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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减贫;市场化;弱关系
文章编号：2095-5960（2020）03-0071-10;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些年来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关联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概念成为研究贫困问题关注的焦点，与之对应的旨在致力于改善和提高社会资本及其作用效果的政策工具和机理措施在治理贫困问题上也得到了广泛实施和运用。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通过协调、联系社区内部个体之间的行为从而有效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以及规范[1]，其自身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和较强的外部性[2]。社会资本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代表的是内嵌于社会联系中而非个人所有的资源，另一方面是指获取和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力属于网络中的个人。[3]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地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为贫困人口及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种社会支持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这一作用在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化力量的迅速强大使得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贫困治理的影响形成了挑战。在当前市场化、城镇化为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贫困治理与传统农村长期形成并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特別是以市场为基本原则的“关系假说”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社会资本对于贫困治理的理论认知和经验检验。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市场化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倾向于支持市场化弱化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另一种则认为市场化强化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这两种不同的论点源于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从格兰诺维特和林楠发展而来的“弱关系理论”演化的，认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市场制度和体系二者是不相容的。部分研究者遵循这个思路，将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机制独立开来，认为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之间是反向作用的关系。[4] [5] [6]另一种是遵循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另外一个“嵌入”观点提出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二者之间是存在相互嵌入的关系的[7] [8]，强调市场嵌入在社会资本中，而在不同程度或者不同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中，其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
针对第一种观点中的“弱关系理论”，有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关系角度研究基于家庭“强弱关系”对于个体的就业、收入和金融借贷等方面的影响。韩彦超利用CGSS数据库通过二元logistic及多层次回归发现，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获取信息、降低风险的能力被削弱，并且认为“强关系”的社会网络才能构成社会资本。[9]而在就业方面，基于家庭社会“强关系”的社会资本对于青年就业具有显著影响力，特别是在寒门学子的求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0]同时，“强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金融借贷能力的影响被认为较“弱关系”社会资本是相对逐渐淡化的。[11]也有研究认为，市场化加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对农户总收入的正向回报，且对“强关系”的增强效应更大。[12]整体而言，“弱关系理论”在社会资本对个体收入方面特别是市场化因素影响下的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且未取得一致结论。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市场化对于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困治理方面的影响是多元和复杂的[13][14]，这种情况需要分地区分具体情况来考查。
社会资本在减少农户绝对贫困、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的角度多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农村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社会资本减贫的作用机制、不同维度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厘清“弱关系理论”在社会资本与农村减贫方面的作用并由此进行的经验识别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和有效的贫困治理政策建议方面仍有所欠缺。从以往文献看，研究更多集中于考察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作用和影响，往往没有明确指出社会资本对贫困减少特别是农村减贫的作用和机制，也缺乏对于农户家庭和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的异质性探讨。那么，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到底是抑制还是促进了减贫？尤其是考虑中国市场化背景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影响和作用是怎样的？基于农户家庭“强弱关系”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我们认为，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对减贫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的研究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一是关于社会资本的度量，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体或家庭层面社会资本的度量，而对于村庄（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对于社会资本度量的方式和角度考查不够丰富;二是关于农村地区市场化的测度，多数研究采用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农村市场化的代理指标进行分析，而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地区市场化与农村市场化并不同步，在收入分配、公共品供给、社会保障等各个层面存在差距;三是基于农户家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影响下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研究极为欠缺。因此，本文将同时考察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和“弱关系”以及其他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影响下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和作用，以期为社会资本、市场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提供更为坚实的论据。 （二）理论假设
市场化给传统农业社会和农村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随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都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越来越接近市场机制的“理性人”假设。然而“熟人社会”和人情关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依然发挥着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农村贫困治理方面，市场化如何在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中发挥作用效果，这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更早的社会学在此方面的研究也思考了类似的问题。较为经典的基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的“权力转移、再生”理论[15][16]和“权力持续、循环”理论[17][18]成为解释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对减贫关系的重要支撑。前者支持了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的论点;后者支持了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强的论点。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帮助低收入的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但有可能加剧相对贫困[19][20]，其主要通过形成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完善效应”和基于资源分配的“资源俘获效应”两种渠道发挥作用。[21] [22] [23]而在市场化这一正式制度力量的影响下，此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嵌入型资本，其非正式制度发挥的“制度完善效应”可能会被削弱，对家庭减贫或者收入提高的作用将被正式制度部分挤出。因此提出假设1：农户家庭社会资本对减贫的作用会随市场化力量提高而减弱。
