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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国，当代艺术界一派兴奋与忙乱。月初和月末，两个全国最大规模的艺术博览会在北京和上海呼应举办，串起了整个9月艺术市场的亢奋。
这个不短的“艺术月”当中，还有一个艺术的展会——第三届成都双年展，在另一个中国艺术重镇成都悄然开幕。
这届名为“重新启动”的成都双年展，旨在展示和讨谈水墨画的当代特性，和两个喧闹张扬的博览会相比，它更像一个小圈子范围的PARTY。
豪情主办这场“圈中人”聚会的主人，是成都双年展的主席邓鸿。成都双年展就像是他的孩子，或者说他的企业王国中一朵美丽的花，由其亲手创办、培育，陪着它从诞生起一路走来，至今7年，至第三届。
完全由企业家个人投资举办双年展，并且连续投资3届，在全国他是惟一一个。成都双年展也因此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上海、北京、广州(三年)等地)的双年展，它不断地被怀疑、争论，艺术圈人或否定不屑、冷眼旁观、或予以期许祝福，而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多元，它的成长经验包括教训，都将是中国艺术展发展中不可忽略的独特印迹和参考范例。
“世纪之门”开启文化投资市场
9月13日晚，主题为“重新启动”的第三届成都双年展为嘉宾提前开放的预展刚结束，夜里12点多，邓鸿—个人坐在会展中心对面自己酒店的大堂中，品味所有纷杂结束后的寂静，他电话叫来三届双年展的老搭档、重庆美术馆馆长冯斌，问了问嘉宾媒体的反馈，评价了某些作品，其余时间两人就这么静坐着。冯斌说，每届双年展，他俩都会在开幕当天的晚上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回味整个筹办过程的点滴，感受一切紧张过去后的平静。
冯斌，应邓鸿之约连续三届任成都双年展策展人或艺术总监，是邓鸿最持久也是最稳固的合作者。邓鸿从商后与艺术再度结缘，并在文化艺术市场走这么远，和冯斌在身边不无关系。
8年前，20世纪最后一年，所有商人都在打“世纪之交”的主意，邓鸿个人投资1 5亿元的成都现代艺术馆刚建成，邓鸿也打算做一个主题为“跨世纪”的展览，如中国以往一贯题材的宏大叙事风格，他想“把中国这几十年的艺术成全做在一起”。
找谁做呢?
不少成都美术界的人都向邓鸿提到“要做展览，就找冯斌”。两人由此结识。那时是1999年8月，距离计划12月底举办的展览，仅剩4个月。
冯斌随即把当时美术评论界的大腕水天中、殷双喜、郎绍君、刘骁纯等悉数约到成都来讨论该如何操办这个展览。12月底，这个名为“世纪之门1979～1999”的展览如期在成都现代艺术馆举行。展览汇聚了国画、油画、雕塑、装置、书法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改革后20年艺术、特别是本土架上艺术的成就。
冯斌回忆说，当时参加艺术家的数量、档次，作品水准以及接待规格，在所办美术展览中堪称之最。而“当代艺术”的主题遭来不少批评家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当前还没有当代艺术”。
结果，这个备受艺术界和批评界关注的展览，成为艺术界在世纪末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也给邓鸿积累了很好的人脉资源，使这个从小自学国画、有着艺术情结的成都地产商人瞬间蜚声中国的艺术圈。作为私人投资最高的艺术活动赞助商，邓鸿也在地产界，在成都乃至四川—举出名。
这次无明确目的的文化投资，让邓鸿品尝到了投资大型文化活动的甜头。
民营企业家的双年展
邓鸿开始惦记下一个“有分量”的展览。恰在这时，2000年成功举办的上海第三届双年展如平地一声雷，为备受争议的中国当代艺术炸开了登入大雅之堂的门。那个主题为“海上·上海”的展会，因为其策展方式和展览作品大不同于中国以往的美术展，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双年展。顺应这个艺术冲击波，邓鸿敏锐地捕捉到“双年展”的影响力和价值，并且成功向当地政府申办下“成都双年展”项目。
此前中国在其他城市也有过企业赞助双年展的例子：如中国第一个双年展，1992年在广州举办“首届广州双年展”等，轰轰烈烈却虎头蛇尾。这些都是民间企业投资，出于企业家对艺术的热爱，却因没有成熟的策展机制和投资者没有很快得到回报，都相继遭遇始乱终弃。
而邓鸿在“世纪之门”之后清楚意识到，艺术投资，决不可能在展会有多少直接收益，但做得好的话周边效应将会增大。
于是，叫上搭档冯斌，第一届“成都双年展”2001年声势浩大地启动了。
