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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举行
2009年5月9日至10日，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延边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党校以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约40位在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作了题为“韩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与中韩关系发展”的特别演讲。与会博士生主要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北亚合作”、“朝鲜半岛政治、经济与外交”、“朝鲜半岛与周边大国关系”、“朝鲜半岛的思想文化研究”以及“朝鲜半岛历史与中韩关系”等五个专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思想交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观察》主编胡礼忠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庄建中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孙科志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教授分别对各篇论文进行了深刻的点评。本刊记者罗洁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参与了讨论。
英国：伊朗“文物外交”有惊无险
到6月14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历时四个月的“阿拔斯大帝：重新认识伊朗文明”专题展览就要落下帷幕。来自波斯萨非王朝的艺术珍品第一次走出伊朗。事实上，这些艺术品平常散落在伊朗国内数家博物馆之中，就是伊朗本地人也不可能一次大饱眼福。
为了筹划这次展览，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可谓煞费苦心，其过程的一波三折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道完：1月份，他亲赴德黑兰，商量从伊朗八家最优秀的博物馆里暂借文物到伦敦。作为回报，麦格雷戈答应伊朗把大英博物馆馆藏珍品——一段距今2500年历史、印满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政令的黏土柱借给伊朗国家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他还向伊朗副总统办公室郑重承诺，在召开加沙重建国际会议的时候，力主增加国际援助力度，帮助巴勒斯坦修复在以色列军事打击中遭到破坏的历史建筑。
然而好事多磨。2月3日，伊朗成功发射了“希望”号人造通信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九个拥有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政府随后高调宣布，一项为期12年的载人航天计划已经启动，预计将在2021年前把伊朗首名宇航员送入太空。英国政府在第二天就做出反应，声称“对伊朗(发射卫星背后)的真实意图非常担心”。两天后，英国宣布暂停与伊朗之间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对话”。“阿拔斯大帝”专题展览是否也遭“封锁”，关心它的人捏了一把汗。幸运的是，展览躲过“一劫”。2月底，大批伊朗文物空运到伦敦，麦格雷戈馆长的“文物外交”有惊无险。
给文物插上外交的翅膀，麦格雷戈馆长可算行家里手。在他的头脑里，在博物馆之间进行文物和艺术珍品交流，有利于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展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他说；“吸引对方，让他折服于你的魅力。通过这种手段从对方手里拿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巧取远比施加压力的强夺更有效。”在现代社会，文物的身份是多元的。除去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使命，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还要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商业和政治友谊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一件文物自身的命运，也可以折射出它所在国家的政治安宁与社会稳定程度。我们会发现，在一个仍然谈不上太平的世界，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其命运依然会面临意想不到的苦难。
阿富汗：折射国家的苦难
现年65岁的马苏拉尔对阿富汗东北部的历史遗迹了如指掌，但也许人们不相信，他几乎是文盲，对阿富汗文物的全部知识“都从实践中来”。他已说不清楚40年里到底有多少文物从自己手中流出去：“像金币和黄金雕像那样的小文物，我卖给旅游者。大件的，比如说石雕的裸体女神，我把它们卖给文物掮客，他们有本事运到巴基斯坦，再卖个大价钱。”
在考古学家眼里，扼守丝绸之路咽喉的阿富汗，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这个国家，考古学家曾经找到过公元2世纪的佛教造像(世界最早的佛像)、印度象牙制品(世界最早)、中国汉代的漆器、还有来自地中海的玻璃制品(即使拿到欧洲也属于早期玻璃制品的代表)。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一处公元2世纪属于游牧部落的墓地，丰富的陪葬品让大家瞠目结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专家感叹，假如一个游牧部落的墓地都能埋藏这样丰富的宝藏，“我们不难想象沿着商路两侧的大小城镇，当时会有多么繁华”。
