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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国际社会上做出承诺后，中国政府会把这些具体要求以政策或其他方式部署下去，最终都需要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去落实。
早在今年5月，哥本哈根这座小城的酒店12月的客房已全部订满，人们只能到邻近的城市甚至国家去预订……
12月7日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讨论世界各国在2012年之后的碳排放权益等问题。为了这次会议，100多个国家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召开了8次气候会议。就在11月召开的巴塞罗那会议上，非洲50多个国家代表还曾集体离席，拒绝讨论除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外的所有议题。
11月26日，此次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我国将尽最大可能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切实行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全球气候不断做出新贡献。11月25日，国务院会议确定了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此前，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公布了具体的自愿减排承诺目标。根据《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有强制性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只是减排行动，可以没有减排数字。中国及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减排数字，或将推动立场动摇的部分发达国家、还有集万千期待于一身的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让公众满意的承诺。
11月30日，中国谈判团代表出發去哥本哈根进行会前的最后准备，在他们临行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位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和国际政策处处长李高。
地球，变暖的意味
2008年12月3日，世界43个小岛国声明：“让地球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升高2摄氏度，会给大洋中的小岛带来毁灭性灾难。”这43个国家包括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低地环礁岛国。图瓦卢和基里巴斯等低地国家说，气候变暖导致格陵兰和南极冰架融化，他们有被淹没的危险。马尔代夫的阿卜杜勒说：“我的国家正受到影响，很多当地人的家早就遭水淹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调研人员走访了北京、上海、安徽、香港等地，搜集了众多北京水资源短缺、上海海平面上升、安徽粮食减产、香港极端恶劣天气增多等由于气候变暖给我国各地带来的不良影响……
中国报道：作为气候专家，您怎么看气候变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吕学都：关于气候变暖，科学家给出的结论很严重。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经济部门的影响，主要是农业。现在的结论是主要以农业减产为主要特征，有的情况下是增产，会导致粮食生产产量的波动，也会因为病虫害的增多而增加粮食生产成本。
第二是对水资源的影响。气候变暖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更多的洪涝和干旱，给水资源管理带来压力，同时，蒸发增多会使可用水资源减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与此相关，雪山雪线抬升，冰川退缩，会影响大江大河长期稳定的水资源供应。热膨胀冷缩会导致海平面升高，目前北极的融化比较明显。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长江、珠江和黄河三角洲都会受到影响，但海平面升高多少会淹没多大的面积，目前还只是比较粗糙的计算，只能说明现象，不足以作为决策依据。
第三是对林业的影响。树种会北移，一些树木品种来不及适应变暖，会消失。
但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对未来气候可能发生变化的假设，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还不能够计算出确切的可能。气候变化问题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但还要就此做决策，决策的后果往往又很严重。排放多少温室气体，对人类的影响会有多大，这很难计算。从我国能源发展规划分析，没有一次是准确的，社会发展有时是跳跃式的，会导致能源发展也呈跳跃式，而能源又是最大的排放源，所以排放的预估会很难。关于这一问题，在科学上的争论特别多，甚至有的科学家还不接受气候变暖的事实。
中国报道：为了减缓气候变暖而进行的行动，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吕学都：气候谈判之所以难，是因为要完成承诺目标，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受气候谈判结果影响的最终端。保护气候所要采取的减排行动，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过去我们主要讨论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和责任，现在已经启动也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也要对此定出相关规定。在向国际社会上做出承诺后，中国政府会把这些具体要求以政策或其他方式部署下去，最终都需要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去落实。
美国：不会空手去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是政治、道德的高台，没有一个国家会说我不参加气候谈判，即使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的美国，还是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积极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杨富强在搜狐绿色论坛上所说，如果在谈判桌下不能达成一致，那么谈判桌上也不能。也因此，哥本哈根之前的两年中尤其是今年以来，各国已就此进行了多次多边和双边协商。
10月，中国与印度签署气候变化伙伴关系；10月30日，欧盟内部达成立场文件，其中包括所有国家都要出资，所有国家都要承诺等内容，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11月15日，奥巴马访华，与胡锦涛主席就能源与环保问题商谈，此前，解振华已与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通过各种形式交流十五六次；月底召开的第二次中欧领导峰会上，中国也会最后做出努力，并敦促欧盟带头承诺更深度的减排……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始终存在；欧盟、美国，77国集团加中国作为三股力量，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谈判方向；地方政府、NGO、科学家群体、企业，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也都试图向大会传递自己的声音。
中国报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歧。是国际气候谈判中最大的焦点。您如何看两者关系?
