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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诗、宋词，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座高峰。 如果说唐诗属于咸阳古道、灞桥柳色、终南阴岭、大漠边塞……亦即属于北方，那么宋词则属于江南。
当然，这并非是说北方就没有好词，亦如同说唐诗属于北方并不等于说江南就没有好诗一样。
宋词中最重要的词人，除去本是江南人不说，即使是北方人，最终也多因历史命运的安排而汇聚到了江南，且无论其派属豪放、婉约，于是，江南的烟柳画桥便既是柳屯田浅斟低唱的最好背景，也是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最好依托；而江南的和风细雨既是陆放翁山盟海誓的最好见证，也是辛稼轩怀古伤今的最好情境——江南也便这样属于了宋词，或者说，宋词也便這样属于了江南。
美丽开篇
宋词是属于江南的，但是其美丽的开篇词章却早在唐、五代时便开始书写了，那首先是白居易在“忆江南”的词牌下所填的一组小令：
其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其二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其三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虽是词牌，但也是白居易这一组小令的题目，其“题眼”全在一“忆”字上。
据史料记载，白居易的这组小令是在唐穆宗长庆七年（827年）前后填于洛陽的，而他曾于长庆二年（822年）至长庆四年（824年）出任杭州刺史，又曾于长庆五年（825年）至长庆六年（826年）出任苏州刺史，也就是说，他的确是凭着对江南的美好记忆来填这一组词的。然而，好一个“忆”字！它告诉读者的哪里仅仅只是这一点呢！
我是江南溧水人，早年在故乡参与地方志编撰时，便从有关史料中得知，白居易其实少年时就到江南了。那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秋，白居易的族叔白季康任江南宣州府溧水县令，白居易便随其族叔来到了溧水，第二年，他由白季康荐举拜见了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衍，并参加了宣州的乡试，考中后还以宣州贡生的身份进京赶考——这一切表明，白居易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考移民”。
江南果真带给了白居易好运！
白居易进京赶考时发生的那个故事至今被传为美谈：照例像许多考生一样去拜见当时的诗坛领袖人物顾况，顾一听这个来自江南宣州府的考生名叫“白居易”，便不无嘲讽意味地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啊！”可当顾读过了他奉上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后激动地说：“长安米虽贵，但你能写出这么好的诗，白居也易了！”
最终，白居易果然一举考中了进士。对于白居易来说，这一段经历无疑是美丽的吧！而这段美丽的经历对于他整个人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美丽开端，而这个开端又与江南联系得那样紧密。正是由于这样的联系，江南对于白居易来说，可谓是第二故乡，虽然遥远，但是那么的美丽，他对于江南来说，虽是过客，但也是主人。
许多书上说白居易出仕杭州是“被贬”，其实是不切的，那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在结束了江州四年贬谪生活后，回到了京城，此时他似乎也因此而有些兴奋，你看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他还曾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也许，白居易此时以为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时机了吧！可是，令他不曾想到的是，朝廷的朋党之争依然十分激烈，政治陷阱随时随地都张着血盆大口等待着食物。这一切让他不久便又哀叹道：“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怎么办？同流合污自然不是君子所为，但做一个无谓的牺牲品也太不值，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最好的办法便是远离京城这是非之地，远离这官场的无谓争斗。这时，他想起了江南，并主动请求外任那儿。他之所以主动提出这一要求，我想一定是与他早年对于江南的了解分不开的吧，更何况他要求去的是杭州，是一个比宣州还要美丽的地方。就这样，中国最秀美的江南山水在公元九世纪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别后重逢了。总之，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说，白居易的出仕江南，实际上是他的一次心灵还乡——他先杭州，后苏州，在中国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二州亦官亦隐了三年多。
然而，那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在长安，白居易终究又不能不回去，江南终究只能是他一个美丽的记忆，如梦一般，所以他在填完了“忆江南”组词后，还填过一组“梦江南”——或许他还想以此告诉人们，那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及她所有的美丽，不但值得“忆”，而且在“忆”中会更加的美好。
无独有偶，对于李后主来说，最美的江南也是在他的记忆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后主写作那首《虞美人》时也身不在江南，而是在东京，在宋太宗赵光义为他安排好的禁宫里。俗话说“失去的总是美好的”。此时江南的故国，或故国的江南，正是因为是“失去的”，自然都是“最美好的”，那“月明中”的“雕栏玉砌”美丽依然，但“只是朱颜改”——一想到这一点，那绵绵不绝的哀愁便“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如果说白居易的这一组“忆江南”为中国文学在唐诗的大度、豪迈、悲壮的美学领域外另辟出了一块新的天地，那么李后主的这首“虞美人”，无疑又给这一片天地染上了一抹忧伤情调，从此，江南便获得了一种相对永恒的美学特征——美丽而悲情、清新而感伤、幽远而缥缈。
这样的江南最适宜用词来抒写了，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词为诗之余”，换句话说，作为“诗余”的词天生就是用来抒写这样的江南的。
如果说唐、五代的白居易和李后主的确为宋词在江南写下了美丽的开篇第一笔，那么真正完成开篇的则是苏东坡与王安石。
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吧，苏东坡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和宋哲宗元祐年间，曾两次外放杭州，后又大部分时间都在江南各地任职——正如他晚年自己总结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终又病逝于江南的常州，一代伟大诗人如此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般人可能都知道苏东坡的词风属豪放，但他留给江南的词作，就其数量来说，更多是风格清新而婉约的，如：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
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
（《卜算子·感旧》）
