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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久以来，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感不强，并作为一种“隐形人”居于幕后。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对自身在既有公共空间中的位置与身份的诉求愈发强烈。作为“人”的成员之一的女性在崛起过程中发现自我，并提出要与传统公共空间中男性主导者们有着同样平等的空间需要。激活女性力量、让女性自我定义获得认同感并为之争取女性在公共空间中同样拥有“思”与“言”的权利，这在海德格尔空间理论及其存在主义意义上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读。
关键词：女性公共空间;海德格尔;存在;身份;栖居
0 引言
从存在论的意义来看，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所，也是人的精神寄居的场所概念。而女性整体作为“人”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公共空间这两种维度的诉求也是日益增长的：从最初始的仅仅渴望在具体环境中拥有一处容身之处到如今女性开始主动追求自身在空间中的话语地位和身份认可。这的确能够反映出存在主义着力打破本质论理性、冰冷的论调，作为回应，存在主义关注了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女性是一个数量庞大却一度被忽略的人群，存在主义需要向她们投入关照。
1 女性公共空间：身体与身份
通常，人们会默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建造的空间环境都归属于中性。然而，人并非仅是单向的建构环境，环境同样也潜在地建构了人类。环境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人类存在的背景板，环境一方面提供人类遮蔽与栖息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对人展现出因地而宜、因时而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认可。正如美国建筑学者威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在其著作《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中提出，空间正是和语言一样，它们都是社会之建构，空间也与句法类似，建筑物和社区的规划设置都能够体现并强化人们对社会中性别、族群以及经济能力的观念。语言同空间有着一样能够促使人形成权力和不平等关系的能力。[1]显然，当这种“不平等”反映在性别空间的分隔上，要求重新规划既是一种女性对“身体空间”的争取，亦是对“身份空间”的诉求。
自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以来，女性对于自身正当利益的需求愈发迫切。但是，女性在投入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障碍。社会从基本的空间设计开始就缺乏对女性的关照，毕竟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仍套用“男造”的模板。简单来说，如许多公共场所没有认识到其潜在受众中有哺乳期的女性，也从未曾考虑设置母婴室以供女性使用。不过，随着社会进步，可喜的现象是这样的女性可用场所逐渐增多，在空间规划中也被明确加入考量因素。正因如此，当人们从字面解读“女性公共空间”，很容易将这个场景设定于部分专属于女性的地方，如上文提及的母婴室等。但这些空间的设置只能够说明它们本身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立的存在，所传达出的含义也是指这是一类男性不被允许进入的场所。虽然这也是属于女性公共空间的一种，而本文偏向探讨的是更广泛意义的性别公共空间，即在物质上，它是指城市公共空间在男性可出入的同时女性也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男女在这一空间中都可以拥有动态的位置;在抽象的空间权力分配上，男性不再是控制话语的领主，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抒发和表达的权利。也就是说，让曾经在公共空间中女性的“不在场”成为“在场”状态，让“失语”的女性获得社会和自我的认同。
2 海德格尔：空间及栖居的多层意蕴
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的论述中，可以清晰把握到的思路是他认为空间性的基础是建立在时间性之上的，而且，空间性的生存论也只有通过时间性才可能。他认为，此在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空间当中的，因为“此在”不像一件实在的“物”能够占据或充满一块空间。[2]“此在”是指人能理解存在，是一种存在方式，它的空间性自然是不能与现成事物的空间性相提并论的。而且，此在只要存在，就已经打开或腾出了理解存在的一个活动空间（Spielraum），而这个“空间”并非外部物理空间，而是理解的释义学空间。[3]海德格尔的这种空间性的新颖处就在于，他拒斥了大多西方哲学家设定的物理空间意义上对此在空间性的诠释，即那些人对此在空间性的解读是将此在作为“身体性”的现成存在。因为对于本质论哲学家而言，身体必然需要与精神相结合，但观念论主导的哲学却是以消极的心态看待身体的，毕竟这种现存的身体总是无法达到柏拉图所谓的圆满状态，因此带来的空间性也是残缺的。海德格尔的空间性解释使得“空间”脱离与身体的绑定关系，他重在强调此在的非现成性，而与身体无涉。