毕竟独家投资，加上自己从小学画的经历，邓鸿强硬地把“架上艺术”作为首届成都双年展的学术主题，请来的策展人、艺术委员会成员和学术主持人都只能按这个思路去进行。不仅如此，热爱艺术的他忍不住参与到这个全国最高级别艺术展筹办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艺术家及作品的遴选，展馆的陈列，展会的程序、规则制定甚至学术会议的主持，无不亲自一一介入，参与意见。按照当年策展人之一顾振清的描述，整个策展过程，就是策展人和投资人不断抗争和“角力”的过程。
尽管如此，但在花销和规模上，邓鸿毫不含糊，按冯斌的估算，不包括他提供的酒店等隐性投入，不少于200万元，这已是当时私人投资艺术活动中最高的。
第一届“成都双年展”，请来海内外中国艺术家120名，展览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生态。无论从主题到举办过程，第一届“成都双年展”都在美术界引起极大争议，也成为继“上海双年展”之后，在中国西部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当代艺术展。
“成都双年展”的成功举办，促使“双年展”在中国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双年展”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
据统计，有20万人参观了那次双年展，展览还被中华世纪坛看中，次年，部分作品移师到北京再次展览。邓鸿作为双年展主席出席了世纪坛展的开幕式。第一次，以企业家的身份冲出了四川，走向北京，邓鸿很兴奋，同去的冯斌适时点醒他，“你在成都不算最有钱的老板，企业也不是最大的，但在北京能造成这样的影响，你现在是成都最有名的商人，企业也是最有名的，这都是通过做艺术、做文化获得的。”
成都乃至四川的文化形象也通过这次活动得到很大提升。政府的领导眼中，邓鸿在所有四川的企业家里变得与众不同。
很快到2003年底，邓鸿的地产事业迎来新的起飞，占地1500亩，投资50亿元，紧邻成都新政府大楼的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破土动工。整个项目分为展馆区、国际会议区、酒店等各个商业功能区域，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2004年，邓鸿以企业家身份成为“成都荣誉市民”。
邓鸿的事业和声名在井然有序地提升，唯独那个撬动这一切的支点被忽略了，2001年第一届双年展之后，第二届成都双年展迟迟不见动静。到了2005年，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终于在4年之后匆匆开幕，邓鸿解 释说，延误原因一是2003年“非典”耽搁，二是2004年他的世纪城和九寨天堂都没有建好。
在他艺术的构思中，邓鸿非常希望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在他新建成的九寨天堂国际会议度假中心举行，双年展主题更是被定为“景观：世纪与天堂”，他甚至在九寨沟为展览做了相应场馆和设备的布置，最终因难以实现不得作罢，可不断更改的展览方案使得展览内容变得混乱。
尽管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姗姗来迟，却不影响它在成都甚至四川的辐射力，开幕当天，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带着省里4大班子，成都市市委书记、市长带着市里的4大班子，悉数到场祝贺，这在全国任何双年展中无二，也足见邓鸿及双年展在省市政府领导中的分量。
细心的邓鸿考虑到被邀请的艺术家们，特地在领导莅临的开幕式前又临时加了一场针对艺术家和嘉宾的开幕酒会。就这样，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在礼炮声中开了两次幕。
而那个投其所好、暗含投资人两大地产项目“世纪城”和“九寨天堂”的主题展，连同搭配的“成都啤酒节”，日后成为邓鸿以商业力量裹挟艺术的证据，不断被业界提起。
今年“重新启动”
当大家对第二届“成都双年展”还记忆犹新，两年后的第三届准时开幕了。
展览主题为水墨画，仍然是从小习水墨的成都双年展主席邓鸿确定的命题作文。老搭档冯斌的另一个身份是四川美院的国画系主任，这次他邀请来的知名策展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视觉艺术系教授沈揆一，他对国画有自己的思考，加上另两个策展人，四人接受了围绕“水墨画”做第三届“成都双年展”。
