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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概念;行为;目的
摘要：张怀涛、范并思、徐雁三位学者在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方面开拓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的三条路径：概念研究、行为研究和目的研究，为阅读推广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各自突出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10-0002-04
1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反思战争带来的创伤，除了快速恢复经济、发展民生，还注意到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化荒漠，国家亟须修复被工业文明碾压的人文传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尝试利用“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化解工业文明的粗暴与异化。所谓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是创造一个艺术化的精神家园，创建的方式当然少不了阅读。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72年定为“国际图书年”，目的是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建设“书香社会”。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走向阅读社会——80年代的目标”为议题在伦敦召开世界图书大会，提出了世界性的阅读推广计划。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行动陆续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
2006年，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倡议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把地方、民间对阅读的促进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随着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学术界开始关注阅读推广理论的研究，并产出了一些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成果。王余光是较早进行阅读推广研究的学者，他的主要观点是“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提倡阅读传统经典，重视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等[1]。王余光推出了厚重的《中国阅读通史》，梳理了我国几千年优秀的阅读传统。朱永新、吴晞、邱冠華、李东来等也热心于阅读推广的宣传与研究，激发了我国学者开展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热情。王波不仅长期致力于探讨阅读疗法，还开展了针对中国古代读书图的研究，在有关阅读问题的宏观把握上有独到的见解。王波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关于阅读推广研究的文章，即《图书馆阅读推广亟待研究的若干问题》和《对促进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十大建议》。他认为：“在国内外阅读推广活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国内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的步伐，跟不上实践的要求和发展，在很多方面无以回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2]这就是说，阅读推广研究的目的是有效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阅读问题，为阅读推广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
王波认为，阅读推广研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近十年来，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成果虽然很难形成清晰的流派，但一些学者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阅读推广的研究思考。因此，笔者从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选取张怀涛、范并思、徐雁的研究思考予以阐述，以期引发学术界对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关注。
2张怀涛对阅读推广概念的研究
张怀涛曾任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现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学科带头人、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文献信息检索与服务研究，近年来致力于阅读与阅读推广研究，出版了《文献信息利用通论》（原子能出版社）、《读书有方》（郑州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主持完成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学阅读文化建设研究”等。张怀涛致力于厘清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概念问题，为阅读推广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阅读推广基础理论包括阅读推广的概念、特性、范畴、内涵、管理、实施，以及评价方式等基本原理，是阅读推广活动的理论支撑。
关于阅读推广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阅读推广，需要弄清楚其概念。阅读推广由阅读和推广两个词语组成，“阅读”这个词在学术界衍生了很多说法，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阅读”指人类的所有认知活动。“阅读推广”一词中的“阅读”是根据狭义的“阅读”概念定位的，张怀涛从词源学入手，在比较各种阅读概念后提出了一个较为恰当的说法。他认为：“阅读就是人们利用一定环境认知记录信息的过程与活动。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和记录信息有效接触，并在允许的阅读环境中，阅读这一行为才能发生。”[3]这一观点把阅读这种人类行为的主要特征简明扼要地组织在一起，让后学者明白研究阅读就是要研究其中的要素。
