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的某个傍晚，我在森林里遇到一个提着热水瓶准备爬5个多小时山路回家的少年。他穿一双米色胶底球鞋，看上去沉默寡言。我很好奇，他怎么能在被雨水浇烂的深山泥地里走路而不弄脏球鞋，而我每走一步，小腿都会深深陷进泥土里。更让我好奇的是，有人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独自爬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家，他没有随身听和手电筒，只有一个热水瓶。
　　另一个是我听来的真实故事。一位在西部某山村教书的中年教师，周末扛着一根百十斤重的木头回家。村学觉得给他的工资太少，就把那根木头送给他作为补偿。老师扛着那根两米多长的木头，翻过几座山头，走了几十里山路，硬是把它扛回了家。
　　我一直记着这两个回家的画面，每次想起来，揪心的部分并不是那两双磨损、僵硬的脚，而是那只热水瓶以及那根沉重的木头。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是如何才能更准确地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告诉别人。我遇到过很多触动我的场景。有时，我难过仅仅是因为那个人吃饭的神态像一只小松鼠。可是我该怎么告诉别人，那个难过的瞬间是因为一只小松鼠呢？
　　后来，我读到一位东欧女作家的经历。她在被工厂变相开除继而失去自己的办公室后，仍然坚持每天去工厂报到。她掏出小时候母亲总要塞给她的手绢，“我把手绢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一个台阶上，小心地把它铺平，然后坐在上面。”那里就是她的办公室。在那块手绢上面，她翻译液压机说明书，研究每个技术词汇，惊讶地发现它们也富有诗意。
　　我从那块手绢里看到了别的时间。
　　这一年，我的采访对象多是老人，他们的美好年华早已逝去，只剩下别的时间。看着他们蒙着浑浊泪水的双眼和昏昏欲睡的神情，我时常会怀疑，他们听得见吗？记得清吗？那些迟缓得如同暖风机嗡嗡作响的时间异常清晰，相比之下，紧张的好像总是我，我有录音笔、照相机，但有些东西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记录。
　　年初，我去采访一群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却仍然过着集体生活的老人时，其中一个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人坚持要在我面前完成一个点烟的动作。他顺利地把一根烟塞进嘴里，拿打火机凑着烟头。他的手抖得厉害，以至于烟头总碰不上火。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说，“我真的都是自己点的。”这个声音洪亮、被邻居形容爱吹牛的老人身上有种苦涩的幽默感，你甚至不忍心打断他，只会在他失败后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已经很厉害了。”写到另一位老人，那个晚餐只有半块腐乳和一碗青菜汤的老人时，我也想起这位点烟的老人，拍拍他肩膀与写下来似乎同样重要。
　　在跟67岁的同妻玉蓉聊天时，她一直用自己冰冷的手紧握着我的手，长时间注视着我的眼睛。其实我真的很害怕，害怕看到她的眼睛里渐渐渗出泪水，那样的话，我要怎么去安慰她呢？后来，我发现最好的安慰其实是陪着她一起幻想，像青春期少女會做的那样。她兴致勃勃地站在客厅中央给我念诗，于是我的采访录音里突兀地插入了一段5分钟的朗诵。她还给我看她的丝巾和首饰，跟我讨论怎么搭配好看……
　　那只小松鼠又冒出来了。当所有别的时间慢慢聚拢，我会不会是那个惟一的观众？
　　（邢人俨，本刊记者，2011年代表作有《同妻》、《历史的囚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