制度变迁下，面对体制的不确定性，包含餐饮社交在内的多种社会资本的角色变成了个体行动者的重要行动策略，数量上没有消减，“反而人们通过建构更多的特殊信任，为其下一步的行动保驾护航”。[24]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在正式制度较弱的情况下，其表现出的“体制洞”越多越大，从而导致“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空间加大、力度加强。[25]社会资本通过这种“关系”获取资源更多地表现出“资源俘获效应”，拥有社会资本多的个体往往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或信息优势获取占有资源的机会。[26]反映在实际中，具有广泛的社會文化认同基础的个体行动者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群体，与之搭建人情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多元、跨界联系和交往从而实现个体行动者自身经验知识与信息的快速积累。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个体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紧密相关。以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该假设指出，交往不频繁、关系不密切的弱关系，其交往者之间的特征差异越大，表现出的信息传递重复性越小、信息质量和价值越高;相反，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相互熟悉的“强关系”如熟人社会下的人情，在市场化环境下非正常和不公正地获取资源、挤占他人参与市场行为和竞争的机会，这种可能影响个体收入的负面效应和行为称之为人情资源效应） 为基础，一般认为在个体行动者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基于群体或组织外部、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弱关系”拥有捕捉信息的优势，而基于群体或组织内部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强关系”拥有获得人情的优势。二者在市场化力量影响下，其对家庭减贫或收入提高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在市场化这种正式制度的作用下，其资源俘获能力得到大大增强，显示出其“资本”的属性，随之不断地投入其“资本价值”增值，随着个体行动者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不断扩大和维护“弱关系”，其获取信息等各项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从而影响个体行动者的收入和资源获取能力;而“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在市场化力量影响下、社会规范程度地提高，使其“个体网络空间动员能力减弱”[24]，其对于个体行动者的收入或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将大幅降低。因此提出假设2：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效应对减贫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作用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
三、数据介绍及处理
（一）市场化的衡量
已有研究对于市场化的衡量通常由所谓的“市场化指数”来表达。目前，这一指数采用较普遍的是樊纲、王小鲁等人设计的市场化指数（2008～2014年）。由于该指数测算过程中主要从城市化地区角度考查市场化水平，而对于农村地区考虑欠缺，故不能全面准确地捕捉和反映农村地区市场化水平。为能更准确测度，我们采用“农村市场化指标”来衡量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农村市场化是一个以市场为核心要素的系统的、综合的资源配置机制。农村市场化的测度有多种指标和方法，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以及相关政府职能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27]。本文主要从农村经济的货币化角度来考查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其市场经济活动也就越活跃和频繁，农村经济主体对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就越旺盛，因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也越高。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用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现金比作为农村市场化变量。
（二）社会资本的衡量
本文对于社会资本的衡量是基于世界银行提出的分类方式，即将社会资本分为群体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和交流、社会凝聚力和包容力、权力和政治行动六大方面。基于此，本文主要的社会资本数据指标体系依据农村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其设计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农户家庭及其村情数据信息，主要涵盖了户主基本信息、受访户家庭情况、农户经济收支状况、农户土地及农户金融状况和所在村村情信息等。其二，农户家庭社会资本信息，采用的是五点量表形式。所有数据以问卷形式通过入户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搜集，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18年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共同进行的河南省“百县千村”调查。将所有相关数据信息匹配、筛选后最终涉及的有效样本包含了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85个村的649户家庭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最后匹配的市场化指数（2017年）比社会资本数据、农户家庭信息数据（2018年）滞后一年，从而减轻了市场化指数本身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问题。
（三）贫困线的界定 本文的贫困线以河南省民政厅公布的2017年河南省农村贫困线即家庭人均年纯收入3208元为标准，这一标准与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制定的家庭人均纯收入3000元的标准较为接近。在这条贫困线下，抽样调查的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为6.923%。后文中，我们还将采用世界银行2015年设定的国际贫困线即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每天1.9美元和3.1美元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变量选取及说明
如表1所示，列出了本文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名称和定义。参照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了对于贫困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主要包含人力资本[28]、实物资本、户主特征、村级特征和政治权力等① ①已有文献证实了农户家庭的中共党员身份对于其收入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党员对于收入的作用是否由于代理了政治资本仍值得商榷。有研究结果显示户主或家庭成员的党员身份对于其收入增加的影响和作用可能归因于遗漏个人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并非完全所考查的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
上述变量的测算方法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④ ④部分学者在村级特征里放入了地形变量，我们的模型里没有直接放入，但是控制了与地形发挥作用机制相关的道路、交通、教育、地理区位等因素。。结合世界银行社会资本的分类以及本研究考查的重点对象即社会资本、市场化及二者的交互项，同时也为了便于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决定以“群体和网络”代表社会网络，以“信任和团结”代表社会信任，以“权力与政治行动”代表政治资本，同时加入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和 “弱关系”的信息资源。另外，考虑到社会资本的外部性，决定从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考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两个维度的核心社会资本变量，为防止同时将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和两个维度的度量放入同一模型中而可能产生的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首先对各个维度和不同层面的原始社会资本数据做了相关性检验，排除了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性。
