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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纪年颇耐人寻味，天干地支编成六十组为一个甲子，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几千年的岁月就这般流淌过去。如今，我已经走完这样一个循环了。在这六十年里，经历过灾难、饥馑；经历过动荡、狂热；经历过战争、变革；经历过繁荣、奋起……穿过六十年的时间隧道，曲曲折折地走过来我们这一代人。
我居住的地方古时候叫畏吾村，元代时便有维吾尔族人居住，明代称苇菰村。苇，芦苇；菰，茭白。想来，早先这里该有一片长满芦苇和茭白的水洼才是。清代始称魏公村，但是否因魏姓人被封官晋爵，或有什么姓魏的名人雅士大商巨贾在此，不得而知。齐白石先生与他续弦夫人的墓地倒在这里，但显然与地名无关。改革开放初期，这里是北京有名的“新疆一条街”，居住者多是新疆来北京闯荡的人，沿街也多是新疆餐馆。那时，我还住在东城，为了品尝新疆风味儿，常与同事挤一辆黄色“面的”来这里吃炒烤肉，喝伊犁特曲，听韵味悠长的十二木卡姆。后来，这里建起了一个叫韦伯豪的住宅小区，各种民族风味儿的餐馆也相继涌了进来，街口竖有一块匾额，曰“民族美食街”。由此向南，过民族大学，过空间技术研究院，过国家图书馆，便是紫竹院。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公园，有洁净的水面，有江南风格的园林、拱桥，有大片大片的翠竹，还有一座已经颓败了的乾隆行宫。出公园东门左拐，便是那座横跨高粱河的白石桥，明清两代的帝王西出京都，都要从这座桥上通过。如今，这条大道宽敞通畅，两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白天，车水马龙，夜晚，霓虹闪耀，繁华得让人眼花缭乱。
六十岁生日那天，我独自一人沿魏公村、紫竹院转了一大圈。北京这座城市，在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岁月的留痕和历史的变迁。这一点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颇为相似，任意截取一段年轮，都能看到时代打下的烙印。
第一个烙印便是风暴，便是狂热和饥馑。
我们这一代人，第一声啼哭刚刚震颤母亲的耳膜，就被硝烟和炮火切断了。终于有一天，父母说，战争结束了。父母说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我已初更世事，懂得战争的恐惧，却不明白它的内涵。若干年后，阅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才理解了那一场场战争的意义。碑文这样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若以上溯一千八百四十年计，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硝烟已经弥漫了一百多年。我们有幸，见证了硝烟的散去。
战争结束，光明与希望如满天霞彩，让所有的人心里一片豁朗。父亲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而且不苟言谈，在记忆里，我只听他唱过一首歌，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然而，没过几年，为巩固新生政权所刮起来的政治风暴一场接着一场，“反右”斗争的风暴袭来时，我在小学读书，音乐老师姓徐，上午第三节课，他起劲地挥舞着指挥棒，教我们唱《社会主义好》，唱“十五年赶超英国”。下午，满校园的大字报却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学校的第一个“右派分子”。班主任老师姓郑，女性，解放脚，就是裹了一段时间又放开了的那种，满慈祥的一个老太太。头一天，她还站在校门口送我们放学，第二天，郑老师不见了，因为她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说她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接着，是“除四害”。最热闹的是打麻雀，每人扛一根竹竿，拿着能敲响的脸盆铁桶什么的，没夜没日地轰赶。麻雀累得飞不动了的时候，我们也累得趴在了地上。那时，每天放学并不回家，在老师的指导下，将八毫米粗细的钢丝，截成一节一节的，再放在一个有着黄豆粒大小窝窝儿的钢臼里，将钢丝敲打成钢珠，说是做轴承用。社会上也不平静，县城老街被人们双脚磨得锃明瓦亮的千年青石，都被撬起来砸成石子炼铁了，原本古色古香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因为吃饭上食堂，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也都送到土高炉炼铁了，到大食堂关张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得不四处买锅。
