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始祖孙恩
　　
　　东汉后期，五斗米道在民间广为传播，东晋孝武帝时，五斗米道教主孙泰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威望，教徒分布南方各地。公元398年，孙泰趁天下兵起，煽动百姓，率领众信徒，谋划起义，落得满门抄斩。族中唯有侄儿孙恩逃入海中，得以保命。次年，五斗米道道徒推孙恩为首，在海上起事反晋。
　　自逃亡于海上，孙恩聚合亡命之徒，志欲复仇。公元399年，“海盗”率其党，杀上虞令，乘胜攻取会稽，队伍迅速壮大至数十万人，其中包括一些对当朝不满、希望能够在起义军和官兵对峙中渔利的江南地主。
　　此后3年间，孙恩以海岛为据点，联络沿海受到朝廷压迫的民众，以袭击来往船只、抢夺官府粮草等方式维持正常生计。他们积敛钱财，等候时机，一旦中原王朝出现外敌入侵或者内部纷争，就趁势而起，意欲逐鹿中原。公元402年3月，孙恩第四次起兵。率部从海上攻浙江临海，被临海太守击败，几十万起义军，仅剩散兵数千。孙恩忧虑无策，遂投海自沉。孙恩死后，妹夫卢循继承其志，继续统管起义军与东晋官兵进行了长达9年的对抗。
　　孙恩、卢循海上起事自公元399年开始，至公元411年卢循投海自尽，轰轰烈烈的海上起义画上句号。他们以海岛为基地，经常以数十万之众乘大海船航行于海上，进行军事活动，纵横东南沿海一带及长江下游长达12年之久，前后所造战舰数万，小船不计其数。
　　孙恩、卢循海上反乱被称为“中原海寇之始”，为后世“海盗”活动提供了经验。后人常称“海盗”为孙恩，孙恩成了“海盗”的代名词，这就是中国“海盗”祖师孙恩的由来。
　　
　　宋代“海盗”：亦商亦盗
　　
　　到了北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和日本、朝鲜、东非等地区。泉州、广州是宋朝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尤其是泉州，在宋朝时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锚地，“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易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
　　这些商队在大海里亦商亦盗，当“海盗”将暴力抢劫与商业活动相结合的时候，他们既是“海盗”，又是海商；船既是盗舰，又是商船；海既是战场，又是市场。巨大的商业收益，让许多人甘心游走于商盗之间。彼时的广州、泉州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中外商船穿梭往来，因而成为海商与“海盗”活动的中心海域。
　　为了对付“海盗”，宋朝廷可谓绞尽脑汁，想了無数对策，如由官兵组成海上讨伐军，封锁海界断绝“海盗”与陆地的联系等等。但是得益于“海盗”的“恩惠”，沿海民众往往乐意充当“海盗”耳目，“海盗”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明朝的海禁与倭寇
　　
　　明代，中国历史上的“海盗”活动达到了最高峰。这与当时朝廷实行的海禁政策密不可分。公元1371年，时值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出身赤贫的皇帝朱元璋当权。建立一个简朴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理念，让他对当时的商业贸易进行了最大力度的打压。他颁布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强令东南沿海一带岛屿上的居民迁徙内地，并将其故土夷为废墟。
　　这一诏令自然引发了一直以来以海为田的东南沿海居民的极大不满。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居民违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慢慢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海盗”集团，“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明朝“海盗”的发展历史，与倭寇同样有着纠葛不清的关联。在历史上，倭寇一词特指当时的日本人，而实际上并不尽然。据记载，倭寇当中其实存在着许多华人“海盗”，其数量并不算少，而明军在围剿的过程中并没有加以区别，并一律称之为倭寇。
　　明朝政府的“以夷制盗”的政策，使朝廷、“海盗”、倭寇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朝廷力主打击“海盗”，为达到目的，不惜借力于倭寇，宁愿让殖民者进入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的入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让葡萄牙人协助明军镇压“海盗”，明朝廷给予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合法居住权作为交换条件。而葡萄牙人正是利用了当朝政府的矛盾心理，一步步在澳门站稳了脚跟。
　　之所以说明朝是“海盗”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颁布的海禁法令，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为“海盗”活动推波助澜。这一时期，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大“海盗”，他们长期和政府作对，甚至远征海外，发动“殖民侵略”，令西班牙人听到来自地狱的钟声……像林道乾、林凤、徐海、王直等，如今还被世人津津乐道。尤其是郑成功之父、“海盗大王”郑芝龙，拥有千艘舰船和十万部众，多次冲击闭关锁国的明王朝，屡败官军，击退荷兰殖民者几次入侵福建沿海，消灭其他“海盗”集团，统一海洋，威震东南海上；后入仕任海疆将官，控制各种海船万艘，能号集大海船三千艘，可称之为世界史上的第一个船王。
　　
　　清朝“海盗”，盗亦有道
　　
　　康熙皇帝改变了过去的海禁政策，改由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活动。这对“海盗”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过去维持“海盗”活动人员和船只的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打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海盗”的“收入”由早期的抢劫和绑票等临时性收入，转变为征收税费。这也成了“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海盗”，这也为“海盗”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温床。
　　与西方“海盗”鲜活的历史一样，中国“海盗”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像“英吉利海峡凶残母狮”波尼一样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海盗”，她就是至今还为许多老广州人所熟知的女“海盗”郑—嫂。郑一嫂的娘家与夫家均为“海盗”世家，郑一意外死亡后，郑一嫂继承夫业，继续在海上发展“海盗”霸业，后受清朝政府招安。鸦片战争爆发后，这名女“海盗”还曾作为林则徐的“参谋”抵抗英军。《加勒比海盗》中的中国女“海盗”的角色，极有可能就是以郑一嫂为蓝本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