其实在苏东坡大量的词作中，像这样清新风格的作品，就其数量来说其实是远远超过豪放词的，只是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不及豪放词大罢了。我们由此也可看出，东坡也并非是一开始便有意不遵守“词是诗之余”的规则的，只是终于有一天情不能已，才不得不让自己的诗情冲破这一规则，写出“拗断天下人嗓子”的豪放词。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5年）苏东坡途经江宁（今南京），看望他的政敌加诗友王安石。王安石以自己所填《桂枝香》一首见教于苏东坡：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而此前，李清照讥此词是“诗”而非“词”。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多相左，但这一次却在艺术观念上惊人相合，苏东坡对这首词大加赞赏，认为其思想境界和艺术气魄都不在自己刚填出不久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下。不过李清照的评价其实也没错，王安石的这首词，其主题正是唐诗中的一个母题“金陵怀古”—— 一个被唐代诗人已写过多首好诗的题目。
至此，“词为诗之余”的戒律已完全被苏东坡、王安石等诗人打破了！宋词的一个高潮也快要出现了！
高潮乐章
随着王安石新法的被废止，大宋王祚每况愈下，再后来，江山又被宋徽宗的“瘦金体”愈写愈瘦，瘦得只剩下半壁偏安于江南了。这时，地处中国腹地的六朝古都南京，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抗敌的边防要塞，昔日的温柔乡成了今日的最前线，昔日的销金窟成了今日的台风眼，昔日的佳丽地、帝王州成了今日中国人恢复中原的一个复兴基地。一时间，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上疏南宋朝廷，要求从杭州迁都南京，并决心以南京的虎踞龙蟠之势与北方的异族决一死战。就这样，南京被历史推至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此时的建康（今南京），是多么的渴望来一位铁血的人物来整饬军务、准备北伐啊！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被派来任建康太守的人物却是一介标准的书生，此人最擅长的是金石字画的赏介，而对于军务江防之类实在是一窍不通，此人就是赵明诚。赵明诚出任建康太守不久，著名词人李清照也来到了建康，因为她是赵明诚的妻子。
李清照虽然南逃而来的路上不免狼狈，但是一旦在建康住下，便很快恢复了她过惯了的贵妇生活，因为他的丈夫赵明诚毕竟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只是这段时间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词人之一的她，留下来的词作不多，其原因大概是她那种用婉约风格叙写闲愁的词，在那种兵临城下的境况下太不合时宜吧！不过她最终还是将一诗一词留在了建康。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6年）夏，傳言金人就要渡江进攻建康，身为太守的赵明诚竟然连夜弃城而逃。李清照自然也只能随行，但是她此时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她明知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介书生，对于战事一窍不通，让他指挥守城确是难以想象；但她又想，赵明诚既是朝廷任命的一方军政长官，男子汉大丈夫，面对战事来临，岂能弃城而逃，这无论如何是为人所不齿的。但这样的一个缺乏男子汉精神的男人，又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这不能不让她痛苦。当李清照逃出建康城向西逃往安徽的途中，来到了和县乌江——那里是当年霸王别姬的地方，此时李清照口占一绝送与赵明诚：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婉约的词人写出了生平最豪放的一首诗——不是词，因为李清照生平严格遵守着一个创作信条，即认为词只能用来写儿女情长这类闲愁，像这样“重大”的题材只能用诗来写。
也许是因为一番草木皆兵的惊吓，也许是因为一番落荒而逃的劳顿，也许是读了李清照这首诗后而深感羞愧，赵明诚不久竟一病不起，并最终病死于建康。
李清照埋葬了赵明诚，大病了一场，而金兵南下之势日迫，独留建康的李清照，抚今追昔，填词一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是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标志着李清照贵妇生活的彻底结束，从此，她的笔下不再只有贵妇的闲愁，更有国破家亡的仇和恨；同时，李清照这一诗一词，也标志着，南宋建康将迎来一个豪放词的高潮。
李清照离开建康不久，张孝祥来了，辛弃疾来了，陆游来了，再后来文天祥来了……一批豪放派铁血词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南京。
最先来到南京的豪放词人是张孝祥。这位高宗时的状元郎，曾因事忤秦桧而下狱，出狱后上任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建康留守。赴任途中，他便上疏《赴建康划一利害》，其中不仅充分表达了他恢复中原的决心，更阐发了一些切实的措施。上任伊始，他一面广泛地宣传北伐，一面为大元帅张浚的部队筹措北伐物资。由于张浚北伐的失败，张孝祥被贬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中秋之夜，张孝祥仰望明月如水、北斗横天，想起曾夜登赏心亭，百感交集之中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
今夕复何夕？此地过中秋。赏心亭上唤客，追忆去年游。千里江山如画，万井笙歌不夜，扶路看遨头。玉界拥银阙，珠箔卷琼钩。 驭风去，忽吹到，岭边州。去年明月依旧，还照我登楼。楼下水明沙静，楼外参横斗转，搔首思悠悠。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 自从张孝祥此词传颂开后，赏心亭成了南宋诗人每到建康所必登临的胜迹。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辛弃疾任建康通判，下车伊始，他也登上建康赏心亭，且此后一登再登，先后三次，每次登临必填新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那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此词抒发了抗敌壮志难酬、大好年华虚度的悲愤之情；同时，诗人以匡复为己任，抨击了那些一味“求田问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人物和行径，意正辞严。总之，那满纸的英气背后，是作者满腔的悲情。这种悲情有时候作者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處？却不解、带将愁去。
（《祝英台近·晚春》）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的一个渡口，相传书圣王献之曾在此渡迎娶他的爱妾桃叶。这是一个风花雪月的去处和一个儿女情长的故事，然而作者即使是在这样的去处，叙写这样一个故事，也不曾因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历代词论家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此词背后“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
