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是中华民族横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为世界所瞩目的法律传统，被西方誉之为“东方经典”，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瑰宝。在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法治建设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这项制度仍被发扬光大，固然反映出历史的情结、人文的情怀和民族的情感，但由于其独特的作用和功效，也预示着社会发展的趋势。
　　
　　从多元文化溯源调解缘由
　　
　　调解是文化的体现和传承，其本身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人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库。
　　在哲学文化上，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和为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庸之道，主张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方法是“中庸”，即中和，目的是“仁”，即和谐。“和”字为中国人的至高境界。
　　在政治文化上，倡导政通人和之美。中国是“熟人”社会，强调人际关系的亲和，古代传统社会中遇事找乡村里甲有威望的人拍板定调。
　　法律文化上，传统社会认为道德高尚与否往往与诉讼态度相关联，以“厌讼”为社会主流。民间有“一场官司十年仇”之说，以“和为贵”和“无讼”为理想社会。
　　在艺术文化上，东方艺术讲究含蓄、内敛，重综合、朦胧的审美价值，反映在诉讼上东方采用相对柔性方式，以调解、调和来解决纠纷。
　　在医学文化上，祖国传统医学中医注重宏观，讲究辩证论治的总体治疗，重在治“病的人”，治的是症；而西医着重微观，重在治“人的病”，治的是病。反映在法律上中国法律重结果，通过相对折中含混的调解方案一揽子解决总体矛盾。
　　
　　从历史传承审视调解制度
　　
　　调解源远流长，是适合中国大地所生所长的制度文化。早在西周就有调处民事争议，“调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秦汉设“秩、啬夫、三老”，专司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汉朝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则，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司法实践中。唐朝设有“乡正、里正和村正”三职，处理地方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案件。明朝调处已趋完善。明代统治者以百姓动辄诉讼是“民风浇薄”的表现，为此设计了息讼制度，推行半官方的调解制度，力图在民间基层推行教化。清朝大力倡导以传统的儒学伦理纲常调处息讼，达到法与礼有机交融，司法裁判与家族统治互为补充。
　　新中国成立后，审判工作继承了光荣传统，高度重视、深化调解工作，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一直贯穿调解的主线。2010年全国人大制定的《人民调解法》，是从立法层面上专门为调解而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而且经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后通过，于2011年1月1日生效。
　　
　　从法院文化展望调解前景
　　
　　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伸长延续，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调解是典型的法律刚性与文化柔性的结合，法律既要解决诉争的实际问题，又要解决当事人的思想问题，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第一，要在理念上树立调解的国情意识、民情意识、职能意识；第二，要对调解工作正确定位。诉讼调解是一种法理、情理、事理、文理，以至心理、教育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运用，考验着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是法律精神的重要体现途径；第三，法官人格力量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提。法官要有感召力、公信力、亲和力、文化力、廉洁力、创新力；第四，拓展调解路径，确保调解工作顺利展开。调解的前奏，首先，要熟透案情，剖析法律关系，明确责任是非。其次，要分清案件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再次，要进行说服教育，平息心情。调解时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进行，找出使各方均能接受的最佳调解方案，并使调解能够得以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