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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新中国开国元勋陈赓大将的妻子，她也曾是南京城里的“洋学生”、投奔延安的文工团女战士、解放区的民运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她也是大家庭中的女儿、孩子们的母亲。听傅涯的女儿来讲述母亲，可以看到一代中国人的斑斓历史。
2010年1月4日，开国大将陈赓的夫人傅涯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2岁。49年前，陈赓逝世，留下了自己43岁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傅涯所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才5岁，而二女儿陈知进那年不满11岁。
陈知进对于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是在成年以后很久才慢慢了解得多起来。她越搜集整理父母的事迹资料，就越怀念他们。
从西安到延安：热血青年之路
我母亲原名叫傅慧英。1938年她进入延安的抗大第四期，那年她20岁。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与抗日运动，游行、募捐。有一天募捐的时候募到了一个旅馆里，那个地方不太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色情活动。结果被我们家一个亲戚看见了，就告诉我外公，说她怎么到那些地方去了?我外公就反对她去做这些事。但是后来，他也没办法管我妈了，她去了西安。不光是她去，还带了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去西安，是为了上延安。
上延安的事，是我大舅给促成的。我大舅这个人，在1925年参加过大革命和北伐，当时在林伯渠领导下的6军政治部工作，非常进步。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国外，抗战初期时回国在银行里工作，后来到西安开了一个酒家。我舅舅与共产党许多人都非常熟，正好林伯渠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在西安，这样我妈妈去延安就比较顺利。后来我妈妈到了延安后还碰到了许多当年在我们家里出入过的共产党员。
到了延安，我妈妈就改名叫傅涯了。那时去延安的人大多数都改名。像我舅舅，连姓都改了。为什么?是怕连累留在国统区的家人。
我今天看我妈妈当年上中学时的照片，觉得可真够时髦的。可能后来的人会想，从一个大城市里的“洋学生”到延安窑洞里吃小米的女战士，这个生活变化太大了，人是怎么适应过来的?其实我还真没有听母亲讲过当年自己怎么怎么适应不了，对于他们这些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来说，艰苦不是问题。我只记得她说过一次：那次是运粮食，走得满身大汗，累得找个窑洞睡着了，再起来后全身疼得都走不了路。那次得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她又犯过。当时幸亏靠她的战友苏明阿姨照料才慢慢好起来。
共同的信念使她与陈赓走到一起
傅涯是1940年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第一次见到陈赓的，那年，陈赓37岁，他的妻子王根英已经牺牲一年。而傅涯是22岁，家里本来有一个未婚夫，是她的表哥。
我妈妈当时在抗大总校文工团有点名气。因为她有文化，她什么剧都演，话剧，京剧，而目都演主要角色，在那个年代就算个“腕儿”了。后来有人说我爸是看见妈妈演《孔雀东南飞》时看上她的，她坚决否认。其实他俩认识是当时我爸在八路军总部养病，到他的战友王智涛家串门。王智涛问他：你现在过得怎样?我爸说，不错，现在挺好的，有马，有枪，有警卫员，就是缺个老婆!王智涛当时是抗大总校的训练部长，而他的爱人吴静是我妈的同学。于是，他们就把我妈妈叫来，说是借道具啊还是干什么，我妈妈就跟着几个人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我爸爸。