紧随辛弃疾之后来到建康的是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宋孝宗淳熙六年（1180年），55岁的陆游从四川回临安，路过建康时也登上了著名的赏心亭，想到自己曾上疏朝廷，建议从临安迁都建康以利攻守的建议终不被朝廷采纳，不禁潸然泪下。只是陆游也有与李清照相似的文体观点，他为这次登临写下的不是词，而是一首诗《登赏心亭》：
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
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
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
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
我是江南人，至今我人生活动的主要范围基本上还没超出过江南，而与我人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第一无疑是南京，它既可算作故乡，也是现如今我的谋生之地；而另一座城市则是我青年时代读大学时曾居数年的镇江。说来真是太巧了，这两座城市恰是宋词中的两座重镇，因为正是此二地最为集中地成就了宋词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悲壮篇章——如果把宋词比喻成一篇大文章的话，那么它最为高潮的章节便是于此二地呈现的。
北宋灭亡后，虽说宋金是以淮河为界，但实际上江淮间的广大地区几在金人之手，宋、金之间实际上几以长江为界，也就是说，作为江滨城市的南京（当时叫建康）与镇江（当时叫京口）实际上成了南宋最北方的边防前哨。正是因此，陆游才在诗中写出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对仗句子。
镇江地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自古有“南徐州”之称，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镇江城临江而筑，东、西、南三面环山，北临大江，自古又有“铁瓮城”之称，可见其地势易守难攻。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按自然条件来衡量理应是以武备为重的城市，在宋、金南北对峙的非常历史时期，事实上并未能成为北伐中原、一统河山的根据地，反而文风倒一直很盛，也成了宋词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潮之地。书写这一高湖的不是别人，还是辛弃疾。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65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通判来到京口，他先后两次登上了城北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并先后写下了两首著名的词章：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这两首词是今天的中国人只要读到高中便可以在语文课本中读到的，其内容和思想在这里已用不着我多作解说，我只想说的是，正是这两首词，使得在今天看来在江南城市中已不算出色的小城镇江，确确实实曾是宋词的另一处高潮之地；我更想说的是，宋词的高潮产生于此时此地，这当然是中国文学和这两座城市的幸运，但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若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说，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高潮。
华彩片断
近年来，我由于种种机缘，几乎走遍了江南大地，这便让我有机会寻着江南词人们的足迹将他们那些经典的词作一一重温，这些词作尽管不是都加入过宋词高潮乐章的合唱，风格也多与高潮乐章的慷慨豪放不尽相同，但它们犹如一个个华彩的片断，虽散落四处，仍是一部伟大交响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何况即使将它们单篇吟唱，也都十分动人。
那年去武夷山，在九曲溪畔、大王峰下，我竟然碰到了柳永——那里有一座“柳永纪念馆”，这让我一下子想了起来：柳永正是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
走进纪念馆，见有一座较真人略高的柳永铜像，旁有一块与铜像差不多高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着一篇“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记中写道：“公元2004年9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柳永是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宋代词人之一。我在本文前面已说过，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江苏镇江度过的，而柳永的终老之地和墓葬之地便是镇江——镇江与柳永有缘，我与镇江有缘，推起来我也算与柳永有缘了吧？ 其实崇安虽是柳永的故乡，但他并不是在故乡出生的，他出生于父亲的官宦之地，童年时才回到故乡，青年时又离开了故乡，且离开后再没回来过，算起来在故乡待的时间并不算长，因此他留在故乡纪念馆里的东西并不多。他把一生大部的时间都扔在了江南的歌楼瓦肆中，并写了大量描写羁旅行役之苦和风花雪月之夜的慢词。这些词在当时就广为传唱，据说当时“只要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词”，可见其影响之广，即使时至今日，它们一样拥有着广大的读者。记得当年，我在镇江上大学时，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我们讲授柳词，他为我们在课堂上深情地吟唱那首《八声甘州》，唱着唱着竟当场流下热泪，为此我们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大为吃惊，吃惊之余，许多人也从此喜欢上了柳词，我便是其中之一，正是那时，我背下了柳永的许多词章，并至今记得。
只是我能背下的这些词章在柳永纪念馆里多数都没能见到，只见到一块柳词《望海潮》碑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此词是柳永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前后于杭州填成的，关于其创作过程，杨湜《古今词话》中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柳永有一个布衣之交叫孙相何，时任杭州知府。柳永从故乡来到杭州，想前去拜访，无奈知府门禁甚严，柳永根本进不去。于是他灵机一动，填了一首《望海潮》词，并找到钱塘名妓楚楚说：“我想见孙知府，无奈侯门深似海。你有机会进府，便请唱一下这首词，知府大人若问此词是谁所填，你就说是个叫柳七的人，其他什么话也不要说。”不久逢中秋佳节，知府举行晚会，楚楚依照柳永的话演唱了这首《望海潮》，第二天，孙相何立即为柳永预备下上座，并派人将柳永请到府上。当然，这首词也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天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一）上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因为读到了这首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毅然决定兵下江南。我真不知道這究竟是柳永和江南的光荣，还是柳永和江南的悲哀。