前几年，公开了一些史料。1957年，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时，提出十五年内赶超美国，还说：“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老大哥”要超过美国了，我们自然也不能落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应时而出。作出决策的时候，毛泽东似乎在和赫鲁晓夫较劲，看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谁能更快地跨进共产主义。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我们的狂热，我们非但没有跨进共产主义的门槛，反而陷进一场旷达三年的“自然灾害”。
1988年冬天，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周年之际，我在合肥参加题为《毛泽东以后的岁月》—— 一部反映安徽农村大包干的报告文学座谈会时，与曾给曾希圣当过秘书的安徽省农经委主任周曰礼同志交谈。周问，三年“自然灾害”时你在哪里？我说，在皖西。周又问，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回答，饿死人，一个圩子一个圩子地死，连抬死人的人都找不到。周沉默，稍倾，说，全省饿死的人，有记载的是三十多万。说罢，他又强调了一下“有记载”三个字。我点点头。这个数字，作品中写到了。谁能想像到，一个刚刚直起腰来的民族，这么快就背上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这负担不光属于土地，属于历史，更属于心灵，永远无法卸掉。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参军了。那时，老街上的石牌坊还在，穿上军装的那天，我从牌坊下走过，看到了郑老师，她佝偻着腰，坐在一个马扎子上，看守着摆在牌坊一侧石鼓下的烟摊儿。她的头发全白了，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连来人买烟，头也不抬起来一下。我站在她对面的石鼓旁看着她，想走近前喊一声“老师”，终没有走过去。到了部队，第一课就是入伍动机教育。领导说得庄严，我们回答得响亮：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粉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挑衅（那几年，蒋介石总派小股匪特到大陆沿海袭扰）！但心里想的却是：当兵了，能吃饱饭了。 原以为狂热过去便不会再有，岂料，没几年，我们这个刚刚填饱肚子的民族，又陷入一场新的狂热。
我们部队驻在苏北沿海的一座海港城市，从1967年初“造反派”夺取城市的权力始，社会秩序全乱了。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那座城市两个观点相反的“造反派”组织的武斗，却在不断升级。到了夏天，直接用从部队抢来的大炮对轰起来。一派的二十多名“革命小将”被另一派炸死在山上，“造反派”头头吆喝山下的群众去抬尸体，没人去，抬下来一具给十元钱也没人去。没多少天，尸体开始腐烂了，无奈的头头找到我们师长。师长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给值班参谋说了一句话：“给防化连打个电话。”
防化连去了，是带着防毒面具去的。
这年九月，我们奉命武装收缴两派的武器。先是接回了在北京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织的学习班的两派头头，继而在两派控制的地域中间划出一个隔离带。再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以各种方式向两派群众宣传党中央对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的通令。
通令生效时间是九月下旬一天的零时零分，我们在预设的位置上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23时55分，两派地盘上几乎同时爆响了枪声，密集得像春节燃放鞭炮一样。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师长是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老兵，他带着机关的参谋人员一直待在最靠前的警戒线上。师长说，是朝天放的，他们再过一下枪瘾吧。零时零分，分针与秒针靠拢的一瞬，枪声戛然止住，我们早就准备好的宣传车立即出动，车上的大喇叭也随即响了起来，播出的是收缴武器的通令，要求“造反派”即刻起，将武器送到指定位置，等待部队点验。
国庆节，这座海滨城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季，我回到了仍驻扎在那座城市的老部队。我提出去一个山坳里看看，“文革”期间，那里曾掩埋了十几个武斗死去的红卫兵。凭着记忆，我找到了那片墓地。没有墓碑，也没有什么标识，坟丘还在，上面长满了杂草，黄土下的那些年轻生命已经在这个山坳里沉睡了二十多年。陪同我的是部队的一位年轻干事，他问我，埋的是什么人？我说，红卫兵。他们是怎样死的？那位干事问。我说，也是为理想和信仰。
