《我们》 隐喻 互文性
隐喻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是语言运作的根本机制，而文学隐喻的研究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研究可以视为一种精神分析的过程，它有利于揭示文学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及作家所属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根本特质。本文拟以《地下室手记》与《我们》这两部俄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例，对两部小说中的隐喻进行分析研究。两部小说中均运用了大量隐喻，这些隐喻是理解作品的钥匙。
《地下室手记》（以下简称《地》）是俄国一代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作品，发表于1864年。小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主人公地下室人的内心独白，后半部分是地下室人经历的两个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探讨了科学理性、自由、灵魂等重大宗教哲学问题，是陀氏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我们》（以下简称《我》）是苏联作家扎米亚京（1884—1937）的代表作，创作于1920年，通常被视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小说中描写了未来世界人类处于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治下，这个国度以纯粹的数学、科学技术手段统治一切，对人性进行壓制与摧残。主人公Д-503是一名数学家，起初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但后来觉醒，开始反抗这个在科学理性统治下的毫无人性的世界。可以发现，两部小说的创作虽时隔半个世纪，但二者在情节设置、主题思想及文化内涵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二者使用的隐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如出一辙。
一、互文性理论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扎米亚京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1941—）在巴赫金文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德里达、拉康、保罗·德·曼等思想家开始从语言哲学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互文性理论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文本，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彼此借鉴、吸收，构成一个开放的文本体系。克里斯蒂娃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指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互文性理论探寻不同时代的文本相互留下的印记，在实践操作中的第一步是对文本的词汇、修辞、题材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地》与《我》两部小说的互文性十分明显。对陀氏与扎米亚京作品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已为数不少，苏联作家布朗（1889—1937）最早指出《我》是对《地》开创的优良传统的继承。有学者指出，《我》与《群魔》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一节十分相似。例如在思想观念方面，《我》中未来世界人类的统治者大恩主的形象与《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十分类似。大恩主与宗教大法官也十分相似，《我》中大恩主与主人公Д-503的对话基本是宗教大法官与耶稣的对话的翻版。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陀氏与扎米亚京的创作具有相同的背景，即19世纪俄罗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扎米亚京以陀氏的系列作品为原型创作了《我》，其反乌托邦主题是一致的。在细节方面二者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我》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明显继承自陀氏晚期的系列作品。在陀氏的《荒唐人的梦》《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有“水晶宫”这一隐喻，该隐喻在《我》中转变为“玻璃世界”这一意象。《地》与《我》两部小说的显著特点是使用大量的隐喻。目前，尚没有学者对两部小说中的隐喻进行比较研究。在此，笔者拟以互文性理论观点对两部小说的隐喻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两部小说中的隐喻大致可分为数学隐喻、科技隐喻、建筑隐喻、疾病隐喻四大类，这些隐喻的建构方式大都完全一致，有些略有差别，但它们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二、数学隐喻
现代数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演绎法，旨在推导出客观世界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它体现了西方文明崇尚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追寻客观世界的共相的理性主义文化旨趣。两部小说中均大量使用数学术语及相关词汇，隐喻的是科学理性，并借此对科学理性进行宗教哲学式的反思。
首先，在两部小说中均多次出现“二二得四”这一俄语成语，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该俄语成语意指铁一般的、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两部小说中均象征科学理性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禁锢。在《地》中，“二二得四”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据笔者统计有17次之多。如：“唉，诸位，当事情发展到运用对数表和算数，当人们只知道二二得四的时候，这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使没有我的意志参与，二二也是得四。所谓自己的意志难道就是这样吗？”在《我》中那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里，数学是指导一切的法则。人们的生活、工作均以数学法则为标准，一切都体现为数字关系。男主人公这样赞颂数学：“乘法表比古代的神灵更加睿智、更加绝对，因为乘法表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再也没有比那些按照乘法表正确、永恒的法则生活的人更加幸福和幸运的了。没有疑虑！永无错误！只存在一个真理，通往它的道路也只有一条。这真理就是：四；这道路就是：二乘以二。要是那些愉快地相乘着的二们想要愚蠢的自由——也就是说想到犯错误，这岂不是谬事一桩？”