如果说柳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的话，那么陆游可能要算是最不“专业”的词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陆游的词水平不“专业”，而是因为他一生中，似乎一直都遵守着“词是诗之余”的戒律，将填词当作他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余事。但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为我们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词作，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钗头凤》（红酥手）等。
那年春天，我怯怯地来到既熟悉又陌生的绍兴，去寻访沈园——一块深藏在中国人心头的伤疤。
走过汽车的轰鸣与“卡拉OK”的喧嚣此起彼伏的马路，也走过乌篷船从身下悠悠荡过的石拱桥，便走进了晃动着历史背影的深深小巷。脚下的青石板被细雨濡得亮亮的，给我在粉墙黛瓦的灰暗里逡巡的视线以些许耀眼的亮色，正是追寻着这片亮色，我来到了沈园。
走进园门，便见半堵断墙。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是陆游当年题写《钗头凤》的残墙，但我还是在它面前站了许久许久，因为那首《钗头凤》真真切切地刻在上面：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也是这样一个细雨霏霏的春日吧，已自己称“翁”的诗人陆游向沈园走来了，但他绝没想到，有一个人已先他而来。这便注定了沈园这座绍兴城里的普通私家花园，将成为诗人豪放的生命诗篇中最为婉约的一阕。那是一场不期的尴尬重逢，也是一段意外的再次心痛，更是一种宿命。因为那位先陆游而来的不是别人，是唐琬，一位人与名字一样美好的女子，是诗人青梅竹马的表妹和曾经情投意合的爱妻。她曾用自己的纯真和贤淑激发过诗人“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情。但如今名花易主，任凭“山盟虽在”，但诗人终究“锦书难托”！然而，造成这伤痛的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位也爱着诗人的女性——陆游的母亲、唐琬的婆婆。她由于不喜欢儿媳，便一道“慈命”，为儿子出了一个天大的两难的选择：一边是“孝道”，一边是“爱情”，让做诗人的儿子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其实，陆游一辈子都生活在两难的境地里，早年他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出众的才华“喜论恢复”，但他面临的现实是统治者似乎并不需要“恢复”。是忠于“理想”，还是顺应“现实”，同样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也注定要折磨诗人的一生。“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是他人生的最好写照。这样的折磨难道还不够吗？做母亲的为何还要再为难儿子？难道这也算是母爱？陆游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作为一个崇尚感情的诗人，一辈子都在作着理性的选择，伤痛默默忍受，孤独默默饮下，而且丝毫不影响他诗篇的情感真挚；陆游又是悲哀的，他明知自己的选择“错、错、错！”但终究只能将错就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格的分裂，陆游正是这样，人格在一种分裂中挣扎着，同时又在这种挣扎中痛苦着，进而又让种种痛苦化而为诗为词。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地提到辛弃疾。
那年去江西上饶开会，会议的最后一天，照例要安排与会者去当地的名胜——“上饶集中营”遗址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三清山一游，但我却与几位同好去了上饶的乡下，希望能寻到几个辛弃疾当年曾留在那儿的足迹。
上饶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城市，它的这一特点让人很易联想到，当年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座“集中营”，而九百多年前，南宋朝廷又為什么会将辛弃疾等一批主张抗金的爱国志士安排到这里闲居。今天的上饶，虽然有浙赣铁路经过，但就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来说还是相对落后的，然而在九百多年前，这块土地虽然经济状况好不到哪里去，但由于辛弃疾等人的来居，却成就了宋词史上的华彩一页。
据史料记载，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受投降派排挤，罢职闲居于江西上饶，直至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才出任福建提刑，前后达11年之久。当时的辛弃疾，如一头疗伤的雄狮，一面以田园清新的风光、村居悠闲的生活慰藉自己的内心，疗治着自己壮志难酬的痛苦，一面又难以忘怀于昔日的壮怀激烈的豪放和一展宏图的渴望。前者使他写出了许多风格清新的词篇，让我们看到了豪放词人的另一面，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后者因有一种痛定思痛痛更痛的内核，又使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不改英雄本色，如《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辛弃疾在上饶当然不止只写了这么几首词，但只因为这几首首首都是宋词中的精品，请允许我在此将它们抄录如下：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村居》）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一座江南山区小城，就凭拥有这么多宋词中的名作，难道还不是宋词史上的精彩一页吗？只可惜今天的上饶人似乎还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在上饶乡间寻寻觅觅了半天，终没有寻得一星半点辛弃疾当年留下的踪迹，这让我们不无遗憾。好在这样的情形在江南并不多见，多见的是江南几乎处处有词踪：
在赣州，我曾登临城北贺兰山巅的郁孤台，见证过滔滔赣江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在金華，我曾登临城南双溪畔的八咏楼，眺望过溪上“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武陵春》）
在黄州，我在苏东坡游过900多年后也游了清泉寺，而且真的看到蕲水西流的奇观：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东坡《浣溪纱》）
我还在苏东坡当年站过的沙湖岸堤上，大声朗诵过他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我常常庆幸自己生在江南，生活中竟然又到过江南的这么多地方，让我由此得出宋词属于江南的这么一个结论。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一结论更多的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或许经不起文史学家们的质疑，但尽管如此，我还想就此指出一点，中国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样一路走来，实际上这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不是吗？在宋词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峰是元曲，与元曲一同兴盛起来的是一个更市民化的文学样式，那就是戏曲，而中国的戏曲又确确实实是从江南发展起来，进而从空间上走向北方、时间上走向今天的。
