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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很有野趣，而复等均来。酒喝得不少。午睡到四时半才醒，余醉尚未全消”。一席颇为特别的盛宴，让郑振铎有了一天的好心情。当晚，他在广州爱群大厦1001房间的书桌前翻开日记本，记下这段文字。
1955年3月15日，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此前带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归来后，在这座南方名城短暂停留数日。当天中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商承祚、广州文化局局长萧俊英等人，在北园酒家设下了一桌别开生面的宴席，接待郑振铎、周而复一行。
北园的前身，是在陈济棠主粤时期，广州市商会会长邹殿邦改造的私家别墅。因地处羊城北郊，树木葱茏，环境清幽，更有小河从前面流过，故有“山前酒肆，水尾茶寮”之称。就在郑振铎到访两年后，政府决定投资改建北园，由著名建筑工程师莫伯治操刀，扩建成广州一所古色古香的园林酒家。重新开张后，北园接待了不少中外贵宾，陈毅、叶剑英、廖承志、秦牧、华罗庚、郭沫若等各界人士，都曾来此进餐。这里纯正的粤味让人流连忘返——今天踏入北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1982年刘海粟为它书写的“其味无穷”四个大字，“其味”，便是“粤味”。
从郑振铎的记述中，可以感受到他当时在北园就餐时的闲逸与喜乐——富有“野趣”的环境让他心情疏朗，文人之间的雅意与厚谊又让他如沐春风，兴之所至，才会醉酒。日记中这两句风轻云淡的话，在郑振铎宏富的著述中，确实算不了什么，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的角度——除了壮怀激烈与勤恳谨实，他也是一个不乏兴致与情味的人。我们也可借助这两句话，走进他和广州、和粤菜的情缘。
【为寻味广州放慢脚步】
不光是1955年那次来北园品赏粤味，实际上，郑振铎对广州的味道已相当熟络。1951年9月，身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他，就曾在这里留下过一连串的寻味足迹。
郑振铎对广州有一种天然的喜爱。每次出国一经此地，他总要破例多住些日子。1951年到1952年间，郑振铎在广州共待了17天；第二次往返广州，他停留了8天；而1956年6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8月归国后，最后一次到廣州，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15天。
1949年之前，郑振铎没有到过广州，为什么1949之后，他到广州的次数多了起来呢？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作为国家“南大门”，在对内与对外交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直达海外的航班比较少，到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尤为紧缺，国家干部及使团到这些国家外访，一般会选择“铁路+海路”的形式，即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一路南下，抵达广州后，再转到香港乘船出国。所以，经停各处的时日，再加上耗在交通上的时间，一次外访通常要耗时数月。郑振铎率团外访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往返途径各个城市时，一般都是急匆匆离去，而唯一例外是广州，他会在这里停留数日，乃至十余日。
广州究竟有何魅力，吸引着一贯惜时如金的郑振铎几度放慢了脚步？如果阅览郑振铎在穗期间的日记，我们会发现，广州给予他最深刻的感官体验之一，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吃”字。
长久以来，“美食”是这座城市最为显著的标签之一。 “食在广州”肇始于广州清代“一口通商”之时，形成于清季民初，声名大噪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食在广州”进入全盛阶段，1946年，睘奄撰写的《广州情调》曾这样记载当时饮食文化的盛况：“广州全市的饮食店总计约在一万两千家以上——沿街的摊档尚不在内——直接、间接靠饮食为生者总在三四十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饮食行业继续“超常规发展”，1956年，广州举行“名菜美点展览会”，展介菜肴5447种、点心815种，小吃200余种，每天进场人数达8000人之多，阵势相当壮观。
这座城市，吸引了一众著名文化人于大街小巷间寻味。比如，鲁迅在广州待了253天，一共下了43次馆子；巴金在日军轰炸广州期间，仍进入饭馆用餐，并感慨在这座城市“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更学会了如何在饮食中“安顿生命”；郭沫若前后来广州11次，泮溪、南园、北园……有名的酒家一个都没有落下，都留有诗作……郑振铎到了广州，同样未能“免俗”。1954年到1955年的那次出国访问，郑振铎前后在广州待了23天，而日记中提及饮食处就有25次之多：