后来，我爸爸就发动攻势。只要认识我妈妈的人，我爸爸都去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我爸爸怎么怎么好。我妈妈说，她当时反正是如雷贯耳，到处都有人跑来跟她说陈赓这人好。我妈妈最感动的是他毫不忌讳地跟她讲自己跟王根英的感情，我妈妈觉得一个人能在感情上这么忠诚，有这么深沉的爱，这个人大概应该是不错。
我妈妈告诉我爸说，她在老家是有个未婚夫的。我爸就说，你要注意政治啊。结果我妈写信给表哥，让他来延安，他不愿意来。当时我妈对于近亲结婚本来是有顾虑的，因为她看到过我大舅因为近亲结婚，连续生了两个哑巴孩子。但是，最终使这桩婚事吹掉的，是因为她的表哥不愿来延安。而我爸妈最终的结合，还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这一点最为关键。
我爸妈是在1943年2月25日结婚的。刘伯承专门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他们住，小房间里正好放张床，外头就是刘伯承的办公室。结婚的时候，我爸对我妈说过三条诺言：“一、我会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不会妨碍你对前途进取的努力；二、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秘书；三、我会爱你到永远，这是真心。”结婚后我妈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大院没住几天，就到县里去搞民运工作了。
我妈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当时工作忙起来就不回家，大概一礼拜回来一两次，后来电视剧《陈赓大将》中描写，我爸爸想见妈妈了，他就带着人去喊她回来。他确实是这样喊过，但是不是像电视剧说的那样带着战士喊的。那是在延安整风那年，他们两人都回到了延安参加整风。回去后，当时党校一部都是高级干部，我爸爸就在里面；像我妈妈这一级的就在党校二部。一部和二部是被延河水隔开的。我妈妈在党校二部参加好多工作，比如跟着冼星海搞秧歌改革，有时候很忙就回不来。我爸爸想她了，就带着一帮子人跑到河边。一般在捣乱时他不会带战士的，他带的是党校一部的同学，都是像他那种级别的干部。他们到延河边上喊：“傅涯回来!”这样喊来喊去就喊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我爸爸隔着河喊老婆，我妈就觉得特丢人，回来就会生他的气。
到了我爸爸上前线打仗的时候，我妈妈会很长时间见不到爸爸。有一次，大概是打洛阳战役的时候，有人让我妈去部队看爸爸，我妈妈带着我哥哥就去了。好长时间没见爸爸，哥哥见了爸爸就把他往床底下踢，还说，这叔叔是哪来的?但是我爸一看我妈来了，就说，现在战争打得很紧，你要来了，其他家属也要来，这里工作就不好做了。当时我妈马上就回去了，很支持我爸的工作。最后是在部队打过长江后，条件好了，他们才有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
孩子们的母亲
在陈知进收集的母亲相册里，有这样一幅照片：年轻的傅涯坐在一个小登上，嘴里叼着夹子，正在给女儿梳头，天下的母亲在这个时候，慈爱的神态都是一样的。
我是在1950年初出生的，是我家孩子里生下来最大的一个，有8斤重。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部队已经打过了长江，我妈的生活条件也达到她结婚以来最好的时候：在跟着部队走时，她相对没有什么任务；而部队缴获的物资也越来越丰富，营养就跟上了。
我哥哥生下来的时候很惨，那时候我妈妈在延安，条件很艰苦，就是靠纺线，做些活儿能换点钱，然后是我爸爸有一点点津贴，用这很少的一点津贴，去换点羊骨头来煮汤。于是我爸爸就去“骗”些吃的，我爸就有这个本事。听我妈说，当时延安有几个老大姐，其中有后来全国总工会的陈少敏，我们都叫她陈妈妈。我爸知道陈妈妈窑洞里有红枣，有红糖，趁他们不在时就去拿。结果刚偷到，人家回来了。他赶紧爬到床上把 被子一盖藏了起来，但还是被抓了个正着。老战友们后来说，一进门一看那架势，就知道肯定是我爸爸在捣鬼。然后，还是笑着把东西都给我爸爸了。
可是，回来后我妈还是没吃成。东西刚拿回来没两天，就有一批负伤的老同志回延安来养伤了。我爸爸就跟我妈妈商量，说这个能不能给他们去补身体?这些红枣啊，核桃啊什么的都送给伤员了。所以，后来我哥哥生出来很瘦小，缺钙。我妈就整天带着他晒太阳补钙一后来我哥哥开玩笑说，他长得那么黑，就是妈妈给晒的。
