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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举国上下争名人、争故里、争冢莹、争陵墓、争古都,热浪滚滚,争得不可开交。专家学者大刀阔斧,各展绝技,史海荡舟;布衣百姓披挂上阵,考古论史,频露峥嵘。比如,甘肃、河北、河南、山西、陕西5省争女娲,各有说辞;湖南、河南、山西运城争舜陵,互不相让……在运城,争论也更加炽热,新的命题不断提出。比如,禹都安邑,究竟是在夏县,还是在盐湖?研究者搜史辑典,意欲重开新说;司马迁是河津人,还是韩城人?人们不顾权威定论,论争再起。比如,舜帝故里究竟在哪里?“垣曲说”“永济说”者著书立说,各罗证据,都想证明自己说得对,使对方信服;有说张仪、孔明是万荣人的,依据是万荣有张仪庙、天行庙,供奉的就是张仪、孔明;有说黄帝战蚩尤的战场就在今盐池,因为池南有池牛村,是蚩尤的谐音演变而来;还有人说后土就是女娲……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得轰轰烈烈、热气腾腾,有人喻之为史学文化现象考证的“战国时期”。
史学文化现象考证热说明,史学考证正从专家学者考证的小胡同里走出来,向专家学者考证与群众考证相结合转变。原先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染指的史学考证,如今泥腿子也可以参与其中,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争鸣,使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在争鸣中明晰,一些相持不下的问题在争鸣中统一,一些停滞不前的问题在争鸣中得到发展。
就有一个例子: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究竟是不是李渊的后代,也争得热火朝天。李某2006年10月提出“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的命题后,立马有人出来反对,不承认李氏是李渊的后代。李某说“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典出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李氏家族》一书,反对者查证后说,《李氏家族》一书2008年1月才“第一次印刷”,岂不是孙孙生了个爷爷?反对者又咨询到《李氏家族》一书的主编——广西荔浦客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泽军先生。李泽军说,《李氏家族》中的这段“史料”,就是河津李某所提供,《李氏家族》之“特别鸣谢”中还印着李某的名字。李某说,他父子3人在李家祖茔挖掘3年,挖出了明代的李隆碑等;反对者说,李隆碑不等于李渊碑,证明不了李隆与李渊有什么渊源关系。李某说,《河津县志》有“龙门有高祖庙”,李家堡的李家庙就是高祖庙;反对者说,李家堡的李家庙是李氏祠堂,并反问,你说是高祖庙,有族谱记载吗?有碑石可证吗?李某说李世民“打造兵器的作坊铁炉巷今天依然在”;反对者拿出《北方平村志》说,铁炉巷张家,清朝初期才从官庄娘娘庙洼迁来,至清朝晚期铁器加工才形成规模,等等。虽然一时还难以得出确切的定论,但我们相信,随着参与者的扩大和争鸣的深入,也一定会日渐明晰的。
可见,史学考证热,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让我们看到,专家考证,冷冷静静;群众齐上,热气腾腾,只有群众考证的广大基础,才有专家学者的顶尖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它、反对它,向它泼冷水,而是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引导它以更加科学冷静的态度,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 第一、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求信史。追求史学命题的信实可靠,应是史学工作者的最高道德和追求。而信实可靠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方法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就是说,确定一个历史地名的地理方位、一个人物的地域归属,必须拿“铁证”,求真“是”,让真实可靠的史料出来说话。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占有大量的史料:正史、野史、笔记、日记、散文、诗词、家谱、地方志、出土文物、碑帖、石刻,甚至统计资料、账本等,一定要尽可能引用原始的或接近原始的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一定要注意鉴别史料,要研究作者的史德、史识及在当时的地位,不要被伪资料所欺骗。信史应是史料有记载,后人有碑石,考古有发现,民间有传说的历史。所以,一定要以典籍为魂,古籍有记载;以古迹为宝,碑石有发现;以古貌为据,考古有遗存;以传说为辅,系统而厚实。在此基础上,条分缕析,得出到位之见,使经典遗迹合卯,以充足的事实证实渊源推理的确切性,做到论之有理,有迹可证,有物可寻,实事求是,推理逻辑。绝不能“煮酒论史”,主观臆断,更不能随意编造。 第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争论。史学考证的过场,就是争论的过程,不可能指望一个万马齐喑的氛围能考证出什么信史来。所以,史学考证也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心实意地欢迎争论,心平气和地参与争论。也就是:不害怕批评,在批评中求信史。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同样,信史也是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没有一个信史是不经历批评的,也没有一个信史能够被批评倒。如果你考证的课题出有典、论有据,就用不着害怕批评,也是批评不倒的。如果你考证的课题尚不完美,就应当从别人批评中吸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又何必因批评耿耿于怀呢?如果你考证的课题是虚的假的,害怕批评也没有用,即使跳,即使恼,也挽救不了败露的命运,就是不被批评,迟早也要露马脚的。同时,心平气和、冷静理智地摆事实,讲道理。
提出史学课题者,一要以宽广的胸怀欢迎批评,开门纳谏;二要以宽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一家之言”,不要强行让人接受;三要以宽广的视野看待争论,要善于冷处理,不要急于把仍在考证中的东西当作定论,公布于众,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对别人提出的史学课题有异议者,一要有诚心,就事论理,平等探讨,不一棍子打死人;二要有善心,论史不论人,不能把争论变成人身攻击;三要有耐心,既要善于沟通,用事实说服人,又要善于等待,求同存异。