（五）变量描述性统计
首先，我们对六类社会资本数据运用五点量表法进行赋值，并按照简单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得到农户原始家庭社会资本数据的直观表达，分析社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通过不同类型的分组来观察这种差异的性质。[28]以3208元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作为贫困线对样本进行分组，其中贫困家庭44户① ①考虑到44户贫困家庭数量偏少影响数据分析的有效性，我们按照“稀有事件偏差”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进行检验，其结果与原模型保持基本一致。由于“是否贫困”被作为因变量，因此该问题不适用于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检验。，非贫困家庭605户，两类型家庭社会资本结构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贫困和非贫困两类家庭而言，二者在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水平上表现出差异：除“社会凝集力与包容力”外，其他五个维度的社会资本非贫困家庭均值高于贫困家庭，特别是在“信息与交流”维度上有显著差异。整体上看，非贫困农户家庭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高收入农户家庭可能对应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为进一步研究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减贫的影响以及伴随市场化进程这种影响的改变，我们在农户家庭原始社会资本数据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得到新的社会资本度量如表3所示。
第一，核心社会资本变量。首先，社会网络。根据“差序格局”圈层理论，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及其亲友关系而向外引申和发展的，故我们的问题设计是：您家有几家关系亲密的亲友分别在政府、学校和医院工作② ②在中国，家庭的亲友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网络，其在政府、学校和医院的亲友可能会影响到就业、家庭的信贷、子女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障状况等，这些都会直接作用于家庭的福利水平。？在这里我们遵循前人方法，将每个家庭在三种部门的亲友数量加总后来衡量农户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而村庄层面的度量将采用农户所在村庄排除本家庭之外剩余样本农户的平均亲友数量来考查（王晶，2013）。其次，社会信任。信任被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以实现的，且信任在国家或村庄层面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得到有力的证实。然而在家庭或个人层面的信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存在争论。无论是个人信任还是公共信任对于减少贫困而言其发挥的作用机制是相同的即对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而言具有“双降”作用。因此，我们这里拟从成员之间信任度、对公共机构信任度来考查农户家庭层面的社会信任，采用的问题是：你对乡县官员很信任;你对村委官员很信任;医院和教育部门值得信任;公检法机关值得信任。问题答案从1到5进行五点量表赋值分别代表非常不信任（同意）到非常信任（同意）。同样的理由，村庄层面公共信任度我们用每个村庄排除该家庭公共信任度之外的剩余样本的家庭（农户）对于以上四种部门机构的平均信任度的乘积来度量村庄层面的社会信任度① ①采用乘积的理由在已有文献中较多使用，认为公共信任本身的公共品属性造成了任何一种公共信任的作用发挥都会依赖或者影响到其他的公共信任。。
第二，农户家庭的“人情资源”和“信息优势”变量。采用的问题分别是农户家庭的人情开支数额和电话及网络使用费。农户家庭的日常通讯和网络使用是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对于地缘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来说，其能够直接体现农户家庭对外交流和联络的程度;依据实际情况，农村地区的人情开支主要包括红白喜事、亲友馈赠、节日送礼等传统习俗方面的开销，这笔支出多产生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这样的“强关系”的网络个体之间。
第三，政治资本。我们采用的问题是：村里的人经常会去找村干部或县乡干部来解决村里的公共事务。无论何种身份的村民与村干部或县乡干部进行公共事务或邻里纠纷等私事的谈判和协商时，都能一定程度体现其政治资本的作用和效果。
通过表3三组数据可以看出，在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家庭之间，社会资本及其他控制变量有较明显的差异：（1）除村庄层面社会网络之外，其余维度的社会资本非贫困比贫困农户家庭整体拥有的更多;（2）非贫困农户家庭明显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3）非贫困农户家庭户主更有可能是男性，且年龄相对较小，健康程度方面也高于貧困群体;（4）非贫困农户家庭所在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外出务工人口数量方面相对贫困群体更好、更多。 （六）模型及实证分析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建立了如下的Logit模型来考查社会资本、市场化及农村减贫之间的关系：
其中，（1）式中的下标i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Yi 为农户家庭年人均年收入，P（Yi=1）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非贫困的概率。SCi 为农户家庭社会资本，Mi 为农户家庭市场化指数，HCi 为农户家庭人力资本，OCi为农户家庭物质资本，Xi为户主特征变量，Zi为农户家庭所在村村级特征变量。我们对于模型的被解释变量Y即“农户家庭是否贫困”的度量方式是：如果该家庭人均年收入大于或等于3208元则为非贫困，此时Y=1;如果小于3208元则为贫困，此时Y=0。分析市场化影响时，在（1）式中放入市场化和社会资本交互项② ②对于交互项可能产生的系数符号变化问题，可以采用中心化处理;另外，同时考虑包括主要解释变量和其交互项也可能产生的共线性问题（Althauser，1971;Simith & Sasaki，1979），然而Balli & Srensen（2013）并不认为共线性在一般交互项模型中是一个严重问题。，检验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农户贫困减少的影响，同时我们去除家庭层面的社会信任以及它与市场化的交互项③ ③回归分析中去掉家庭层面的社会信任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和标准误及拟R2都没有明显变化，因此仅在村庄层面研究社会信任对贫困的影响。，以此来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
我们对各个模型进行偏效应和标准差的估计：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上文中已经通过检验，异方差大多数情况下（Stock & Watson 2011）通过使用“OLS+稳健标准误”的方法进行处理，结果如表4所示：
从模型1来看，首先排除社会资本和市场化因素，只考虑农户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所在村村级特征对于农户家庭的贫困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人力资本对于减少贫困具有显著作用，无论户主受教育程度还是该家庭所在村庄的教育水平对于农户家庭减少贫困均显示出积极作用;户主的年龄与贫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家庭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投入对于贫困减少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模型2考虑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贫困减少的贡献和作用，但排除了市场化因素，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正向促进作用即对于贫困减少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尤其在村庄社会信任和农户家庭“信息优势”两方面表现显著。