八日 上午休息。理发。偕适夷上茶楼。购物。下午，开团委会。夜，陶铸和朱光请客。喝了不少酒。
十九日 中午，偕而复等到利口福午餐。启芳送木瓜来。六时许，到西关他家晚餐。九时半，回。沐浴。
二十日 十一时许，商锡永来，送来芋头四个。偕往文管会午餐。菜为吴某自烧，尚佳。喝了不少酒。三时回。午睡甚久。五时许，欧阳山等来。偕往广东作协，在那里晚餐。
郑振铎所提到的“利口福”，即广州饮食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利口福海鲜饭店。这家饭店最初只是一家小饭馆，于1940年在十三行路开业。当年的十三行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银庄林立，大亨云集，实为开设高级餐馆的理想所在。一位叫冼谊的顺德大良人，因磁器店生意不佳，便决定改行来此开设酒家。为吸引那些腰缠万贯又终日图饱口福的老板大亨们，遂取了“利口福”三个字作为店名。
开业后的利口福，专营大良风味、凤城炒卖（随炒随卖），厨师多为大良人，精于烹饪技艺，而大良食谱，向来以品种繁多、选料精细、鲜嫩爽滑、香气扑鼻而著称于世。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饭店的门面越做越大，口碑越来越佳，“清蒸海上鲜”“首创口福鸡”“油浸笋壳鱼”“凤城蜜软鸡”“大良煎虾饼”等菜品，一度在广州餐饮界风采照人，甚至香港、澳门的食客也会慕名而来。
1991年底，因环境变迁及经营等原因，这家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招牌，被广州酒家集团兼并。之后，广州酒家利用“利口福”的品牌，开办了利口福食品公司，专营生产冷冻点心、月饼、腊味、速食品等。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利口福”食品，从品牌渊源来说，便可追溯到郑振铎日记中的这家酒楼。 【慰藉海外游子的粤菜馆】
日记中的郑振铎俨然一个“老饕”，对“粤味”喜不自胜。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郑振铎就曾对“粤味”心领神会，也正源于这份记忆，他后来才会不断地重返广州。
1927年仲春，“四一二”事变的激烈枪声打破上海滩的宁静，此后，宝山路每日都笼罩在白色恐怖里。早前和胡愈之联名写抗议信揭露当局行径的郑振铎，此时不得不暂避危局，远走欧洲。
到达巴黎的第一天，郑振铎在旅馆稍事休息后，便在两位朋友高元、高冈的陪同下，前往当地最高规格的中餐馆——万花楼用膳。
万花楼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最大的中国饭馆，由广东人开办。很多欧洲人第一次尝到广州风味就是在这里，万花楼因此声名远播，成为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交舞台，也是时人去法国旅游必去的“打卡点”。当时的万花楼可谓名流云集，除了郑振铎、梁宗岱、朱光潜、邵洵美等文人常来光顾，吴颂皋、蒋梦麟、周竹安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亦是其座上宾。据说万花楼所用的漆、银器具均来自中国，员工也是中法兼顾，有五六十人。吃食的价格数倍于租金相对低廉的拉丁区的小餐馆，比如万花楼一餐15法郎，老华工的协和饭店只要4法郎。
对于这顿饭菜，郑振铎记述道：“一个多月没有吃中国饭菜了，现在又见着豆角炒肉丝，蛋花汤，虽然味儿未必好，却很高兴……晚饭也在万花楼吃。”对于刚刚追上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海外的粤菜馆确实是“救星”一般的存在。因彼时的越洋旅行长路艰辛，船上饮食又基本上是西餐，能吃上正宗广式风味的粤菜馆，自然成为游子在口舌上堪慰乡思的地方。比如季羡林就在《留德十年》中回忆过，1946年3月的归国途中，经停西贡（越南胡志明市旧称）“离市中心不远的堤岸一带”，不仅有极大的酒楼，也有摆在集市上的小摊，“一律广东菜肴，广东腊肉、腊肠等等，挂满了架子，名贵的烤乳猪更是到处都有。”
随后的几个月，郑振铎仍对粤味保持极高兴致，上万花楼吃饭已然是他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仪式”。
这便是广州及广东的地域魅力——千百年的饮食文化智慧融入奔流不息的珠江，水波将一批批精于制馔的粤人送往世界，他们靠着掌勺的硬功夫和灵活应变的生意经，在欧美诸国闯荡下了一片天地。这些背井离乡的广东人，让粤菜的光彩渐次点亮外人对中国风情的认知，又极尽所能，给海外游子提供了最直接而浓郁的“家”的味道。
【一盅两件，扫去舟车劳顿】
1943年，昔日十里洋场、饮食阜盛的文化气息仍回荡在黄浦江边大大小小的饭馆酒肆中。而在上海开埠之初，就跟随粤人流动到上海的粤菜，在当时绝对是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当年5月8日，天气晴朗。郑振铎上午逛古籍书店，购得珍贵的清人文集三种，心头大喜，便约友人周予同一道来福州路口的杏花楼吃饭。用餐花去55元后，又购得罐头装糟白鱼一瓶，预备带回去给太太、孩子们享用。
