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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纳伦德拉·莫迪从西安开启他主政印度后的首次访华之旅，参观大雁塔，推广印度瑜伽，向中国赠送菩提树苗，并前往清华、复旦两所高校交流……两年后，他来到江城武汉，参观博物馆，到东湖散步、品茶和泛舟，履行他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厦门达成的举行非正式会晤的约定。
在中印相继崛起的大势下，“以相互理解为中心”开创中印关系新局面乃至可能的亚洲世纪，似乎可以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剥离开来谈。但在近60年来印度人的心理结构中，中印关系一直是与印巴关系及中巴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或者说，中印巴三角关系形塑了中印关系过去60年的互动模式，而今通过再定位这组关系，中印关系方得以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
中印关系“两个30年”
从双边关系来看，以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破冰式访华为界，中印关系有过前30年的相对疏远，也有着后30年的相对热络。
“前30年”里，從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中印关系急剧恶化，三年半后中印边境战争爆发，结果震惊世人：1962年时，印度GDP只比中国少9%，却兵败如山倒，令“开国总理”尼赫鲁在不到两年内郁郁而终。
在1976年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但一年后国大党结束“30年执政期”下台，新上台的人民党政府拒绝与中国谈判。直到国大党重新上台的第二年（1981年），中印才再次打开了谈判的大门。
真正拉开中印关系“后30年”序幕的，是1988年12月访华的拉吉夫·甘地。这是1/3个世纪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当时拉吉夫自他母亲遇刺后继任总理已有4年，具备一定的权威推动中印关系重回正轨，而作为尼赫鲁的外孙，他也有责任为那场不幸的战争翻开新的一页。
可惜，拉吉夫·甘地在一年后的大选中失利。之后印度政坛出现一年半的纷乱，中印关系再度陷入停滞。
1991年，国大党靠拉吉夫·甘地的遇刺所激发的同情，再次赢得大选。于是中印关系获得新动能，5年里中方领导人接连访印，而印度总统、总理、副总统也相继访华。
有了这5年奠定的基础，中印关系就不再易碎，可以从容应对其后印度政坛出现的紊乱。事实上，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印，就选在国大党拉奥政府下野半年后；当时的印度总理德韦·高达，是由13个政党组成的“联合阵线”推举的，而之前两年他还只是班加罗尔所在邦的首席部长。
1998年，也就是“后30年”进入第二个十年时，中印关系遇上了颠簸。当年3月“印度人民党”创始人瓦杰帕伊上台执政，5月就下令进行5次核试验，打破了印度24年无核试验的记录。面对国际指责，瓦杰帕伊拿中国做挡箭牌，令中印关系陡生波折。
瓦杰帕伊连续执政6年多，但迟至2003年才以总理身份访华。在那次访问中，印度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藏人在印进行反华活动，中国则首次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同时，双方又约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2004年5月到2014年5月，印度重回国大党执政的“常态”。锡克教徒出身的总理、牛津大学博士曼莫汉·辛格，在这10年间长袖善舞，努力与中、美、日等国交好，把印度带出核试验后的国际孤立状态。
这10年也是中印政治和经贸关系大发展的10年，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大量中企赴印投资。印度还从2005年起参加东亚峰会，从2008年起参加G20峰会，从2009年起参加金砖峰会，增加了与中国领导人当面沟通的频次。
这种全方位交往的态势，延续到印度人民党的莫迪上台之后。去年6月8日莫迪第二次出席上合峰会，10天后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又在厦门金砖峰会9月3日召开的一周前化解了危机。
可以说，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和2017年中印在西藏亚东县洞朗一带的军人对峙，只是“后30年”里的两个小插曲。这几年借着多边峰会机制，中印领导人每年都要碰面几次，不仅在互动频次上超越了以往，而且在金融、气候、能源、贸易等国际政策领域展现了面向世界的意義。
