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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20日，我与家人从沈阳前往贵阳，任务是创建新厂，协助航空第四设计院做初步设计。我们能在山沟里建工厂，也能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为空军提供更好的装备。”
成都建川博物馆的三线建设分馆，展示了一位名叫王兴航的老中航人的日记。他响应国家支援三线的号召，穿越大半个中国，从东北老家前往大西南，最后扎根贵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千千万万个王兴航如同候鸟从东往西迁徙，成为难以复制的一道“景观”。时代的磁场改变了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他们作为西部开发的先锋，打造出一条条军工生产线，后来成为这些地区的现代工业血脉。那个时代和那时的人，筑就了一座座西南丰碑。
今天的中国科技城——绵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老九院人的精神
走进绵阳跃进路，就好像步入时光机，来到另一片时空天地。
红砖小楼的窗户开向人行道，家属院里水泥地板的篮球场空空荡荡，二三老人坐在小卖部门口的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里植满了法国梧桐，足以怀抱的梧桐枝叶纵横交错，落下层层叠叠的阴影。十字路口的拐角处，坐落着小有名气的“百号楼”。依然是红砖砌成的房子，楼的三面分别用凸出的砖块制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四川很有希望……”等标语，显得十分醒目。
从跃进路往东走上十分钟，就来到涪江边上的滨江广场。对岸山上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电视塔，塔的另一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九院），就在其中。
在科学城九龙宾馆的小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80岁高龄的胡干达老先生。胡老曾任九院办公室主任，还曾在“两弹元勋”邓稼先身边做过秘书。对于老九院的人和事，胡老一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1958年，23岁的胡干达被分配到北京二机部九所，就是九院的前身。
同行的，有许多和他一样年轻的北大、清华等高校才俊，还有邓稼先、王淦昌等大名鼎鼎的归国专家。他们从西北的荒漠，到西南的山林，再到绵阳涪江边上的高地，辗转千万里才终于扎下了根。九院在绵阳落户，使得中国科技城的称号名副其实。
如今，80岁的胡老回忆往事，仍然习惯称呼自己的单位为221。九院承担的任务是制造原子弹等核武器，代号221厂。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国家使命。
“科研人员陆续到位。机关处级以上干部腾出住房给他们住，自己却搬进露天帐篷。即便如此，科研人员的居住条件还是很简陋，不少人住的是上下铺。”
老九院人把事业看得比生命重要。胡老回忆起一件事，他曾代表组织劝于敏好好休息，不要再服用对身体有害的安眠药。“于敏跟我说，他在研究氢弹期间，吃饭、睡觉、做梦都在想氢弹，神经衰弱睡不好。为了不影响工作，必须靠安眠药，戒不掉了。”
坚持的学术民主是老九院人事业成功的助推器。据胡老回忆，邓稼先常说，搞科研靠的是集体智慧。大科学家和普通科研人员都是平等的主体，晚上开交流会，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畅所欲言。
和平年代，藏身深山显然不利于九院的发展。90年代九院整体迁移到绵阳，作为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它是中国科研院所中神秘、低调，又不容忽视的存在。老九院人的精神，也已作为今天九院人的精神基因延续下来——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迎难而上的决心，始终不曾改变。
风云跃进路
“‘百号楼’是407给职工修的单身宿舍”，长虹老职工李德海在跃进路住了大半辈子，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305的厂房也拆了，街都变了样。”
李德海口中的407、305，就是涪江有线电厂和长虹。当时为了军工生产的保密性，厂名就用企业信箱号代替。
时钟拨回1958年，204、305、203、407相继动工，四家军工企业在跃进路上先后诞生。后来，增建101设计院和404职工医院，形成了跃进路“四厂两院”的格局。
绵阳建市的首位市长、长虹第七任厂长王金城，就是大学毕业分配来厂的技术员。他后来回忆，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房里，为弥补建厂需要的材料，他和长虹200多名员工一起到深山砍树，扎木筏沿着涪江漂流回绵阳。
204建厂之初，设备运力不足，科室人员到火车站用最原始的滚木法，十几人用力拉，硬是把几十台大设备拉到工厂。当这些设备运转起来，所有人都兴奋地拍手相庆。
走过白手起家的艰难，跃进路上的军工生产线上一片红火。四家企业拥有上万名员工，工厂的福利待遇优渥，当时的绵阳姑娘最乐意嫁个跃进路上讲普通话的小伙子。
然而，80年代文革结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军工订单大量减少，跃进路上的工厂迎来转型寒冬。历经艰辛的“军转民”，长虹（305）成为世界知名企业，九洲（203）继续做大做强，华丰（204）被长虹合并重组，而涪江有线电厂（407）则完成破产清算。