参与、策划过多个国内外大型展览的沈揆一告诉记者，就他参与的部分而言，这次他们几个策展人完全不同于前两届的际遇，是“完全独立的状态”。他说，三个策展人分别拉出一个自己想邀请的艺术家名单，“如果三人都选，那不用讨论、通过；如果得两票的，再讨论；一票的，先放在一边。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在电脑中一起看、一起讨论。”
这次“重新启动”的展览，虽然学术的反响不若市场强烈，但对策展过程来说，它和之前两届已明显不同。
冯斌是这次展览的艺术总监，三届双年展他都全程参与，他说，这第三届是做得最爽的一次——讨论定位、制定程序、进选作品、确定艺术家名单，甚至展览的开销，完全由他和三个策展人决定。
冯斌觉得，邓鸿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事业大了，事情太多无暇顾及”，重点是，“他的层面、见识和观念，随着企业和活动的发展，也都在变化。那些艺术家不满的信息我都反馈给他，他是相当聪明的人，肯定也有反思，在给自己一个改变。”冯斌说，这次很多作品在开展时邓鸿才看到，他还“抱怨”，有好些画“太观念”了，他不喜欢。
邓鸿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三届双年展他所有的投入加起来约为2000万元。冯斌觉得，邓鸿在他所有的商业投资项目中，得到最大的回报，正是来自于艺术的投资。“但他没有在这些项目上直接赚到过钱，因果不是直接的，而是周边效应共同的作用。”
在本届双年展的开幕酒会上，邓鸿骄傲地宣布，现在市政府点名要他来建造包括歌剧院、美术馆、音乐厅在内的大型文化项目。场馆地点在新会展中心附近，达到8万平方米以上，投资额在3亿元左右。邓鸿向当地媒体透露，下一步他打算“还要投入8到10个亿来搞文化艺术项目。”
在开幕酒会上，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感慨，怎么重庆就没有像邓鸿这样投资艺术的企业家。(注：川美地处重庆)
三届成都双年展都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冯斌曾对邓鸿开玩笑地说，“成都双年展都要成我俩的二人转了。”资深策展人顾振清表示，中国的展览最关键的是，建立起健全的策展人机制，“应该是靠制度管理展览，而不是某个人来管”。冯斌觉得，由私人投资办展览，从2001年至今能持续做下来，在中国也就只有邓鸿了，“不容易。”但他承认，这样单靠私人投资来做如此大的双年展，并不是好的办法，他认为“政府应该投入一些，并且有专门的人在运作，才能保证长效的发展机制。如果每次都靠我们大会战的方式做，我觉得不是长以为继的方法。”
这个不短的“艺术月”当中，还有一个艺术的展会——第三届成都双年展，在另一个中国艺术重镇成都悄然开幕。
这届名为“重新启动”的成都双年展，旨在展示和讨谈水墨画的当代特性，和两个喧闹张扬的博览会相比，它更像一个小圈子范围的PARTY。
豪情主办这场“圈中人”聚会的主人，是成都双年展的主席邓鸿。成都双年展就像是他的孩子，或者说他的企业王国中一朵美丽的花，由其亲手创办、培育，陪着它从诞生起一路走来，至今7年，至第三届。
完全由企业家个人投资举办双年展，并且连续投资3届，在全国他是惟一一个。成都双年展也因此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上海、北京、广州(三年)等地)的双年展，它不断地被怀疑、争论，艺术圈人或否定不屑、冷眼旁观、或予以期许祝福，而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多元，它的成长经验包括教训，都将是中国艺术展发展中不可忽略的独特印迹和参考范例。
“世纪之门”开启文化投资市场
9月13日晚，主题为“重新启动”的第三届成都双年展为嘉宾提前开放的预展刚结束，夜里12点多，邓鸿—个人坐在会展中心对面自己酒店的大堂中，品味所有纷杂结束后的寂静，他电话叫来三届双年展的老搭档、重庆美术馆馆长冯斌，问了问嘉宾媒体的反馈，评价了某些作品，其余时间两人就这么静坐着。冯斌说，每届双年展，他俩都会在开幕当天的晚上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回味整个筹办过程的点滴，感受一切紧张过去后的平静。
冯斌，应邓鸿之约连续三届任成都双年展策展人或艺术总监，是邓鸿最持久也是最稳固的合作者。邓鸿从商后与艺术再度结缘，并在文化艺术市场走这么远，和冯斌在身边不无关系。
8年前，20世纪最后一年，所有商人都在打“世纪之交”的主意，邓鸿个人投资1 5亿元的成都现代艺术馆刚建成，邓鸿也打算做一个主题为“跨世纪”的展览，如中国以往一贯题材的宏大叙事风格，他想“把中国这几十年的艺术成全做在一起”。
找谁做呢?