推广的意思不难理解，即推而广之，把某种事情、行为或观念向外部推衍，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张怀涛给出了这样的定义：“‘阅读推广’顾名思义就是推广阅读;简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人们阅读而开展的相关活动，也就是将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阅读活动推而广之;详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阅读这一人类独有的活动，采用相应的途径和方式，扩展阅读的作用范围，增强阅读的影响力度，使人们更有意愿、更有条件参与阅读的文化活动和事业。”[4]阅读推广具有以下特点：文化传承性、公众参与性、社会公益性、定位多向性、主动介入性、成效滞后性。图书馆根据这些特点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张怀涛根据阅读推广的特点，总结出阅读推广的六个要素，即目的、主体、对象、内容、活动、效果。这些要素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在阅读推广过程中，阅读推广主体基于一定的阅读推广目的，面向一定的阅读推广对象，选择一定的阅读推广内容，开展一定的阅读推广活动，达到一定的阅读推广效果。”[5]其中，目的是主导思想，是一个活动的总体目标。因此，相关机构在策划一个阅读推广活动时要明确活动目的。主体是活动实施者，即谁来组织这个活动，组织者是否有能力完成。对象是活动的受益者，属于目标人群，相关机构要考虑获益群体，即对人群进行区分，找准对象。形式和内容是阅读推广的表里两面，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推介什么样的内容，形式和内容要相得益彰。活动效果通常是渐进性呈现的，滞后于阅读推广活动。相关机构需要引入评价机制，对活动效果进行科学评判。
张怀涛根据阅读推广的概念、特点及要素，提出了阅读推广方式的三个维度，即以读者、读物和环境为切入点开展活动[6]。这是从阅读学角度划分的，只有三者具备，才能实施一次完整的阅读行为。如果有一个方面缺失，阅读就是残缺的，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要针对人们阅读方面的不足做文章，以补齐短板。从读者的角度看，如果读者覆盖面狭小，或读者缺乏必要的阅读素养或阅读意愿，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就需要从读者入手，进行分级、分众推广。张怀涛总结了4类17种推广方式，以期满足民众的个性化阅读需求。从读物的角度看，如果阅读资源不足或优良的阅读资源匮乏，就会影响阅读推广的力度，给读者带来负面影响。张怀涛总结了4类21种推广方式，并结合适当的媒体资源，以期把好的读物推荐给读者。从环境的角度看，环境的好坏决定阅读的质量，这个环境分为大环境与小环境，大环境指社会环境，即“书香社会”建设，小环境指读者的实际阅读环境，即阅读条件的改善。张怀涛总结了4类13种推广方式，旨在为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张怀涛针对阅读推广概念、要素和方式的研究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石。 3范并思对阅读推广行为的研究
范并思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长期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近年来转向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和体系结构研究”和重大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范并思先生对阅读推广研究的着力点在于阅读推广行为的理论探寻，为阅读推广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阅读推广行为是指阅读推广的组织、实施、管理和评价，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行为方式。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的总体目标是“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7]。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相关机构要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从行为的角度入手，范并思把我国的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分为4个大类8个流派，并分析了其中的优点和不足[8]。使命说认为，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使命和必须承担的责任，是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体现。使命说有利于图书馆形成神圣的感召力，凝聚分散的力量。实践说分为4种，即活动说、工作说、服务说、实践说，实践说立足于图书馆的工作性质，把阅读推广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突出了持久性。休闲说认为，阅读兴趣的培养主要是休闲类阅读推广起作用，但休闲阅读在我国的认可度较低。学科说有“阅读学”说和“传播学”说，从阅读和传播的原理出发建构推广理论，有利于阅读推广理论的扩容。阅读推广行为具有开放性，研究者只有引入多种理论，吸纳、融合先进的理论成果，才能使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更有活力，进而更好地为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范并思明确提出了阅读推广的理论自觉，就是说推广者要有自觉的理论意识，从理论的角度对阅读推广活动进行深入理解。互联网兴起以后，图书馆与阅读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网络和数字信息服务强力冲击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模式，到馆读者越来越少。现实逼迫图书馆调整服务方针，规划新的服务方案，重新找回自身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中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性的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重塑自我的重要渠道。但是，作为一种主动介入式的行为，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如何保障个体公民的阅读自由，已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每个公民都拥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干预式的阅读推广是否能够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针对的是有各种阅读问题的人，通过阅读干预，解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而为他们更好地行使阅读权利提供保障。