然而，自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阿富汗的历史遗迹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不仅考古发掘被迫停顿，就连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的大批珍宝也慢慢散落到民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国家陷入内战，文物保护更如天方夜谭，塔利班执政期间甚至发生了巴米扬大佛(世界最高立佛)被毁的悲剧。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权崩溃，阿富汗的文物保护反而变得更加脆弱。“打仗的时候，老百姓习惯躲在家里，不敢乱走，因为担心踩上地雷。”马苏拉尔解释说：“现在，有国际组织帮这个国家扫雷，那些多少年都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历史遗迹)，重新有了人气。”
所谓“人气”，就是像马苏拉尔这样的文物贩子。他们的动机，是金钱。马苏拉尔说：“许多人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换回吃的。”在他的眼里，当地人和来自巴基斯坦的文物贩子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他们(来自巴基斯坦的文物贩子)都受过教育；而我们干这个就是因为可以吃饱肚子。”假如说种植鸦片不能马上从阿富汗根除，那么制止文物偷盗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2005年，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年中查获的来自阿富汗的盗运文物，总重量达到不可思议的4吨，它们今天还躺在机场仓库里。英国政府想归还，但是不知道还给谁。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至今没有形成健全的文物保护体制，专家担心这些文物过不了多久还会流入黑市。就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也只能无奈地说：“阿富汗政府的管辖范围只局限在首都和各大城市，我们怎么指望那些偏远地区的文化遗迹得到很好的保护?”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命运，和国家的现状息息相关。
西方国家：服务于软实力
把文物当作展示国家力量，促进对外交往的“工具”，已经是西方国家运用纯熟的一件“武器”。
2007年初，阿联酋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斥资7亿欧元取得卢浮宫的冠名权，在首都开设“阿布扎比卢浮宫”，租借来自法国数家著名博物馆的优秀展品。这笔被法国文化界批评为“出卖文化灵魂”的商业交易，在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仍然如期签约。法国政府 借文化传播之名，服务于外交需要，收获商业利益之实，在整个交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来自法国媒体的文章自我“揭短”说，在法国的外交版图上，阿联酋一向被视为在西亚地区“享有特殊关系的合作伙伴”。2004年11月，阿联酋首任总统扎耶德去世，正在出席欧盟峰会的希拉克总统，特意缩短会议行期，专程前往阿布扎比吊瞎。卢浮宫冠名权转让之际，法国在海湾地区的外贸出口，30％销往阿联酋；阿联酋还是空中客车A380的最大订购者(阿拉伯联合酋长航空公司订购了41架客机和两架货机)。没有点点滴滴的积累与营造，“能换回亲密的法阿关系吗?”
自从尼尔·麦格雷戈在2002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后，从缅甸到朝鲜，从伊朗到苏丹，英国人手中的“文物外交”武器，处处开花。当政治谈判遭遇僵局的时候，英国的“文物外交”却不断取得突破。去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西方国家在人权与西藏问题上触怒了中国政府。为修复英中关系，110件展现人类竞技历史的珍贵文物被大英博物馆送到上海和香港展出。为了表示“诚意”，大英博物馆第一次允许馆藏一尊公元2世纪的“掷铁饼者”大理石雕塑走出国门。尼尔·麦格雷戈得意地说：“文化交流，是打破敌意、增进交流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武器。”
不但大英博物馆看懂了“文物外交”的奇功妙用，就连伊朗也渐渐学会如何聪明地表达与展示自己。伊朗所有博物馆都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假如不是有了内贾德总统的授意，大英博物馆的“阿拨斯大帝”专题展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伊朗博物馆馆长说，我们需要一条正常渠道去展示自己，因为“伊朗人已经发现，西方世界对我们存在许多误解。他们脑海里的伊朗，是模糊而不准确的”。即使他不说这番话，仅仅从这次专题展览的选材来看，伊朗人也是费过心思的。在伊朗历史上，阿拔斯大帝是17世纪波斯萨非王朝最重要的沙赫(国王)，在他执政期间，伊朗变成了西亚地区政治和商贸中心。在当时的首都伊斯法罕，挤满了来自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士和冒险家。当时的伊朗，是一个强盛、富有、对西方世界颇具亲和力的帝国，阿拔斯大帝在伊朗的历史地位，“有如英格兰的伊丽莎白”。
一方面，“文物外交”的影响力，到底存在局限。在英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阿拔斯大帝”专题展览对英国公众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显著”。与此同时，英国另一家博物馆馆长则对热衷于“文物外交”的同行，提出含蓄的批评：“我并不认为通过这样的展览可以改变公众对伊朗的总体印象，博物馆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是超越于政治需要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文化遗产和政治之间不可能完全绝缘。麦格雷戈馆长最爱提到的，是2003年3月发生在巴格达的一件往事。当时，大量伊拉克人趁着战乱冲进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情急之中给麦格雷戈打了越洋电话，后者马上向布菜尔首相散了汇报。几小时之后，美军坦克封锁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抢劫被制止了。