——如果这一点是事实的话，那么宋词的属于江南，便也是一种必然，即，中国文学现代化和大众化过程中的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当然，这并非是说北方就没有好词，亦如同说唐诗属于北方并不等于说江南就没有好诗一样。
宋词中最重要的词人，除去本是江南人不说，即使是北方人，最终也多因历史命运的安排而汇聚到了江南，且无论其派属豪放、婉约，于是，江南的烟柳画桥便既是柳屯田浅斟低唱的最好背景，也是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最好依托；而江南的和风细雨既是陆放翁山盟海誓的最好见证，也是辛稼轩怀古伤今的最好情境——江南也便这样属于了宋词，或者说，宋词也便這样属于了江南。
美丽开篇
宋词是属于江南的，但是其美丽的开篇词章却早在唐、五代时便开始书写了，那首先是白居易在“忆江南”的词牌下所填的一组小令：
其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其二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其三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虽是词牌，但也是白居易这一组小令的题目，其“题眼”全在一“忆”字上。
据史料记载，白居易的这组小令是在唐穆宗长庆七年（827年）前后填于洛陽的，而他曾于长庆二年（822年）至长庆四年（824年）出任杭州刺史，又曾于长庆五年（825年）至长庆六年（826年）出任苏州刺史，也就是说，他的确是凭着对江南的美好记忆来填这一组词的。然而，好一个“忆”字！它告诉读者的哪里仅仅只是这一点呢！
我是江南溧水人，早年在故乡参与地方志编撰时，便从有关史料中得知，白居易其实少年时就到江南了。那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秋，白居易的族叔白季康任江南宣州府溧水县令，白居易便随其族叔来到了溧水，第二年，他由白季康荐举拜见了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衍，并参加了宣州的乡试，考中后还以宣州贡生的身份进京赶考——这一切表明，白居易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考移民”。
江南果真带给了白居易好运！
白居易进京赶考时发生的那个故事至今被传为美谈：照例像许多考生一样去拜见当时的诗坛领袖人物顾况，顾一听这个来自江南宣州府的考生名叫“白居易”，便不无嘲讽意味地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啊！”可当顾读过了他奉上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后激动地说：“长安米虽贵，但你能写出这么好的诗，白居也易了！”
最终，白居易果然一举考中了进士。对于白居易来说，这一段经历无疑是美丽的吧！而这段美丽的经历对于他整个人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美丽开端，而这个开端又与江南联系得那样紧密。正是由于这样的联系，江南对于白居易来说，可谓是第二故乡，虽然遥远，但是那么的美丽，他对于江南来说，虽是过客，但也是主人。
许多书上说白居易出仕杭州是“被贬”，其实是不切的，那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在结束了江州四年贬谪生活后，回到了京城，此时他似乎也因此而有些兴奋，你看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他还曾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也许，白居易此时以为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时机了吧！可是，令他不曾想到的是，朝廷的朋党之争依然十分激烈，政治陷阱随时随地都张着血盆大口等待着食物。这一切让他不久便又哀叹道：“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怎么办？同流合污自然不是君子所为，但做一个无谓的牺牲品也太不值，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最好的办法便是远离京城这是非之地，远离这官场的无谓争斗。这时，他想起了江南，并主动请求外任那儿。他之所以主动提出这一要求，我想一定是与他早年对于江南的了解分不开的吧，更何况他要求去的是杭州，是一个比宣州还要美丽的地方。就这样，中国最秀美的江南山水在公元九世纪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别后重逢了。总之，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说，白居易的出仕江南，实际上是他的一次心灵还乡——他先杭州，后苏州，在中国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二州亦官亦隐了三年多。
然而，那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在长安，白居易终究又不能不回去，江南终究只能是他一个美丽的记忆，如梦一般，所以他在填完了“忆江南”组词后，还填过一组“梦江南”——或许他还想以此告诉人们，那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及她所有的美丽，不但值得“忆”，而且在“忆”中会更加的美好。
无独有偶，对于李后主来说，最美的江南也是在他的记忆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后主写作那首《虞美人》时也身不在江南，而是在东京，在宋太宗赵光义为他安排好的禁宫里。俗话说“失去的总是美好的”。此时江南的故国，或故国的江南，正是因为是“失去的”，自然都是“最美好的”，那“月明中”的“雕栏玉砌”美丽依然，但“只是朱颜改”——一想到这一点，那绵绵不绝的哀愁便“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如果说白居易的这一组“忆江南”为中国文学在唐诗的大度、豪迈、悲壮的美学领域外另辟出了一块新的天地，那么李后主的这首“虞美人”，无疑又给这一片天地染上了一抹忧伤情调，从此，江南便获得了一种相对永恒的美学特征——美丽而悲情、清新而感伤、幽远而缥缈。
这样的江南最适宜用词来抒写了，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词为诗之余”，换句话说，作为“诗余”的词天生就是用来抒写这样的江南的。
如果说唐、五代的白居易和李后主的确为宋词在江南写下了美丽的开篇第一笔，那么真正完成开篇的则是苏东坡与王安石。
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吧，苏东坡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和宋哲宗元祐年间，曾两次外放杭州，后又大部分时间都在江南各地任职——正如他晚年自己总结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终又病逝于江南的常州，一代伟大诗人如此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般人可能都知道苏东坡的词风属豪放，但他留给江南的词作，就其数量来说，更多是风格清新而婉约的，如：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
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
（《卜算子·感旧》）