吕学都：一定要区分开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减排数字，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积极进行减排行动，可以没有数字。
李高：哥本哈根谈判的关键是坚持《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在过去的谈判中，有很强的力量要使我们偏离这个轨道。在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不是一个文本，应该是两轨的，一个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探讨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另一个是在《公约》下围绕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等问题做出安排。《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但它还要持续下去，目前除美国外，没有哪个国家要终结它，虽然有些国家想通过隐性的方式使其空壳化。
中国报道：一些发达国家说美国当时没有通过《京都议定书》，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欧盟现在提出要“一视同仁”，也旨在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条起跑线上，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李高：气候问题的谈判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排放问题，还有历史责任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碳排放有1万亿吨，但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积累了今天的财富，他们应该按照《公约》的要求进一步承担大幅度的、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取积极的减缓行动。
中国报道：欧盟表示在未来几年内捐款40亿～70亿欧元，日本也提出未来三年提供92亿美元，是否传递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积极信息?
吕学都：这不是捐款，是他们欠人类和发展中国家的债，而且不能只是做出承诺，更应该把它机制化，按照各国GDP的百分比自动交款，不是一点点地被催款。2001年，发达国家就承诺到2005年至少向几个国际气候变化基金提供资助4.2亿美元，但现在也没有做到。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也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百般推诿。冲突的背后是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会认为他们又被强制减排，又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样，他们的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中国报道：各国态度的最新进展怎样?
李高：发达国家除美国外陆陆续续提出了他们的减排指标，这些指标还远远达不到国际社会的要求。虽然美国参议院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不能完成立法程序，但美国方面表示不会空着手去哥本哈根，他们希望跟国会协调，带一个数字到会议上。资金的问题还远远没达到发达国家应履行的义务，但各方同意要有一个新的机制，大规模扩充资金来源，且资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各国对建立技术机制有基本共识，但发达国家理解的技术机制更倾向于信息交流和专家咨询服务，发展中国家想要的是可以切实帮助他们的资源友好型技术。
中国报道：不会空着手去哥本哈根，是否表明美国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吕学都：美国态度变化非常明显，这不可否认，谈判桌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他们根本就不谈，现在很积极。按照巴厘路线图，美国应该带个数字去，但这个数字能不能满足国际公众的期待还是未知，因为《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发达国家整体减排40％，具体分配需要他们内部协调。
中国报道：分析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出现分化?
李高：77国加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加起来173个国家，这些国家在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要求资金技术转让等大的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切，比如对小岛国来说，减排关系着国家存亡，他们希望得到更多资金技术支持，对石油输出国来说，减排使石油需求减少，石油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同，这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内部做出更多的协调和包容。
中国报道：此前，舆论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普遍悲观?
李高：我本人觉得是之前他们对哥本哈根的希望太大了，有人说哥本哈根是地球应对气候变化最后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哥本哈根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还要往前走，还要做出新的科学的评估，要根据这些评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希望它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里程碑，中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着积极促进者的角色，我们不会接受哥本哈根会议以所谓的政治宣言这样的空洞形式结束。
中国，减排道路艰难
11月26日的新聞发布会上，解振华表示，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着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
实际上，当美国还在谈论指标时，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即规定了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左右的目标，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此后，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取消“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煤炭和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已在2005年基础上累计降低13％，有望按时实现20％的目标。
国内在碳交易上有很多认识误区。碳市场由《京都议定书》产生，联合国对我们没有要求，我们也不需要买。目前只是往外卖，所以国内交易其实是做不起来的。
中国报道：到2020年，我国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这一数字是否达到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期待?
李高：巴厘路线图中规定，发展中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减排行动，但要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支持下来实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没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节能减排的要求，即2010年在2005年基础上，能效减排20％。但这一指标完成后，节能减排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十一五”中我们采取了很多行政手段，关闭一些高耗能小钢铁厂、小火电等。这些关得差不多了，“十二五”我们还能关什么?我们要对自己做出贡献的能力有客观的认识，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的国家。
中国报道：为了推动全球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引AT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目前它的进展状况如何?