可是，就在6月青岛上合峰会举行前的两三个月，印控克什米尔爆发今年最激烈的警民冲突，导致至少20人死亡，之后印巴军队又短暂交火。显然，调解印巴矛盾不能都指望俄罗斯，中国也有重要角色要扮演。
印巴矛盾的植入和淡出
印巴之间绵延逾70年的矛盾，原本与中国无关，而是1947年夏印巴分治后，两个自治领在“英属印度”这个狭义地盘之外，对于多个“印度土邦”的争夺所造成的。
在争夺地盘时，今属俾路支省的“卡拉特土邦联盟”被巴基斯坦强力兼并，另外几个“钉子户”土邦都被印度攫取，而克什米尔这个“身在穆营心在印”的土邦，激发了长达15个月的第一次印巴战争。最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将克什米尔土邦一分为二。
虽说中巴1951年就建交，但因为克什米尔危机的关系，巴基斯坦早期非常依赖英国，之后又投靠了美国，一度在外交上追随西方。
1962年短短一个月内，中国出其不意地击溃盘踞在藏南的印军，此后中巴迅速走近，第二年即划定两国边界。再过两年，印巴在印度河入海口的小规模交火平息不久，巴方游击队就袭击印控克什米尔，拉开了印巴第二次战争的帷幕。
相隔3年的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使得中巴两国从此有了战场上的默契，也令印度对陷入“三线作战”的前景忧心忡忡，因而想到趁1970年巴基斯坦东西两块国土之间的大选纠纷，以及东巴难民拥入印度问题，将“东巴基斯坦”肢解出来。
在印度与苏联结盟，并从东西两线对巴军发起打击（第三次印巴战争）的情况下，1971年东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失去近55%人口和约16%的国土，从此在常规军力上处于守势，故而不惜代价发展核武器，并且努力寻求与中国的紧密关系。
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与印巴战争的风险降低直接相关。因为就在他访华的4个月前，执政11年的巴基斯坦“将军总统”齐亚·哈克神秘地空难身亡；之后赢得大选而上台的贝·布托，正是被政变者齐亚·哈克下令绞死的前总理阿里·布托的女儿，时年35岁。 巴基斯坦恢复民主政体后，陷入南北两大政治家族的10年缠斗。这期间，克什米尔地区的小型武装沖突几乎从未中断。1998年5月巴方紧随印度进行了6次核试验，并且在一年后渗透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挑起了造成千余人伤亡的卡吉尔冲突，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
在新的紧张情势下，谢里夫政府试图驯服军方，却被穆沙拉夫将军推翻，从而开启了又一段长达近9年的军人统治。相比亲宗教势力的谢里夫和亲西方的贝·布托，军队出身的穆沙拉夫与中国走得更近。枭龙战机的投产、瓜达尔港项目的启动，都是在他任内开始的。
在穆沙拉夫当政后期，印度2004年大选后迎来改革家曼莫汉·辛格主政。此后直到贝·布托2007年末遇刺，中印巴三角关系实现了良性循环。在印巴关系改善的氛围中，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先后对印巴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公布了深化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
再后来，巴基斯坦国内恐袭频发，经济一蹶不振，穆沙拉夫总统于2008年8月辞职。这些都影响了中巴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南亚的投资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印度。
然而，2008年11月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南区的16处地点遭连环袭击，造成166人死亡；来自巴旁遮普省的一名虔诚军成员在袭击现场被活捉，导致印巴关系大滑坡，其影响延续至今。
印度对华政策也受到波及：2009年印度总统首访争议之地藏南，半年后总理辛格又至。幸好第二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中印关系才借领导人互访稳定了下来。而在巴基斯坦一方，贝·布托丈夫扎尔达里担任总统期间对华友好；恐怖大亨本·拉丹于2011年被美军击毙于巴境内，令美巴关系承压，更是将扎尔达里推向中方一边。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南亚政策逐渐与印巴矛盾“解绑”。当印巴关系变差时，中印关系会受短期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持久，也无碍“全天候”的中巴关系。
而当中印关系遇冷，中巴关系通常会在短期内趋于密切。就如2013年4月天南河谷帐篷对峙事件发生后，李克强总理即于次月提出“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只不过由于巴国内局势不稳，习近平主席对巴的访问被推迟到2015年4月。这之后两年里，中巴经济合作不断升温，让伊朗艳羡，也让印度忧心。