这些年，上海的空气一直紧张萧索，但一日三餐之于郑振铎，仍是生活里绕不开的重点篇章。除了上杏花楼，他造访其他各间粵式馆子的文字在《蛰居日记》里随处可见，细细统计了一番日记里郑振铎吃过的粤菜馆子，可看出他最喜好的餐厅当属冠生园，共出现了9次之多。郑振铎上冠生园或杏花楼吃饭，花销有时超过100元，这由当时物价来看，出手相当阔绰。
冠生园1915年开张，由广东南海人冼冠生所经营，除了日常供应的酒肉饭蔬，自产自销的糖果蜜饯和粤式月饼，是它在沪上一众食肆中保有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利器。在上海滩立足之后，冠生园等粤式饭馆的菜肴又根据沪人的口味稍作调整，在主调中注入一点上海人偏爱的甜，被称为“海派粵式融合菜”。
粤菜给沪人以新奇体验的同时，粤人在茶余饭后时常哼唱的粤讴，也颇为引人入胜。对于这种风格清新、宛转动人的南国小调，郑振铎也是由衷地喜爱。他在1938年写作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惊叹于粤讴这种咿咿呀呀的通俗音乐“其势力是那么的大”，亦惊叹于它润物无声的感染力：“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也为之神移。”
1951年9月，郑振铎第一次乘上了驶往南方广州的列车。先前在巴黎和上海的酒楼里吃粤菜的经历，毕竟属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乱中偷闲”，而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更，郑振铎终于可以从容跟随味蕾的记忆，来到粤菜的源头。
从北到南，火车一路奔驰，窗外的风光也分外可爱。在给朋友的信中，郑振铎忍不住兴奋地描述道：“沿途风景颇佳，大似‘山阴道上’，好山好水，不绝的迎面而送来眼前。”到下榻的沙面胜利大厦安放好行李后，郑振铎便早早地出来“坐茶楼”了——九月的广州，街头还没有褪去炎热。早茶在广州饮食篇章里率先出道，这对于一路舟车劳顿的郑振铎来说，实在是一个美妙不过的体验。茶香幽幽的一盅两件，让他神清气爽。
1954年11月，在北国渐起的萧索冷风中，郑振铎第三次来到温暖的广州。开会、作报告、看代表团彩排、赴当地博物馆考察，去西堤、十三行各处采购旧书……工作，仍占据着他在广州时间的较大比重。紧凑的行程里，郑振铎抽不出大段时间去游山玩水，唯有好好吃饭，才是对忙碌生活最快捷的安慰和放松，也是对这座热情的城市应有的回应。
有了前两次对广州美食的初步了解，这次在广州生活的23天里，沙面、十三行、西堤、城隍庙、西关等地的茶寮酒馆，都曾留下过郑振铎的踪影，北园、迎宾馆等广州美食地图上的地标，亦得他时常光顾。
1955年3月20日，在离穗的前一天，郑振铎没有再去市区的各色酒楼，只在文管会和作协吃了简单的两餐。午饭是一位吴姓友人自己做的，食材平实，滋味却很好。朴素的家常味道，一样让他乐在其中，甚至多饮了几杯。 【“流动”的广州城】
郑振铎能在上海、在巴黎品赏到粤菜，这说明广州与上海、巴黎等地到底存在怎样的食味关联？粤菜的文化版图到底有多广阔？这又从中说明广州这座城市怎样的人文特性？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不妨先从一个文化人的著名论断说起。
1923年，南社老前辈、学者胡朴安先生编写出版了一部全国风俗百科全书《中华全国风俗志》。其中对于广东的描述，有这样一段文字：
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优雅，器具之精良，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也……菜以鱼翅为主品，其价每碗10元至50元；10元以下，不能请贵客也。翅长数寸，盛入海碗，入口即化……烧猪、蒸燕窝等亦为珍品……至平常之菜，大约8元至10元，亦颇冠冕矣……
胡老先生曾受孙中山先生之邀，准备去广州，后因陈炯明叛乱而搁浅。这里所说的广东酒楼，主要指广州酒楼，胡朴安对广州酒楼和美食的描述，大概来自于他在上海的生活体验。
上海與广州，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两座关联紧密、关系微妙的重要城市。广州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开启现代化进程最早的城市；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上海继之而起，形成国际化程度更高、影响更大的商业大都市。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其中广州（广东）人数量甚多，构成了上海早期开发与后来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以前，广州（广东）海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繁盛，积累下雄厚的财力，拥有众多通晓外事、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人杰，这恰是上海发展所必需的。所以，在上海滩，不管是创建实业、置办商业、投入基建，还是振兴文化艺术，广东人始终当仁不让。
1937 年，饶平人、留法博士张竞生就在《广东精神是什么》一文中，这样评价广东同胞在上海滩的大场面：
