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周恩来得知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成片的消息，决定亲自调看这部电影。
　　那一天，影片的主创人员也来了。“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当庄严的入党誓词与激昂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叠映之际，在场者的心潮也澎湃起来。中场休息时，总理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的成功！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青春之歌》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速度之快，表现的力度和广度，以及公映后举国乃至海外的火爆，都让它跻身经典之列。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触电”。
　　是时代造就了林道静，也是信仰塑造了我。
　　时光回溯到1935年，我诞生在上海一户基督教家庭，原名怀复，寄意怀念故土，克复神州。父亲是神学院教授，母亲则多才多艺，从小给予我艺术的熏陶。七八岁的时候，我随父母辗转去了香港，也养成了每日祷告的习惯。此后我恬静不争，大概就是那时打下的根基。
　　不多久，新中国成立的“福音”就传遍了大江南北。一向拥护共产党的父亲闻讯后，决定辞去香港神学院的职务，携全家回到武汉，预备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国家做时代的新人。
　　祖父当年逃难，走投无路之际被教会接济，为了感念恩德，便送父亲学了神学。然而相比于拯救个人，中国共产党拯救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危亡，功在千秋。
　　回到内地第二年，我初中毕业。一心要报效祖国的我，本来志愿赴朝作战，只是没想到机缘巧合，竟让中南文工团——也就是后来的中南（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给“收”了去。
　　说来也巧，当时团里音乐部的主任杜平就住在我家楼下。正缺青年女演员的杜平，一眼便相中了我。入团后，一待就是十多年，演绎了《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经典歌剧，也多少唱成了一个“角儿”。1958年，毛主席来湖北视察，我随团参演了汉剧《柜中缘》，受到主席好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与共和国命脉的紧密相连。
　　冥冥中自有天数。就在同一年，杨沫的《青春之歌》问世，成为了轰动全国的超级畅销书。为抢夺电影改编权，京沪两家大制片厂甚至闹到了国家电影局。而最终取得改编权的北影厂，将电影的拍摄交给了知名的戏剧家崔嵬。在激烈的选角之争中，崔嵬不迷信，不盲从。他想到了曾经的下属，并力排众议促成了我北上试镜。
　　这一抉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成就了我载入影史的一系列经典荧幕形象。如果没有中南文工团，我会去参军打仗：如果没有老党员崔嵬导演，我可能还在唱歌剧；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共产党在血与火中的奋斗，就不会有《青春之歌》。从普通人成长为众人皆知的电影明星，党无疑是我的“伯乐”。
　　在《青春之歌》中，我饰演的林道静，既充满革命的劲头，又富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影片真实再现了一位革命者的成长史。趁着《青春之歌》的余热，我连续接拍了《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三部電影各出名家之手，又因为对时代激情的真实刻画，被合称为“青春三部曲”。始料未及的是，三部曲刚刚擎起的信仰旗帜，却遭受了时代的无情打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青春三部曲”被批判为“毒草”，我自己也成了“黑线人物”。
　　虽然那十年不堪回首，但我不觉得冤。北京的“黑帮”多，我都排不上号。面对现实的风风雨雨，我学会了自我解嘲。我属猪，属于“乐天派”，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天塌不下来。
　　在风雨如晦的十年，我的信仰旗帜没有倒下。对党的信任，让我积极地展开了自我调理，以希望笑对人生。坚信云开雾散的一刻，就是自己归来之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驱散了动乱的阴霾，吹响了新时期的号角。我也如愿归来——此后三年，我以每年一部的频率，主演了《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这三部影片又被称为我的“中年三部曲”。
　　归来的我，尽管青春渐逝，却高歌不息。凭借自身形象特点塑造的新知识分子形象，无不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背后，是对新中国的感恩，也是信仰力量的支撑。我81岁了，步入耄耋之年，我又给自己制定了“老年三部曲”的计划——不久前杀青的电影《仁医胡佩兰》，就算开了个头。
　　青春之歌属于过去，但老年的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