模型3考虑了除 “信息优势”和“人情资源”外的核心社会资本变量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及其与市场化的交互项对于农户家庭非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家庭非贫困发生概率整体呈现正向的影响，且在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两方面表现显著。而市场化也表现出对于减贫的显著正向作用;在市场化因素影响下，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会随之减弱，尤其在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两个维度上具有较强的显著性。最后，模型4加入了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和“强关系”的人情两项社会资本变量及其与市场化的交互项后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整体对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村庄社会信任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农户家庭的“信息优势”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伴随市场化，多个维度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对农村减贫作用的减弱，特别是农户家庭的“人情资源”方面表现显著，而此时的 “信息优势”对于减贫作用则显著增强。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排除市场化因素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是显著而正向的，而伴随市场化包括“人情资源”的多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是减弱的，特别是“人情关系”方面，显现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规范越健全，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越弱。”另一方面，農户家庭的“信息优势”伴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减贫的作用而增强，此时信息优势显现的“资源俘获效应”对于农户贫困减少的作用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假设1：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会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同时接受假设2：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① ①当我们加入政治资本进行控制后其回归结果与未加入前基本保持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来自多方的质疑指出历来我国官方给定的贫困线标准相比较国际贫困线较低。针对此问题，同时为了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考虑采用世界银行2015年设定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每天1.9美元和3.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目前河南省最新省控贫困线接近于3.1美元标准，参照王萍萍[29]对世界银行2014年制定的1.25美元极端贫困标准和2美元的一般贫困标准，综合考虑采用以3.1美元为标准的进行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农村人均年收入约4000元① ①如果用每人每天支出3.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衡量，中国的农村贫困线估计约为人均纯收入每年4000元，采用此数字同时也出于研究设计需要的考虑。的贫困线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模型5在排除了市场化影响因素后，考查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模型6加入了市场化及其与核心社会资本变量的交互项，模型7加入了农户家庭的“人情资源”和“信息优势”，对比表4中的各个模型，结果显示：（1）排除市场化因素，社会资本有三个维度是对减贫有正向影响的，其中村庄社会信任和家庭“信息优势”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减少贫困;市场化水平影响下，核心社会资本整体显示出对于农村减贫具有促进作用，而家庭“人情资源”在5%的置信水平下也具有显著性;（2）模型5～7的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户主特征及村级特征等显著变量的结果整体与表4的模型基本一致。同时伴随市场化水平提高，核心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整体显示出减弱趋势;而家庭“信息优势”和“人情资源”随着市场化力量提高分别得到加强和减弱，二者显示出一种独立于核心社会资本随市场化变化的“稳定性”，前文所得结果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五、内生性问题
（一）固定效应
虽然我们的模型中控制住了某些村级特征变量，但是仍有可能存在个别未被观察到的村级特征从而影响实证结果即可能存在遗漏偏差。一般常用做法是在面板数据中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解决此类问题，但是本文研究所采用的为截面数据，因而没有时间上的变化。为了保持原模型非线性形式，我们利用LSDV（leat squares dummy variables）方法，通过虚拟变量回归法控制村级固定效应。由于新的村级虚拟变量的加入，使得原有的一些控制变量在处理分析时不符合分析要求，因此在模型4的基础上剔除部分可疑的（可能具有高度共线性）、初步回归结果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加入包括所有村（第1到第285个村）的虚拟变量① ①在加入多达284个虚拟变量的模型中，同时存在交互项，程序很难准确估计出社会资本、市场化以及二者交互项的偏效应和标准误。同时，这也相当程度地造成了样本观察值数量的缺失。，限于篇幅回归表格省略，结果显示在加入了村级特征的虚拟变量之后，与表4的模型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整体上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这说明控制住村级特征固定效应后对模型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影响和改变，基本保持了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的一致性。
（二）联立内生性及遗漏偏差
在前文原有模型中，我们主要考查了多个维度和层面的社会资本，其中，核心资本的村庄层面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由于在计算当初已经排除了本农户家庭，其联立内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轻，而家庭社会网络却仍有可能存在联立或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一般的常用解决方法有：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倾向匹配得分、断点回归设计、合成控制法或结构方程法等。然而，在众多已被运用的家庭社会网络工具变量中如信任、宗族网络和社团、政治身份和地位等，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而其他能够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各种方法中，由于数据本身原因造成均不适用于本文研究。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考查了市场化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发生率，然而市场化影响下的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发生率。而伴随市场化进程，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体现利益的“弱关系”相比较体现人情的“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二者并没有显示出同步“式微”。
本文在考虑市场化因素基础上，从微观视角研究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及“弱关系理论”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和机制，拓展和丰富了有关市场化、社会资本和贫困治理方面的经验检验和理论认知。本文结论表明：一方面基于目前我国以村民自治方式分配的扶贫开发体制，社会资本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其在市场化等正式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弥补和改善因市场化本身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长期的贫困治理问题。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只有正确的、有效的激励措施才可能使得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减贫方面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提升减贫的内生动力，同时更需要考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户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与市场制度紧密结合探索符合市场经济的激励性扶贫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对农村基层资源分配进行有效监督，降低因贫困治理内卷化产生的“精英俘获”效应导致的资源错配，并通过将贫困群体相对缺乏的社会资本纳入贫困户的识别系统和作为确定發展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来提高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回报率。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下的经济行为或商业活动以“理性”为原则，而基于血缘、亲缘的中国传统农村奉行的是“人情”原则。二者在以市场化为中心的新型农业化、新型工业化的农村地区的关系和矛盾已发生深刻变化，利益逐渐成为决定人们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的有效筹码，理性开始进入农村社会生活，使得人情融入正式制度当中，同时非正式关系（社会资本）又渗入更多理性。因此，市场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要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正向作用，无论是政策制订还是制度设计都需要更多考虑其人情与利益的关系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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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减贫;市场化;弱关系