“假如没有博物馆之间的长期合作与交往，伊技克国家博物馆的这场浩劫，还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2009年5月9日至10日，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延边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党校以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约40位在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作了题为“韩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与中韩关系发展”的特别演讲。与会博士生主要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北亚合作”、“朝鲜半岛政治、经济与外交”、“朝鲜半岛与周边大国关系”、“朝鲜半岛的思想文化研究”以及“朝鲜半岛历史与中韩关系”等五个专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思想交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观察》主编胡礼忠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庄建中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孙科志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教授分别对各篇论文进行了深刻的点评。本刊记者罗洁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参与了讨论。
英国：伊朗“文物外交”有惊无险
到6月14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历时四个月的“阿拔斯大帝：重新认识伊朗文明”专题展览就要落下帷幕。来自波斯萨非王朝的艺术珍品第一次走出伊朗。事实上，这些艺术品平常散落在伊朗国内数家博物馆之中，就是伊朗本地人也不可能一次大饱眼福。
为了筹划这次展览，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可谓煞费苦心，其过程的一波三折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道完：1月份，他亲赴德黑兰，商量从伊朗八家最优秀的博物馆里暂借文物到伦敦。作为回报，麦格雷戈答应伊朗把大英博物馆馆藏珍品——一段距今2500年历史、印满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政令的黏土柱借给伊朗国家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他还向伊朗副总统办公室郑重承诺，在召开加沙重建国际会议的时候，力主增加国际援助力度，帮助巴勒斯坦修复在以色列军事打击中遭到破坏的历史建筑。
然而好事多磨。2月3日，伊朗成功发射了“希望”号人造通信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九个拥有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政府随后高调宣布，一项为期12年的载人航天计划已经启动，预计将在2021年前把伊朗首名宇航员送入太空。英国政府在第二天就做出反应，声称“对伊朗(发射卫星背后)的真实意图非常担心”。两天后，英国宣布暂停与伊朗之间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对话”。“阿拔斯大帝”专题展览是否也遭“封锁”，关心它的人捏了一把汗。幸运的是，展览躲过“一劫”。2月底，大批伊朗文物空运到伦敦，麦格雷戈馆长的“文物外交”有惊无险。
给文物插上外交的翅膀，麦格雷戈馆长可算行家里手。在他的头脑里，在博物馆之间进行文物和艺术珍品交流，有利于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展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他说；“吸引对方，让他折服于你的魅力。通过这种手段从对方手里拿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巧取远比施加压力的强夺更有效。”在现代社会，文物的身份是多元的。除去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使命，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还要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商业和政治友谊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一件文物自身的命运，也可以折射出它所在国家的政治安宁与社会稳定程度。我们会发现，在一个仍然谈不上太平的世界，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其命运依然会面临意想不到的苦难。
阿富汗：折射国家的苦难
现年65岁的马苏拉尔对阿富汗东北部的历史遗迹了如指掌，但也许人们不相信，他几乎是文盲，对阿富汗文物的全部知识“都从实践中来”。他已说不清楚40年里到底有多少文物从自己手中流出去：“像金币和黄金雕像那样的小文物，我卖给旅游者。大件的，比如说石雕的裸体女神，我把它们卖给文物掮客，他们有本事运到巴基斯坦，再卖个大价钱。”
在考古学家眼里，扼守丝绸之路咽喉的阿富汗，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这个国家，考古学家曾经找到过公元2世纪的佛教造像(世界最早的佛像)、印度象牙制品(世界最早)、中国汉代的漆器、还有来自地中海的玻璃制品(即使拿到欧洲也属于早期玻璃制品的代表)。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一处公元2世纪属于游牧部落的墓地，丰富的陪葬品让大家瞠目结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专家感叹，假如一个游牧部落的墓地都能埋藏这样丰富的宝藏，“我们不难想象沿着商路两侧的大小城镇，当时会有多么繁华”。