对于那场旷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似乎还没有系统地反思它。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红卫兵们，都是以一种无畏的勇气与果敢，为自己的理想献身的。今天的我们，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与启示？后来，我读了一个叫迈克尔·博兰尼的英国人1951年出版的题为《自由主义的逻辑》的小册子，他在书中说道：“唯有反叛的道德热情先打碎了文明的控制，野蛮才能得到大范围的释放。”“为什么道德的力量会被如此引入歧路？为什么我们时代巨大的道德热情，会导向暴力与破坏的渠道？”他的回答是：“激进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公众对正义与理性现实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对正义及理性充分有力的信仰留存下来……成长起来的一代，充满着道德的火焰，对理性与正义则是不屑一顾……他们可以替自己的道德志向找到现代的尖锐体现。同情转化为无情的仇恨，兄弟情谊的愿望，转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看完这一段后，我掩上了书本，四十年多前的那场被称为“革命”的“洪流”从我的面前滔滔而过。泛起的浪花先是浑浊的，渐渐变成了一片血色。我不知道人们怎样评价博兰尼的这本书，但是，无论对他的观点赞同与否，他的论述是可以解释我们的一些疑窦的。而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如今称之为“浩劫”的人，是否还常想起那些被魔鬼附身一样的日子？时代没有检讨，我们自己检讨过没有？我们为自己曾经做过的荒唐事脸红过吗？揪心过吗？领袖固然有责任，作为群众的我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还有，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壤，一但风狂雨骤，还会滋生那些疯狂的芽苗吗？
伴随着第一代领袖人物的先后去世，我们也走进了一个变革的时代。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生死。而我，有幸体验了一次。
1984年4月底，作为随军记者，我参加了一次收复边山的战斗。部队没有同意我们和主攻部队一起行动。原因很简单，担心那些不长眼睛的子弹和弹片捎带着把我们也收拾了。因此，准确地说，我们是在距战场最近处听了几个小时的枪炮声。
夺取主阵地后的第三天，我们沿主攻营的进攻路线登上了这座边山的最高峰。烈士的遗体在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就被运了下来，敌人的尸首还三三两两地散在被炸翻的掩体和堑壕里，被炮弹切断的树干和一丛丛灌木，惨白地呲咧着断茬。就是这天，我和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王中才，在我方阵地一侧一个猫儿洞前盘腿而坐，听特务连的副指导员讲述已经牺牲的连长的事迹。洞前的空地也就是三四个平方米，正说着，一阵如同鸽子扇动翅膀般的声音传来，我们喊了一声“冷炮”，掉头便往猫耳洞里钻。这个猫耳洞就是副指导员的，属单人猫耳洞，洞口小，三个人的身躯被卡在了洞口。与此同时，是一声巨大的轰响，泥土和树枝从空中落了下来，把我们三个人的身子全埋了起来。我们先是从洞口里把脑袋退出来，然后，抖掉和掀开身上的泥土和树枝，站起身，相互一看，想笑，却没笑出来。我知道，那一刻，三个人想到的都是羞赧和尴尬。
边山收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时不时便会放些冷枪冷炮。因为并无目标，只是制造一些紧张气氛，通常不会伤到人。事情过去许多天后，王中才问我，那天你想到让别人先往洞里躲避了吗？我没有打顿，当即回答，没有。中才很坦率，说，我也没有。我接着他的话说，你块儿那么大，一个人就把洞口塞满了。中才说，那天我们三个的头都钻进去了。我说，脑袋刚进去，炮弹就炸了。
若干年过去了，一次夜宿在湘西的深山里，晚间无事，和《新闻出版报》的副总段更生同志说及此事。我说，我注定当不了英雄，就说那次冷炮吧，生命受到威胁时，我没有想到让人，只顾着自己的脑袋。老段很郑重地说，任何作为都是由许多条件促成的。在无法判断炮弹落点时，你们没有可能思考谁先躲谁后躲，一起往洞里钻，是当然的首选。他又说，炮弹在身边爆炸，这样的经历让我敬佩。我说，可我想起这件事就脸红。老段说，瞬间决定生死，没有什么脸红的。我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潜藏着一种暗示，这一暗示是以长期接受的道德判定为标准的，之所以会脸红，是因为自己的做法违背了这个标准，这也算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检讨吧。老段说，非也非也，许多时候，这样的暗示不过是一些随意集结起来的材料综合而已。 老段说暗示是一些随意集结起来的材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习惯就是习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长期接受的说辞化成了溶在血液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并时时可以转化为一种高昂的热情。对此，我至今坚信不疑。虽然，我因此不止一次地踉踉跄跄。