文章编号：2095-5960（2020）03-0071-10;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些年来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关联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概念成为研究贫困问题关注的焦点，与之对应的旨在致力于改善和提高社会资本及其作用效果的政策工具和机理措施在治理贫困问题上也得到了广泛实施和运用。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通过协调、联系社区内部个体之间的行为从而有效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以及规范[1]，其自身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和较强的外部性[2]。社会资本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代表的是内嵌于社会联系中而非个人所有的资源，另一方面是指获取和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力属于网络中的个人。[3]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地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为贫困人口及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种社会支持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这一作用在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化力量的迅速强大使得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贫困治理的影响形成了挑战。在当前市场化、城镇化为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贫困治理与传统农村长期形成并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特別是以市场为基本原则的“关系假说”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社会资本对于贫困治理的理论认知和经验检验。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市场化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倾向于支持市场化弱化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另一种则认为市场化强化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这两种不同的论点源于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从格兰诺维特和林楠发展而来的“弱关系理论”演化的，认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市场制度和体系二者是不相容的。部分研究者遵循这个思路，将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机制独立开来，认为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之间是反向作用的关系。[4] [5] [6]另一种是遵循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另外一个“嵌入”观点提出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二者之间是存在相互嵌入的关系的[7] [8]，强调市场嵌入在社会资本中，而在不同程度或者不同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中，其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
针对第一种观点中的“弱关系理论”，有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关系角度研究基于家庭“强弱关系”对于个体的就业、收入和金融借贷等方面的影响。韩彦超利用CGSS数据库通过二元logistic及多层次回归发现，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获取信息、降低风险的能力被削弱，并且认为“强关系”的社会网络才能构成社会资本。[9]而在就业方面，基于家庭社会“强关系”的社会资本对于青年就业具有显著影响力，特别是在寒门学子的求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0]同时，“强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金融借贷能力的影响被认为较“弱关系”社会资本是相对逐渐淡化的。[11]也有研究认为，市场化加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对农户总收入的正向回报，且对“强关系”的增强效应更大。[12]整体而言，“弱关系理论”在社会资本对个体收入方面特别是市场化因素影响下的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且未取得一致结论。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市场化对于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困治理方面的影响是多元和复杂的[13][14]，这种情况需要分地区分具体情况来考查。
社会资本在减少农户绝对贫困、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的角度多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农村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社会资本减贫的作用机制、不同维度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厘清“弱关系理论”在社会资本与农村减贫方面的作用并由此进行的经验识别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和有效的贫困治理政策建议方面仍有所欠缺。从以往文献看，研究更多集中于考察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作用和影响，往往没有明确指出社会资本对贫困减少特别是农村减贫的作用和机制，也缺乏对于农户家庭和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的异质性探讨。那么，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到底是抑制还是促进了减贫？尤其是考虑中国市场化背景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影响和作用是怎样的？基于农户家庭“强弱关系”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我们认为，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对减贫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的研究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一是关于社会资本的度量，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体或家庭层面社会资本的度量，而对于村庄（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对于社会资本度量的方式和角度考查不够丰富;二是关于农村地区市场化的测度，多数研究采用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农村市场化的代理指标进行分析，而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地区市场化与农村市场化并不同步，在收入分配、公共品供给、社会保障等各个层面存在差距;三是基于农户家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影响下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研究极为欠缺。因此，本文将同时考察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和“弱关系”以及其他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影响下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和作用，以期为社会资本、市场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提供更为坚实的论据。 （二）理论假设
市场化给传统农业社会和农村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随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都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越来越接近市场机制的“理性人”假设。然而“熟人社会”和人情关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依然发挥着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农村贫困治理方面，市场化如何在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中发挥作用效果，这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更早的社会学在此方面的研究也思考了类似的问题。较为经典的基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的“权力转移、再生”理论[15][16]和“权力持续、循环”理论[17][18]成为解释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对减贫关系的重要支撑。前者支持了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的论点;后者支持了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强的论点。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帮助低收入的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但有可能加剧相对贫困[19][20]，其主要通过形成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完善效应”和基于资源分配的“资源俘获效应”两种渠道发挥作用。[21] [22] [23]而在市场化这一正式制度力量的影响下，此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嵌入型资本，其非正式制度发挥的“制度完善效应”可能会被削弱，对家庭减贫或者收入提高的作用将被正式制度部分挤出。因此提出假设1：农户家庭社会资本对减贫的作用会随市场化力量提高而减弱。