在《存在与时间》之后10余年，海德格尔在另一册著作《哲学论稿》中就空间性重新作了论述，在这本书中，他完全放弃了时间优于空间的想法。正如他明确地表示：“作为移离着—开启着的东西，时间因此在其自身中同时也是设置空间的，它创造‘空间’。空间并不具有与时间相同的本质，而是归属于时间的，恰如时间归属于空间。”[4]由此看出，海德格尔已然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把时空两者的关系视为统一整体，而不再将空间性归属于时间性。海德格尔的叙述与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中相对论时空观是有着殊途同归的见地的，世界本身是一个思维的空时流形，是一个整体，而每个时刻人所体验到的世界，只是思维的连续中的一个切片。
在这种时空整体观的影响下，海德格尔1951年发表演讲《筑·居·思》，阐述筑造和栖居的关系。人作为筑造活动的主体在时空整体的框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描述人与空间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这样听起来像人站在一边，而空间在另一边。然而，空间并非和人是对立的关系”。他认为，空间同时不能作为外在事物也不可以被当作内在体验，“人”就表示一种在空间中的“逗留”，而这一逗留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四重整体当中的逗留，人是要在物本身上进行逗留的。[5]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一个外部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心体验或内部对象，而是“一个人”必须通过他在空间中的“逗留”来理解，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居住”，他在空间中的居住就是他“以人的方式存在”。存在和居住就正是反映出人在“物”那里的逗留。[6]“但只有当物本身作为物而被允许在其本质中，物本身才庇护着四重整体。”[5]而这种聚集的场所正是在“物”（Dingen）中才能得以實现，栖居也寓于“物”中。只有通过人的存在（居住），这些空间才得以打开。人的逗留、存在、居住是诸空间的根基。人只有“按照其本质而经受住诸空间，他们才能经过诸空间”，即人在他的居住中承受了空间，他才能去经过、去利用空间，经受比经过更本源。在空间中人先得存在着，在这之后“人”才有穿行于空间的可能。人与空间的关系就这样被海德格尔转化到了人与其存在的关系的思考和论述上了。[6]“惟当我们能够栖居时，我们才能筑造。”[5]这是说，筑造的本质是栖居之外，只有当人能够进行居住的时候，才能实现所谓的筑造。在海德格尔看来，居住比筑造更深、更本源。海德格尔所说的有死者依据而存在的基本特征也是栖居，这指的是当回到有死者（即人）的存在，栖居也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特征，一旦关涉人的存在时，不得不动用的便是“思”，是形而上学的思。因为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思想本身在相同意义上就像筑造一样——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归属于栖居。”[5]而人所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建筑术都归属为一类“不思”的建筑，这仍然是技术性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没有思考内涵的筑造就是没有诗性的。 现代的筑造中不乏都是充满技术片面性的，如今需要将“思”脱去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让“筑”和“思”两者都归属于“栖居”，使它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海德格尔一直强调的栖居困难是一种理念上的困难，是指人在栖居中和四重整体的割裂和分离，即脱离了淳朴的四重整体而异化：为征服大地、拒绝天空、远离诸神和流放终有一死者。[6]这会使得人类面临真正的深渊——无家可归。使人们落得这一生存处境中的正是“不思”，而改变的方式只有通过由思想的筑造和对筑造的思想才能使人重新获得栖居。
3 女性公共空间的存在与“此在”
不难发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等级制度里所包含的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是对女性生存、活动空间与权利的剥夺，并借以严酷的律令来约束女性，形成维护等级的规范。父权制度在古代正是堂而皇之地与政治等级秩序挂钩，以此治辖女性。而在西方类似，如古希腊雅典城邦社会，女性处境也与中国封建社会并无二致，女性是被“隐居的”，或是被隔绝在家中的。雅典城邦女性在居住建筑上就具有这种“隐居”性质，女性通常都被安排居住在离街道和家庭公共区域较远的房间里。这也使得古希腊城邦的妇女根本无法接触其他人，更不必说参与城邦政治和其他公共活动了。
女性遭遇的空间上的限制，称为“隐居者”，也意味着女性所处的家庭领域与男性所处的公共领域的隔离，这种隔离是以道德规定来保证的。[7]因此，现代女性主义对性别关系的研究，从最开始就是对空间形式实行性别压迫进行批判，即指出针对男性生存空间的限定与制约。女性主义期望在改变女性受压迫状况的同时，要让女性自身从空间遭受的羁押中将自己释放出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观念中，他最为关心的是人内心的支离破碎的状况，人如果全然忘记关于自己“在”的追问，那世界将彻底“物化”，有关于存在的真理也会抽身而去。女性在历史进程中“失语”，沉默忍受着被庸俗化后的身份困惑和焦虑，这将只是一种无助的沉沦，在如此压抑下的女性是无法领会到人的本质和自我意义的，也就无从谈起让她们寻找存在的真理了。