就说拟定选题吧，总想组织撰写些离现实近一些再近一些的作品。如《百万大裁军》、《志愿军战俘纪事》、《侨乡步兵师》、《中华之门》等报告文学，在刊出后都或多或少地被军队和地方相关部门过问、指责，甚至专此去陈述情况，但每次也都因找到领导同志为之说话而不了了之。当然，这只能说是遇到开明领导后的一种侥幸。
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就此汲取教训，远离这些选题，而是为一次次侥幸过关而不肯收手。1997年，终于因为一件作品的争议，我们站到了被告席上。
原告是原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军长高桂滋之女，状告我社为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二十三卷）中的《血色雄关》一书中所写的其父在1937年10月忻口作战中，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擅自提前撤离阵地，致使后续部队接防时，被日军重创这一情节，是对其父的贬损与污蔑。
高桂滋在解放战争中起义，建国后为陕西省参事，1959毛泽东同志曾为他写了祭文。其女儿认为书中内容损伤了其父的形象。信是写给江泽民同志的。我注意看了一下签发的日期，中办上午转到总政办公厅，办公厅当即转文化部，文化部接到批件，让我们马上就此写出书面报告。因为他们要在第一时间向上级机关反馈。
这一件事不可能再进行调解，就史实来说，作品言之凿凿，历史档案有明确记录，而且对方索赔数额甚巨，只好法庭上见了。
我们向文化部报告，此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因为高桂滋的女儿在写信给江泽民同志的同时，便已经在西安大雁塔区法院起诉了我们，法院的传票已经寄到出版社。
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我社胜诉。我社的代理人在庭审结束时有一段话，大意是：关于高桂滋擅自提前撤离防线，致使援军受到重创一事，本应在五十年前由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今天，却因为原告所谓伤害名誉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澄清事实，进行裁定。这是历史的尴尬，更是法律的尴尬。
我社是由一位副社长与律师一起去西安应诉的，开庭那天，我一直在办公室等着庭审结果。胜诉是胜诉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作为作者和编辑，只是希望能把历史的真实告诉读者，谁又知道出版社会因此走上法庭。收到法院的传票后，我们也曾与这部书稿的审读机构联系，希望他们能为之出具一份关于史实的材料，须知，如《血色雄关》这样被称作“重大选题”的作品，完稿后都是要送上级机关指定的权威机构专家审定批准后才付梓。当我们将走上法庭应诉时，专家连一纸关于史实的材料也不愿意为我们出具，这当然是一种遗憾，再往上，就只能说是机制或体制上的一种欠缺了。
六十岁的时候，零零星星地忆及往事，心里已经没有了怨尤，人生之旅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教育着我们，也在提升着我们。
以自己为例，要是有人问及，你从事了数十年的出版工作，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事情，或许能说道说道的，就是那些曾引起过争议的作品了。只是，我不会多说具体作品的具体情况，而会说一些自己的思考。比如，“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句诗被许多人引用，有谁去琢磨后一句“事定犹须待阖棺”的含义呢？因为，许多时候位卑者的“忧”，只是一盏孤灯或半弯冷月下的苦思冥想，要不，陆游何须要说“阖棺”而“事定”呢？若一定要从古典诗词中找一些慰藉的话，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似更为贴切。再比如，遇事不能单纯地强调动因，因为好的动因并非都有好的结果。还有，一般情况下，说你意识超前是一种嘉许，但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你把它付诸行动，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因为，在一些人眼里，你是一个异类。这些想法，似乎有些消沉，但是，作为一种道理，却畅行了几千年。
拉拉杂杂记下六十年间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六十年，在看过六十次花开花落之后，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一个拐点，此前的所有经历，无论正面负面的“发现”，都已变成田野上蒸腾的烟云和池塘上缭绕的岚气，只在勾起记忆时出现片刻，一阵轻风后，便会消失或散去。如同陆游的诗，只有往事“零落成泥碾作尘”之后，才会有记忆的“香如故”——无论对往事感到疼痛还是熨帖。