而今，印巴矛盾早已从影响中印、中巴关系的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其从中印关系框架中淡出的趋势也愈发明显。
“开新篇，朝前看”
“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开展伟大的合作，能够产生世界影响。”4月下旬在武汉会晤期间，习近平对轻车简从的莫迪表示，“希望我同总理先生在这里的会晤能够掀开中印关系新篇章。”
尽管中印首脑在金砖峰会、G20峰会、东亚峰会、上合峰会等多边场合时常见面，并且在莫迪上台后的一年内，习近平就与他实现了双边互访，之后又会面十多次，但在6月上合峰会期间再见面之前，双方在一个中部省会城市举行非正式会晤，的确意味深长。
“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对于这次习莫会的主题解读。对中方而言，除了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需要外，中印之间也有大量投资项目待推进，所以亟待“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现阶段，尽管印度的经济体量已是巴基斯坦的8倍之多，中印年度贸易额（2017年飙升至844亿美元）也远超中巴贸易额，但中方在印投资规模尚不及在巴投资，而且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日益增长。好在这些更多是历史欠账所致，双方均大有潜力可挖。
其实，不光是阿米尔·汗的电影，印度的许多方面都让中国人刮目相看。譬如，在有84个成员国的亚投行中，印度作为第二大股东却是最大的投资受益者—亚投行目前1/4的贷款被用于印度基建计划。而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其首任行长也是印度人。
在印巴矛盾已不再构成主要干扰的今天，中印如能妥善处理边界谈判、跨界河流利用等双边关系问题，似乎可以重现1950年代前期的中印蜜月。
当前，中方希望“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沿岸的推进，能够与印日非三方去年启动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相衔接。而莫迪出于明年竞选连任的需要，也期盼中国领导人今年携大单访印。所以说，中印走出“亦敌亦友”的模糊地带，会带来中印巴三角关系的一次再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金砖峰会《厦门宣言》史无前例地点了涉巴恐怖组织的名，但如今中印巴三角关系的再定位，并不必然以中巴关系的相对受冷落为代价，而旨在以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为先导，螺旋式地提振三对双边关系。这就像随着中印关系重启，新德里对于马尔代夫宪法危机采取了尊重中国利益的克制态度，有利于中马、印马关系一样。
在中印巴三角中，中巴政治关系基础厚实。1965至1971年，巴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19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巴方顶住美国的压力继续与中方合作。新世纪以来，在上合、亚信、博鳌、亚非、联合国、亚欧峰会等多边场合，以及中国的重要庆典和纪念活动期间，中巴领导人也经常会面。两国“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不会改变，只会更加深入，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更加平衡。
相比之下，印巴关系的信任基础异常薄弱。1999年卡吉尔冲突、2008年孟买恐袭，都让印方深感不安。莫迪2015年圣诞节突访巴基斯坦，一周后印度西部的空军基地遭恐袭，6名枪手被怀疑来自以巴为基地的“穆罕默德军”。加上巴法院近年来相继裁定释放与孟买恐袭案有关的“虔诚军”的指挥官拉赫维和创始人哈菲兹·赛义德，这些都让印方非常不满。印巴关系要学习“中印模式”比较困难，这需要印方有更大的包容胸怀。
至于“搬不走”的中印邻居关系，其拨云见日、再上层楼，需要双方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反宗教极端势力、防务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在周边安全和大国地位等方面凝聚共识。从外围因素看，中印关系还受到美俄日澳以及欧盟、英联邦等的影响，若中印不能在南亚范围内消解分歧，那么今后的麻烦可能会更大。