在阅读推广行为方面，范并思对阅读推广活动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阅读推广實施者一定要有管理的自觉性。范并思谈到两个方面的管理问题：一是图书馆的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宏观管理者要把阅读推广纳入图书馆行业的核心价值中，体现其职业伦理，在预算、控制、考评环节添加阅读推广指标，以实现制度化。二是图书馆馆长、部门负责人等微观管理者要制定发展战略，配置活动设备，设计阅读推广项目，负责活动的常规运营[9]。笔者认为，活动执行者的管理意识是第三个管理问题。一个阅读推广项目是一个团队在运作，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活动执行者需要进行分工、协调和自我定位，只有具备较强的管理理念，即对自我行为的管理，才能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范并思针对阅读推广行为的研究，是对阅读推广概念、特征研究的扩展，既注重宏观探讨，也能够从宏观细化到微观，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并进行理论性阐释。在考察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基础上，范并思认为，一些哗众取宠的阅读推广活动既无法实现预期的推广目标，也违背了图书馆精神。因此，图书馆要注重区分阅读推广对象。针对有阅读能力和有阅读意愿的普通读者，图书馆要采取多种措施，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针对特殊人群，图书馆要精心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帮助他们解决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提升他们的阅读兴趣，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范并思针对具有组织性的阅读行为的研究，既打通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各个环节，为学术界研究阅读推广的具体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提供了诸多理论生长点。
4徐雁对阅读推广目的的研究
徐雁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早年深耕于阅读学，近年来从阅读学顺延到阅读推广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等院校校园阅读氛围危机干预研究”等，编撰《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全民阅读知识导航》等工具书，为全民阅读的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徐雁恪守“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为阅读推广实践规划了明确的方向。
阅读推广目的是指这一行为活动终极意义上的宗旨或方针，目的描绘了清晰的愿景，即“书香社会”的实现。徐雁阐释了“书香社会”的内涵，描绘了“书香社会”的景象。
我国有“耕读传家”的传承文化观念，这是一条连绵不绝的文脉，源远流长。徐雁系统整理和分析了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书香社会”的内涵进行了实质性的阐发。自汉代起，“耕”与“读”出现了合用的情况，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崇尚隐居田园，陶渊明的《读山海经》曰：“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亦耕亦读的生活追求与先秦时期《孟子》“独善其身”的思想诉求相一致，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仁宗朝调整科举政策，允许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升了农家子弟读书的积极性。“至南宋时期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耕与读的结合，伴随勤与俭的日常观念，“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10]。“书香世家”的出现，则是“耕读传家”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传承数代的殷实之家不断增加书籍藏量，且以读书为人生要义，这些家庭被称为“书香世家”。徐雁说：“我相信，对华夏耕读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对‘耕读传家’的人文理念，进行洋溢着温情敬意的具体而微的研究，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实证，并为汉族农耕文化、士人隐逸精神、江南区域文化、乡村教育思想和如今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家园建设诸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11]启迪就是变换思考方式，把传统社会的“耕”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工作”，“耕读传家”就能在现代社会生根开花。 为了稳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徐雁提出了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图书馆阅读推广“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把“书香社会”建设目标分解为三个具体目标。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徐雁说：“夯实‘书香中国’的社会基础，可持续地做好全民阅读推广的最為重要的基础环节，是‘学习型家庭’的构建。”[12]一个家庭如果充满了书香，整个家庭成员就都能受益。家庭中大手拉小手，通过言传身教，树立崇文好学的价值观念，追求诗书传家的精神，进而形成现代社会新的家风。从幼儿园到大学，学校是学生心智成长的重要教育场所。徐雁认为，目前“在观念上确立以‘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为学风内涵，以‘才华学识、知行合一’为校风基础的‘学习型校园’，已经刻不容缓”[13]。图书馆在引领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仅要“让所有的人都有书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还要让所有的人爱上读书，推动“书香社会”的实现。
在阅读内容上，徐雁力倡阅读经典好书，经典是古往今来传承的精神文化资源，他说：“读人文经典、读文学名著，就是与古今中外高尚的、杰出的人士交谈。”[14]以经典为师，与经典为友，读经典好书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良好的道德情操具有重要作用，阅读者在经典的海洋里遨游，必将受益终生。
徐雁从目的角度研究阅读推广，引导阅读推广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既抵制了华而不实的花样性阅读推广活动，又坚定了建设“书香社会”的信心。他对于“耕读传家”文化观念的研究，对阅读经典的呼吁，也吸引着更多人致力于阅读推广研究的理论建设。
5结语
21世纪以来，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从原来的领域转向阅读推广研究，说明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确实是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问题。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是阅读推广研究和阅读推广实践的基石，张怀涛、范并思、徐雁三位学者在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上确立了明确的研究领域，开拓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的三条路径，在学术上具有独特的建树。他们解释了阅读推广活动的概念内涵，构建了阅读推广活动的运行机制，阐述了阅读推广活动的终极目的，为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作出了拓荒性贡献。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笔者相信阅读推广活动在理论的指导下将会越来越规范，推广效果也将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王余光.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5）：17-19.