海德格尔解释的“此在”并不是一般哲学家描述的从所有人里面抽象出一个代表普罗大众，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我”，而是指“某一个人”的存在。“此在”作为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就是要从每个人的具体的“在世”经验入手，去揭示存在的本真结构。一切存在都是“在世界上”的存在;所以，一切的“此在”，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意思。人的“存在”是其在“在世”的“存在”中的自我展示。“此在”的本质，正是明显地表现在：它的存在不能靠列举与之相关的这样或那样的“存在者”来说明;它只能以其自身向来如是的那种本己的生存方式去显示。[8]
另外，“此在”的存在还是一种趋势，是不满足于现状，或者说，不甘心于沉落（Verfallen）的意向。因为在词源学上，“存在”（Existenz）来自拉丁文“existere”，而后者的意思就是“升起”的意思。[9]“此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于它能超出自己、越过自己，便因此囊括了“升起”的内涵。“此在”的存在，不能靠外界的物质的或心理的力量，不能靠他人的力量，不能靠社会，而是靠“此在”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存在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有发自存在自身的一股力量，有一种不断向外突破个人范围的要求。[8]而这也正是符合了女性角色要从幕后显现出身影的诉求。过去，女性的存在是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与其使用“女性”这一词汇说明归属，倒不如改换为“女人”更为贴切。因为相比中性的界定，传统的男性社会观念中只存在女子的“身体”概念，提到“女性”也无不是只关乎肉欲，被当成是一种堕落的具象。但随着社会發展，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得这样陈腐的观念必须得以摈弃，这也正是应和了“存在者”追求着一种“升起”。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10]从语言学中追根溯源一直是海德格尔的特有解读方式。语言是存在的根，人的思是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传达的，即使是在最一般意义上仅对语言进行使用的方式，也是思的一种表现，让人能够栖居即是在筑造作为人类活动的同时，通过思的活动让人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栖居。女性在空间当中身份的缺失让其在物理上不能进入空间，即女性不被允许“经受”空间，那么女性的语言和思也无法到达诸空间，更不用说“逗留”。空间没有为女性腾出任何一个位置，女性陷入“无家可归”的处境。约定俗成以男性主导的社会话语权，是由于女性的“被隐身”这种从物质上的不在场演化称为语言和思的不在场造成的。而本作为“人”的一员，女性却被隔离出空间，隔离就是对四重整体的割裂，女性成为那部分被流放的终有一死者，栖居的自由就被破坏了。正如海德格尔所阐述的那样，保护才是自由的真实意义，他认为，保护具有积极性，它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人们想要使某事自由的时候，发生在这件事物存在于它的本性之前，这样的自由就意味着泰然处之。[5]显然，过去的空间经验所体现出来的二元对立并非符合这种“泰然处之”。只有男性的公共空间并非是“人”的栖居，这样的栖居是没有被经验为人的存在的，这样筑造起来的空间是让栖居陷入了被遗忘的状态。只有一部分人的筑造无“栖居”可言。
因此，女性现身于公共空间的过程就是一个让本质得以解蔽的过程，就是把四重整体的聚集重新发掘出来的过程。女性作为“人”的成员需要存在并经受到诸空间，用她们的思来找寻自由，回到归宿。女性在公共空间梳理自我即是“现身”，使身体和精神都摘去面纱形成“在场”。这种“在场”显然是具有“空间性”的，而女性作为“存在者”对空间的追求是出于对自身“缘何存在”和“怎样存在”的合理探索，女性之“思”之所以必须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是因为这一空间是能让女性完成社会身份的认同和对自我的接纳的最佳场所。只有同样让作为“人”之一的女性也领会到这种存在之后，人才能够进入“栖居”这一本真的生存状态中。
参考文献：
[1] Leslie Kanes Weisman .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M].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出版社，1997：15.
[2] 海德格尔（德）.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M].陈嘉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44.
[3] 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67.
[4] 海德格尔（德）.海德格尔文集：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M].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5.
[5] 海德格尔（德）.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修订译本）[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70，164，175，161.
[6] 邓晓芒.西方哲学探赜——邓晓芒自选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50-352，360-362.
[7] 王宏维.性别与空间[N].南方日报，2006-12-14.