第三、必须加强对史学考证的领导。各级领导同志在史学考证争论中既要身在其中,又不深陷其中。身在其中,就是要对考证不旁观、不冷嘲,热情支持争论,随时关注争论,因势利导,使争论沿着健康正常的轨道进行。不深陷其中,就是既不当争论的“裁判员”,又不偏袒一方,轻易地表态谁对谁错。比如,不能为了经济发展,就对尚未确证的课题拍板定案,以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比如,不要不懂装懂,给尚未确证的课题题词作序,予以肯定,造成民众错觉;比如,不要把报刊正在探讨的“一家之言”當作权威定论,当作普遍认同,等等。
一个弘扬民族精神,发掘历史文化的热潮正在兴起。让我们满腔热情地举起双手,迎接这个热潮的到来吧!(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供稿)
史学文化现象考证热说明,史学考证正从专家学者考证的小胡同里走出来,向专家学者考证与群众考证相结合转变。原先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染指的史学考证,如今泥腿子也可以参与其中,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争鸣,使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在争鸣中明晰,一些相持不下的问题在争鸣中统一,一些停滞不前的问题在争鸣中得到发展。
就有一个例子: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究竟是不是李渊的后代,也争得热火朝天。李某2006年10月提出“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的命题后,立马有人出来反对,不承认李氏是李渊的后代。李某说“唐高祖李渊是河津僧楼李家堡李氏始迁祖”,典出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李氏家族》一书,反对者查证后说,《李氏家族》一书2008年1月才“第一次印刷”,岂不是孙孙生了个爷爷?反对者又咨询到《李氏家族》一书的主编——广西荔浦客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泽军先生。李泽军说,《李氏家族》中的这段“史料”,就是河津李某所提供,《李氏家族》之“特别鸣谢”中还印着李某的名字。李某说,他父子3人在李家祖茔挖掘3年,挖出了明代的李隆碑等;反对者说,李隆碑不等于李渊碑,证明不了李隆与李渊有什么渊源关系。李某说,《河津县志》有“龙门有高祖庙”,李家堡的李家庙就是高祖庙;反对者说,李家堡的李家庙是李氏祠堂,并反问,你说是高祖庙,有族谱记载吗?有碑石可证吗?李某说李世民“打造兵器的作坊铁炉巷今天依然在”;反对者拿出《北方平村志》说,铁炉巷张家,清朝初期才从官庄娘娘庙洼迁来,至清朝晚期铁器加工才形成规模,等等。虽然一时还难以得出确切的定论,但我们相信,随着参与者的扩大和争鸣的深入,也一定会日渐明晰的。
可见,史学考证热,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让我们看到,专家考证,冷冷静静;群众齐上,热气腾腾,只有群众考证的广大基础,才有专家学者的顶尖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它、反对它,向它泼冷水,而是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引导它以更加科学冷静的态度,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 第一、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求信史。追求史学命题的信实可靠,应是史学工作者的最高道德和追求。而信实可靠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方法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就是说,确定一个历史地名的地理方位、一个人物的地域归属,必须拿“铁证”,求真“是”,让真实可靠的史料出来说话。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占有大量的史料:正史、野史、笔记、日记、散文、诗词、家谱、地方志、出土文物、碑帖、石刻,甚至统计资料、账本等,一定要尽可能引用原始的或接近原始的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一定要注意鉴别史料,要研究作者的史德、史识及在当时的地位,不要被伪资料所欺骗。信史应是史料有记载,后人有碑石,考古有发现,民间有传说的历史。所以,一定要以典籍为魂,古籍有记载;以古迹为宝,碑石有发现;以古貌为据,考古有遗存;以传说为辅,系统而厚实。在此基础上,条分缕析,得出到位之见,使经典遗迹合卯,以充足的事实证实渊源推理的确切性,做到论之有理,有迹可证,有物可寻,实事求是,推理逻辑。绝不能“煮酒论史”,主观臆断,更不能随意编造。 第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争论。史学考证的过场,就是争论的过程,不可能指望一个万马齐喑的氛围能考证出什么信史来。所以,史学考证也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心实意地欢迎争论,心平气和地参与争论。也就是:不害怕批评,在批评中求信史。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同样,信史也是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没有一个信史是不经历批评的,也没有一个信史能够被批评倒。如果你考证的课题出有典、论有据,就用不着害怕批评,也是批评不倒的。如果你考证的课题尚不完美,就应当从别人批评中吸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又何必因批评耿耿于怀呢?如果你考证的课题是虚的假的,害怕批评也没有用,即使跳,即使恼,也挽救不了败露的命运,就是不被批评,迟早也要露马脚的。同时,心平气和、冷静理智地摆事实,讲道理。
提出史学课题者,一要以宽广的胸怀欢迎批评,开门纳谏;二要以宽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一家之言”,不要强行让人接受;三要以宽广的视野看待争论,要善于冷处理,不要急于把仍在考证中的东西当作定论,公布于众,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对别人提出的史学课题有异议者,一要有诚心,就事论理,平等探讨,不一棍子打死人;二要有善心,论史不论人,不能把争论变成人身攻击;三要有耐心,既要善于沟通,用事实说服人,又要善于等待,求同存异。
第三、必须加强对史学考证的领导。各级领导同志在史学考证争论中既要身在其中,又不深陷其中。身在其中,就是要对考证不旁观、不冷嘲,热情支持争论,随时关注争论,因势利导,使争论沿着健康正常的轨道进行。不深陷其中,就是既不当争论的“裁判员”,又不偏袒一方,轻易地表态谁对谁错。比如,不能为了经济发展,就对尚未确证的课题拍板定案,以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比如,不要不懂装懂,给尚未确证的课题题词作序,予以肯定,造成民众错觉;比如,不要把报刊正在探讨的“一家之言”當作权威定论,当作普遍认同,等等。
一个弘扬民族精神,发掘历史文化的热潮正在兴起。让我们满腔热情地举起双手,迎接这个热潮的到来吧!(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