[2]王波.图书馆阅读推广亟待研究的若干问题[J].图书与情报，2011（5）：32-35，45.
[3]张怀涛.“阅读”概念的词源含义、学术定义及其阐释[J].图书情报研究，2013（4）：32-35.
[4]张怀涛.阅读推广的概念与实施[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1）：2-5.
[5]张怀涛.阅读推广的要素分析[J].晋图学刊，2015（2）：1-7，11.
[6]张怀涛.阅读推广方式的维度观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6）：59-65.
[7]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9）：4-13.
[8]王丹，范并思.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流派及其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4）：23-29.
[9]范并思，王巧丽.阅读推广的管理自觉[J].图书馆论坛，2015（10）：8-14.
[10]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J].江海学刊，2003（2）：154-161.
[11]徐雁.耕读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全民阅读推广背景上的家庭书香氛围的重建[J].图书情报研究，2012（4）：1-15，31.
[12]徐雁.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图书馆阅读推广：打造“三位一体”全民阅读推广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J].图书馆研究，2019（1）：9-15.
[13]徐雁.“爱书”、“读书”和“懂得书”：“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与图书馆阅读推广[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11）：60-68.
[14]徐雁.信息时代阅读的多元化取向[J].图书与情报，2006（1）：60-65.
作者简介：杨敏（1977—），阜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郭培（1970—），皖西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本文系2020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基金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GW20B38。
（编校：孙新梅）
摘要：张怀涛、范并思、徐雁三位学者在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方面开拓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的三条路径：概念研究、行为研究和目的研究，为阅读推广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各自突出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10-0002-04
1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反思战争带来的创伤，除了快速恢复经济、发展民生，还注意到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化荒漠，国家亟须修复被工业文明碾压的人文传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尝试利用“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化解工业文明的粗暴与异化。所谓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是创造一个艺术化的精神家园，创建的方式当然少不了阅读。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72年定为“国际图书年”，目的是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建设“书香社会”。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走向阅读社会——80年代的目标”为议题在伦敦召开世界图书大会，提出了世界性的阅读推广计划。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行动陆续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
2006年，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倡议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把地方、民间对阅读的促进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随着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学术界开始关注阅读推广理论的研究，并产出了一些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成果。王余光是较早进行阅读推广研究的学者，他的主要观点是“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提倡阅读传统经典，重视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等[1]。王余光推出了厚重的《中国阅读通史》，梳理了我国几千年优秀的阅读传统。朱永新、吴晞、邱冠華、李东来等也热心于阅读推广的宣传与研究，激发了我国学者开展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热情。王波不仅长期致力于探讨阅读疗法，还开展了针对中国古代读书图的研究，在有关阅读问题的宏观把握上有独到的见解。王波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关于阅读推广研究的文章，即《图书馆阅读推广亟待研究的若干问题》和《对促进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十大建议》。他认为：“在国内外阅读推广活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国内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的步伐，跟不上实践的要求和发展，在很多方面无以回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2]这就是说，阅读推广研究的目的是有效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阅读问题，为阅读推广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