[8] 高宣扬（法）.存在主义[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60，65.
[9] Werner Brock . Existence and Being[M]. London：Vision Press，Ltd，1956：396.
[10] 海德格尔（德）.路标[M].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69.
关键词：女性公共空间;海德格尔;存在;身份;栖居
0 引言
从存在论的意义来看，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所，也是人的精神寄居的场所概念。而女性整体作为“人”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公共空间这两种维度的诉求也是日益增长的：从最初始的仅仅渴望在具体环境中拥有一处容身之处到如今女性开始主动追求自身在空间中的话语地位和身份认可。这的确能够反映出存在主义着力打破本质论理性、冰冷的论调，作为回应，存在主义关注了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女性是一个数量庞大却一度被忽略的人群，存在主义需要向她们投入关照。
1 女性公共空间：身体与身份
通常，人们会默认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建造的空间环境都归属于中性。然而，人并非仅是单向的建构环境，环境同样也潜在地建构了人类。环境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人类存在的背景板，环境一方面提供人类遮蔽与栖息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对人展现出因地而宜、因时而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认可。正如美国建筑学者威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在其著作《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中提出，空间正是和语言一样，它们都是社会之建构，空间也与句法类似，建筑物和社区的规划设置都能够体现并强化人们对社会中性别、族群以及经济能力的观念。语言同空间有着一样能够促使人形成权力和不平等关系的能力。[1]显然，当这种“不平等”反映在性别空间的分隔上，要求重新规划既是一种女性对“身体空间”的争取，亦是对“身份空间”的诉求。
自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以来，女性对于自身正当利益的需求愈发迫切。但是，女性在投入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障碍。社会从基本的空间设计开始就缺乏对女性的关照，毕竟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仍套用“男造”的模板。简单来说，如许多公共场所没有认识到其潜在受众中有哺乳期的女性，也从未曾考虑设置母婴室以供女性使用。不过，随着社会进步，可喜的现象是这样的女性可用场所逐渐增多，在空间规划中也被明确加入考量因素。正因如此，当人们从字面解读“女性公共空间”，很容易将这个场景设定于部分专属于女性的地方，如上文提及的母婴室等。但这些空间的设置只能够说明它们本身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立的存在，所传达出的含义也是指这是一类男性不被允许进入的场所。虽然这也是属于女性公共空间的一种，而本文偏向探讨的是更广泛意义的性别公共空间，即在物质上，它是指城市公共空间在男性可出入的同时女性也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男女在这一空间中都可以拥有动态的位置;在抽象的空间权力分配上，男性不再是控制话语的领主，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抒发和表达的权利。也就是说，让曾经在公共空间中女性的“不在场”成为“在场”状态，让“失语”的女性获得社会和自我的认同。
2 海德格尔：空间及栖居的多层意蕴
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的论述中，可以清晰把握到的思路是他认为空间性的基础是建立在时间性之上的，而且，空间性的生存论也只有通过时间性才可能。他认为，此在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空间当中的，因为“此在”不像一件实在的“物”能够占据或充满一块空间。[2]“此在”是指人能理解存在，是一种存在方式，它的空间性自然是不能与现成事物的空间性相提并论的。而且，此在只要存在，就已经打开或腾出了理解存在的一个活动空间（Spielraum），而这个“空间”并非外部物理空间，而是理解的释义学空间。[3]海德格尔的这种空间性的新颖处就在于，他拒斥了大多西方哲学家设定的物理空间意义上对此在空间性的诠释，即那些人对此在空间性的解读是将此在作为“身体性”的现成存在。因为对于本质论哲学家而言，身体必然需要与精神相结合，但观念论主导的哲学却是以消极的心态看待身体的，毕竟这种现存的身体总是无法达到柏拉图所谓的圆满状态，因此带来的空间性也是残缺的。海德格尔的空间性解释使得“空间”脱离与身体的绑定关系，他重在强调此在的非现成性，而与身体无涉。
在《存在与时间》之后10余年，海德格尔在另一册著作《哲学论稿》中就空间性重新作了论述，在这本书中，他完全放弃了时间优于空间的想法。正如他明确地表示：“作为移离着—开启着的东西，时间因此在其自身中同时也是设置空间的，它创造‘空间’。空间并不具有与时间相同的本质，而是归属于时间的，恰如时间归属于空间。”[4]由此看出，海德格尔已然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把时空两者的关系视为统一整体，而不再将空间性归属于时间性。海德格尔的叙述与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中相对论时空观是有着殊途同归的见地的，世界本身是一个思维的空时流形，是一个整体，而每个时刻人所体验到的世界，只是思维的连续中的一个切片。