当时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家的孩子还特别多。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孩子，而且见了孩子就用胡子扎，得了个外号叫“胡子爸爸”，我妈妈就顺理成章当上了“胡子妈妈”。有姐弟俩，当时他们的父母被我爸爸派到在日本人那里做情报工作，后来牺牲。两个孩子被接到延安来上小学，每到周末时都是我爸爸妈妈给接回家，说这是我的孩子。男孩子跟我爸爸睡炕的一头，女孩子跟我妈妈睡炕的另一头。解放后家里孩子就更多了，有烈士子女。父母在外地外国的，像宋任穷叔叔家的两个孩子，云南起义的卢汉将军的女儿等，小时候都是在我家，一到周末，大大小小的孩子十来个，可热闹了。
我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女红就特别好。做衣服啊，织毛衣，做饭啊，样样拿手。我当兵以后在到南京军区碰到一些父亲的老战友家的阿姨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太岳区时，家里孩子都穿过我妈做的衣服、织的毛衣。我爸爸一看见谁家生了孩子，就说，去找傅涯去，让她给做衣服。因为那会儿的女同志，一般都不太会这些活儿，全是我妈妈教会的，我妈织毛衣的本事特别大，她能一边行军一边织毛衣，甚至一边打瞌睡一边织毛衣。
理想支撑一生
1961年3月16日，在战争中积劳成疾的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当时的傅涯只有43岁。在去世前，陈赓已经预感到不好，他对傅涯说：“我有两件事怕你经受不起，一、我要死了!二、你的更年期过不好。”即便此时，他仍不改幽默本色：“你的头发会‘唰’的一下就白了!”
司以想见陈赓的去世对傅涯是怎样的打击。
我爸爸刚去世的时候，我妈妈连我们那个家都不愿意回。她说，这个房子是部队的，而她是组织部的人，要住到组织部去，不能住那么高标准的地方。最后被她的老首长罗瑞卿痛批了一顿才回去的。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开始整理我爸爸的遗物，特别是他的日记。这些日记本，有的是拿军布，特粗的那种麻布包的皮。每次我爸出去打仗，我妈就给他准备一个笔记本。我爸出去打仗了就记日记，回来以后本一交，我妈妈一直保存得特别好。这些都是不许别人动的。文革的时候，她最担心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一让她下干校，她首先是把这些东西安置好才放心走。
到了她的晚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了给我爸爸写传，她带着《光明日报》的原总编穆欣叔叔去采访，一家一家跑，都是我爸爸的战友。那会儿带一个小录音机，回来后，她和她的一个老战友，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一句一句地整理。这些踏踏实实整理出的资料，有一些在军史上都是很珍贵的。1982年，《陈赓日记》出版，2003年，又得以再版。
我觉得这些是我妈妈一生的信念。她参加革命后，工作上非常要求自立，但在感情上，她非常重视我爸爸的这份精神财富，这花了她一生的心血。也可以说，是她的精神支柱。
在她晚年精神上的另一个慰藉，就是台湾的亲人。她兄弟姐妹共有10人，其中有6个去了台湾。最早，是从地下党传来过消息，知道他们在台南。后来基本上都在台北了。后来就没了音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这些人也因为我们家受了很多苦。有的人被当作“匪眷、匪特”关起来，没进监狱的，也一辈子打入另册不得重用。而在文革中，我妈妈因为这些台湾的亲戚，也被当成“特务”来整。后来，在改革开放后，我的这些姨和舅舅陆续回来探亲，我妈妈也为此去美国和台湾，与他们会面。她才知道，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曾对子女说，“找一个坛子，把我的骨灰放进去，放到海边，漂回大陆。我得落叶归根。”——这种骨肉分离也挺残忍的。我的三姨和四姨是双胞胎，她们重逢的时候，发现，不但人长得一样，她们连得的病也一样。
我觉得我妈妈这一代人，他们脑子里理想是第一位的，骨子里头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一天，我和我妈妈，去看望中组部的老副部长帅孟奇。帅妈妈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又被关了起来。我妈妈问她：“挨打了没有啊?”帅妈妈的回答更有意思：“你说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妈妈说，“当然是咱们的了!”——我觉得在她们心里是这么一种感觉：她们不会为了这种冤屈而对自己奉献一生的理想有丝毫的怀疑。