若说有广东精神一回事，大概不离二件：一是广东人好打，且打得好，十九路军在沪战一役已经证明了……尚有一种精神，就是长于经济。沪地几个大百货公司都是粤人经营的。上海北四川路与日人平分天下的只是广东人。南洋与美国的华侨经济力，素极著名了。无论地球何处，都有粤人足迹，可说粤人与英旗同具“无日落”之光荣。
在他眼里，粤人经商的能力几乎可以与大英帝国的商人相提并论。
故在学术界中，曾有“广州孕育了上海”的说法。早在1921年，《上海的历史》由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版，编撰者为格·兰宁和斯·柯林。这是一本用外国人的眼光去看上海早期发展的图书，该书第二部分的标题，即“广州：上海的摇篮”。 “广州是上海的摇篮”这一提法，亦可见于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1964年撰写的《上海的“广州化”》，作者认为，上海开埠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广州城为蓝本的。
提及这段历史，当然是为了揭示广州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性。广州的人口精英与人文精神，不止是流向上海，流向中国，同时流向世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便是确证。与商贸、政治、文艺、生活方式等输出相对应的是，是海内外文明的流入与交汇，广州建城两千多年来，从未停歇。从赵佗建立南越国，到珠玑巷汉人南下，到十三行时期北人“走广”，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波“新广州人”过江，中原汉文化最终在南海之滨生根发芽。从《史记》中关于广州海外奇货的描述，到唐代成为第一大港，到“一口通商”，再到近代的“西风东渐”，广州敞开怀抱接纳的，始终是广阔的世界。
所以，与其说“广州”是一个地理概念，囿于固定的空间，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城市在流动之中，“食在广州”的金字招牌，亦在流动之中，历久弥新。
【声名远扬“郑家菜”】
1951年，季羡林曾和郑振铎一道出国访问，两人过从甚密。他曾对郑振铎的文化人生做出这样的评价：“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郑振铎的一生，在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他办事谨严、做人磊落，如此断语实至名归。
郑振铎爱吃、懂吃、会吃，且有福气吃。他是福州人，郑母能做一手地道的福州菜，如用红糟做的鸡鸭鱼肉，便是日常餐桌上的主菜，而别有风味的炒粉干，也很受郑振铎的喜爱。好客的郑振铎常将朋友请到家中，“郑家菜”在京沪文化界声名远扬，文友都为能亲口尝到“郑家菜”为一大乐事。
郑振铎曾写过一篇《宴之趣》，特别谈到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在家觥筹交错的场景。他在上海以“乡下人”自居，不喜“征鹿于酒肉之场”，独爱和朋友在家小聚，“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地谈着”。
郑振铎的福建老乡冰心也曾记录这样一段温暖的往事：
他（注：指郑振铎）特别邀请朋友给我们饯行。据我的回忆，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会到茅盾同志的。胡愈之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是在那次饯别宴上，和我们初次会面的。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我在太平洋舟中，给振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的顿顿无味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1958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典。郑振铎和冰心同在观礼台上，两人紧挨着聊起天来，了解到接下来彼此都要出国外访。郑振铎笑着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郑家菜”的邀约也化作了泡影。
同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外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事后，冰心悲伤地记述道。
其实，郑振铎本人也是做菜的高手，“郑家菜”的名号也有他的一份贡献。据其子郑尔康回忆，郑振铎善于烹饪，经由他本人改良的“东坡肉”，被朋友赞为“此品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时降人间”。此外，狮子头、坛子鸡也是他的拿手好菜，这也难怪周予同为他点赞：“振铎简直是今日的易牙！”（注：易牙为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厨师，擅长调味，很得齐桓公欢心）