当然，莫迪改善印巴关系“欲速不达”的教训也说明，在就中印巴三角关系再定位时，宁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地多磨合一段时间，也要避免凌空蹈虚或揠苗助长。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中印双方今后应能做出一些艰难却必要的决定，来使两国关系“像长江和恒河一样奔流不息，永远向前”。
在中印相继崛起的大势下，“以相互理解为中心”开创中印关系新局面乃至可能的亚洲世纪，似乎可以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剥离开来谈。但在近60年来印度人的心理结构中，中印关系一直是与印巴关系及中巴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或者说，中印巴三角关系形塑了中印关系过去60年的互动模式，而今通过再定位这组关系，中印关系方得以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
中印关系“两个30年”
从双边关系来看，以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破冰式访华为界，中印关系有过前30年的相对疏远，也有着后30年的相对热络。
“前30年”里，從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中印关系急剧恶化，三年半后中印边境战争爆发，结果震惊世人：1962年时，印度GDP只比中国少9%，却兵败如山倒，令“开国总理”尼赫鲁在不到两年内郁郁而终。
在1976年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但一年后国大党结束“30年执政期”下台，新上台的人民党政府拒绝与中国谈判。直到国大党重新上台的第二年（1981年），中印才再次打开了谈判的大门。
真正拉开中印关系“后30年”序幕的，是1988年12月访华的拉吉夫·甘地。这是1/3个世纪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当时拉吉夫自他母亲遇刺后继任总理已有4年，具备一定的权威推动中印关系重回正轨，而作为尼赫鲁的外孙，他也有责任为那场不幸的战争翻开新的一页。
可惜，拉吉夫·甘地在一年后的大选中失利。之后印度政坛出现一年半的纷乱，中印关系再度陷入停滞。
1991年，国大党靠拉吉夫·甘地的遇刺所激发的同情，再次赢得大选。于是中印关系获得新动能，5年里中方领导人接连访印，而印度总统、总理、副总统也相继访华。
有了这5年奠定的基础，中印关系就不再易碎，可以从容应对其后印度政坛出现的紊乱。事实上，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印，就选在国大党拉奥政府下野半年后；当时的印度总理德韦·高达，是由13个政党组成的“联合阵线”推举的，而之前两年他还只是班加罗尔所在邦的首席部长。
1998年，也就是“后30年”进入第二个十年时，中印关系遇上了颠簸。当年3月“印度人民党”创始人瓦杰帕伊上台执政，5月就下令进行5次核试验，打破了印度24年无核试验的记录。面对国际指责，瓦杰帕伊拿中国做挡箭牌，令中印关系陡生波折。
瓦杰帕伊连续执政6年多，但迟至2003年才以总理身份访华。在那次访问中，印度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藏人在印进行反华活动，中国则首次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同时，双方又约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2004年5月到2014年5月，印度重回国大党执政的“常态”。锡克教徒出身的总理、牛津大学博士曼莫汉·辛格，在这10年间长袖善舞，努力与中、美、日等国交好，把印度带出核试验后的国际孤立状态。
这10年也是中印政治和经贸关系大发展的10年，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大量中企赴印投资。印度还从2005年起参加东亚峰会，从2008年起参加G20峰会，从2009年起参加金砖峰会，增加了与中国领导人当面沟通的频次。
这种全方位交往的态势，延续到印度人民党的莫迪上台之后。去年6月8日莫迪第二次出席上合峰会，10天后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又在厦门金砖峰会9月3日召开的一周前化解了危机。
可以说，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和2017年中印在西藏亚东县洞朗一带的军人对峙，只是“后30年”里的两个小插曲。这几年借着多边峰会机制，中印领导人每年都要碰面几次，不仅在互动频次上超越了以往，而且在金融、气候、能源、贸易等国际政策领域展现了面向世界的意義。
可是，就在6月青岛上合峰会举行前的两三个月，印控克什米尔爆发今年最激烈的警民冲突，导致至少20人死亡，之后印巴军队又短暂交火。显然，调解印巴矛盾不能都指望俄罗斯，中国也有重要角色要扮演。
印巴矛盾的植入和淡出
印巴之间绵延逾70年的矛盾，原本与中国无关，而是1947年夏印巴分治后，两个自治领在“英属印度”这个狭义地盘之外，对于多个“印度土邦”的争夺所造成的。