2010年1月4日，开国大将陈赓的夫人傅涯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2岁。49年前，陈赓逝世，留下了自己43岁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傅涯所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才5岁，而二女儿陈知进那年不满11岁。
陈知进对于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是在成年以后很久才慢慢了解得多起来。她越搜集整理父母的事迹资料，就越怀念他们。
从西安到延安：热血青年之路
我母亲原名叫傅慧英。1938年她进入延安的抗大第四期，那年她20岁。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与抗日运动，游行、募捐。有一天募捐的时候募到了一个旅馆里，那个地方不太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色情活动。结果被我们家一个亲戚看见了，就告诉我外公，说她怎么到那些地方去了?我外公就反对她去做这些事。但是后来，他也没办法管我妈了，她去了西安。不光是她去，还带了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去西安，是为了上延安。
上延安的事，是我大舅给促成的。我大舅这个人，在1925年参加过大革命和北伐，当时在林伯渠领导下的6军政治部工作，非常进步。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国外，抗战初期时回国在银行里工作，后来到西安开了一个酒家。我舅舅与共产党许多人都非常熟，正好林伯渠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在西安，这样我妈妈去延安就比较顺利。后来我妈妈到了延安后还碰到了许多当年在我们家里出入过的共产党员。
到了延安，我妈妈就改名叫傅涯了。那时去延安的人大多数都改名。像我舅舅，连姓都改了。为什么?是怕连累留在国统区的家人。
我今天看我妈妈当年上中学时的照片，觉得可真够时髦的。可能后来的人会想，从一个大城市里的“洋学生”到延安窑洞里吃小米的女战士，这个生活变化太大了，人是怎么适应过来的?其实我还真没有听母亲讲过当年自己怎么怎么适应不了，对于他们这些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来说，艰苦不是问题。我只记得她说过一次：那次是运粮食，走得满身大汗，累得找个窑洞睡着了，再起来后全身疼得都走不了路。那次得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她又犯过。当时幸亏靠她的战友苏明阿姨照料才慢慢好起来。
共同的信念使她与陈赓走到一起
傅涯是1940年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第一次见到陈赓的，那年，陈赓37岁，他的妻子王根英已经牺牲一年。而傅涯是22岁，家里本来有一个未婚夫，是她的表哥。
我妈妈当时在抗大总校文工团有点名气。因为她有文化，她什么剧都演，话剧，京剧，而目都演主要角色，在那个年代就算个“腕儿”了。后来有人说我爸是看见妈妈演《孔雀东南飞》时看上她的，她坚决否认。其实他俩认识是当时我爸在八路军总部养病，到他的战友王智涛家串门。王智涛问他：你现在过得怎样?我爸说，不错，现在挺好的，有马，有枪，有警卫员，就是缺个老婆!王智涛当时是抗大总校的训练部长，而他的爱人吴静是我妈的同学。于是，他们就把我妈妈叫来，说是借道具啊还是干什么，我妈妈就跟着几个人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我爸爸。
后来，我爸爸就发动攻势。只要认识我妈妈的人，我爸爸都去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我爸爸怎么怎么好。我妈妈说，她当时反正是如雷贯耳，到处都有人跑来跟她说陈赓这人好。我妈妈最感动的是他毫不忌讳地跟她讲自己跟王根英的感情，我妈妈觉得一个人能在感情上这么忠诚，有这么深沉的爱，这个人大概应该是不错。