美味佳肴散发的扑鼻香味，和满屋的书香交融在一起，应和着大文人、大学者别具一格的雅趣生活。不知当郑振铎于家中独酌或聚餐的时候，是否会常常想起自己在广州寻味的过往。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55年3月15日，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此前带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归来后，在这座南方名城短暂停留数日。当天中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商承祚、广州文化局局长萧俊英等人，在北园酒家设下了一桌别开生面的宴席，接待郑振铎、周而复一行。
北园的前身，是在陈济棠主粤时期，广州市商会会长邹殿邦改造的私家别墅。因地处羊城北郊，树木葱茏，环境清幽，更有小河从前面流过，故有“山前酒肆，水尾茶寮”之称。就在郑振铎到访两年后，政府决定投资改建北园，由著名建筑工程师莫伯治操刀，扩建成广州一所古色古香的园林酒家。重新开张后，北园接待了不少中外贵宾，陈毅、叶剑英、廖承志、秦牧、华罗庚、郭沫若等各界人士，都曾来此进餐。这里纯正的粤味让人流连忘返——今天踏入北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1982年刘海粟为它书写的“其味无穷”四个大字，“其味”，便是“粤味”。
从郑振铎的记述中，可以感受到他当时在北园就餐时的闲逸与喜乐——富有“野趣”的环境让他心情疏朗，文人之间的雅意与厚谊又让他如沐春风，兴之所至，才会醉酒。日记中这两句风轻云淡的话，在郑振铎宏富的著述中，确实算不了什么，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的角度——除了壮怀激烈与勤恳谨实，他也是一个不乏兴致与情味的人。我们也可借助这两句话，走进他和广州、和粤菜的情缘。
【为寻味广州放慢脚步】
不光是1955年那次来北园品赏粤味，实际上，郑振铎对广州的味道已相当熟络。1951年9月，身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他，就曾在这里留下过一连串的寻味足迹。
郑振铎对广州有一种天然的喜爱。每次出国一经此地，他总要破例多住些日子。1951年到1952年间，郑振铎在广州共待了17天；第二次往返广州，他停留了8天；而1956年6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8月归国后，最后一次到廣州，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15天。
1949年之前，郑振铎没有到过广州，为什么1949之后，他到广州的次数多了起来呢？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作为国家“南大门”，在对内与对外交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直达海外的航班比较少，到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尤为紧缺，国家干部及使团到这些国家外访，一般会选择“铁路+海路”的形式，即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一路南下，抵达广州后，再转到香港乘船出国。所以，经停各处的时日，再加上耗在交通上的时间，一次外访通常要耗时数月。郑振铎率团外访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往返途径各个城市时，一般都是急匆匆离去，而唯一例外是广州，他会在这里停留数日，乃至十余日。
广州究竟有何魅力，吸引着一贯惜时如金的郑振铎几度放慢了脚步？如果阅览郑振铎在穗期间的日记，我们会发现，广州给予他最深刻的感官体验之一，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吃”字。
长久以来，“美食”是这座城市最为显著的标签之一。 “食在广州”肇始于广州清代“一口通商”之时，形成于清季民初，声名大噪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食在广州”进入全盛阶段，1946年，睘奄撰写的《广州情调》曾这样记载当时饮食文化的盛况：“广州全市的饮食店总计约在一万两千家以上——沿街的摊档尚不在内——直接、间接靠饮食为生者总在三四十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饮食行业继续“超常规发展”，1956年，广州举行“名菜美点展览会”，展介菜肴5447种、点心815种，小吃200余种，每天进场人数达8000人之多，阵势相当壮观。
这座城市，吸引了一众著名文化人于大街小巷间寻味。比如，鲁迅在广州待了253天，一共下了43次馆子；巴金在日军轰炸广州期间，仍进入饭馆用餐，并感慨在这座城市“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更学会了如何在饮食中“安顿生命”；郭沫若前后来广州11次，泮溪、南园、北园……有名的酒家一个都没有落下，都留有诗作……郑振铎到了广州，同样未能“免俗”。1954年到1955年的那次出国访问，郑振铎前后在广州待了23天，而日记中提及饮食处就有25次之多：