然而，自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阿富汗的历史遗迹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不仅考古发掘被迫停顿，就连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的大批珍宝也慢慢散落到民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国家陷入内战，文物保护更如天方夜谭，塔利班执政期间甚至发生了巴米扬大佛(世界最高立佛)被毁的悲剧。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权崩溃，阿富汗的文物保护反而变得更加脆弱。“打仗的时候，老百姓习惯躲在家里，不敢乱走，因为担心踩上地雷。”马苏拉尔解释说：“现在，有国际组织帮这个国家扫雷，那些多少年都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历史遗迹)，重新有了人气。”
所谓“人气”，就是像马苏拉尔这样的文物贩子。他们的动机，是金钱。马苏拉尔说：“许多人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换回吃的。”在他的眼里，当地人和来自巴基斯坦的文物贩子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他们(来自巴基斯坦的文物贩子)都受过教育；而我们干这个就是因为可以吃饱肚子。”假如说种植鸦片不能马上从阿富汗根除，那么制止文物偷盗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2005年，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年中查获的来自阿富汗的盗运文物，总重量达到不可思议的4吨，它们今天还躺在机场仓库里。英国政府想归还，但是不知道还给谁。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至今没有形成健全的文物保护体制，专家担心这些文物过不了多久还会流入黑市。就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也只能无奈地说：“阿富汗政府的管辖范围只局限在首都和各大城市，我们怎么指望那些偏远地区的文化遗迹得到很好的保护?”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命运，和国家的现状息息相关。
西方国家：服务于软实力
把文物当作展示国家力量，促进对外交往的“工具”，已经是西方国家运用纯熟的一件“武器”。
2007年初，阿联酋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斥资7亿欧元取得卢浮宫的冠名权，在首都开设“阿布扎比卢浮宫”，租借来自法国数家著名博物馆的优秀展品。这笔被法国文化界批评为“出卖文化灵魂”的商业交易，在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仍然如期签约。法国政府 借文化传播之名，服务于外交需要，收获商业利益之实，在整个交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来自法国媒体的文章自我“揭短”说，在法国的外交版图上，阿联酋一向被视为在西亚地区“享有特殊关系的合作伙伴”。2004年11月，阿联酋首任总统扎耶德去世，正在出席欧盟峰会的希拉克总统，特意缩短会议行期，专程前往阿布扎比吊瞎。卢浮宫冠名权转让之际，法国在海湾地区的外贸出口，30％销往阿联酋；阿联酋还是空中客车A380的最大订购者(阿拉伯联合酋长航空公司订购了41架客机和两架货机)。没有点点滴滴的积累与营造，“能换回亲密的法阿关系吗?”
自从尼尔·麦格雷戈在2002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后，从缅甸到朝鲜，从伊朗到苏丹，英国人手中的“文物外交”武器，处处开花。当政治谈判遭遇僵局的时候，英国的“文物外交”却不断取得突破。去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西方国家在人权与西藏问题上触怒了中国政府。为修复英中关系，110件展现人类竞技历史的珍贵文物被大英博物馆送到上海和香港展出。为了表示“诚意”，大英博物馆第一次允许馆藏一尊公元2世纪的“掷铁饼者”大理石雕塑走出国门。尼尔·麦格雷戈得意地说：“文化交流，是打破敌意、增进交流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武器。”
不但大英博物馆看懂了“文物外交”的奇功妙用，就连伊朗也渐渐学会如何聪明地表达与展示自己。伊朗所有博物馆都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假如不是有了内贾德总统的授意，大英博物馆的“阿拨斯大帝”专题展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伊朗博物馆馆长说，我们需要一条正常渠道去展示自己，因为“伊朗人已经发现，西方世界对我们存在许多误解。他们脑海里的伊朗，是模糊而不准确的”。即使他不说这番话，仅仅从这次专题展览的选材来看，伊朗人也是费过心思的。在伊朗历史上，阿拔斯大帝是17世纪波斯萨非王朝最重要的沙赫(国王)，在他执政期间，伊朗变成了西亚地区政治和商贸中心。在当时的首都伊斯法罕，挤满了来自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士和冒险家。当时的伊朗，是一个强盛、富有、对西方世界颇具亲和力的帝国，阿拔斯大帝在伊朗的历史地位，“有如英格兰的伊丽莎白”。
一方面，“文物外交”的影响力，到底存在局限。在英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阿拔斯大帝”专题展览对英国公众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显著”。与此同时，英国另一家博物馆馆长则对热衷于“文物外交”的同行，提出含蓄的批评：“我并不认为通过这样的展览可以改变公众对伊朗的总体印象，博物馆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是超越于政治需要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文化遗产和政治之间不可能完全绝缘。麦格雷戈馆长最爱提到的，是2003年3月发生在巴格达的一件往事。当时，大量伊拉克人趁着战乱冲进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情急之中给麦格雷戈打了越洋电话，后者马上向布菜尔首相散了汇报。几小时之后，美军坦克封锁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抢劫被制止了。“假如没有博物馆之间的长期合作与交往，伊技克国家博物馆的这场浩劫，还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