制度变迁下，面对体制的不确定性，包含餐饮社交在内的多种社会资本的角色变成了个体行动者的重要行动策略，数量上没有消减，“反而人们通过建构更多的特殊信任，为其下一步的行动保驾护航”。[24]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在正式制度较弱的情况下，其表现出的“体制洞”越多越大，从而导致“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空间加大、力度加强。[25]社会资本通过这种“关系”获取资源更多地表现出“资源俘获效应”，拥有社会资本多的个体往往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或信息优势获取占有资源的机会。[26]反映在实际中，具有广泛的社會文化认同基础的个体行动者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群体，与之搭建人情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多元、跨界联系和交往从而实现个体行动者自身经验知识与信息的快速积累。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个体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紧密相关。以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该假设指出，交往不频繁、关系不密切的弱关系，其交往者之间的特征差异越大，表现出的信息传递重复性越小、信息质量和价值越高;相反，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相互熟悉的“强关系”如熟人社会下的人情，在市场化环境下非正常和不公正地获取资源、挤占他人参与市场行为和竞争的机会，这种可能影响个体收入的负面效应和行为称之为人情资源效应） 为基础，一般认为在个体行动者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基于群体或组织外部、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弱关系”拥有捕捉信息的优势，而基于群体或组织内部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强关系”拥有获得人情的优势。二者在市场化力量影响下，其对家庭减贫或收入提高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在市场化这种正式制度的作用下，其资源俘获能力得到大大增强，显示出其“资本”的属性，随之不断地投入其“资本价值”增值，随着个体行动者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不断扩大和维护“弱关系”，其获取信息等各项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从而影响个体行动者的收入和资源获取能力;而“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在市场化力量影响下、社会规范程度地提高，使其“个体网络空间动员能力减弱”[24]，其对于个体行动者的收入或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将大幅降低。因此提出假设2：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效应对减贫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作用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
三、数据介绍及处理
（一）市场化的衡量
已有研究对于市场化的衡量通常由所谓的“市场化指数”来表达。目前，这一指数采用较普遍的是樊纲、王小鲁等人设计的市场化指数（2008～2014年）。由于该指数测算过程中主要从城市化地区角度考查市场化水平，而对于农村地区考虑欠缺，故不能全面准确地捕捉和反映农村地区市场化水平。为能更准确测度，我们采用“农村市场化指标”来衡量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农村市场化是一个以市场为核心要素的系统的、综合的资源配置机制。农村市场化的测度有多种指标和方法，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以及相关政府职能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27]。本文主要从农村经济的货币化角度来考查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其市场经济活动也就越活跃和频繁，农村经济主体对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就越旺盛，因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也越高。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用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现金比作为农村市场化变量。
（二）社会资本的衡量
本文对于社会资本的衡量是基于世界银行提出的分类方式，即将社会资本分为群体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和交流、社会凝聚力和包容力、权力和政治行动六大方面。基于此，本文主要的社会资本数据指标体系依据农村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其设计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农户家庭及其村情数据信息，主要涵盖了户主基本信息、受访户家庭情况、农户经济收支状况、农户土地及农户金融状况和所在村村情信息等。其二，农户家庭社会资本信息，采用的是五点量表形式。所有数据以问卷形式通过入户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搜集，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18年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共同进行的河南省“百县千村”调查。将所有相关数据信息匹配、筛选后最终涉及的有效样本包含了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85个村的649户家庭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最后匹配的市场化指数（2017年）比社会资本数据、农户家庭信息数据（2018年）滞后一年，从而减轻了市场化指数本身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问题。
（三）贫困线的界定 本文的贫困线以河南省民政厅公布的2017年河南省农村贫困线即家庭人均年纯收入3208元为标准，这一标准与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制定的家庭人均纯收入3000元的标准较为接近。在这条贫困线下，抽样调查的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为6.923%。后文中，我们还将采用世界银行2015年设定的国际贫困线即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每天1.9美元和3.1美元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变量选取及说明
如表1所示，列出了本文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名称和定义。参照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了对于贫困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主要包含人力资本[28]、实物资本、户主特征、村级特征和政治权力等① ①已有文献证实了农户家庭的中共党员身份对于其收入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党员对于收入的作用是否由于代理了政治资本仍值得商榷。有研究结果显示户主或家庭成员的党员身份对于其收入增加的影响和作用可能归因于遗漏个人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并非完全所考查的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
上述变量的测算方法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④ ④部分学者在村级特征里放入了地形变量，我们的模型里没有直接放入，但是控制了与地形发挥作用机制相关的道路、交通、教育、地理区位等因素。。结合世界银行社会资本的分类以及本研究考查的重点对象即社会资本、市场化及二者的交互项，同时也为了便于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决定以“群体和网络”代表社会网络，以“信任和团结”代表社会信任，以“权力与政治行动”代表政治资本，同时加入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和 “弱关系”的信息资源。另外，考虑到社会资本的外部性，决定从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考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两个维度的核心社会资本变量，为防止同时将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和两个维度的度量放入同一模型中而可能产生的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首先对各个维度和不同层面的原始社会资本数据做了相关性检验，排除了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性。
