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来，五台山志的编修便代代不绝。至万历年间，高僧镇澄削繁秩乱，成八卷本《清凉山志》，影响最广。此本清代屡刻，康熙帝曾为之序。民国二十二年，释印光又补充若干清代材料。一九八九年中国书店将其点校出版，这就是通行的古本五台山志。
　　一九九二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了李宏如先生的新作《五台山佛教(繁峙篇)》。此志独辟蹊径，以科学精神为统率，立足于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尤重介绍五台山佛教的当代变迁和现状，统古详今，是一部富有现代精神的今志。
　　山不转人转。万历至今四百年了，五台山佛光依旧，而两部山志却是旨趣迥异了。
　　康熙是一个颇有科学精神的皇帝。他在御制《清凉山志》序中曾给山东下过一个意义：“山之有志，所以纪形胜，述建置，载艺文，俾后之人有所稽考，往迹旧闻，不致湮没。”(第16页)然而他所序的这部山志，却似乎抗拒了这道圣旨。古志总分十目八卷，合计十五余万字。依康熙之标准，至多只有描绘五台山的地理、寺庙，或记载历代名人事件和诗歌的四卷，较为合题。而其余那些专门叙述佛教中的不可思议境，或文殊现身，启悟俗众；或菩萨投珠，高僧出世；或凡求圣应，得心应手；作者以文殊、狮子、神灯、天神、仪仗等西天神迹光怪陆离的变化构筑了一个生动美妙而又公正真挚的佛国世界，使芸芸读者不由心向往之。即使是介绍五台山地理历史的部分，也充斥着神话传说，在知识方面较为简略而无足于用。例如，卷二在介绍东台名胜“枣林”时写道：
　　
　　枣林，台之东北。元魏永安二年恒洲刺史延庆因猎至此。仆夫四人，逐一白鹿，偶见大宅高门，鹿即窜入。有一长者，须发皓然，拄杖而立曰：‘鹿乃我家所有，卿何妄逐？’仆曰：‘我不用鹿，饥困奈何？’翁指东林枣方熟。四人就林而食，囊之归，进枣延庆，庆怪之。复迹寻之，遂失其所在。(第18页)
　　
　　显然这类的胜迹介绍，已是典型的佛教喻世故事，很难说有什么科学价值了。
　　今志则恰恰相反，它也分十目，计十七余万字。读后慨叹康熙之序似为此志专作。全书除台顶与憨山、寺院分布、历代名僧、诗歌、神话故事诸目与古志大体相应外，新添五台山与繁峙的关系、历代佛教概况、佛教僧团组织、佛教宗派、佛教音乐五目，综合起来，从自然条件、设施建设、制度文化、宗教精神诸方面完整体现了“纪形胜，述建置，载艺文”的要求，在客观性、准确性、全面性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今志中最有价值、科学性最强的部分是“寺院分布”一目。是目以七万余字的篇幅，根据作者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将繁峙县内所能找到的寺院一一著录，合计五十六座现存寺院和一百二十六座古寺遗址。每寺必详其方位、沿革、交通、设置、兴废、传说及雕塑、壁画、碑刻、音乐等，并指明其文物价值和保护情况。我们试比较两志关于北台“公主寺”的介绍。古志全文为：“公主寺，台西北谷，元魏第四诚信公主出家建。唐有民掘得尺璧，献武则天，下敕重建。唐末，唯德禅师重修。”(第50页)今志则逐次说明是寺原建在距繁峙县城东南15公里处的山寺村，明朝迁至空如村，即今公主村。现占地四千平方米，有殿堂房屋四十余间。最有价值的建筑是过殿、大雄殿。在介绍文物时，不厌其烦地一一抄录了大雄殿内壁画的题榜，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记载了该寺一九八九年、一九九○年两次文物被盗的情况，最后说明现在有一个和尚居此。全文详达五千字。
　　该目还以浓彩重墨记录了解放以来每座寺院的兴废。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五台山僧俗以生命保护佛教文化的事迹，在书内多有反映，感人至深。有关寺院现状的内容，则最为引人入胜。如在写北台“秘密寺”时，就讲述了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农历辛未年腊月初八)，有和尚素宗入秘密寺闭关修行。他被锁在半山腰一个不足五平方米的山洞里，不与外人接触，专心务道三年。洞下有和尚为其护关，并提供衣食。作者称，至发稿时，修行已达三个月，进展顺利。闭关是禅宗的一种修持方法，需要极高的耐性和适当的修行手段，古时盛行，今天已经很少见了。像这类活材料的大量引用，无疑夯实了此书的科学和历史价值。可以说，今志中有“寺院分布”一目，即足以藏诸名山、传之后世了。
　　如果说，古志的优长在于借著五台山的自然、历史展现佛法的大慈大慧，劝导民俗，那么今志则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五台山佛教的科学记录。
　　在科学性上，今志显然超过了古志。但人类的文化，却从来都不只是科学的道场。宗教也有它不可或缺的席位。古志中那些扑朔迷离的宗教神迹，或许甚少科学价值，但却常常是宗教传播的方便法门，也是佛教现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古志在“高僧懿行”卷中，介绍了六十八位彰嘉清凉圣境的佛门大德，其中多有出神入化的异相。概括起来，约分三类：一是出生。其母多有梦，或谒佛祖菩萨；或有神人授珠，或见莲花入怀，等等，遂生大智慧。二是悟道。多精勤修持，感天动地，终有神人点拨，朗见佛性。元魏时僧人灵辩的解悟颇有代表性：
　　