吕学都：CDM的实质就是以“资金 技术”换取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指标)，既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履约成本，也能让发展中国家以排放成本低的优势持续发展，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一定会是未来国际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的一个部分。中国是全世界CDM项目最多的国家，有660～670个，占全球项目总数的35％左右，平均年减排量占全球所有项目年平均减排量的60％。
中国报道：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相继成立环境交易所，期望进行碳交易，但似乎很冷清?
吕学都：国内在碳交易上有很多认识误区。碳市场由《京都议定书》产生，联合国对我们没有要求，目前只是往外卖，所以国内交易其实是做不起来的。北京、上海、天津，还有山西的交易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业务，作用很有限。期望他们能通过这些机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推动交易发展。假设今后有需求，制定些地方规则，比如将节能指标在市内企业分配，核算减排量，建立一套分配体系和核查体系，这套体系和碳减排交易体系很类似。
中国报道：碳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企业怎样才能从中赚钱?
吕学都：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发达国家不再履行义务，这个市场瞬间即为零，所以不能以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或者曾经卖过多少钱，现在—定还要卖多少钱，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目前我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基准价，要求企业给出的价格必须高于这个基准价，就是为了防止国内企业竞相压价，自相残杀。
中国报道：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太阳能增长很快，但它们在整个能源结构里也难堪大任，中国支持经济快速增长仍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煤炭。这种前提下。我国的减排难度在哪里?
吕学都：我国煤炭占能源的比重很大，要减到和发达国家一样，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观念。目前状况下，要减少排放，最困难的还是资金和技术。减排—定要有好的技术，在生产同等产品的时候，技术不一样，排放量相差很大。还有就是社会意识和发展模式，我们目前有种普遍现象，做事情好大、好宏伟，产品要用大包装，小城市要修大马路，房子要盖得很大，这些表明，政府决策者、企业领袖和公众的保护气候意识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日本的能源效率是全球最高的，他们的模式很值得提倡，就是向精细化发展，以尽量少的资源，尽可能多地产出。
中国报道：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万科的王石等十多位企业代表也去参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吕学都：近几年，气候问题已经变成国家一件重大的事情，无论中央领导、地方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是好事，只有这种行动变成了全民行动，它才能真正有效。发达国家历来都会有很多企业参加气候会议，表达他们的声音。会议制定的规则是综合的利益平衡。对企业和实业来讲，他们能从中得到和他们相关的第一手材料，调整他们的投资方向和策略。
早在今年5月，哥本哈根这座小城的酒店12月的客房已全部订满，人们只能到邻近的城市甚至国家去预订……
12月7日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讨论世界各国在2012年之后的碳排放权益等问题。为了这次会议，100多个国家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召开了8次气候会议。就在11月召开的巴塞罗那会议上，非洲50多个国家代表还曾集体离席，拒绝讨论除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外的所有议题。
11月26日，此次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我国将尽最大可能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切实行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全球气候不断做出新贡献。11月25日，国务院会议确定了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此前，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公布了具体的自愿减排承诺目标。根据《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有强制性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只是减排行动，可以没有减排数字。中国及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减排数字，或将推动立场动摇的部分发达国家、还有集万千期待于一身的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让公众满意的承诺。
11月30日，中国谈判团代表出發去哥本哈根进行会前的最后准备，在他们临行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位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和国际政策处处长李高。
地球，变暖的意味
2008年12月3日，世界43个小岛国声明：“让地球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升高2摄氏度，会给大洋中的小岛带来毁灭性灾难。”这43个国家包括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低地环礁岛国。图瓦卢和基里巴斯等低地国家说，气候变暖导致格陵兰和南极冰架融化，他们有被淹没的危险。马尔代夫的阿卜杜勒说：“我的国家正受到影响，很多当地人的家早就遭水淹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调研人员走访了北京、上海、安徽、香港等地，搜集了众多北京水资源短缺、上海海平面上升、安徽粮食减产、香港极端恶劣天气增多等由于气候变暖给我国各地带来的不良影响……
中国报道：作为气候专家，您怎么看气候变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吕学都：关于气候变暖，科学家给出的结论很严重。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经济部门的影响，主要是农业。现在的结论是主要以农业减产为主要特征，有的情况下是增产，会导致粮食生产产量的波动，也会因为病虫害的增多而增加粮食生产成本。
第二是对水资源的影响。气候变暖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更多的洪涝和干旱，给水资源管理带来压力，同时，蒸发增多会使可用水资源减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与此相关，雪山雪线抬升，冰川退缩，会影响大江大河长期稳定的水资源供应。热膨胀冷缩会导致海平面升高，目前北极的融化比较明显。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长江、珠江和黄河三角洲都会受到影响，但海平面升高多少会淹没多大的面积，目前还只是比较粗糙的计算，只能说明现象，不足以作为决策依据。
第三是对林业的影响。树种会北移，一些树木品种来不及适应变暖，会消失。