（五）变量描述性统计
首先，我们对六类社会资本数据运用五点量表法进行赋值，并按照简单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得到农户原始家庭社会资本数据的直观表达，分析社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通过不同类型的分组来观察这种差异的性质。[28]以3208元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作为贫困线对样本进行分组，其中贫困家庭44户① ①考虑到44户贫困家庭数量偏少影响数据分析的有效性，我们按照“稀有事件偏差”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进行检验，其结果与原模型保持基本一致。由于“是否贫困”被作为因变量，因此该问题不适用于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检验。，非贫困家庭605户，两类型家庭社会资本结构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贫困和非贫困两类家庭而言，二者在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水平上表现出差异：除“社会凝集力与包容力”外，其他五个维度的社会资本非贫困家庭均值高于贫困家庭，特别是在“信息与交流”维度上有显著差异。整体上看，非贫困农户家庭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高收入农户家庭可能对应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为进一步研究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减贫的影响以及伴随市场化进程这种影响的改变，我们在农户家庭原始社会资本数据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得到新的社会资本度量如表3所示。
第一，核心社会资本变量。首先，社会网络。根据“差序格局”圈层理论，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及其亲友关系而向外引申和发展的，故我们的问题设计是：您家有几家关系亲密的亲友分别在政府、学校和医院工作② ②在中国，家庭的亲友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网络，其在政府、学校和医院的亲友可能会影响到就业、家庭的信贷、子女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障状况等，这些都会直接作用于家庭的福利水平。？在这里我们遵循前人方法，将每个家庭在三种部门的亲友数量加总后来衡量农户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而村庄层面的度量将采用农户所在村庄排除本家庭之外剩余样本农户的平均亲友数量来考查（王晶，2013）。其次，社会信任。信任被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以实现的，且信任在国家或村庄层面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得到有力的证实。然而在家庭或个人层面的信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存在争论。无论是个人信任还是公共信任对于减少贫困而言其发挥的作用机制是相同的即对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而言具有“双降”作用。因此，我们这里拟从成员之间信任度、对公共机构信任度来考查农户家庭层面的社会信任，采用的问题是：你对乡县官员很信任;你对村委官员很信任;医院和教育部门值得信任;公检法机关值得信任。问题答案从1到5进行五点量表赋值分别代表非常不信任（同意）到非常信任（同意）。同样的理由，村庄层面公共信任度我们用每个村庄排除该家庭公共信任度之外的剩余样本的家庭（农户）对于以上四种部门机构的平均信任度的乘积来度量村庄层面的社会信任度① ①采用乘积的理由在已有文献中较多使用，认为公共信任本身的公共品属性造成了任何一种公共信任的作用发挥都会依赖或者影响到其他的公共信任。。
第二，农户家庭的“人情资源”和“信息优势”变量。采用的问题分别是农户家庭的人情开支数额和电话及网络使用费。农户家庭的日常通讯和网络使用是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对于地缘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来说，其能够直接体现农户家庭对外交流和联络的程度;依据实际情况，农村地区的人情开支主要包括红白喜事、亲友馈赠、节日送礼等传统习俗方面的开销，这笔支出多产生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这样的“强关系”的网络个体之间。
第三，政治资本。我们采用的问题是：村里的人经常会去找村干部或县乡干部来解决村里的公共事务。无论何种身份的村民与村干部或县乡干部进行公共事务或邻里纠纷等私事的谈判和协商时，都能一定程度体现其政治资本的作用和效果。
通过表3三组数据可以看出，在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家庭之间，社会资本及其他控制变量有较明显的差异：（1）除村庄层面社会网络之外，其余维度的社会资本非贫困比贫困农户家庭整体拥有的更多;（2）非贫困农户家庭明显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3）非贫困农户家庭户主更有可能是男性，且年龄相对较小，健康程度方面也高于貧困群体;（4）非贫困农户家庭所在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外出务工人口数量方面相对贫困群体更好、更多。 （六）模型及实证分析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建立了如下的Logit模型来考查社会资本、市场化及农村减贫之间的关系：
其中，（1）式中的下标i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Yi 为农户家庭年人均年收入，P（Yi=1）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非贫困的概率。SCi 为农户家庭社会资本，Mi 为农户家庭市场化指数，HCi 为农户家庭人力资本，OCi为农户家庭物质资本，Xi为户主特征变量，Zi为农户家庭所在村村级特征变量。我们对于模型的被解释变量Y即“农户家庭是否贫困”的度量方式是：如果该家庭人均年收入大于或等于3208元则为非贫困，此时Y=1;如果小于3208元则为贫困，此时Y=0。分析市场化影响时，在（1）式中放入市场化和社会资本交互项② ②对于交互项可能产生的系数符号变化问题，可以采用中心化处理;另外，同时考虑包括主要解释变量和其交互项也可能产生的共线性问题（Althauser，1971;Simith & Sasaki，1979），然而Balli & Srensen（2013）并不认为共线性在一般交互项模型中是一个严重问题。，检验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农户贫困减少的影响，同时我们去除家庭层面的社会信任以及它与市场化的交互项③ ③回归分析中去掉家庭层面的社会信任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和标准误及拟R2都没有明显变化，因此仅在村庄层面研究社会信任对贫困的影响。，以此来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
我们对各个模型进行偏效应和标准差的估计：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上文中已经通过检验，异方差大多数情况下（Stock & Watson 2011）通过使用“OLS+稳健标准误”的方法进行处理，结果如表4所示：
从模型1来看，首先排除社会资本和市场化因素，只考虑农户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所在村村级特征对于农户家庭的贫困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人力资本对于减少贫困具有显著作用，无论户主受教育程度还是该家庭所在村庄的教育水平对于农户家庭减少贫困均显示出积极作用;户主的年龄与贫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家庭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投入对于贫困减少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模型2考虑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贫困减少的贡献和作用，但排除了市场化因素，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正向促进作用即对于贫困减少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尤其在村庄社会信任和农户家庭“信息优势”两方面表现显著。