　　熙平初，顶戴华严经，日夜行道于五顶之间，足破血流，曾无少怠。如是三载，精勤如初。一夕松下坐，忽尔心光凝湛，见异比丘摩其顶曰：‘子勤苦且久，当以信心，入三摩地矣。’自是若梦忽醒，一切文字，触目冰释，造论一百卷，以释华严。(第55页)
　　
　　三是寂灭。佛教不怕死，然重视死，死是转世的环节。高僧值此关口，大多洞若观火，胸有成竹，由生入死，宛如行云流水，了无滞碍，绝无俗人之恐惧、贪恋、挣扎之类。设若禅境甚深且风趣者，或显异相戏谑。如唐隐峰和尚，“将示寂时，先问众云：‘尝见诸方坐卧迁化，还有立化者无？’众云：‘有。’师云：‘倒化者有否？’众云：‘未有。’师乃倒立，亭然而化，衣裳顺体。”(第64页)
　　这类佛教的神迹故事鲜活生动，禅意盎然，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易读易讲，宜于传播，折射出作者的宗教理想，体现着佛法劝善止恶的精神，潜移默化，是佛教道德教化的重要形式。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宗教传播，乃至当代的道德建设，都不无启发。
　　古志中还记载了许多佛家的机锋棒喝，体现了佛教思维的特点，构成了全书内在的精神魅力，其中也多有难解之谜。例如“菩萨显应”卷有如是记述：唐代天著和尚在金刚窟遇一老人，弊巾服，牵牛而行，与之交谈，频藏暗机。无著问老人：“此间佛法，如何住持？”老人说：“龙蛇混杂，凡圣交参。”又问：“多少众？”老人答：“前三三与后三三。”无著无语。最后童子送他出来，无著又问童子：“前三三与后三三，是多少数？”童子说：“金刚背后的。”真是佛法大意，非凡夫可测，无著茫然，我们更糊涂。后来这段传说广为流传，并成为历代名公题咏的素材。宋代张商英有“前后三三知者少，衲僧到此甚徘徊”之句，李师圣则悟出“从来昏迷如梦回，前三后三慎莫取”。到明代，高得裕仍在和咏“要知前后三三语，须把玄机叩两端”。
　　读今志，颇似在读一篇五台山佛教博物馆的解说，虽然文字清通，叙述晓畅，也不乏五台胜境和佛教现状的生动感受，但终是隔岸观火，冷暖无觉。我们面对的是古董，我们获得的是客观知识。翻开古志，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浓郁的宗教情怀。在书中，五台山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自然流露着文殊菩萨的无垠智慧。读者也随之沐浴在五台山的佛光法雨之中，会心契悟着佛法大道，自己最终也化为清凉水畔的一株小花。
　　简略地说，古今两志，一是宗教的，一是科学的。我们从作者和时代两方面来分析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古志作者释镇澄，明万历时代高僧。俗姓李，字空印，北京宛平人。十二岁出家，十三岁即诵《法华经》等，十九岁受具足戒。学富五车，尤长于华严，曾在五台山壁观三年。一生著述甚丰，曾著《物不迁正量论》，向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僧肇(三八四——四一四)挑战，引起轩然大波。作为佛门高徒，释镇澄修志的目的在自序中说得明白，即“昭化后世，开觉生民”。因此他的志书所长也不在资料性上，而是借花弘佛。在写作上，他只是综理前人旧作，很少实地考察。
　　今志作者李宏如，世居五台，久慕法雨，对佛教及五台山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是教外人士，曾司繁峙县长，现任县政协委员。他编志是为了“调查一些现存寺院，为有关部门提供史料”。(见《后记》)为此，作者历时七八年之久，足遍二十一个乡镇数百个村庄，采访无数老农和僧侣 ，或记录、或捶拓、或录像，终成正果。此志也成为旅游者和研究者的可靠向导。
　　从时代上看，明清两代正是五台山佛教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清朝，皇帝垂睐，青黄共处，五台山成为护国民的首要道场。信仰者众，僧才也多。古志着重教化信仰，自有其缘。本世纪以来，在唯物主义无神论和唯科学主义的冲击下，中国佛教无疑在走向衰弱。近十几年来信徒人数的增加，更显僧才之缺乏。以至于一部佛教山志，也出自教外人士了。“志属信史”(章学诚语)，从古今五台山志的变化，我们不正真切地体会到佛教的现代困境么？
　　当然，佛教在现代并不曾死亡。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创始者叔本华及重镇海德格尔等均把佛教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佛教的空观智慧成为他们克服西方科学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利器；以铃木大拙为代表的日本佛教，则致力于般若智慧的西传，佛教成为打通现代东西思想的津梁。随着中国社会的繁荣，中国的信佛人数也在迅速增加着。但佛教真正要延续、要复兴，就必须洞开其无垠胸怀，无法无我，融化现代科学的精神。今日之僧才，当不同于古之僧才也。
　　文殊是佛教智慧的化身，五台山也是智慧之山。那么，一部理想的五台山志也应当是大智慧的：既科学，又宗教。
　　我们期待着。
　　(《清凉山志》，释镇澄撰，中国书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3.80元《五台山佛教(繁峙篇)》，李宏如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