我妈妈告诉我爸说，她在老家是有个未婚夫的。我爸就说，你要注意政治啊。结果我妈写信给表哥，让他来延安，他不愿意来。当时我妈对于近亲结婚本来是有顾虑的，因为她看到过我大舅因为近亲结婚，连续生了两个哑巴孩子。但是，最终使这桩婚事吹掉的，是因为她的表哥不愿来延安。而我爸妈最终的结合，还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这一点最为关键。
我爸妈是在1943年2月25日结婚的。刘伯承专门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他们住，小房间里正好放张床，外头就是刘伯承的办公室。结婚的时候，我爸对我妈说过三条诺言：“一、我会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不会妨碍你对前途进取的努力；二、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秘书；三、我会爱你到永远，这是真心。”结婚后我妈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大院没住几天，就到县里去搞民运工作了。
我妈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当时工作忙起来就不回家，大概一礼拜回来一两次，后来电视剧《陈赓大将》中描写，我爸爸想见妈妈了，他就带着人去喊她回来。他确实是这样喊过，但是不是像电视剧说的那样带着战士喊的。那是在延安整风那年，他们两人都回到了延安参加整风。回去后，当时党校一部都是高级干部，我爸爸就在里面；像我妈妈这一级的就在党校二部。一部和二部是被延河水隔开的。我妈妈在党校二部参加好多工作，比如跟着冼星海搞秧歌改革，有时候很忙就回不来。我爸爸想她了，就带着一帮子人跑到河边。一般在捣乱时他不会带战士的，他带的是党校一部的同学，都是像他那种级别的干部。他们到延河边上喊：“傅涯回来!”这样喊来喊去就喊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我爸爸隔着河喊老婆，我妈就觉得特丢人，回来就会生他的气。
到了我爸爸上前线打仗的时候，我妈妈会很长时间见不到爸爸。有一次，大概是打洛阳战役的时候，有人让我妈去部队看爸爸，我妈妈带着我哥哥就去了。好长时间没见爸爸，哥哥见了爸爸就把他往床底下踢，还说，这叔叔是哪来的?但是我爸一看我妈来了，就说，现在战争打得很紧，你要来了，其他家属也要来，这里工作就不好做了。当时我妈马上就回去了，很支持我爸的工作。最后是在部队打过长江后，条件好了，他们才有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
孩子们的母亲
在陈知进收集的母亲相册里，有这样一幅照片：年轻的傅涯坐在一个小登上，嘴里叼着夹子，正在给女儿梳头，天下的母亲在这个时候，慈爱的神态都是一样的。
我是在1950年初出生的，是我家孩子里生下来最大的一个，有8斤重。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部队已经打过了长江，我妈的生活条件也达到她结婚以来最好的时候：在跟着部队走时，她相对没有什么任务；而部队缴获的物资也越来越丰富，营养就跟上了。
我哥哥生下来的时候很惨，那时候我妈妈在延安，条件很艰苦，就是靠纺线，做些活儿能换点钱，然后是我爸爸有一点点津贴，用这很少的一点津贴，去换点羊骨头来煮汤。于是我爸爸就去“骗”些吃的，我爸就有这个本事。听我妈说，当时延安有几个老大姐，其中有后来全国总工会的陈少敏，我们都叫她陈妈妈。我爸知道陈妈妈窑洞里有红枣，有红糖，趁他们不在时就去拿。结果刚偷到，人家回来了。他赶紧爬到床上把 被子一盖藏了起来，但还是被抓了个正着。老战友们后来说，一进门一看那架势，就知道肯定是我爸爸在捣鬼。然后，还是笑着把东西都给我爸爸了。
可是，回来后我妈还是没吃成。东西刚拿回来没两天，就有一批负伤的老同志回延安来养伤了。我爸爸就跟我妈妈商量，说这个能不能给他们去补身体?这些红枣啊，核桃啊什么的都送给伤员了。所以，后来我哥哥生出来很瘦小，缺钙。我妈就整天带着他晒太阳补钙一后来我哥哥开玩笑说，他长得那么黑，就是妈妈给晒的。
当时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家的孩子还特别多。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孩子，而且见了孩子就用胡子扎，得了个外号叫“胡子爸爸”，我妈妈就顺理成章当上了“胡子妈妈”。有姐弟俩，当时他们的父母被我爸爸派到在日本人那里做情报工作，后来牺牲。两个孩子被接到延安来上小学，每到周末时都是我爸爸妈妈给接回家，说这是我的孩子。男孩子跟我爸爸睡炕的一头，女孩子跟我妈妈睡炕的另一头。解放后家里孩子就更多了，有烈士子女。父母在外地外国的，像宋任穷叔叔家的两个孩子，云南起义的卢汉将军的女儿等，小时候都是在我家，一到周末，大大小小的孩子十来个，可热闹了。