但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对未来气候可能发生变化的假设，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还不能够计算出确切的可能。气候变化问题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但还要就此做决策，决策的后果往往又很严重。排放多少温室气体，对人类的影响会有多大，这很难计算。从我国能源发展规划分析，没有一次是准确的，社会发展有时是跳跃式的，会导致能源发展也呈跳跃式，而能源又是最大的排放源，所以排放的预估会很难。关于这一问题，在科学上的争论特别多，甚至有的科学家还不接受气候变暖的事实。
中国报道：为了减缓气候变暖而进行的行动，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吕学都：气候谈判之所以难，是因为要完成承诺目标，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受气候谈判结果影响的最终端。保护气候所要采取的减排行动，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过去我们主要讨论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和责任，现在已经启动也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也要对此定出相关规定。在向国际社会上做出承诺后，中国政府会把这些具体要求以政策或其他方式部署下去，最终都需要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去落实。
美国：不会空手去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是政治、道德的高台，没有一个国家会说我不参加气候谈判，即使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的美国，还是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积极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杨富强在搜狐绿色论坛上所说，如果在谈判桌下不能达成一致，那么谈判桌上也不能。也因此，哥本哈根之前的两年中尤其是今年以来，各国已就此进行了多次多边和双边协商。
10月，中国与印度签署气候变化伙伴关系；10月30日，欧盟内部达成立场文件，其中包括所有国家都要出资，所有国家都要承诺等内容，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11月15日，奥巴马访华，与胡锦涛主席就能源与环保问题商谈，此前，解振华已与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通过各种形式交流十五六次；月底召开的第二次中欧领导峰会上，中国也会最后做出努力，并敦促欧盟带头承诺更深度的减排……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始终存在；欧盟、美国，77国集团加中国作为三股力量，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谈判方向；地方政府、NGO、科学家群体、企业，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也都试图向大会传递自己的声音。
中国报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歧。是国际气候谈判中最大的焦点。您如何看两者关系?
吕学都：一定要区分开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减排数字，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积极进行减排行动，可以没有数字。
李高：哥本哈根谈判的关键是坚持《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在过去的谈判中，有很强的力量要使我们偏离这个轨道。在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不是一个文本，应该是两轨的，一个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探讨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另一个是在《公约》下围绕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等问题做出安排。《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但它还要持续下去，目前除美国外，没有哪个国家要终结它，虽然有些国家想通过隐性的方式使其空壳化。
中国报道：一些发达国家说美国当时没有通过《京都议定书》，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欧盟现在提出要“一视同仁”，也旨在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条起跑线上，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李高：气候问题的谈判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排放问题，还有历史责任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碳排放有1万亿吨，但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积累了今天的财富，他们应该按照《公约》的要求进一步承担大幅度的、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取积极的减缓行动。
中国报道：欧盟表示在未来几年内捐款40亿～70亿欧元，日本也提出未来三年提供92亿美元，是否传递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积极信息?
吕学都：这不是捐款，是他们欠人类和发展中国家的债，而且不能只是做出承诺，更应该把它机制化，按照各国GDP的百分比自动交款，不是一点点地被催款。2001年，发达国家就承诺到2005年至少向几个国际气候变化基金提供资助4.2亿美元，但现在也没有做到。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也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百般推诿。冲突的背后是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会认为他们又被强制减排，又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样，他们的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中国报道：各国态度的最新进展怎样?
李高：发达国家除美国外陆陆续续提出了他们的减排指标，这些指标还远远达不到国际社会的要求。虽然美国参议院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不能完成立法程序，但美国方面表示不会空着手去哥本哈根，他们希望跟国会协调，带一个数字到会议上。资金的问题还远远没达到发达国家应履行的义务，但各方同意要有一个新的机制，大规模扩充资金来源，且资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各国对建立技术机制有基本共识，但发达国家理解的技术机制更倾向于信息交流和专家咨询服务，发展中国家想要的是可以切实帮助他们的资源友好型技术。
中国报道：不会空着手去哥本哈根，是否表明美国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吕学都：美国态度变化非常明显，这不可否认，谈判桌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他们根本就不谈，现在很积极。按照巴厘路线图，美国应该带个数字去，但这个数字能不能满足国际公众的期待还是未知，因为《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发达国家整体减排40％，具体分配需要他们内部协调。
中国报道：分析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出现分化?