八日 上午休息。理发。偕适夷上茶楼。购物。下午，开团委会。夜，陶铸和朱光请客。喝了不少酒。
十九日 中午，偕而复等到利口福午餐。启芳送木瓜来。六时许，到西关他家晚餐。九时半，回。沐浴。
二十日 十一时许，商锡永来，送来芋头四个。偕往文管会午餐。菜为吴某自烧，尚佳。喝了不少酒。三时回。午睡甚久。五时许，欧阳山等来。偕往广东作协，在那里晚餐。
郑振铎所提到的“利口福”，即广州饮食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利口福海鲜饭店。这家饭店最初只是一家小饭馆，于1940年在十三行路开业。当年的十三行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银庄林立，大亨云集，实为开设高级餐馆的理想所在。一位叫冼谊的顺德大良人，因磁器店生意不佳，便决定改行来此开设酒家。为吸引那些腰缠万贯又终日图饱口福的老板大亨们，遂取了“利口福”三个字作为店名。
开业后的利口福，专营大良风味、凤城炒卖（随炒随卖），厨师多为大良人，精于烹饪技艺，而大良食谱，向来以品种繁多、选料精细、鲜嫩爽滑、香气扑鼻而著称于世。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饭店的门面越做越大，口碑越来越佳，“清蒸海上鲜”“首创口福鸡”“油浸笋壳鱼”“凤城蜜软鸡”“大良煎虾饼”等菜品，一度在广州餐饮界风采照人，甚至香港、澳门的食客也会慕名而来。
1991年底，因环境变迁及经营等原因，这家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招牌，被广州酒家集团兼并。之后，广州酒家利用“利口福”的品牌，开办了利口福食品公司，专营生产冷冻点心、月饼、腊味、速食品等。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利口福”食品，从品牌渊源来说，便可追溯到郑振铎日记中的这家酒楼。 【慰藉海外游子的粤菜馆】
日记中的郑振铎俨然一个“老饕”，对“粤味”喜不自胜。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郑振铎就曾对“粤味”心领神会，也正源于这份记忆，他后来才会不断地重返广州。
1927年仲春，“四一二”事变的激烈枪声打破上海滩的宁静，此后，宝山路每日都笼罩在白色恐怖里。早前和胡愈之联名写抗议信揭露当局行径的郑振铎，此时不得不暂避危局，远走欧洲。
到达巴黎的第一天，郑振铎在旅馆稍事休息后，便在两位朋友高元、高冈的陪同下，前往当地最高规格的中餐馆——万花楼用膳。
万花楼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最大的中国饭馆，由广东人开办。很多欧洲人第一次尝到广州风味就是在这里，万花楼因此声名远播，成为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交舞台，也是时人去法国旅游必去的“打卡点”。当时的万花楼可谓名流云集，除了郑振铎、梁宗岱、朱光潜、邵洵美等文人常来光顾，吴颂皋、蒋梦麟、周竹安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亦是其座上宾。据说万花楼所用的漆、银器具均来自中国，员工也是中法兼顾，有五六十人。吃食的价格数倍于租金相对低廉的拉丁区的小餐馆，比如万花楼一餐15法郎，老华工的协和饭店只要4法郎。
对于这顿饭菜，郑振铎记述道：“一个多月没有吃中国饭菜了，现在又见着豆角炒肉丝，蛋花汤，虽然味儿未必好，却很高兴……晚饭也在万花楼吃。”对于刚刚追上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海外的粤菜馆确实是“救星”一般的存在。因彼时的越洋旅行长路艰辛，船上饮食又基本上是西餐，能吃上正宗广式风味的粤菜馆，自然成为游子在口舌上堪慰乡思的地方。比如季羡林就在《留德十年》中回忆过，1946年3月的归国途中，经停西贡（越南胡志明市旧称）“离市中心不远的堤岸一带”，不仅有极大的酒楼，也有摆在集市上的小摊，“一律广东菜肴，广东腊肉、腊肠等等，挂满了架子，名贵的烤乳猪更是到处都有。”
随后的几个月，郑振铎仍对粤味保持极高兴致，上万花楼吃饭已然是他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仪式”。
这便是广州及广东的地域魅力——千百年的饮食文化智慧融入奔流不息的珠江，水波将一批批精于制馔的粤人送往世界，他们靠着掌勺的硬功夫和灵活应变的生意经，在欧美诸国闯荡下了一片天地。这些背井离乡的广东人，让粤菜的光彩渐次点亮外人对中国风情的认知，又极尽所能，给海外游子提供了最直接而浓郁的“家”的味道。
【一盅两件，扫去舟车劳顿】
1943年，昔日十里洋场、饮食阜盛的文化气息仍回荡在黄浦江边大大小小的饭馆酒肆中。而在上海开埠之初，就跟随粤人流动到上海的粤菜，在当时绝对是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当年5月8日，天气晴朗。郑振铎上午逛古籍书店，购得珍贵的清人文集三种，心头大喜，便约友人周予同一道来福州路口的杏花楼吃饭。用餐花去55元后，又购得罐头装糟白鱼一瓶，预备带回去给太太、孩子们享用。
这些年，上海的空气一直紧张萧索，但一日三餐之于郑振铎，仍是生活里绕不开的重点篇章。除了上杏花楼，他造访其他各间粵式馆子的文字在《蛰居日记》里随处可见，细细统计了一番日记里郑振铎吃过的粤菜馆子，可看出他最喜好的餐厅当属冠生园，共出现了9次之多。郑振铎上冠生园或杏花楼吃饭，花销有时超过100元，这由当时物价来看，出手相当阔绰。