在争夺地盘时，今属俾路支省的“卡拉特土邦联盟”被巴基斯坦强力兼并，另外几个“钉子户”土邦都被印度攫取，而克什米尔这个“身在穆营心在印”的土邦，激发了长达15个月的第一次印巴战争。最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将克什米尔土邦一分为二。
虽说中巴1951年就建交，但因为克什米尔危机的关系，巴基斯坦早期非常依赖英国，之后又投靠了美国，一度在外交上追随西方。
1962年短短一个月内，中国出其不意地击溃盘踞在藏南的印军，此后中巴迅速走近，第二年即划定两国边界。再过两年，印巴在印度河入海口的小规模交火平息不久，巴方游击队就袭击印控克什米尔，拉开了印巴第二次战争的帷幕。
相隔3年的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使得中巴两国从此有了战场上的默契，也令印度对陷入“三线作战”的前景忧心忡忡，因而想到趁1970年巴基斯坦东西两块国土之间的大选纠纷，以及东巴难民拥入印度问题，将“东巴基斯坦”肢解出来。
在印度与苏联结盟，并从东西两线对巴军发起打击（第三次印巴战争）的情况下，1971年东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失去近55%人口和约16%的国土，从此在常规军力上处于守势，故而不惜代价发展核武器，并且努力寻求与中国的紧密关系。
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与印巴战争的风险降低直接相关。因为就在他访华的4个月前，执政11年的巴基斯坦“将军总统”齐亚·哈克神秘地空难身亡；之后赢得大选而上台的贝·布托，正是被政变者齐亚·哈克下令绞死的前总理阿里·布托的女儿，时年35岁。 巴基斯坦恢复民主政体后，陷入南北两大政治家族的10年缠斗。这期间，克什米尔地区的小型武装沖突几乎从未中断。1998年5月巴方紧随印度进行了6次核试验，并且在一年后渗透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挑起了造成千余人伤亡的卡吉尔冲突，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
在新的紧张情势下，谢里夫政府试图驯服军方，却被穆沙拉夫将军推翻，从而开启了又一段长达近9年的军人统治。相比亲宗教势力的谢里夫和亲西方的贝·布托，军队出身的穆沙拉夫与中国走得更近。枭龙战机的投产、瓜达尔港项目的启动，都是在他任内开始的。
在穆沙拉夫当政后期，印度2004年大选后迎来改革家曼莫汉·辛格主政。此后直到贝·布托2007年末遇刺，中印巴三角关系实现了良性循环。在印巴关系改善的氛围中，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先后对印巴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公布了深化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
再后来，巴基斯坦国内恐袭频发，经济一蹶不振，穆沙拉夫总统于2008年8月辞职。这些都影响了中巴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南亚的投资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印度。
然而，2008年11月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南区的16处地点遭连环袭击，造成166人死亡；来自巴旁遮普省的一名虔诚军成员在袭击现场被活捉，导致印巴关系大滑坡，其影响延续至今。
印度对华政策也受到波及：2009年印度总统首访争议之地藏南，半年后总理辛格又至。幸好第二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中印关系才借领导人互访稳定了下来。而在巴基斯坦一方，贝·布托丈夫扎尔达里担任总统期间对华友好；恐怖大亨本·拉丹于2011年被美军击毙于巴境内，令美巴关系承压，更是将扎尔达里推向中方一边。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南亚政策逐渐与印巴矛盾“解绑”。当印巴关系变差时，中印关系会受短期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持久，也无碍“全天候”的中巴关系。
而当中印关系遇冷，中巴关系通常会在短期内趋于密切。就如2013年4月天南河谷帐篷对峙事件发生后，李克强总理即于次月提出“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只不过由于巴国内局势不稳，习近平主席对巴的访问被推迟到2015年4月。这之后两年里，中巴经济合作不断升温，让伊朗艳羡，也让印度忧心。
而今，印巴矛盾早已从影响中印、中巴关系的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其从中印关系框架中淡出的趋势也愈发明显。
“开新篇，朝前看”