王波认为，阅读推广研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近十年来，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成果虽然很难形成清晰的流派，但一些学者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阅读推广的研究思考。因此，笔者从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选取张怀涛、范并思、徐雁的研究思考予以阐述，以期引发学术界对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关注。
2张怀涛对阅读推广概念的研究
张怀涛曾任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现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学科带头人、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文献信息检索与服务研究，近年来致力于阅读与阅读推广研究，出版了《文献信息利用通论》（原子能出版社）、《读书有方》（郑州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主持完成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学阅读文化建设研究”等。张怀涛致力于厘清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概念问题，为阅读推广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阅读推广基础理论包括阅读推广的概念、特性、范畴、内涵、管理、实施，以及评价方式等基本原理，是阅读推广活动的理论支撑。
关于阅读推广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阅读推广，需要弄清楚其概念。阅读推广由阅读和推广两个词语组成，“阅读”这个词在学术界衍生了很多说法，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阅读”指人类的所有认知活动。“阅读推广”一词中的“阅读”是根据狭义的“阅读”概念定位的，张怀涛从词源学入手，在比较各种阅读概念后提出了一个较为恰当的说法。他认为：“阅读就是人们利用一定环境认知记录信息的过程与活动。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和记录信息有效接触，并在允许的阅读环境中，阅读这一行为才能发生。”[3]这一观点把阅读这种人类行为的主要特征简明扼要地组织在一起，让后学者明白研究阅读就是要研究其中的要素。
推广的意思不难理解，即推而广之，把某种事情、行为或观念向外部推衍，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张怀涛给出了这样的定义：“‘阅读推广’顾名思义就是推广阅读;简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人们阅读而开展的相关活动，也就是将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阅读活动推而广之;详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阅读这一人类独有的活动，采用相应的途径和方式，扩展阅读的作用范围，增强阅读的影响力度，使人们更有意愿、更有条件参与阅读的文化活动和事业。”[4]阅读推广具有以下特点：文化传承性、公众参与性、社会公益性、定位多向性、主动介入性、成效滞后性。图书馆根据这些特点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张怀涛根据阅读推广的特点，总结出阅读推广的六个要素，即目的、主体、对象、内容、活动、效果。这些要素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在阅读推广过程中，阅读推广主体基于一定的阅读推广目的，面向一定的阅读推广对象，选择一定的阅读推广内容，开展一定的阅读推广活动，达到一定的阅读推广效果。”[5]其中，目的是主导思想，是一个活动的总体目标。因此，相关机构在策划一个阅读推广活动时要明确活动目的。主体是活动实施者，即谁来组织这个活动，组织者是否有能力完成。对象是活动的受益者，属于目标人群，相关机构要考虑获益群体，即对人群进行区分，找准对象。形式和内容是阅读推广的表里两面，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推介什么样的内容，形式和内容要相得益彰。活动效果通常是渐进性呈现的，滞后于阅读推广活动。相关机构需要引入评价机制，对活动效果进行科学评判。
张怀涛根据阅读推广的概念、特点及要素，提出了阅读推广方式的三个维度，即以读者、读物和环境为切入点开展活动[6]。这是从阅读学角度划分的，只有三者具备，才能实施一次完整的阅读行为。如果有一个方面缺失，阅读就是残缺的，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要针对人们阅读方面的不足做文章，以补齐短板。从读者的角度看，如果读者覆盖面狭小，或读者缺乏必要的阅读素养或阅读意愿，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就需要从读者入手，进行分级、分众推广。张怀涛总结了4类17种推广方式，以期满足民众的个性化阅读需求。从读物的角度看，如果阅读资源不足或优良的阅读资源匮乏，就会影响阅读推广的力度，给读者带来负面影响。张怀涛总结了4类21种推广方式，并结合适当的媒体资源，以期把好的读物推荐给读者。从环境的角度看，环境的好坏决定阅读的质量，这个环境分为大环境与小环境，大环境指社会环境，即“书香社会”建设，小环境指读者的实际阅读环境，即阅读条件的改善。张怀涛总结了4类13种推广方式，旨在为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张怀涛针对阅读推广概念、要素和方式的研究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石。 3范并思对阅读推广行为的研究