其实在苏东坡大量的词作中，像这样清新风格的作品，就其数量来说其实是远远超过豪放词的，只是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不及豪放词大罢了。我们由此也可看出，东坡也并非是一开始便有意不遵守“词是诗之余”的规则的，只是终于有一天情不能已，才不得不让自己的诗情冲破这一规则，写出“拗断天下人嗓子”的豪放词。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5年）苏东坡途经江宁（今南京），看望他的政敌加诗友王安石。王安石以自己所填《桂枝香》一首见教于苏东坡：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而此前，李清照讥此词是“诗”而非“词”。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多相左，但这一次却在艺术观念上惊人相合，苏东坡对这首词大加赞赏，认为其思想境界和艺术气魄都不在自己刚填出不久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下。不过李清照的评价其实也没错，王安石的这首词，其主题正是唐诗中的一个母题“金陵怀古”—— 一个被唐代诗人已写过多首好诗的题目。
至此，“词为诗之余”的戒律已完全被苏东坡、王安石等诗人打破了！宋词的一个高潮也快要出现了！
高潮乐章
随着王安石新法的被废止，大宋王祚每况愈下，再后来，江山又被宋徽宗的“瘦金体”愈写愈瘦，瘦得只剩下半壁偏安于江南了。这时，地处中国腹地的六朝古都南京，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抗敌的边防要塞，昔日的温柔乡成了今日的最前线，昔日的销金窟成了今日的台风眼，昔日的佳丽地、帝王州成了今日中国人恢复中原的一个复兴基地。一时间，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上疏南宋朝廷，要求从杭州迁都南京，并决心以南京的虎踞龙蟠之势与北方的异族决一死战。就这样，南京被历史推至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此时的建康（今南京），是多么的渴望来一位铁血的人物来整饬军务、准备北伐啊！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被派来任建康太守的人物却是一介标准的书生，此人最擅长的是金石字画的赏介，而对于军务江防之类实在是一窍不通，此人就是赵明诚。赵明诚出任建康太守不久，著名词人李清照也来到了建康，因为她是赵明诚的妻子。
李清照虽然南逃而来的路上不免狼狈，但是一旦在建康住下，便很快恢复了她过惯了的贵妇生活，因为他的丈夫赵明诚毕竟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只是这段时间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词人之一的她，留下来的词作不多，其原因大概是她那种用婉约风格叙写闲愁的词，在那种兵临城下的境况下太不合时宜吧！不过她最终还是将一诗一词留在了建康。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6年）夏，傳言金人就要渡江进攻建康，身为太守的赵明诚竟然连夜弃城而逃。李清照自然也只能随行，但是她此时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她明知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介书生，对于战事一窍不通，让他指挥守城确是难以想象；但她又想，赵明诚既是朝廷任命的一方军政长官，男子汉大丈夫，面对战事来临，岂能弃城而逃，这无论如何是为人所不齿的。但这样的一个缺乏男子汉精神的男人，又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这不能不让她痛苦。当李清照逃出建康城向西逃往安徽的途中，来到了和县乌江——那里是当年霸王别姬的地方，此时李清照口占一绝送与赵明诚：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婉约的词人写出了生平最豪放的一首诗——不是词，因为李清照生平严格遵守着一个创作信条，即认为词只能用来写儿女情长这类闲愁，像这样“重大”的题材只能用诗来写。
也许是因为一番草木皆兵的惊吓，也许是因为一番落荒而逃的劳顿，也许是读了李清照这首诗后而深感羞愧，赵明诚不久竟一病不起，并最终病死于建康。
李清照埋葬了赵明诚，大病了一场，而金兵南下之势日迫，独留建康的李清照，抚今追昔，填词一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是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标志着李清照贵妇生活的彻底结束，从此，她的笔下不再只有贵妇的闲愁，更有国破家亡的仇和恨；同时，李清照这一诗一词，也标志着，南宋建康将迎来一个豪放词的高潮。
李清照离开建康不久，张孝祥来了，辛弃疾来了，陆游来了，再后来文天祥来了……一批豪放派铁血词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南京。
最先来到南京的豪放词人是张孝祥。这位高宗时的状元郎，曾因事忤秦桧而下狱，出狱后上任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建康留守。赴任途中，他便上疏《赴建康划一利害》，其中不仅充分表达了他恢复中原的决心，更阐发了一些切实的措施。上任伊始，他一面广泛地宣传北伐，一面为大元帅张浚的部队筹措北伐物资。由于张浚北伐的失败，张孝祥被贬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中秋之夜，张孝祥仰望明月如水、北斗横天，想起曾夜登赏心亭，百感交集之中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
今夕复何夕？此地过中秋。赏心亭上唤客，追忆去年游。千里江山如画，万井笙歌不夜，扶路看遨头。玉界拥银阙，珠箔卷琼钩。 驭风去，忽吹到，岭边州。去年明月依旧，还照我登楼。楼下水明沙静，楼外参横斗转，搔首思悠悠。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 自从张孝祥此词传颂开后，赏心亭成了南宋诗人每到建康所必登临的胜迹。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辛弃疾任建康通判，下车伊始，他也登上建康赏心亭，且此后一登再登，先后三次，每次登临必填新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那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此词抒发了抗敌壮志难酬、大好年华虚度的悲愤之情；同时，诗人以匡复为己任，抨击了那些一味“求田问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人物和行径，意正辞严。总之，那满纸的英气背后，是作者满腔的悲情。这种悲情有时候作者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處？却不解、带将愁去。
（《祝英台近·晚春》）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的一个渡口，相传书圣王献之曾在此渡迎娶他的爱妾桃叶。这是一个风花雪月的去处和一个儿女情长的故事，然而作者即使是在这样的去处，叙写这样一个故事，也不曾因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历代词论家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此词背后“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
紧随辛弃疾之后来到建康的是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宋孝宗淳熙六年（1180年），55岁的陆游从四川回临安，路过建康时也登上了著名的赏心亭，想到自己曾上疏朝廷，建议从临安迁都建康以利攻守的建议终不被朝廷采纳，不禁潸然泪下。只是陆游也有与李清照相似的文体观点，他为这次登临写下的不是词，而是一首诗《登赏心亭》：