反抗理性的霸权是陀氏晚期作品的重要思想。一味地追求普遍性规律，探究抽象的理论，并将其用于人类社会的改造，必然使人类社会走向异化，带来灾难性后果。“拿数学说事儿”是陀氏晚期作品的显著特色，目的是通过数学，以俄罗斯特有的文化传统对源于西方的理性至上观念进行思考。在《地》中陀氏认为，人类总是倾向于以数学的手段制作出“利益清单”，而这个清单“是从统计数字和经济学公式取了个平均数演算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清单，陀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如此偏爱建立体系和偏爱抽象结论，因此宁可蓄意歪曲真相，宁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证实自己的逻辑就成。我之所以援引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太明显了。再请诸位环视一下四周：血流成河，而且大家还十分开心，倒像这是香槟酒似的。” 相比较而言，《我》中的数学隐喻比《地》更为丰富。小说借助这些隐喻展示了数学法则统治下，大一统国家的人民被彻底异化的悲惨下场。例如在这个国度里，人们起床、上班、下班、吃饭、就寝都有严格的时间表，就连散步时走路的步数、吃饭时咀嚼的次数都有明确规定。人类社会被完全数字化，所有建筑都必须符合欧几里得几何原理，音乐、诗歌都以数学方式创作。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的思维都是数学式的。例如在与神秘女子I-330结识并约会后，男主人公Д-503这样思考爱情：“为了给函数确定真正的意义，我们必须设定它的值域。显然，昨天的‘熔化在宇宙中’的值域就是死亡。死亡正是自我在宇宙中的最完全熔化。所以，L（爱情）=f（D[死亡]），爱情是死亡的函数。”此外，《我》中还以“-1的平方根”“X”“无理数”等数学术语隐喻无法用数理、逻辑方式理解的内在世界，等等。
三、科技隐喻
这两部作品中有大量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词汇，均象征着科学技术对人类自由的剥夺、对个体尊严的践踏。其中十分典型的是将人比作机械。
《地》中有将人比作琴键、琴销的隐喻。例如：“科学本身就会教人们认识到，实际上他既不可能有意志，也不可能恣意妄为，而且这样的情况从来也不曾有过，而他自己也无非是钢琴上的琴键或者管风琴中的琴销而已。”琴键的隐喻影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在其所著的《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1769）中的话：“我们不过是些天生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工具。我们的感觉就是琴键，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常常敲击它们，它们也会常常自己敲击自己。”琴键、琴销的隐喻体现了陀氏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哲学基础，即实证主义、唯理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思。别尔嘉耶夫（1874—1948）指出，古代人类对大自然中的鬼怪充满恐惧，基督把人从鬼神崇拜中解救出来；然而现在人类陷入了新的恺撒王国的统治而无法自拔，这个王国叫技术。根据他的“客体化”观念，把主体外化、把内在世界外化，把主体变成客体就造成了人类世界的客体化，而客体化是一切罪恶与痛苦的根源。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思想、经验的总和，它只不过是表明客观世界对于人来说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的臆想。它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它本身并非人类的终极目标。对此陀氏的观点是，人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世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当是自由的意志、宁静的灵魂与爱。科学技术永远是外在的，以外在的客体化世界限定人类，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正如他在《地》中说道：“一个人如果没有愿望、没有意志，那还算什么人呢？这不是跟管风琴中的琴销一样了吗？”
与之类似，《我》则将人比作机器。例如主人公Д-503在日记中写道：“在大一统国家里，‘人’這个词并不恰当，这些不如说是装着大轮子的钢铁机器人，靠某种看不到的机制驱动。他们不是人，只是一种有点像人的机器。”大一统国家官方报纸的文章则这样教育全体国民：“发动机发出的每丝火花都是纯粹理性的火花，火花塞的每个运动都是异端完美的演绎推理。你们的体内难道不也存在着同样毫无瑕疵的理性吗？起重机、压力机、压力机和泵的哲学就像圆一样完美明晰。可是你的哲学难道不也一样完美吗？机械（比如说钟摆）的美在于它永恒的、精确的节奏。可是，你们这些在泰罗体制下成长的人，难道不已经像钟摆一样精确了吗？”泰罗（1856—1915）是美国管理学家，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列宁对其十分推崇。他倡导数学式的企业管理方法，被工人称为野兽般残忍的人。受他的启发，后人利用甘特数学图表进行计划控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福特汽车流水生产线，实现了机械化的大工业。在此，这一人名也成为一种科技隐喻，其内涵与上述隐喻完全一致。
此外，《地》的前半部分中还有“蒸馏甑”“惯性”“自然规律”等隐喻，《我》中则有“死刑机”“气钟罩”，旨在切除人类想象力的手术等隐喻，其含义都是一致的。
四、建筑隐喻
《地》中有“水晶大厦”这一意象，但它“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据自然按规律它可能根本不存在”，地下室人拒绝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这里影射傅立叶的信徒孔西德朗（1808—1893）的话：“我要为未来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此外还有“水晶宫”这一隐喻，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描写的一座用金属和水晶玻璃建成的宫殿。水晶建筑是虚无缥缈的，而且极其脆弱，其隐喻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单纯理论构想。《我》中描绘的未来世界里有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立方体或球形的，并且都是玻璃制成的。例如礼堂是“一个巨大的半球形玻璃建筑，阳光穿墙而入”。“透明”这一意象的隐喻义是公共空间占据了一切，在大一统国家中人们没有个人空间，一切都暴露在统治者的视线中。“玻璃”隐喻的是脆弱、被监视的状态，此处两部小说不尽相同。