“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开展伟大的合作，能够产生世界影响。”4月下旬在武汉会晤期间，习近平对轻车简从的莫迪表示，“希望我同总理先生在这里的会晤能够掀开中印关系新篇章。”
尽管中印首脑在金砖峰会、G20峰会、东亚峰会、上合峰会等多边场合时常见面，并且在莫迪上台后的一年内，习近平就与他实现了双边互访，之后又会面十多次，但在6月上合峰会期间再见面之前，双方在一个中部省会城市举行非正式会晤，的确意味深长。
“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对于这次习莫会的主题解读。对中方而言，除了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需要外，中印之间也有大量投资项目待推进，所以亟待“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现阶段，尽管印度的经济体量已是巴基斯坦的8倍之多，中印年度贸易额（2017年飙升至844亿美元）也远超中巴贸易额，但中方在印投资规模尚不及在巴投资，而且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日益增长。好在这些更多是历史欠账所致，双方均大有潜力可挖。
其实，不光是阿米尔·汗的电影，印度的许多方面都让中国人刮目相看。譬如，在有84个成员国的亚投行中，印度作为第二大股东却是最大的投资受益者—亚投行目前1/4的贷款被用于印度基建计划。而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其首任行长也是印度人。
在印巴矛盾已不再构成主要干扰的今天，中印如能妥善处理边界谈判、跨界河流利用等双边关系问题，似乎可以重现1950年代前期的中印蜜月。
当前，中方希望“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沿岸的推进，能够与印日非三方去年启动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相衔接。而莫迪出于明年竞选连任的需要，也期盼中国领导人今年携大单访印。所以说，中印走出“亦敌亦友”的模糊地带，会带来中印巴三角关系的一次再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金砖峰会《厦门宣言》史无前例地点了涉巴恐怖组织的名，但如今中印巴三角关系的再定位，并不必然以中巴关系的相对受冷落为代价，而旨在以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为先导，螺旋式地提振三对双边关系。这就像随着中印关系重启，新德里对于马尔代夫宪法危机采取了尊重中国利益的克制态度，有利于中马、印马关系一样。
在中印巴三角中，中巴政治关系基础厚实。1965至1971年，巴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19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巴方顶住美国的压力继续与中方合作。新世纪以来，在上合、亚信、博鳌、亚非、联合国、亚欧峰会等多边场合，以及中国的重要庆典和纪念活动期间，中巴领导人也经常会面。两国“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不会改变，只会更加深入，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更加平衡。
相比之下，印巴关系的信任基础异常薄弱。1999年卡吉尔冲突、2008年孟买恐袭，都让印方深感不安。莫迪2015年圣诞节突访巴基斯坦，一周后印度西部的空军基地遭恐袭，6名枪手被怀疑来自以巴为基地的“穆罕默德军”。加上巴法院近年来相继裁定释放与孟买恐袭案有关的“虔诚军”的指挥官拉赫维和创始人哈菲兹·赛义德，这些都让印方非常不满。印巴关系要学习“中印模式”比较困难，这需要印方有更大的包容胸怀。
至于“搬不走”的中印邻居关系，其拨云见日、再上层楼，需要双方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反宗教极端势力、防务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在周边安全和大国地位等方面凝聚共识。从外围因素看，中印关系还受到美俄日澳以及欧盟、英联邦等的影响，若中印不能在南亚范围内消解分歧，那么今后的麻烦可能会更大。
当然，莫迪改善印巴关系“欲速不达”的教训也说明，在就中印巴三角关系再定位时，宁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地多磨合一段时间，也要避免凌空蹈虚或揠苗助长。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中印双方今后应能做出一些艰难却必要的决定，来使两国关系“像长江和恒河一样奔流不息，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