我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女红就特别好。做衣服啊，织毛衣，做饭啊，样样拿手。我当兵以后在到南京军区碰到一些父亲的老战友家的阿姨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太岳区时，家里孩子都穿过我妈做的衣服、织的毛衣。我爸爸一看见谁家生了孩子，就说，去找傅涯去，让她给做衣服。因为那会儿的女同志，一般都不太会这些活儿，全是我妈妈教会的，我妈织毛衣的本事特别大，她能一边行军一边织毛衣，甚至一边打瞌睡一边织毛衣。
理想支撑一生
1961年3月16日，在战争中积劳成疾的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当时的傅涯只有43岁。在去世前，陈赓已经预感到不好，他对傅涯说：“我有两件事怕你经受不起，一、我要死了!二、你的更年期过不好。”即便此时，他仍不改幽默本色：“你的头发会‘唰’的一下就白了!”
司以想见陈赓的去世对傅涯是怎样的打击。
我爸爸刚去世的时候，我妈妈连我们那个家都不愿意回。她说，这个房子是部队的，而她是组织部的人，要住到组织部去，不能住那么高标准的地方。最后被她的老首长罗瑞卿痛批了一顿才回去的。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开始整理我爸爸的遗物，特别是他的日记。这些日记本，有的是拿军布，特粗的那种麻布包的皮。每次我爸出去打仗，我妈就给他准备一个笔记本。我爸出去打仗了就记日记，回来以后本一交，我妈妈一直保存得特别好。这些都是不许别人动的。文革的时候，她最担心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一让她下干校，她首先是把这些东西安置好才放心走。
到了她的晚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了给我爸爸写传，她带着《光明日报》的原总编穆欣叔叔去采访，一家一家跑，都是我爸爸的战友。那会儿带一个小录音机，回来后，她和她的一个老战友，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一句一句地整理。这些踏踏实实整理出的资料，有一些在军史上都是很珍贵的。1982年，《陈赓日记》出版，2003年，又得以再版。
我觉得这些是我妈妈一生的信念。她参加革命后，工作上非常要求自立，但在感情上，她非常重视我爸爸的这份精神财富，这花了她一生的心血。也可以说，是她的精神支柱。
在她晚年精神上的另一个慰藉，就是台湾的亲人。她兄弟姐妹共有10人，其中有6个去了台湾。最早，是从地下党传来过消息，知道他们在台南。后来基本上都在台北了。后来就没了音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这些人也因为我们家受了很多苦。有的人被当作“匪眷、匪特”关起来，没进监狱的，也一辈子打入另册不得重用。而在文革中，我妈妈因为这些台湾的亲戚，也被当成“特务”来整。后来，在改革开放后，我的这些姨和舅舅陆续回来探亲，我妈妈也为此去美国和台湾，与他们会面。她才知道，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曾对子女说，“找一个坛子，把我的骨灰放进去，放到海边，漂回大陆。我得落叶归根。”——这种骨肉分离也挺残忍的。我的三姨和四姨是双胞胎，她们重逢的时候，发现，不但人长得一样，她们连得的病也一样。
我觉得我妈妈这一代人，他们脑子里理想是第一位的，骨子里头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一天，我和我妈妈，去看望中组部的老副部长帅孟奇。帅妈妈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又被关了起来。我妈妈问她：“挨打了没有啊?”帅妈妈的回答更有意思：“你说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妈妈说，“当然是咱们的了!”——我觉得在她们心里是这么一种感觉：她们不会为了这种冤屈而对自己奉献一生的理想有丝毫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