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
　　
　　复杂的上层背景
　　
　　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的、海军中保李作鹏的、总后中保邱会作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杨成武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也就未引起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很残酷的。于是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对这一大派，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革命”、“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许多领导人是不赞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会后就在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1966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1966年夏秋之交就开始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护毛泽东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题上，在支持还是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当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毕竟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在若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左派”，又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根本原因是谁也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左派”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1967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摘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对过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
　　
　　事件的简要经过
　　
　　1967年4月20日(或22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肖华、杨成武在场，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人也在场。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他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于是总政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战友文工团在5月1日按照这一指示，联合组织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叶群告诉他：“徐秘书(即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来，传‘一组’(即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人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这显然是要叶群支持她们，亦即支持少数派。于是，叶群接见了刘素媛等几个女演员。叶群问：“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小刘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又说：“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y”叶群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这是指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不同于周恩来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 些小节目。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老三军”，他们的活动是空军、海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支持的。他们计划5月13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他们的对立面，即后来来被称为“新三军”的一些群众组织，当即指责“老三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扬言要去冲击“老三军”的演出。
　　1967年5月9日，战友文工团的三个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反映另一派要冲他们5月13日的演出，要求支持。谢当时严肃地说：你们要按照总理关于联合起来的指示组织演出，否则，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都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你们的演出，我可以了解一下。当天，谢了解到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立即报告了肖华和徐立清。肖、徐指示：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军委文革办公室随即转告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办公室，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总理指示。
　　5月12日深夜，海军领导机关中支持李作鹏的“红联总”的几百人，冲进三座门军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了一些文件和谢镗忠与文艺口同志谈话的记录。这个“红联总”是“老三军”的“司令部”，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5月13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
　　5月13日下午，李作鹏在他家里召集了有海军“红联总”和海军各大部“红联总”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红联总”的顾问肖云和海政宣传部副部长范丕忠、干部部副部长刘光、海司办公室李凯都参加了，王宏坤、张秀川也在座。李作鹏首先说明肖华主任不同意一派演出，接着分析了形势。他说：如果我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至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了，对立面就会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到底演还是不演。由于这次演出早已作了准备，而且有恃无恐，所以“红联总”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还是要演，没有人提出不演。最后李作鹏作结论说，今晚演出不变，但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对立面来冲击，发生武斗，我们就上去支援，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分人在现场，一部分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如果演出没有人看，那就把“红联总”的人员拉去看。
　　当日晚饭后，根据下午会议的分工，范丕忠和海军“红联总”的一些头头去展览馆作了布置，李作鹏和“红联总”另一些头头在李家负责总的指挥。在李家的还有王宏坤、张秀川、肖云、刘光等。演出前，一方面由李作鹏的妻子、海司办公室副主任董其采与“林办”保持电话联系；一方面有人与范丕忠电话联系。不久，现场指挥人员来电话说，礼堂人已坐满，演出已准备好，并说肖华主任和陈伯达已经到了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董其采与肖华夫人王新蓝通电话，王说：肖华的意思，为防止发生问题，还是不演出为好。董又与叶群通话，叶群表示支持演出。不久，叶群又传来江青的电话，也表示支持演出。最后，叶群又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就在这时，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击演出，发生了武斗。李作鹏、肖云等随即乘车去现场。武斗双方都在调入增援，李、肖坐的汽车陷在对立面的队伍中好长时间；他们到现场后，见到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在那里。卫戍区部队也去了，但在一个屋子里没有出来。毕竟因为海军是有准备的，去的人多，不久就把冲击会场的一派(以后人们又称之为“冲派”)赶走了。双方共伤50多人。
　　当晚9时，李曼村在京西宾馆从军委文革办得知双方武斗，即遵照肖华的指示，要文革办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制止武斗。不料文革办张凤翠等三人赶到现场后，当即被海军文工团的一些人抓去两人，带到海军大院扣押起来，被审问了四天。
　　5月14日，李曼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军委文革办王承化到医院慰问双方受伤人员。接着向总理写了报告，汇报了“5·13”事件的经过和慰问的情况。同日，“老三军”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出；在海军直属机关群众大会上，被打伤的文工团员赵云卿进行了所谓“控诉”，点了肖华的名；林彪派叶群带领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人，到医院慰问“老三军”派受伤人员，还代表林彪赠送给他们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
　　接着林彪、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告肖华的状。叶群还对江青说，吴、李、邱对肖华意见很多，希望中央文革碰头会让他们三人谈一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文革开碰头会，让吴、李、邱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恩来没有出席，叶群也未到会。吴、李、邱在会上讲了对肖华的意见，江青表态支持批判肖华。随后，关锋、戚本禹等到北京军区礼堂接见了“老三军”派文体人员，代表中央文革表示支持和慰问。按照叶群的布置，“老三军”派各文工团在京西宾馆批判肖华，批判了一个星期。
　　5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军部分文体工作者。海军人员由张秀川带队，“红联总”负责人谭安也去了。到会者要求批判肖华，周恩来未予同意。当肖华讲话时，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董崇泉拍了桌子。周恩来为此很生气，问了董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但张根本没有把周总理的指示当回事。“老三军”仍然遵照林彪、叶群的意图，把“5·13”事件归咎于肖华，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恶浪。
　　6月9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驻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肖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北京军内造反派的志气。
　　在“5·13”以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5月13日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一条秘而不宣的方针
　　
　　有人说：“1967年5月13日的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及其死党有预谋、有组织地搞乱军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人说：“这实质上是和周总理唱对台戏，向周总理示威，也是吴、叶、李、邱等人反对总政的罪恶活动。”有人说：“林彪、叶群利用‘5·13’事件作文章，如果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 搞垮肖华，那就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叶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这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没有真正击中问题的症结。
　　事件发生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首都(连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梓也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红联总”的头头竟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群众大会，这更为历史所仅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更是飞黄腾达。这自然都与林彪、叶群有关，他们确实是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更深入一步地看，整个“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事件。
　　感谢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提供了前引的珍贵历史线索。如今，毛泽东已经仙逝，徐业夫也已辞世，叶群则已葬身荒漠，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1967年4月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癖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周恩来的指示是合乎毛泽东本来的意图的。直到1967年9月，“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规定群众组织只有实现了大联合，其领导人才能参加人大会堂的国庆宴会。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5月，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不是缓和而是大为激化了。党内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越来越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全国各地两大派的矛盾和争斗普遍加剧。这些矛盾和争斗，从根本上说，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是号召全面夺权和划定“左派”与“非左派”的产物；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严重妨碍了“大联合夺权”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此关乎全局的情况绝不会掉以轻心。军队的动向无疑是毛泽东更为关注的，他绝不会对大军区“支左”大都是所谓“支错了”无动于衷，他也会知道既然“支错了”就很难转轨。毛泽东也许会因此忧虑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1967年4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军；通过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使之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利益的。
　　这个方针，又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制止混乱的方针。既要坚持错误，彼时彼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此后纵横捭阉，以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过他们的“冲派”(即使没有参加冲击演出的“冲派”组织也毫无例外地被消灭)，北京军内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几乎全部换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拥护他们的人。后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论“功”行“赏”。
　　事实说明，这个方针后来大体上得到了实现。虽然步履艰难，全军还是逐步走向了稳定，全国也逐步走向稳定，这才开成了“九大”。但是，既借重了与江青一伙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林彪一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酿成了后来的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