范并思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长期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近年来转向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和体系结构研究”和重大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范并思先生对阅读推广研究的着力点在于阅读推广行为的理论探寻，为阅读推广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阅读推广行为是指阅读推广的组织、实施、管理和评价，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行为方式。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的总体目标是“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7]。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相关机构要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从行为的角度入手，范并思把我国的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分为4个大类8个流派，并分析了其中的优点和不足[8]。使命说认为，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使命和必须承担的责任，是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体现。使命说有利于图书馆形成神圣的感召力，凝聚分散的力量。实践说分为4种，即活动说、工作说、服务说、实践说，实践说立足于图书馆的工作性质，把阅读推广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突出了持久性。休闲说认为，阅读兴趣的培养主要是休闲类阅读推广起作用，但休闲阅读在我国的认可度较低。学科说有“阅读学”说和“传播学”说，从阅读和传播的原理出发建构推广理论，有利于阅读推广理论的扩容。阅读推广行为具有开放性，研究者只有引入多种理论，吸纳、融合先进的理论成果，才能使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更有活力，进而更好地为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范并思明确提出了阅读推广的理论自觉，就是说推广者要有自觉的理论意识，从理论的角度对阅读推广活动进行深入理解。互联网兴起以后，图书馆与阅读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网络和数字信息服务强力冲击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模式，到馆读者越来越少。现实逼迫图书馆调整服务方针，规划新的服务方案，重新找回自身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中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性的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重塑自我的重要渠道。但是，作为一种主动介入式的行为，相关机构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如何保障个体公民的阅读自由，已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每个公民都拥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干预式的阅读推广是否能够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针对的是有各种阅读问题的人，通过阅读干预，解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而为他们更好地行使阅读权利提供保障。
在阅读推广行为方面，范并思对阅读推广活动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阅读推广實施者一定要有管理的自觉性。范并思谈到两个方面的管理问题：一是图书馆的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宏观管理者要把阅读推广纳入图书馆行业的核心价值中，体现其职业伦理，在预算、控制、考评环节添加阅读推广指标，以实现制度化。二是图书馆馆长、部门负责人等微观管理者要制定发展战略，配置活动设备，设计阅读推广项目，负责活动的常规运营[9]。笔者认为，活动执行者的管理意识是第三个管理问题。一个阅读推广项目是一个团队在运作，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活动执行者需要进行分工、协调和自我定位，只有具备较强的管理理念，即对自我行为的管理，才能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范并思针对阅读推广行为的研究，是对阅读推广概念、特征研究的扩展，既注重宏观探讨，也能够从宏观细化到微观，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并进行理论性阐释。在考察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基础上，范并思认为，一些哗众取宠的阅读推广活动既无法实现预期的推广目标，也违背了图书馆精神。因此，图书馆要注重区分阅读推广对象。针对有阅读能力和有阅读意愿的普通读者，图书馆要采取多种措施，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针对特殊人群，图书馆要精心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帮助他们解决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提升他们的阅读兴趣，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范并思针对具有组织性的阅读行为的研究，既打通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各个环节，为学术界研究阅读推广的具体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提供了诸多理论生长点。
4徐雁对阅读推广目的的研究
徐雁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早年深耕于阅读学，近年来从阅读学顺延到阅读推广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等院校校园阅读氛围危机干预研究”等，编撰《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全民阅读知识导航》等工具书，为全民阅读的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徐雁恪守“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为阅读推广实践规划了明确的方向。
阅读推广目的是指这一行为活动终极意义上的宗旨或方针，目的描绘了清晰的愿景，即“书香社会”的实现。徐雁阐释了“书香社会”的内涵，描绘了“书香社会”的景象。