对绵阳有着特殊意义的跃进路，经历了历史的风云激荡，至今依旧是绵阳产业发展的发动机。随着长虹、九洲工厂搬迁，今天的跃进路已然不是从前模样，但那一代跃进路人激昂奋进、坚守不屈的精神，不会丢失。九洲1958高端楼盘对面，“百号楼”还安静地守在街角，提醒后来之人，不忘辉煌过去，不惧艰险未来。
科技城里的年轻人
九院六所的吉方一开口，记者忍不住询问他是否就是北方人，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立马笑了：“不是，我出生在南方，地道的南方人。”
吉方的父母都在九院工作，作为九院的“院二代”，他从小生活在科学城。“九院人天南海北聚在一起，以东北、北京的为多，久而久之大家都说一口‘九院普通话’。”
在九院，像吉方这样的“院二代”并不少见，他们继承了父母衣钵，从事高端技术研发工作。如今，已有“院三代”陆续走上科研岗位。“九院子女很多选择学理科，最后也是从事科研工作，不能不说是受到九院环境的影响。”吉方说。
环境对人的影响显而易见。绵阳作为中国唯一科技城，良好的科研氛围和科研环境，激发了众多年轻人投身科研。
胡天链，西南科技大学毕业后留校。大学时，他加入大学生机器人校队，带队参加全国和国际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分别获得冠亚军。
这个80后小伙子，发自内心地喜欢研究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他和机器人校队的伙伴们，渐渐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既然这么喜欢设计机器人，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创业，把机器人投入产业化生产呢？”胡天链这样想。
2009年12月，胡天链联合另外4名机器人校队的朋友，筹资100万元，创立了福德机器人公司，5人都是“80后”。
“创业很艰辛。”胡天链感慨说，公司成立之初，没有叫得响的产品，接到的订单很少。“我们考虑过做家庭机器人，但因市场不成熟而放弃。于是另辟蹊径，选择研发应用在工业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为打开市场，我们既要当技术员，也要当业务员。”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曾经创下过打败美国机器人的纪录。2009年，广东番禺发生卡源事故，室内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美国排爆机器人进去后不到10分钟，芯片就被烧坏。这家企业找到胡天链团队，排爆机器人很快被设计出来，事故得到成功处理。
电子科大毕业后，郭伟如愿进入位于绵阳的电子九所，他对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都非常满意。“绵阳很适合搞科研，这里科研基础好，而且少了大城市的浮躁，让人平心静气。”郭伟觉得，绵阳的生活没有压力，能够踏踏实实地呆在实验室里做项目。
郭伟的同事，不少是从外地来到绵阳。和被时代召唤的前辈们不同，今天的年轻科研人员，都是在自由状态下做出的自主选择。当被问到对绵阳的感觉，河北人陈路微笑回答：“我喜欢这里，这有我热爱的科研工作，还有舒适体面的生活，我很知足。”
成都建川博物馆的三线建设分馆，展示了一位名叫王兴航的老中航人的日记。他响应国家支援三线的号召，穿越大半个中国，从东北老家前往大西南，最后扎根贵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千千万万个王兴航如同候鸟从东往西迁徙，成为难以复制的一道“景观”。时代的磁场改变了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他们作为西部开发的先锋，打造出一条条军工生产线，后来成为这些地区的现代工业血脉。那个时代和那时的人，筑就了一座座西南丰碑。
今天的中国科技城——绵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老九院人的精神
走进绵阳跃进路，就好像步入时光机，来到另一片时空天地。
红砖小楼的窗户开向人行道，家属院里水泥地板的篮球场空空荡荡，二三老人坐在小卖部门口的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里植满了法国梧桐，足以怀抱的梧桐枝叶纵横交错，落下层层叠叠的阴影。十字路口的拐角处，坐落着小有名气的“百号楼”。依然是红砖砌成的房子，楼的三面分别用凸出的砖块制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四川很有希望……”等标语，显得十分醒目。
从跃进路往东走上十分钟，就来到涪江边上的滨江广场。对岸山上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电视塔，塔的另一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九院），就在其中。
在科学城九龙宾馆的小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80岁高龄的胡干达老先生。胡老曾任九院办公室主任，还曾在“两弹元勋”邓稼先身边做过秘书。对于老九院的人和事，胡老一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1958年，23岁的胡干达被分配到北京二机部九所，就是九院的前身。
同行的，有许多和他一样年轻的北大、清华等高校才俊，还有邓稼先、王淦昌等大名鼎鼎的归国专家。他们从西北的荒漠，到西南的山林，再到绵阳涪江边上的高地，辗转千万里才终于扎下了根。九院在绵阳落户，使得中国科技城的称号名副其实。
如今，80岁的胡老回忆往事，仍然习惯称呼自己的单位为221。九院承担的任务是制造原子弹等核武器，代号221厂。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国家使命。
“科研人员陆续到位。机关处级以上干部腾出住房给他们住，自己却搬进露天帐篷。即便如此，科研人员的居住条件还是很简陋，不少人住的是上下铺。”