模型3考虑了除 “信息优势”和“人情资源”外的核心社会资本变量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及其与市场化的交互项对于农户家庭非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家庭非贫困发生概率整体呈现正向的影响，且在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两方面表现显著。而市场化也表现出对于减贫的显著正向作用;在市场化因素影响下，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会随之减弱，尤其在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两个维度上具有较强的显著性。最后，模型4加入了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和“强关系”的人情两项社会资本变量及其与市场化的交互项后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整体对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村庄社会信任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农户家庭的“信息优势”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伴随市场化，多个维度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对农村减贫作用的减弱，特别是农户家庭的“人情资源”方面表现显著，而此时的 “信息优势”对于减贫作用则显著增强。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排除市场化因素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是显著而正向的，而伴随市场化包括“人情资源”的多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是减弱的，特别是“人情关系”方面，显现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规范越健全，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越弱。”另一方面，農户家庭的“信息优势”伴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减贫的作用而增强，此时信息优势显现的“资源俘获效应”对于农户贫困减少的作用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假设1：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会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同时接受假设2：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① ①当我们加入政治资本进行控制后其回归结果与未加入前基本保持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来自多方的质疑指出历来我国官方给定的贫困线标准相比较国际贫困线较低。针对此问题，同时为了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考虑采用世界银行2015年设定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每天1.9美元和3.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目前河南省最新省控贫困线接近于3.1美元标准，参照王萍萍[29]对世界银行2014年制定的1.25美元极端贫困标准和2美元的一般贫困标准，综合考虑采用以3.1美元为标准的进行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农村人均年收入约4000元① ①如果用每人每天支出3.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衡量，中国的农村贫困线估计约为人均纯收入每年4000元，采用此数字同时也出于研究设计需要的考虑。的贫困线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模型5在排除了市场化影响因素后，考查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模型6加入了市场化及其与核心社会资本变量的交互项，模型7加入了农户家庭的“人情资源”和“信息优势”，对比表4中的各个模型，结果显示：（1）排除市场化因素，社会资本有三个维度是对减贫有正向影响的，其中村庄社会信任和家庭“信息优势”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减少贫困;市场化水平影响下，核心社会资本整体显示出对于农村减贫具有促进作用，而家庭“人情资源”在5%的置信水平下也具有显著性;（2）模型5～7的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户主特征及村级特征等显著变量的结果整体与表4的模型基本一致。同时伴随市场化水平提高，核心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整体显示出减弱趋势;而家庭“信息优势”和“人情资源”随着市场化力量提高分别得到加强和减弱，二者显示出一种独立于核心社会资本随市场化变化的“稳定性”，前文所得结果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五、内生性问题
（一）固定效应
虽然我们的模型中控制住了某些村级特征变量，但是仍有可能存在个别未被观察到的村级特征从而影响实证结果即可能存在遗漏偏差。一般常用做法是在面板数据中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解决此类问题，但是本文研究所采用的为截面数据，因而没有时间上的变化。为了保持原模型非线性形式，我们利用LSDV（leat squares dummy variables）方法，通过虚拟变量回归法控制村级固定效应。由于新的村级虚拟变量的加入，使得原有的一些控制变量在处理分析时不符合分析要求，因此在模型4的基础上剔除部分可疑的（可能具有高度共线性）、初步回归结果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加入包括所有村（第1到第285个村）的虚拟变量① ①在加入多达284个虚拟变量的模型中，同时存在交互项，程序很难准确估计出社会资本、市场化以及二者交互项的偏效应和标准误。同时，这也相当程度地造成了样本观察值数量的缺失。，限于篇幅回归表格省略，结果显示在加入了村级特征的虚拟变量之后，与表4的模型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整体上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这说明控制住村级特征固定效应后对模型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影响和改变，基本保持了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的一致性。
（二）联立内生性及遗漏偏差
在前文原有模型中，我们主要考查了多个维度和层面的社会资本，其中，核心资本的村庄层面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由于在计算当初已经排除了本农户家庭，其联立内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轻，而家庭社会网络却仍有可能存在联立或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一般的常用解决方法有：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倾向匹配得分、断点回归设计、合成控制法或结构方程法等。然而，在众多已被运用的家庭社会网络工具变量中如信任、宗族网络和社团、政治身份和地位等，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而其他能够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各种方法中，由于数据本身原因造成均不适用于本文研究。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考查了市场化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发生率，然而市场化影响下的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发生率。而伴随市场化进程，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体现利益的“弱关系”相比较体现人情的“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二者并没有显示出同步“式微”。
本文在考虑市场化因素基础上，从微观视角研究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及“弱关系理论”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和机制，拓展和丰富了有关市场化、社会资本和贫困治理方面的经验检验和理论认知。本文结论表明：一方面基于目前我国以村民自治方式分配的扶贫开发体制，社会资本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其在市场化等正式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弥补和改善因市场化本身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长期的贫困治理问题。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只有正确的、有效的激励措施才可能使得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减贫方面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提升减贫的内生动力，同时更需要考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户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与市场制度紧密结合探索符合市场经济的激励性扶贫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对农村基层资源分配进行有效监督，降低因贫困治理内卷化产生的“精英俘获”效应导致的资源错配，并通过将贫困群体相对缺乏的社会资本纳入贫困户的识别系统和作为确定發展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来提高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回报率。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下的经济行为或商业活动以“理性”为原则，而基于血缘、亲缘的中国传统农村奉行的是“人情”原则。二者在以市场化为中心的新型农业化、新型工业化的农村地区的关系和矛盾已发生深刻变化，利益逐渐成为决定人们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的有效筹码，理性开始进入农村社会生活，使得人情融入正式制度当中，同时非正式关系（社会资本）又渗入更多理性。因此，市场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要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正向作用，无论是政策制订还是制度设计都需要更多考虑其人情与利益的关系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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