我国有“耕读传家”的传承文化观念，这是一条连绵不绝的文脉，源远流长。徐雁系统整理和分析了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书香社会”的内涵进行了实质性的阐发。自汉代起，“耕”与“读”出现了合用的情况，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崇尚隐居田园，陶渊明的《读山海经》曰：“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亦耕亦读的生活追求与先秦时期《孟子》“独善其身”的思想诉求相一致，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仁宗朝调整科举政策，允许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升了农家子弟读书的积极性。“至南宋时期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耕与读的结合，伴随勤与俭的日常观念，“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10]。“书香世家”的出现，则是“耕读传家”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传承数代的殷实之家不断增加书籍藏量，且以读书为人生要义，这些家庭被称为“书香世家”。徐雁说：“我相信，对华夏耕读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对‘耕读传家’的人文理念，进行洋溢着温情敬意的具体而微的研究，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实证，并为汉族农耕文化、士人隐逸精神、江南区域文化、乡村教育思想和如今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家园建设诸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11]启迪就是变换思考方式，把传统社会的“耕”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工作”，“耕读传家”就能在现代社会生根开花。 为了稳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徐雁提出了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图书馆阅读推广“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把“书香社会”建设目标分解为三个具体目标。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徐雁说：“夯实‘书香中国’的社会基础，可持续地做好全民阅读推广的最為重要的基础环节，是‘学习型家庭’的构建。”[12]一个家庭如果充满了书香，整个家庭成员就都能受益。家庭中大手拉小手，通过言传身教，树立崇文好学的价值观念，追求诗书传家的精神，进而形成现代社会新的家风。从幼儿园到大学，学校是学生心智成长的重要教育场所。徐雁认为，目前“在观念上确立以‘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为学风内涵，以‘才华学识、知行合一’为校风基础的‘学习型校园’，已经刻不容缓”[13]。图书馆在引领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仅要“让所有的人都有书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还要让所有的人爱上读书，推动“书香社会”的实现。
在阅读内容上，徐雁力倡阅读经典好书，经典是古往今来传承的精神文化资源，他说：“读人文经典、读文学名著，就是与古今中外高尚的、杰出的人士交谈。”[14]以经典为师，与经典为友，读经典好书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良好的道德情操具有重要作用，阅读者在经典的海洋里遨游，必将受益终生。
徐雁从目的角度研究阅读推广，引导阅读推广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既抵制了华而不实的花样性阅读推广活动，又坚定了建设“书香社会”的信心。他对于“耕读传家”文化观念的研究，对阅读经典的呼吁，也吸引着更多人致力于阅读推广研究的理论建设。
5结语
21世纪以来，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从原来的领域转向阅读推广研究，说明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确实是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问题。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是阅读推广研究和阅读推广实践的基石，张怀涛、范并思、徐雁三位学者在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上确立了明确的研究领域，开拓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的三条路径，在学术上具有独特的建树。他们解释了阅读推广活动的概念内涵，构建了阅读推广活动的运行机制，阐述了阅读推广活动的终极目的，为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研究作出了拓荒性贡献。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笔者相信阅读推广活动在理论的指导下将会越来越规范，推广效果也将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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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J].江海学刊，2003（2）：1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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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雁.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图书馆阅读推广：打造“三位一体”全民阅读推广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J].图书馆研究，2019（1）：9-15.
[13]徐雁.“爱书”、“读书”和“懂得书”：“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与图书馆阅读推广[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11）：60-68.
[14]徐雁.信息时代阅读的多元化取向[J].图书与情报，2006（1）：60-65.
作者简介：杨敏（1977—），阜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郭培（1970—），皖西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本文系2020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基金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GW20B38。
（编校：孙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