冠生园1915年开张，由广东南海人冼冠生所经营，除了日常供应的酒肉饭蔬，自产自销的糖果蜜饯和粤式月饼，是它在沪上一众食肆中保有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利器。在上海滩立足之后，冠生园等粤式饭馆的菜肴又根据沪人的口味稍作调整，在主调中注入一点上海人偏爱的甜，被称为“海派粵式融合菜”。
粤菜给沪人以新奇体验的同时，粤人在茶余饭后时常哼唱的粤讴，也颇为引人入胜。对于这种风格清新、宛转动人的南国小调，郑振铎也是由衷地喜爱。他在1938年写作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惊叹于粤讴这种咿咿呀呀的通俗音乐“其势力是那么的大”，亦惊叹于它润物无声的感染力：“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也为之神移。”
1951年9月，郑振铎第一次乘上了驶往南方广州的列车。先前在巴黎和上海的酒楼里吃粤菜的经历，毕竟属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乱中偷闲”，而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更，郑振铎终于可以从容跟随味蕾的记忆，来到粤菜的源头。
从北到南，火车一路奔驰，窗外的风光也分外可爱。在给朋友的信中，郑振铎忍不住兴奋地描述道：“沿途风景颇佳，大似‘山阴道上’，好山好水，不绝的迎面而送来眼前。”到下榻的沙面胜利大厦安放好行李后，郑振铎便早早地出来“坐茶楼”了——九月的广州，街头还没有褪去炎热。早茶在广州饮食篇章里率先出道，这对于一路舟车劳顿的郑振铎来说，实在是一个美妙不过的体验。茶香幽幽的一盅两件，让他神清气爽。
1954年11月，在北国渐起的萧索冷风中，郑振铎第三次来到温暖的广州。开会、作报告、看代表团彩排、赴当地博物馆考察，去西堤、十三行各处采购旧书……工作，仍占据着他在广州时间的较大比重。紧凑的行程里，郑振铎抽不出大段时间去游山玩水，唯有好好吃饭，才是对忙碌生活最快捷的安慰和放松，也是对这座热情的城市应有的回应。
有了前两次对广州美食的初步了解，这次在广州生活的23天里，沙面、十三行、西堤、城隍庙、西关等地的茶寮酒馆，都曾留下过郑振铎的踪影，北园、迎宾馆等广州美食地图上的地标，亦得他时常光顾。
1955年3月20日，在离穗的前一天，郑振铎没有再去市区的各色酒楼，只在文管会和作协吃了简单的两餐。午饭是一位吴姓友人自己做的，食材平实，滋味却很好。朴素的家常味道，一样让他乐在其中，甚至多饮了几杯。 【“流动”的广州城】
郑振铎能在上海、在巴黎品赏到粤菜，这说明广州与上海、巴黎等地到底存在怎样的食味关联？粤菜的文化版图到底有多广阔？这又从中说明广州这座城市怎样的人文特性？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不妨先从一个文化人的著名论断说起。
1923年，南社老前辈、学者胡朴安先生编写出版了一部全国风俗百科全书《中华全国风俗志》。其中对于广东的描述，有这样一段文字：
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优雅，器具之精良，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也……菜以鱼翅为主品，其价每碗10元至50元；10元以下，不能请贵客也。翅长数寸，盛入海碗，入口即化……烧猪、蒸燕窝等亦为珍品……至平常之菜，大约8元至10元，亦颇冠冕矣……
胡老先生曾受孙中山先生之邀，准备去广州，后因陈炯明叛乱而搁浅。这里所说的广东酒楼，主要指广州酒楼，胡朴安对广州酒楼和美食的描述，大概来自于他在上海的生活体验。
上海與广州，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两座关联紧密、关系微妙的重要城市。广州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开启现代化进程最早的城市；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上海继之而起，形成国际化程度更高、影响更大的商业大都市。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其中广州（广东）人数量甚多，构成了上海早期开发与后来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以前，广州（广东）海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繁盛，积累下雄厚的财力，拥有众多通晓外事、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人杰，这恰是上海发展所必需的。所以，在上海滩，不管是创建实业、置办商业、投入基建，还是振兴文化艺术，广东人始终当仁不让。
1937 年，饶平人、留法博士张竞生就在《广东精神是什么》一文中，这样评价广东同胞在上海滩的大场面：
若说有广东精神一回事，大概不离二件：一是广东人好打，且打得好，十九路军在沪战一役已经证明了……尚有一种精神，就是长于经济。沪地几个大百货公司都是粤人经营的。上海北四川路与日人平分天下的只是广东人。南洋与美国的华侨经济力，素极著名了。无论地球何处，都有粤人足迹，可说粤人与英旗同具“无日落”之光荣。