老九院人把事业看得比生命重要。胡老回忆起一件事，他曾代表组织劝于敏好好休息，不要再服用对身体有害的安眠药。“于敏跟我说，他在研究氢弹期间，吃饭、睡觉、做梦都在想氢弹，神经衰弱睡不好。为了不影响工作，必须靠安眠药，戒不掉了。”
坚持的学术民主是老九院人事业成功的助推器。据胡老回忆，邓稼先常说，搞科研靠的是集体智慧。大科学家和普通科研人员都是平等的主体，晚上开交流会，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畅所欲言。
和平年代，藏身深山显然不利于九院的发展。90年代九院整体迁移到绵阳，作为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它是中国科研院所中神秘、低调，又不容忽视的存在。老九院人的精神，也已作为今天九院人的精神基因延续下来——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迎难而上的决心，始终不曾改变。
风云跃进路
“‘百号楼’是407给职工修的单身宿舍”，长虹老职工李德海在跃进路住了大半辈子，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305的厂房也拆了，街都变了样。”
李德海口中的407、305，就是涪江有线电厂和长虹。当时为了军工生产的保密性，厂名就用企业信箱号代替。
时钟拨回1958年，204、305、203、407相继动工，四家军工企业在跃进路上先后诞生。后来，增建101设计院和404职工医院，形成了跃进路“四厂两院”的格局。
绵阳建市的首位市长、长虹第七任厂长王金城，就是大学毕业分配来厂的技术员。他后来回忆，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房里，为弥补建厂需要的材料，他和长虹200多名员工一起到深山砍树，扎木筏沿着涪江漂流回绵阳。
204建厂之初，设备运力不足，科室人员到火车站用最原始的滚木法，十几人用力拉，硬是把几十台大设备拉到工厂。当这些设备运转起来，所有人都兴奋地拍手相庆。
走过白手起家的艰难，跃进路上的军工生产线上一片红火。四家企业拥有上万名员工，工厂的福利待遇优渥，当时的绵阳姑娘最乐意嫁个跃进路上讲普通话的小伙子。
然而，80年代文革结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军工订单大量减少，跃进路上的工厂迎来转型寒冬。历经艰辛的“军转民”，长虹（305）成为世界知名企业，九洲（203）继续做大做强，华丰（204）被长虹合并重组，而涪江有线电厂（407）则完成破产清算。
对绵阳有着特殊意义的跃进路，经历了历史的风云激荡，至今依旧是绵阳产业发展的发动机。随着长虹、九洲工厂搬迁，今天的跃进路已然不是从前模样，但那一代跃进路人激昂奋进、坚守不屈的精神，不会丢失。九洲1958高端楼盘对面，“百号楼”还安静地守在街角，提醒后来之人，不忘辉煌过去，不惧艰险未来。
科技城里的年轻人
九院六所的吉方一开口，记者忍不住询问他是否就是北方人，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立马笑了：“不是，我出生在南方，地道的南方人。”
吉方的父母都在九院工作，作为九院的“院二代”，他从小生活在科学城。“九院人天南海北聚在一起，以东北、北京的为多，久而久之大家都说一口‘九院普通话’。”
在九院，像吉方这样的“院二代”并不少见，他们继承了父母衣钵，从事高端技术研发工作。如今，已有“院三代”陆续走上科研岗位。“九院子女很多选择学理科，最后也是从事科研工作，不能不说是受到九院环境的影响。”吉方说。
环境对人的影响显而易见。绵阳作为中国唯一科技城，良好的科研氛围和科研环境，激发了众多年轻人投身科研。
胡天链，西南科技大学毕业后留校。大学时，他加入大学生机器人校队，带队参加全国和国际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分别获得冠亚军。
这个80后小伙子，发自内心地喜欢研究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他和机器人校队的伙伴们，渐渐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既然这么喜欢设计机器人，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创业，把机器人投入产业化生产呢？”胡天链这样想。
2009年12月，胡天链联合另外4名机器人校队的朋友，筹资100万元，创立了福德机器人公司，5人都是“80后”。
“创业很艰辛。”胡天链感慨说，公司成立之初，没有叫得响的产品，接到的订单很少。“我们考虑过做家庭机器人，但因市场不成熟而放弃。于是另辟蹊径，选择研发应用在工业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为打开市场，我们既要当技术员，也要当业务员。”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曾经创下过打败美国机器人的纪录。2009年，广东番禺发生卡源事故，室内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美国排爆机器人进去后不到10分钟，芯片就被烧坏。这家企业找到胡天链团队，排爆机器人很快被设计出来，事故得到成功处理。
电子科大毕业后，郭伟如愿进入位于绵阳的电子九所，他对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都非常满意。“绵阳很适合搞科研，这里科研基础好，而且少了大城市的浮躁，让人平心静气。”郭伟觉得，绵阳的生活没有压力，能够踏踏实实地呆在实验室里做项目。
郭伟的同事，不少是从外地来到绵阳。和被时代召唤的前辈们不同，今天的年轻科研人员，都是在自由状态下做出的自主选择。当被问到对绵阳的感觉，河北人陈路微笑回答：“我喜欢这里，这有我热爱的科研工作，还有舒适体面的生活，我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