不少成都美术界的人都向邓鸿提到“要做展览，就找冯斌”。两人由此结识。那时是1999年8月，距离计划12月底举办的展览，仅剩4个月。
冯斌随即把当时美术评论界的大腕水天中、殷双喜、郎绍君、刘骁纯等悉数约到成都来讨论该如何操办这个展览。12月底，这个名为“世纪之门1979～1999”的展览如期在成都现代艺术馆举行。展览汇聚了国画、油画、雕塑、装置、书法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改革后20年艺术、特别是本土架上艺术的成就。
冯斌回忆说，当时参加艺术家的数量、档次，作品水准以及接待规格，在所办美术展览中堪称之最。而“当代艺术”的主题遭来不少批评家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当前还没有当代艺术”。
结果，这个备受艺术界和批评界关注的展览，成为艺术界在世纪末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也给邓鸿积累了很好的人脉资源，使这个从小自学国画、有着艺术情结的成都地产商人瞬间蜚声中国的艺术圈。作为私人投资最高的艺术活动赞助商，邓鸿也在地产界，在成都乃至四川—举出名。
这次无明确目的的文化投资，让邓鸿品尝到了投资大型文化活动的甜头。
民营企业家的双年展
邓鸿开始惦记下一个“有分量”的展览。恰在这时，2000年成功举办的上海第三届双年展如平地一声雷，为备受争议的中国当代艺术炸开了登入大雅之堂的门。那个主题为“海上·上海”的展会，因为其策展方式和展览作品大不同于中国以往的美术展，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双年展。顺应这个艺术冲击波，邓鸿敏锐地捕捉到“双年展”的影响力和价值，并且成功向当地政府申办下“成都双年展”项目。
此前中国在其他城市也有过企业赞助双年展的例子：如中国第一个双年展，1992年在广州举办“首届广州双年展”等，轰轰烈烈却虎头蛇尾。这些都是民间企业投资，出于企业家对艺术的热爱，却因没有成熟的策展机制和投资者没有很快得到回报，都相继遭遇始乱终弃。
而邓鸿在“世纪之门”之后清楚意识到，艺术投资，决不可能在展会有多少直接收益，但做得好的话周边效应将会增大。
于是，叫上搭档冯斌，第一届“成都双年展”2001年声势浩大地启动了。
毕竟独家投资，加上自己从小学画的经历，邓鸿强硬地把“架上艺术”作为首届成都双年展的学术主题，请来的策展人、艺术委员会成员和学术主持人都只能按这个思路去进行。不仅如此，热爱艺术的他忍不住参与到这个全国最高级别艺术展筹办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艺术家及作品的遴选，展馆的陈列，展会的程序、规则制定甚至学术会议的主持，无不亲自一一介入，参与意见。按照当年策展人之一顾振清的描述，整个策展过程，就是策展人和投资人不断抗争和“角力”的过程。
尽管如此，但在花销和规模上，邓鸿毫不含糊，按冯斌的估算，不包括他提供的酒店等隐性投入，不少于200万元，这已是当时私人投资艺术活动中最高的。
第一届“成都双年展”，请来海内外中国艺术家120名，展览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生态。无论从主题到举办过程，第一届“成都双年展”都在美术界引起极大争议，也成为继“上海双年展”之后，在中国西部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当代艺术展。
“成都双年展”的成功举办，促使“双年展”在中国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双年展”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
据统计，有20万人参观了那次双年展，展览还被中华世纪坛看中，次年，部分作品移师到北京再次展览。邓鸿作为双年展主席出席了世纪坛展的开幕式。第一次，以企业家的身份冲出了四川，走向北京，邓鸿很兴奋，同去的冯斌适时点醒他，“你在成都不算最有钱的老板，企业也不是最大的，但在北京能造成这样的影响，你现在是成都最有名的商人，企业也是最有名的，这都是通过做艺术、做文化获得的。”
成都乃至四川的文化形象也通过这次活动得到很大提升。政府的领导眼中，邓鸿在所有四川的企业家里变得与众不同。
很快到2003年底，邓鸿的地产事业迎来新的起飞，占地1500亩，投资50亿元，紧邻成都新政府大楼的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破土动工。整个项目分为展馆区、国际会议区、酒店等各个商业功能区域，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2004年，邓鸿以企业家身份成为“成都荣誉市民”。