《地》中，地下室人发现他碰到了一堵石墙，并企图以头撞碎这堵墙。陀氏明确指出，“石墙”的含义“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对于这堵石墙，“反对是办不到的：这是二二得四！自然界是不会向您请示的；它才不管您的什么愿望，它才不管您是不是喜欢它的什么规律呢。您必须接受它，因此它引起的一切结果，您也必须如实接受。既然是墙，那它就是墙”。《我》中，人们生活在一个被“绿墙”包围的高科技世界里，墙外则是野蛮人的世界。Д-503说：“哦，墙和栏杆是多么伟大、神圣的制约物啊！我认为，这堵绿墙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发明。人们一旦建起这墙，就再也不是一些野蛮动物了；直到绿墙全部竣工，人类才正式摆脱原始人身份；这堵墙使我们机器般完美的世界和非理性、丑陋的树木、鸟类和野兽的世界分离。”
在小说结尾，旨在推翻大一统国家的起义被镇压，人们又重新竖起一道高压电墙。“绿墙”“高压电墙”的隐喻义与“石墙”一致，指代科学理性的桎梏。
《地》中，“地下室”隐喻的是人深刻的心灵、情感世界。人类生活在外部的客观世界里，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制约。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观点，客观世界由理性的规律制约，而人也应是理性的动物。陀氏认为，理性是人类心理世界的表层，人类拥有一个具有无限深度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心灵的“地下室”。在《我》中，那个不安分守己的女性I-330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将Д-503带到了一座“古代房子”（即未来的高科技时代之前的、20世纪的房子）里幽会。与遍布全国的完全透明的建筑不同，“古代房子”只有窗户上安有玻璃。I-330在日记中写道：“想想吧，这里有‘没有原因的’爱；古人们为之烧灼、折磨自己。”从那以后，Д-503感觉到体内出现了另一个自我，不断地困扰着他。这另一个自我驱使他多次来到这所“古代房子”里寻找I-330，而每次来到“古代房子”的经历都令他感到欲仙欲死。显然“古代房子”与“地下室”的隐喻义是一致的。 五、疾病隐喻
陀氏笔下的人物很多都具有诸如癫痫、歇斯底里这样的精神疾病，地下室人也不例外。《地》开篇说道：“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 “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的心中有许许多多與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都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精神疾病隐喻的是灵魂的深度。基督教哲学认为，人不完全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灵魂来自最高的存在——神。人的心灵包括两种东西，一种是心理、意识，可从心理学角度得到说明；另一种是超心理的灵性，它具有神秘性，来自神，是一种宗教体验。精神的灵性很难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解释清楚，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从《地》开始的陀氏后期的小说中，主人公都被这种神秘的灵性折磨，他们身上常常出现直觉、梦幻、预感、癫狂等形而上学的体验。这是陀氏揭示的灵魂的深度的表现。
《我》中的Д-503是科学理性的忠实信徒，起初是一个“健康”的人。自从神秘女子I-330带他在“古代房子”度过令人难忘的一夜后，他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与地下室人如出一辙，他感到：“我的体内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以前的Д-503号，号码Д-503；而另一个……从前，这另一个人只会时不时地展示他毛茸茸的爪子，而现在他整个人都脱离了他的躯壳。”与陀氏笔下的一系列人物一样，他开始做梦，不断出现幻觉，他觉得自己患上了大一统国家成立以来即被消灭的癫痫症：“是啊，癫痫症是种精神疾病，是种痛楚。它是一种缓慢、甜蜜的痛苦，一种啮咬；它渐行渐深，越咬越紧。”他不得已去医院就诊，医生告知他会诊的结果，病情很严重：“显然，你体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灵魂。”
灵魂是一个宗教哲学概念，应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待它。荣格认为，人的精神现象不应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内分泌活动。精神活动有其客观的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生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有许多情结我们并不能抑制，我们不能把一种恶劣的心情变成一种愉快的心情，我们不能命令自己做梦或不做梦。荣格认为最好将灵魂看成一种客观实在，这种古老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正确性的一面。荣格心理学以其神秘主义特色著称，而其灵魂观与陀氏、扎米亚京的观念也是一致的。
六、结语
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多个作品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荣格则指出，一部作品被创作出来后，必然包含着世代相传的信息，这种世代相传的信息源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俄罗斯文学关注人类的自由与幸福，把笔触指向人类的灵魂世界，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根植于本土，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互文性。这些作品中的隐喻具有重大宗教哲学内涵，它们同样不断流传，彼此借鉴，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这些隐喻来自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是俄罗斯作家群体思想的梦幻式表达，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的深刻思考，其文化内涵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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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课题“自由的隐喻：扎米亚京《我们》的文化阐释”，合作导师为温玉霞教授。论文若有舛误，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论文作者本人承担。
作 者：李 然，空军工程大学讲师，俄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化及文学研究。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