我居住的地方古时候叫畏吾村，元代时便有维吾尔族人居住，明代称苇菰村。苇，芦苇；菰，茭白。想来，早先这里该有一片长满芦苇和茭白的水洼才是。清代始称魏公村，但是否因魏姓人被封官晋爵，或有什么姓魏的名人雅士大商巨贾在此，不得而知。齐白石先生与他续弦夫人的墓地倒在这里，但显然与地名无关。改革开放初期，这里是北京有名的“新疆一条街”，居住者多是新疆来北京闯荡的人，沿街也多是新疆餐馆。那时，我还住在东城，为了品尝新疆风味儿，常与同事挤一辆黄色“面的”来这里吃炒烤肉，喝伊犁特曲，听韵味悠长的十二木卡姆。后来，这里建起了一个叫韦伯豪的住宅小区，各种民族风味儿的餐馆也相继涌了进来，街口竖有一块匾额，曰“民族美食街”。由此向南，过民族大学，过空间技术研究院，过国家图书馆，便是紫竹院。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公园，有洁净的水面，有江南风格的园林、拱桥，有大片大片的翠竹，还有一座已经颓败了的乾隆行宫。出公园东门左拐，便是那座横跨高粱河的白石桥，明清两代的帝王西出京都，都要从这座桥上通过。如今，这条大道宽敞通畅，两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白天，车水马龙，夜晚，霓虹闪耀，繁华得让人眼花缭乱。
六十岁生日那天，我独自一人沿魏公村、紫竹院转了一大圈。北京这座城市，在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岁月的留痕和历史的变迁。这一点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颇为相似，任意截取一段年轮，都能看到时代打下的烙印。
第一个烙印便是风暴，便是狂热和饥馑。
我们这一代人，第一声啼哭刚刚震颤母亲的耳膜，就被硝烟和炮火切断了。终于有一天，父母说，战争结束了。父母说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我已初更世事，懂得战争的恐惧，却不明白它的内涵。若干年后，阅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才理解了那一场场战争的意义。碑文这样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若以上溯一千八百四十年计，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硝烟已经弥漫了一百多年。我们有幸，见证了硝烟的散去。
战争结束，光明与希望如满天霞彩，让所有的人心里一片豁朗。父亲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而且不苟言谈，在记忆里，我只听他唱过一首歌，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然而，没过几年，为巩固新生政权所刮起来的政治风暴一场接着一场，“反右”斗争的风暴袭来时，我在小学读书，音乐老师姓徐，上午第三节课，他起劲地挥舞着指挥棒，教我们唱《社会主义好》，唱“十五年赶超英国”。下午，满校园的大字报却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学校的第一个“右派分子”。班主任老师姓郑，女性，解放脚，就是裹了一段时间又放开了的那种，满慈祥的一个老太太。头一天，她还站在校门口送我们放学，第二天，郑老师不见了，因为她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说她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接着，是“除四害”。最热闹的是打麻雀，每人扛一根竹竿，拿着能敲响的脸盆铁桶什么的，没夜没日地轰赶。麻雀累得飞不动了的时候，我们也累得趴在了地上。那时，每天放学并不回家，在老师的指导下，将八毫米粗细的钢丝，截成一节一节的，再放在一个有着黄豆粒大小窝窝儿的钢臼里，将钢丝敲打成钢珠，说是做轴承用。社会上也不平静，县城老街被人们双脚磨得锃明瓦亮的千年青石，都被撬起来砸成石子炼铁了，原本古色古香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因为吃饭上食堂，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也都送到土高炉炼铁了，到大食堂关张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得不四处买锅。
前几年，公开了一些史料。1957年，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时，提出十五年内赶超美国，还说：“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老大哥”要超过美国了，我们自然也不能落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应时而出。作出决策的时候，毛泽东似乎在和赫鲁晓夫较劲，看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谁能更快地跨进共产主义。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我们的狂热，我们非但没有跨进共产主义的门槛，反而陷进一场旷达三年的“自然灾害”。