邓鸿的事业和声名在井然有序地提升，唯独那个撬动这一切的支点被忽略了，2001年第一届双年展之后，第二届成都双年展迟迟不见动静。到了2005年，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终于在4年之后匆匆开幕，邓鸿解 释说，延误原因一是2003年“非典”耽搁，二是2004年他的世纪城和九寨天堂都没有建好。
在他艺术的构思中，邓鸿非常希望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在他新建成的九寨天堂国际会议度假中心举行，双年展主题更是被定为“景观：世纪与天堂”，他甚至在九寨沟为展览做了相应场馆和设备的布置，最终因难以实现不得作罢，可不断更改的展览方案使得展览内容变得混乱。
尽管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姗姗来迟，却不影响它在成都甚至四川的辐射力，开幕当天，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带着省里4大班子，成都市市委书记、市长带着市里的4大班子，悉数到场祝贺，这在全国任何双年展中无二，也足见邓鸿及双年展在省市政府领导中的分量。
细心的邓鸿考虑到被邀请的艺术家们，特地在领导莅临的开幕式前又临时加了一场针对艺术家和嘉宾的开幕酒会。就这样，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在礼炮声中开了两次幕。
而那个投其所好、暗含投资人两大地产项目“世纪城”和“九寨天堂”的主题展，连同搭配的“成都啤酒节”，日后成为邓鸿以商业力量裹挟艺术的证据，不断被业界提起。
今年“重新启动”
当大家对第二届“成都双年展”还记忆犹新，两年后的第三届准时开幕了。
展览主题为水墨画，仍然是从小习水墨的成都双年展主席邓鸿确定的命题作文。老搭档冯斌的另一个身份是四川美院的国画系主任，这次他邀请来的知名策展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视觉艺术系教授沈揆一，他对国画有自己的思考，加上另两个策展人，四人接受了围绕“水墨画”做第三届“成都双年展”。
参与、策划过多个国内外大型展览的沈揆一告诉记者，就他参与的部分而言，这次他们几个策展人完全不同于前两届的际遇，是“完全独立的状态”。他说，三个策展人分别拉出一个自己想邀请的艺术家名单，“如果三人都选，那不用讨论、通过；如果得两票的，再讨论；一票的，先放在一边。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在电脑中一起看、一起讨论。”
这次“重新启动”的展览，虽然学术的反响不若市场强烈，但对策展过程来说，它和之前两届已明显不同。
冯斌是这次展览的艺术总监，三届双年展他都全程参与，他说，这第三届是做得最爽的一次——讨论定位、制定程序、进选作品、确定艺术家名单，甚至展览的开销，完全由他和三个策展人决定。
冯斌觉得，邓鸿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事业大了，事情太多无暇顾及”，重点是，“他的层面、见识和观念，随着企业和活动的发展，也都在变化。那些艺术家不满的信息我都反馈给他，他是相当聪明的人，肯定也有反思，在给自己一个改变。”冯斌说，这次很多作品在开展时邓鸿才看到，他还“抱怨”，有好些画“太观念”了，他不喜欢。
邓鸿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三届双年展他所有的投入加起来约为2000万元。冯斌觉得，邓鸿在他所有的商业投资项目中，得到最大的回报，正是来自于艺术的投资。“但他没有在这些项目上直接赚到过钱，因果不是直接的，而是周边效应共同的作用。”
在本届双年展的开幕酒会上，邓鸿骄傲地宣布，现在市政府点名要他来建造包括歌剧院、美术馆、音乐厅在内的大型文化项目。场馆地点在新会展中心附近，达到8万平方米以上，投资额在3亿元左右。邓鸿向当地媒体透露，下一步他打算“还要投入8到10个亿来搞文化艺术项目。”
在开幕酒会上，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感慨，怎么重庆就没有像邓鸿这样投资艺术的企业家。(注：川美地处重庆)
三届成都双年展都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冯斌曾对邓鸿开玩笑地说，“成都双年展都要成我俩的二人转了。”资深策展人顾振清表示，中国的展览最关键的是，建立起健全的策展人机制，“应该是靠制度管理展览，而不是某个人来管”。冯斌觉得，由私人投资办展览，从2001年至今能持续做下来，在中国也就只有邓鸿了，“不容易。”但他承认，这样单靠私人投资来做如此大的双年展，并不是好的办法，他认为“政府应该投入一些，并且有专门的人在运作，才能保证长效的发展机制。如果每次都靠我们大会战的方式做，我觉得不是长以为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