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
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
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
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
我是江南人，至今我人生活动的主要范围基本上还没超出过江南，而与我人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第一无疑是南京，它既可算作故乡，也是现如今我的谋生之地；而另一座城市则是我青年时代读大学时曾居数年的镇江。说来真是太巧了，这两座城市恰是宋词中的两座重镇，因为正是此二地最为集中地成就了宋词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悲壮篇章——如果把宋词比喻成一篇大文章的话，那么它最为高潮的章节便是于此二地呈现的。
北宋灭亡后，虽说宋金是以淮河为界，但实际上江淮间的广大地区几在金人之手，宋、金之间实际上几以长江为界，也就是说，作为江滨城市的南京（当时叫建康）与镇江（当时叫京口）实际上成了南宋最北方的边防前哨。正是因此，陆游才在诗中写出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对仗句子。
镇江地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自古有“南徐州”之称，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镇江城临江而筑，东、西、南三面环山，北临大江，自古又有“铁瓮城”之称，可见其地势易守难攻。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按自然条件来衡量理应是以武备为重的城市，在宋、金南北对峙的非常历史时期，事实上并未能成为北伐中原、一统河山的根据地，反而文风倒一直很盛，也成了宋词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潮之地。书写这一高湖的不是别人，还是辛弃疾。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65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通判来到京口，他先后两次登上了城北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并先后写下了两首著名的词章：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这两首词是今天的中国人只要读到高中便可以在语文课本中读到的，其内容和思想在这里已用不着我多作解说，我只想说的是，正是这两首词，使得在今天看来在江南城市中已不算出色的小城镇江，确确实实曾是宋词的另一处高潮之地；我更想说的是，宋词的高潮产生于此时此地，这当然是中国文学和这两座城市的幸运，但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若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说，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高潮。
华彩片断
近年来，我由于种种机缘，几乎走遍了江南大地，这便让我有机会寻着江南词人们的足迹将他们那些经典的词作一一重温，这些词作尽管不是都加入过宋词高潮乐章的合唱，风格也多与高潮乐章的慷慨豪放不尽相同，但它们犹如一个个华彩的片断，虽散落四处，仍是一部伟大交响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何况即使将它们单篇吟唱，也都十分动人。
那年去武夷山，在九曲溪畔、大王峰下，我竟然碰到了柳永——那里有一座“柳永纪念馆”，这让我一下子想了起来：柳永正是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
走进纪念馆，见有一座较真人略高的柳永铜像，旁有一块与铜像差不多高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着一篇“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记中写道：“公元2004年9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柳永是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宋代词人之一。我在本文前面已说过，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江苏镇江度过的，而柳永的终老之地和墓葬之地便是镇江——镇江与柳永有缘，我与镇江有缘，推起来我也算与柳永有缘了吧？ 其实崇安虽是柳永的故乡，但他并不是在故乡出生的，他出生于父亲的官宦之地，童年时才回到故乡，青年时又离开了故乡，且离开后再没回来过，算起来在故乡待的时间并不算长，因此他留在故乡纪念馆里的东西并不多。他把一生大部的时间都扔在了江南的歌楼瓦肆中，并写了大量描写羁旅行役之苦和风花雪月之夜的慢词。这些词在当时就广为传唱，据说当时“只要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词”，可见其影响之广，即使时至今日，它们一样拥有着广大的读者。记得当年，我在镇江上大学时，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我们讲授柳词，他为我们在课堂上深情地吟唱那首《八声甘州》，唱着唱着竟当场流下热泪，为此我们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大为吃惊，吃惊之余，许多人也从此喜欢上了柳词，我便是其中之一，正是那时，我背下了柳永的许多词章，并至今记得。
只是我能背下的这些词章在柳永纪念馆里多数都没能见到，只见到一块柳词《望海潮》碑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此词是柳永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前后于杭州填成的，关于其创作过程，杨湜《古今词话》中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柳永有一个布衣之交叫孙相何，时任杭州知府。柳永从故乡来到杭州，想前去拜访，无奈知府门禁甚严，柳永根本进不去。于是他灵机一动，填了一首《望海潮》词，并找到钱塘名妓楚楚说：“我想见孙知府，无奈侯门深似海。你有机会进府，便请唱一下这首词，知府大人若问此词是谁所填，你就说是个叫柳七的人，其他什么话也不要说。”不久逢中秋佳节，知府举行晚会，楚楚依照柳永的话演唱了这首《望海潮》，第二天，孙相何立即为柳永预备下上座，并派人将柳永请到府上。当然，这首词也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天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一）上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因为读到了这首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毅然决定兵下江南。我真不知道這究竟是柳永和江南的光荣，还是柳永和江南的悲哀。
如果说柳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的话，那么陆游可能要算是最不“专业”的词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陆游的词水平不“专业”，而是因为他一生中，似乎一直都遵守着“词是诗之余”的戒律，将填词当作他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余事。但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为我们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词作，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钗头凤》（红酥手）等。