1988年冬天，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周年之际，我在合肥参加题为《毛泽东以后的岁月》—— 一部反映安徽农村大包干的报告文学座谈会时，与曾给曾希圣当过秘书的安徽省农经委主任周曰礼同志交谈。周问，三年“自然灾害”时你在哪里？我说，在皖西。周又问，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回答，饿死人，一个圩子一个圩子地死，连抬死人的人都找不到。周沉默，稍倾，说，全省饿死的人，有记载的是三十多万。说罢，他又强调了一下“有记载”三个字。我点点头。这个数字，作品中写到了。谁能想像到，一个刚刚直起腰来的民族，这么快就背上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这负担不光属于土地，属于历史，更属于心灵，永远无法卸掉。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参军了。那时，老街上的石牌坊还在，穿上军装的那天，我从牌坊下走过，看到了郑老师，她佝偻着腰，坐在一个马扎子上，看守着摆在牌坊一侧石鼓下的烟摊儿。她的头发全白了，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连来人买烟，头也不抬起来一下。我站在她对面的石鼓旁看着她，想走近前喊一声“老师”，终没有走过去。到了部队，第一课就是入伍动机教育。领导说得庄严，我们回答得响亮：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粉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挑衅（那几年，蒋介石总派小股匪特到大陆沿海袭扰）！但心里想的却是：当兵了，能吃饱饭了。 原以为狂热过去便不会再有，岂料，没几年，我们这个刚刚填饱肚子的民族，又陷入一场新的狂热。
我们部队驻在苏北沿海的一座海港城市，从1967年初“造反派”夺取城市的权力始，社会秩序全乱了。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那座城市两个观点相反的“造反派”组织的武斗，却在不断升级。到了夏天，直接用从部队抢来的大炮对轰起来。一派的二十多名“革命小将”被另一派炸死在山上，“造反派”头头吆喝山下的群众去抬尸体，没人去，抬下来一具给十元钱也没人去。没多少天，尸体开始腐烂了，无奈的头头找到我们师长。师长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给值班参谋说了一句话：“给防化连打个电话。”
防化连去了，是带着防毒面具去的。
这年九月，我们奉命武装收缴两派的武器。先是接回了在北京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织的学习班的两派头头，继而在两派控制的地域中间划出一个隔离带。再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以各种方式向两派群众宣传党中央对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的通令。
通令生效时间是九月下旬一天的零时零分，我们在预设的位置上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23时55分，两派地盘上几乎同时爆响了枪声，密集得像春节燃放鞭炮一样。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师长是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老兵，他带着机关的参谋人员一直待在最靠前的警戒线上。师长说，是朝天放的，他们再过一下枪瘾吧。零时零分，分针与秒针靠拢的一瞬，枪声戛然止住，我们早就准备好的宣传车立即出动，车上的大喇叭也随即响了起来，播出的是收缴武器的通令，要求“造反派”即刻起，将武器送到指定位置，等待部队点验。
国庆节，这座海滨城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季，我回到了仍驻扎在那座城市的老部队。我提出去一个山坳里看看，“文革”期间，那里曾掩埋了十几个武斗死去的红卫兵。凭着记忆，我找到了那片墓地。没有墓碑，也没有什么标识，坟丘还在，上面长满了杂草，黄土下的那些年轻生命已经在这个山坳里沉睡了二十多年。陪同我的是部队的一位年轻干事，他问我，埋的是什么人？我说，红卫兵。他们是怎样死的？那位干事问。我说，也是为理想和信仰。