在他眼里，粤人经商的能力几乎可以与大英帝国的商人相提并论。
故在学术界中，曾有“广州孕育了上海”的说法。早在1921年，《上海的历史》由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版，编撰者为格·兰宁和斯·柯林。这是一本用外国人的眼光去看上海早期发展的图书，该书第二部分的标题，即“广州：上海的摇篮”。 “广州是上海的摇篮”这一提法，亦可见于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1964年撰写的《上海的“广州化”》，作者认为，上海开埠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广州城为蓝本的。
提及这段历史，当然是为了揭示广州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性。广州的人口精英与人文精神，不止是流向上海，流向中国，同时流向世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便是确证。与商贸、政治、文艺、生活方式等输出相对应的是，是海内外文明的流入与交汇，广州建城两千多年来，从未停歇。从赵佗建立南越国，到珠玑巷汉人南下，到十三行时期北人“走广”，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波“新广州人”过江，中原汉文化最终在南海之滨生根发芽。从《史记》中关于广州海外奇货的描述，到唐代成为第一大港，到“一口通商”，再到近代的“西风东渐”，广州敞开怀抱接纳的，始终是广阔的世界。
所以，与其说“广州”是一个地理概念，囿于固定的空间，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城市在流动之中，“食在广州”的金字招牌，亦在流动之中，历久弥新。
【声名远扬“郑家菜”】
1951年，季羡林曾和郑振铎一道出国访问，两人过从甚密。他曾对郑振铎的文化人生做出这样的评价：“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郑振铎的一生，在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他办事谨严、做人磊落，如此断语实至名归。
郑振铎爱吃、懂吃、会吃，且有福气吃。他是福州人，郑母能做一手地道的福州菜，如用红糟做的鸡鸭鱼肉，便是日常餐桌上的主菜，而别有风味的炒粉干，也很受郑振铎的喜爱。好客的郑振铎常将朋友请到家中，“郑家菜”在京沪文化界声名远扬，文友都为能亲口尝到“郑家菜”为一大乐事。
郑振铎曾写过一篇《宴之趣》，特别谈到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在家觥筹交错的场景。他在上海以“乡下人”自居，不喜“征鹿于酒肉之场”，独爱和朋友在家小聚，“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地谈着”。
郑振铎的福建老乡冰心也曾记录这样一段温暖的往事：
他（注：指郑振铎）特别邀请朋友给我们饯行。据我的回忆，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会到茅盾同志的。胡愈之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是在那次饯别宴上，和我们初次会面的。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我在太平洋舟中，给振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的顿顿无味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1958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典。郑振铎和冰心同在观礼台上，两人紧挨着聊起天来，了解到接下来彼此都要出国外访。郑振铎笑着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郑家菜”的邀约也化作了泡影。
同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外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事后，冰心悲伤地记述道。
其实，郑振铎本人也是做菜的高手，“郑家菜”的名号也有他的一份贡献。据其子郑尔康回忆，郑振铎善于烹饪，经由他本人改良的“东坡肉”，被朋友赞为“此品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时降人间”。此外，狮子头、坛子鸡也是他的拿手好菜，这也难怪周予同为他点赞：“振铎简直是今日的易牙！”（注：易牙为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厨师，擅长调味，很得齐桓公欢心）
美味佳肴散发的扑鼻香味，和满屋的书香交融在一起，应和着大文人、大学者别具一格的雅趣生活。不知当郑振铎于家中独酌或聚餐的时候，是否会常常想起自己在广州寻味的过往。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