那年春天，我怯怯地来到既熟悉又陌生的绍兴，去寻访沈园——一块深藏在中国人心头的伤疤。
走过汽车的轰鸣与“卡拉OK”的喧嚣此起彼伏的马路，也走过乌篷船从身下悠悠荡过的石拱桥，便走进了晃动着历史背影的深深小巷。脚下的青石板被细雨濡得亮亮的，给我在粉墙黛瓦的灰暗里逡巡的视线以些许耀眼的亮色，正是追寻着这片亮色，我来到了沈园。
走进园门，便见半堵断墙。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是陆游当年题写《钗头凤》的残墙，但我还是在它面前站了许久许久，因为那首《钗头凤》真真切切地刻在上面：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也是这样一个细雨霏霏的春日吧，已自己称“翁”的诗人陆游向沈园走来了，但他绝没想到，有一个人已先他而来。这便注定了沈园这座绍兴城里的普通私家花园，将成为诗人豪放的生命诗篇中最为婉约的一阕。那是一场不期的尴尬重逢，也是一段意外的再次心痛，更是一种宿命。因为那位先陆游而来的不是别人，是唐琬，一位人与名字一样美好的女子，是诗人青梅竹马的表妹和曾经情投意合的爱妻。她曾用自己的纯真和贤淑激发过诗人“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情。但如今名花易主，任凭“山盟虽在”，但诗人终究“锦书难托”！然而，造成这伤痛的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位也爱着诗人的女性——陆游的母亲、唐琬的婆婆。她由于不喜欢儿媳，便一道“慈命”，为儿子出了一个天大的两难的选择：一边是“孝道”，一边是“爱情”，让做诗人的儿子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其实，陆游一辈子都生活在两难的境地里，早年他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出众的才华“喜论恢复”，但他面临的现实是统治者似乎并不需要“恢复”。是忠于“理想”，还是顺应“现实”，同样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也注定要折磨诗人的一生。“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是他人生的最好写照。这样的折磨难道还不够吗？做母亲的为何还要再为难儿子？难道这也算是母爱？陆游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作为一个崇尚感情的诗人，一辈子都在作着理性的选择，伤痛默默忍受，孤独默默饮下，而且丝毫不影响他诗篇的情感真挚；陆游又是悲哀的，他明知自己的选择“错、错、错！”但终究只能将错就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格的分裂，陆游正是这样，人格在一种分裂中挣扎着，同时又在这种挣扎中痛苦着，进而又让种种痛苦化而为诗为词。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地提到辛弃疾。
那年去江西上饶开会，会议的最后一天，照例要安排与会者去当地的名胜——“上饶集中营”遗址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三清山一游，但我却与几位同好去了上饶的乡下，希望能寻到几个辛弃疾当年曾留在那儿的足迹。
上饶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城市，它的这一特点让人很易联想到，当年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座“集中营”，而九百多年前，南宋朝廷又為什么会将辛弃疾等一批主张抗金的爱国志士安排到这里闲居。今天的上饶，虽然有浙赣铁路经过，但就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来说还是相对落后的，然而在九百多年前，这块土地虽然经济状况好不到哪里去，但由于辛弃疾等人的来居，却成就了宋词史上的华彩一页。
据史料记载，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受投降派排挤，罢职闲居于江西上饶，直至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才出任福建提刑，前后达11年之久。当时的辛弃疾，如一头疗伤的雄狮，一面以田园清新的风光、村居悠闲的生活慰藉自己的内心，疗治着自己壮志难酬的痛苦，一面又难以忘怀于昔日的壮怀激烈的豪放和一展宏图的渴望。前者使他写出了许多风格清新的词篇，让我们看到了豪放词人的另一面，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后者因有一种痛定思痛痛更痛的内核，又使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不改英雄本色，如《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辛弃疾在上饶当然不止只写了这么几首词，但只因为这几首首首都是宋词中的精品，请允许我在此将它们抄录如下：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村居》）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一座江南山区小城，就凭拥有这么多宋词中的名作，难道还不是宋词史上的精彩一页吗？只可惜今天的上饶人似乎还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在上饶乡间寻寻觅觅了半天，终没有寻得一星半点辛弃疾当年留下的踪迹，这让我们不无遗憾。好在这样的情形在江南并不多见，多见的是江南几乎处处有词踪：
在赣州，我曾登临城北贺兰山巅的郁孤台，见证过滔滔赣江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在金華，我曾登临城南双溪畔的八咏楼，眺望过溪上“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武陵春》）
在黄州，我在苏东坡游过900多年后也游了清泉寺，而且真的看到蕲水西流的奇观：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东坡《浣溪纱》）
我还在苏东坡当年站过的沙湖岸堤上，大声朗诵过他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我常常庆幸自己生在江南，生活中竟然又到过江南的这么多地方，让我由此得出宋词属于江南的这么一个结论。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一结论更多的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或许经不起文史学家们的质疑，但尽管如此，我还想就此指出一点，中国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样一路走来，实际上这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不是吗？在宋词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峰是元曲，与元曲一同兴盛起来的是一个更市民化的文学样式，那就是戏曲，而中国的戏曲又确确实实是从江南发展起来，进而从空间上走向北方、时间上走向今天的。
——如果这一点是事实的话，那么宋词的属于江南，便也是一种必然，即，中国文学现代化和大众化过程中的一种偶然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