对于那场旷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似乎还没有系统地反思它。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红卫兵们，都是以一种无畏的勇气与果敢，为自己的理想献身的。今天的我们，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与启示？后来，我读了一个叫迈克尔·博兰尼的英国人1951年出版的题为《自由主义的逻辑》的小册子，他在书中说道：“唯有反叛的道德热情先打碎了文明的控制，野蛮才能得到大范围的释放。”“为什么道德的力量会被如此引入歧路？为什么我们时代巨大的道德热情，会导向暴力与破坏的渠道？”他的回答是：“激进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公众对正义与理性现实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对正义及理性充分有力的信仰留存下来……成长起来的一代，充满着道德的火焰，对理性与正义则是不屑一顾……他们可以替自己的道德志向找到现代的尖锐体现。同情转化为无情的仇恨，兄弟情谊的愿望，转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看完这一段后，我掩上了书本，四十年多前的那场被称为“革命”的“洪流”从我的面前滔滔而过。泛起的浪花先是浑浊的，渐渐变成了一片血色。我不知道人们怎样评价博兰尼的这本书，但是，无论对他的观点赞同与否，他的论述是可以解释我们的一些疑窦的。而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如今称之为“浩劫”的人，是否还常想起那些被魔鬼附身一样的日子？时代没有检讨，我们自己检讨过没有？我们为自己曾经做过的荒唐事脸红过吗？揪心过吗？领袖固然有责任，作为群众的我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还有，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壤，一但风狂雨骤，还会滋生那些疯狂的芽苗吗？
伴随着第一代领袖人物的先后去世，我们也走进了一个变革的时代。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生死。而我，有幸体验了一次。
1984年4月底，作为随军记者，我参加了一次收复边山的战斗。部队没有同意我们和主攻部队一起行动。原因很简单，担心那些不长眼睛的子弹和弹片捎带着把我们也收拾了。因此，准确地说，我们是在距战场最近处听了几个小时的枪炮声。
夺取主阵地后的第三天，我们沿主攻营的进攻路线登上了这座边山的最高峰。烈士的遗体在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就被运了下来，敌人的尸首还三三两两地散在被炸翻的掩体和堑壕里，被炮弹切断的树干和一丛丛灌木，惨白地呲咧着断茬。就是这天，我和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王中才，在我方阵地一侧一个猫儿洞前盘腿而坐，听特务连的副指导员讲述已经牺牲的连长的事迹。洞前的空地也就是三四个平方米，正说着，一阵如同鸽子扇动翅膀般的声音传来，我们喊了一声“冷炮”，掉头便往猫耳洞里钻。这个猫耳洞就是副指导员的，属单人猫耳洞，洞口小，三个人的身躯被卡在了洞口。与此同时，是一声巨大的轰响，泥土和树枝从空中落了下来，把我们三个人的身子全埋了起来。我们先是从洞口里把脑袋退出来，然后，抖掉和掀开身上的泥土和树枝，站起身，相互一看，想笑，却没笑出来。我知道，那一刻，三个人想到的都是羞赧和尴尬。
边山收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时不时便会放些冷枪冷炮。因为并无目标，只是制造一些紧张气氛，通常不会伤到人。事情过去许多天后，王中才问我，那天你想到让别人先往洞里躲避了吗？我没有打顿，当即回答，没有。中才很坦率，说，我也没有。我接着他的话说，你块儿那么大，一个人就把洞口塞满了。中才说，那天我们三个的头都钻进去了。我说，脑袋刚进去，炮弹就炸了。
若干年过去了，一次夜宿在湘西的深山里，晚间无事，和《新闻出版报》的副总段更生同志说及此事。我说，我注定当不了英雄，就说那次冷炮吧，生命受到威胁时，我没有想到让人，只顾着自己的脑袋。老段很郑重地说，任何作为都是由许多条件促成的。在无法判断炮弹落点时，你们没有可能思考谁先躲谁后躲，一起往洞里钻，是当然的首选。他又说，炮弹在身边爆炸，这样的经历让我敬佩。我说，可我想起这件事就脸红。老段说，瞬间决定生死，没有什么脸红的。我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潜藏着一种暗示，这一暗示是以长期接受的道德判定为标准的，之所以会脸红，是因为自己的做法违背了这个标准，这也算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检讨吧。老段说，非也非也，许多时候，这样的暗示不过是一些随意集结起来的材料综合而已。 老段说暗示是一些随意集结起来的材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习惯就是习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长期接受的说辞化成了溶在血液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并时时可以转化为一种高昂的热情。对此，我至今坚信不疑。虽然，我因此不止一次地踉踉跄跄。