李高：77国加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加起来173个国家，这些国家在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要求资金技术转让等大的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切，比如对小岛国来说，减排关系着国家存亡，他们希望得到更多资金技术支持，对石油输出国来说，减排使石油需求减少，石油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同，这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内部做出更多的协调和包容。
中国报道：此前，舆论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普遍悲观?
李高：我本人觉得是之前他们对哥本哈根的希望太大了，有人说哥本哈根是地球应对气候变化最后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哥本哈根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还要往前走，还要做出新的科学的评估，要根据这些评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希望它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里程碑，中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着积极促进者的角色，我们不会接受哥本哈根会议以所谓的政治宣言这样的空洞形式结束。
中国，减排道路艰难
11月26日的新聞发布会上，解振华表示，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着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
实际上，当美国还在谈论指标时，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即规定了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左右的目标，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此后，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取消“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煤炭和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已在2005年基础上累计降低13％，有望按时实现20％的目标。
国内在碳交易上有很多认识误区。碳市场由《京都议定书》产生，联合国对我们没有要求，我们也不需要买。目前只是往外卖，所以国内交易其实是做不起来的。
中国报道：到2020年，我国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这一数字是否达到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期待?
李高：巴厘路线图中规定，发展中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减排行动，但要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支持下来实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没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节能减排的要求，即2010年在2005年基础上，能效减排20％。但这一指标完成后，节能减排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十一五”中我们采取了很多行政手段，关闭一些高耗能小钢铁厂、小火电等。这些关得差不多了，“十二五”我们还能关什么?我们要对自己做出贡献的能力有客观的认识，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的国家。
中国报道：为了推动全球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引AT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目前它的进展状况如何?
吕学都：CDM的实质就是以“资金 技术”换取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指标)，既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履约成本，也能让发展中国家以排放成本低的优势持续发展，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一定会是未来国际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的一个部分。中国是全世界CDM项目最多的国家，有660～670个，占全球项目总数的35％左右，平均年减排量占全球所有项目年平均减排量的60％。
中国报道：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相继成立环境交易所，期望进行碳交易，但似乎很冷清?
吕学都：国内在碳交易上有很多认识误区。碳市场由《京都议定书》产生，联合国对我们没有要求，目前只是往外卖，所以国内交易其实是做不起来的。北京、上海、天津，还有山西的交易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业务，作用很有限。期望他们能通过这些机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推动交易发展。假设今后有需求，制定些地方规则，比如将节能指标在市内企业分配，核算减排量，建立一套分配体系和核查体系，这套体系和碳减排交易体系很类似。
中国报道：碳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企业怎样才能从中赚钱?
吕学都：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发达国家不再履行义务，这个市场瞬间即为零，所以不能以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或者曾经卖过多少钱，现在—定还要卖多少钱，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目前我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基准价，要求企业给出的价格必须高于这个基准价，就是为了防止国内企业竞相压价，自相残杀。
中国报道：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太阳能增长很快，但它们在整个能源结构里也难堪大任，中国支持经济快速增长仍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煤炭。这种前提下。我国的减排难度在哪里?
吕学都：我国煤炭占能源的比重很大，要减到和发达国家一样，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观念。目前状况下，要减少排放，最困难的还是资金和技术。减排—定要有好的技术，在生产同等产品的时候，技术不一样，排放量相差很大。还有就是社会意识和发展模式，我们目前有种普遍现象，做事情好大、好宏伟，产品要用大包装，小城市要修大马路，房子要盖得很大，这些表明，政府决策者、企业领袖和公众的保护气候意识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日本的能源效率是全球最高的，他们的模式很值得提倡，就是向精细化发展，以尽量少的资源，尽可能多地产出。
中国报道：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万科的王石等十多位企业代表也去参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吕学都：近几年，气候问题已经变成国家一件重大的事情，无论中央领导、地方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是好事，只有这种行动变成了全民行动，它才能真正有效。发达国家历来都会有很多企业参加气候会议，表达他们的声音。会议制定的规则是综合的利益平衡。对企业和实业来讲，他们能从中得到和他们相关的第一手材料，调整他们的投资方向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