在这种时空整体观的影响下，海德格尔1951年发表演讲《筑·居·思》，阐述筑造和栖居的关系。人作为筑造活动的主体在时空整体的框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描述人与空间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这样听起来像人站在一边，而空间在另一边。然而，空间并非和人是对立的关系”。他认为，空间同时不能作为外在事物也不可以被当作内在体验，“人”就表示一种在空间中的“逗留”，而这一逗留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四重整体当中的逗留，人是要在物本身上进行逗留的。[5]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一个外部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心体验或内部对象，而是“一个人”必须通过他在空间中的“逗留”来理解，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居住”，他在空间中的居住就是他“以人的方式存在”。存在和居住就正是反映出人在“物”那里的逗留。[6]“但只有当物本身作为物而被允许在其本质中，物本身才庇护着四重整体。”[5]而这种聚集的场所正是在“物”（Dingen）中才能得以實现，栖居也寓于“物”中。只有通过人的存在（居住），这些空间才得以打开。人的逗留、存在、居住是诸空间的根基。人只有“按照其本质而经受住诸空间，他们才能经过诸空间”，即人在他的居住中承受了空间，他才能去经过、去利用空间，经受比经过更本源。在空间中人先得存在着，在这之后“人”才有穿行于空间的可能。人与空间的关系就这样被海德格尔转化到了人与其存在的关系的思考和论述上了。[6]“惟当我们能够栖居时，我们才能筑造。”[5]这是说，筑造的本质是栖居之外，只有当人能够进行居住的时候，才能实现所谓的筑造。在海德格尔看来，居住比筑造更深、更本源。海德格尔所说的有死者依据而存在的基本特征也是栖居，这指的是当回到有死者（即人）的存在，栖居也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特征，一旦关涉人的存在时，不得不动用的便是“思”，是形而上学的思。因为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思想本身在相同意义上就像筑造一样——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归属于栖居。”[5]而人所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建筑术都归属为一类“不思”的建筑，这仍然是技术性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没有思考内涵的筑造就是没有诗性的。 现代的筑造中不乏都是充满技术片面性的，如今需要将“思”脱去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让“筑”和“思”两者都归属于“栖居”，使它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海德格尔一直强调的栖居困难是一种理念上的困难，是指人在栖居中和四重整体的割裂和分离，即脱离了淳朴的四重整体而异化：为征服大地、拒绝天空、远离诸神和流放终有一死者。[6]这会使得人类面临真正的深渊——无家可归。使人们落得这一生存处境中的正是“不思”，而改变的方式只有通过由思想的筑造和对筑造的思想才能使人重新获得栖居。
3 女性公共空间的存在与“此在”
不难发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等级制度里所包含的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是对女性生存、活动空间与权利的剥夺，并借以严酷的律令来约束女性，形成维护等级的规范。父权制度在古代正是堂而皇之地与政治等级秩序挂钩，以此治辖女性。而在西方类似，如古希腊雅典城邦社会，女性处境也与中国封建社会并无二致，女性是被“隐居的”，或是被隔绝在家中的。雅典城邦女性在居住建筑上就具有这种“隐居”性质，女性通常都被安排居住在离街道和家庭公共区域较远的房间里。这也使得古希腊城邦的妇女根本无法接触其他人，更不必说参与城邦政治和其他公共活动了。
女性遭遇的空间上的限制，称为“隐居者”，也意味着女性所处的家庭领域与男性所处的公共领域的隔离，这种隔离是以道德规定来保证的。[7]因此，现代女性主义对性别关系的研究，从最开始就是对空间形式实行性别压迫进行批判，即指出针对男性生存空间的限定与制约。女性主义期望在改变女性受压迫状况的同时，要让女性自身从空间遭受的羁押中将自己释放出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观念中，他最为关心的是人内心的支离破碎的状况，人如果全然忘记关于自己“在”的追问，那世界将彻底“物化”，有关于存在的真理也会抽身而去。女性在历史进程中“失语”，沉默忍受着被庸俗化后的身份困惑和焦虑，这将只是一种无助的沉沦，在如此压抑下的女性是无法领会到人的本质和自我意义的，也就无从谈起让她们寻找存在的真理了。
海德格尔解释的“此在”并不是一般哲学家描述的从所有人里面抽象出一个代表普罗大众，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我”，而是指“某一个人”的存在。“此在”作为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就是要从每个人的具体的“在世”经验入手，去揭示存在的本真结构。一切存在都是“在世界上”的存在;所以，一切的“此在”，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意思。人的“存在”是其在“在世”的“存在”中的自我展示。“此在”的本质，正是明显地表现在：它的存在不能靠列举与之相关的这样或那样的“存在者”来说明;它只能以其自身向来如是的那种本己的生存方式去显示。[8]