就说拟定选题吧，总想组织撰写些离现实近一些再近一些的作品。如《百万大裁军》、《志愿军战俘纪事》、《侨乡步兵师》、《中华之门》等报告文学，在刊出后都或多或少地被军队和地方相关部门过问、指责，甚至专此去陈述情况，但每次也都因找到领导同志为之说话而不了了之。当然，这只能说是遇到开明领导后的一种侥幸。
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就此汲取教训，远离这些选题，而是为一次次侥幸过关而不肯收手。1997年，终于因为一件作品的争议，我们站到了被告席上。
原告是原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军长高桂滋之女，状告我社为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二十三卷）中的《血色雄关》一书中所写的其父在1937年10月忻口作战中，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擅自提前撤离阵地，致使后续部队接防时，被日军重创这一情节，是对其父的贬损与污蔑。
高桂滋在解放战争中起义，建国后为陕西省参事，1959毛泽东同志曾为他写了祭文。其女儿认为书中内容损伤了其父的形象。信是写给江泽民同志的。我注意看了一下签发的日期，中办上午转到总政办公厅，办公厅当即转文化部，文化部接到批件，让我们马上就此写出书面报告。因为他们要在第一时间向上级机关反馈。
这一件事不可能再进行调解，就史实来说，作品言之凿凿，历史档案有明确记录，而且对方索赔数额甚巨，只好法庭上见了。
我们向文化部报告，此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因为高桂滋的女儿在写信给江泽民同志的同时，便已经在西安大雁塔区法院起诉了我们，法院的传票已经寄到出版社。
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我社胜诉。我社的代理人在庭审结束时有一段话，大意是：关于高桂滋擅自提前撤离防线，致使援军受到重创一事，本应在五十年前由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今天，却因为原告所谓伤害名誉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澄清事实，进行裁定。这是历史的尴尬，更是法律的尴尬。
我社是由一位副社长与律师一起去西安应诉的，开庭那天，我一直在办公室等着庭审结果。胜诉是胜诉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作为作者和编辑，只是希望能把历史的真实告诉读者，谁又知道出版社会因此走上法庭。收到法院的传票后，我们也曾与这部书稿的审读机构联系，希望他们能为之出具一份关于史实的材料，须知，如《血色雄关》这样被称作“重大选题”的作品，完稿后都是要送上级机关指定的权威机构专家审定批准后才付梓。当我们将走上法庭应诉时，专家连一纸关于史实的材料也不愿意为我们出具，这当然是一种遗憾，再往上，就只能说是机制或体制上的一种欠缺了。
六十岁的时候，零零星星地忆及往事，心里已经没有了怨尤，人生之旅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教育着我们，也在提升着我们。
以自己为例，要是有人问及，你从事了数十年的出版工作，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事情，或许能说道说道的，就是那些曾引起过争议的作品了。只是，我不会多说具体作品的具体情况，而会说一些自己的思考。比如，“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句诗被许多人引用，有谁去琢磨后一句“事定犹须待阖棺”的含义呢？因为，许多时候位卑者的“忧”，只是一盏孤灯或半弯冷月下的苦思冥想，要不，陆游何须要说“阖棺”而“事定”呢？若一定要从古典诗词中找一些慰藉的话，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似更为贴切。再比如，遇事不能单纯地强调动因，因为好的动因并非都有好的结果。还有，一般情况下，说你意识超前是一种嘉许，但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你把它付诸行动，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因为，在一些人眼里，你是一个异类。这些想法，似乎有些消沉，但是，作为一种道理，却畅行了几千年。
拉拉杂杂记下六十年间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六十年，在看过六十次花开花落之后，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一个拐点，此前的所有经历，无论正面负面的“发现”，都已变成田野上蒸腾的烟云和池塘上缭绕的岚气，只在勾起记忆时出现片刻，一阵轻风后，便会消失或散去。如同陆游的诗，只有往事“零落成泥碾作尘”之后，才会有记忆的“香如故”——无论对往事感到疼痛还是熨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