另外，“此在”的存在还是一种趋势，是不满足于现状，或者说，不甘心于沉落（Verfallen）的意向。因为在词源学上，“存在”（Existenz）来自拉丁文“existere”，而后者的意思就是“升起”的意思。[9]“此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于它能超出自己、越过自己，便因此囊括了“升起”的内涵。“此在”的存在，不能靠外界的物质的或心理的力量，不能靠他人的力量，不能靠社会，而是靠“此在”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存在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有发自存在自身的一股力量，有一种不断向外突破个人范围的要求。[8]而这也正是符合了女性角色要从幕后显现出身影的诉求。过去，女性的存在是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与其使用“女性”这一词汇说明归属，倒不如改换为“女人”更为贴切。因为相比中性的界定，传统的男性社会观念中只存在女子的“身体”概念，提到“女性”也无不是只关乎肉欲，被当成是一种堕落的具象。但随着社会發展，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得这样陈腐的观念必须得以摈弃，这也正是应和了“存在者”追求着一种“升起”。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10]从语言学中追根溯源一直是海德格尔的特有解读方式。语言是存在的根，人的思是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传达的，即使是在最一般意义上仅对语言进行使用的方式，也是思的一种表现，让人能够栖居即是在筑造作为人类活动的同时，通过思的活动让人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栖居。女性在空间当中身份的缺失让其在物理上不能进入空间，即女性不被允许“经受”空间，那么女性的语言和思也无法到达诸空间，更不用说“逗留”。空间没有为女性腾出任何一个位置，女性陷入“无家可归”的处境。约定俗成以男性主导的社会话语权，是由于女性的“被隐身”这种从物质上的不在场演化称为语言和思的不在场造成的。而本作为“人”的一员，女性却被隔离出空间，隔离就是对四重整体的割裂，女性成为那部分被流放的终有一死者，栖居的自由就被破坏了。正如海德格尔所阐述的那样，保护才是自由的真实意义，他认为，保护具有积极性，它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人们想要使某事自由的时候，发生在这件事物存在于它的本性之前，这样的自由就意味着泰然处之。[5]显然，过去的空间经验所体现出来的二元对立并非符合这种“泰然处之”。只有男性的公共空间并非是“人”的栖居，这样的栖居是没有被经验为人的存在的，这样筑造起来的空间是让栖居陷入了被遗忘的状态。只有一部分人的筑造无“栖居”可言。
因此，女性现身于公共空间的过程就是一个让本质得以解蔽的过程，就是把四重整体的聚集重新发掘出来的过程。女性作为“人”的成员需要存在并经受到诸空间，用她们的思来找寻自由，回到归宿。女性在公共空间梳理自我即是“现身”，使身体和精神都摘去面纱形成“在场”。这种“在场”显然是具有“空间性”的，而女性作为“存在者”对空间的追求是出于对自身“缘何存在”和“怎样存在”的合理探索，女性之“思”之所以必须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是因为这一空间是能让女性完成社会身份的认同和对自我的接纳的最佳场所。只有同样让作为“人”之一的女性也领会到这种存在之后，人才能够进入“栖居”这一本真的生存状态中。
参考文献：
[1] Leslie Kanes Weisman .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M].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出版社，1997：15.
[2] 海德格尔（德）.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M].陈嘉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44.
[3] 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67.
[4] 海德格尔（德）.海德格尔文集：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M].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5.
[5] 海德格尔（德）.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修订译本）[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70，164，175，161.
[6] 邓晓芒.西方哲学探赜——邓晓芒自选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50-352，360-362.
[7] 王宏维.性别与空间[N].南方日报，2006-12-14.
[8] 高宣扬（法）.存在主义[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60，65.
[9] Werner Brock . Existence and Being[M]. London：Vision Press，Ltd，1956：396.
[10] 海德格尔（德）.路标[M].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