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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来社区的出现和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演进趋势，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201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工作。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目前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未得到充分关注，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迫切需要总结相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以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邻里效应、新城市主义、社群主义、城市更新等理论可以分别解释未来社区的“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这八大特性。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
关键词：未来社区;邻里效应理论;新城市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城市更新理论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1）03-0095-009
一、引 言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而社区则是城市的一个个细胞，是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空间单元。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首先要建设充满生命力的社区，让居民在社区内的生活更健康、更安全、更便利，并给居民提供各种公平的社会交往机会，使社区成为居民的精神归属地。未来社区建设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营造社区的各种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来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纵观世界各国，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畅想和追求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未曾停下脚步。早在二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①到了近代，在城市复兴运动、信息技术革命、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各国涌现了各种未来社区建设的思潮和实践。例如，伴随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各国不断探索如何通过新技术使得社区生活更为健康和便利，目前遍布全球的低碳社区、智慧社区、韧性社区等，都是对未来社区不断展望和探索的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社区建设不仅要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还要让社区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社区生活中，却经常遇到邻里关系疏离、公共服务设施少旧、生活环境质量不高、空间集约利用不足等诸多痛点问题，限制了人民去实现美好生活。面对这些问题，浙江省于2019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未来社区试点建设。截至2020年11月，全省已经启动了两批共60个试点项目，在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学术界对未来社区的理论探讨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
面对未来社区建设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本文拟以浙江未来社区建设为重点，就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探索。理论通常被界定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进行解释的思想体系”。[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本文对未来社区理论的探索，一方面是希望对未来社区的实践进行理论溯源;另一方面，未来社区的实践本身也值得提炼出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对未来社区的实践进行系统地解释，而且也有利于形成可推广、可复制、可学习的思想体系，指导后来者在未来社区方面进一步实践创新。所以，对未来社区建设进行理论探讨，对于更好地推进和带动未来社区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未来社区建设的内涵与使命
（一）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的内涵
未来社区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类型，但各种未来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通过社区建设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据浙江省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方案，未来社区是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所打造的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为了更好地指导未来社区建设，浙江省提出了“139”的顶层设计。具体而言，未来社区将紧紧围绕促进人的全面發展和社会进步，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作为“一个中心”，打造群众生活满意的人民社区;其次，未来社区将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作为“三个维度”的价值坐标，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第三，未来社区将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夯实未来社区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的内涵实质。[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
浙江省主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来建设未来社区：一是以人为本，文化引领。坚持以人为中心，融合先进文化和前沿科技;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重，激发社会活力，探索可持续未来社区建设模式;三是迭代创新，体系推进。坚持创新设计，充分发挥政策创新牵引作用;四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实际情况，统筹考虑改造更新和规划新建两大类型。[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综办：《打造新型城市功能单元，助力“两个高水平”建设——关于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解读》，《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未来社区建设将打破传统社区邻里之间的隔阂，以高品质的社区环境和服务提高人们的居住满意度，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是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
未来社区的建设发端于浙江省，这项举措同时也是对国家新型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等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开启，意味着我国城市化将从粗放型发展向“以人为中心”高质量发展转变。高质量的发展，具体到社区层面，就是要加快完善社区品质、优化社区居住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未来社区建设可以说是地方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举措。此外，未来社区建设将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并且有利于促进新技术落地应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因为未来社区建设与未来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作为城市最基础的组织单元，未来社区建设的推进将会为未来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层社会基础，进而促进城市社区向智慧、绿色、共享的新型社区转型。 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的提出和发展，离不开中央层面的政策指导。早在2014年，中央就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社区改造颁布了许多重要政策，并在重大会议上作出部署。各个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会议精神及文件纲领的指导下，在社区建设方面开展了改革创新。尤其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多项标志性文件和指导性政策，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表1列出了中央与浙江省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这张表的内容显示，中央政策为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导，浙江省则积极响应中央政策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为我国未来社区的发展提供了浙江样板。
（三）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要在全国起示范作用
作为中国未来社区建设的先行者，浙江较为成功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手段来开展未来社区建设，推动城市更新发展、老旧小区的改造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谋、共建、共享、共治的良好氛围，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总体上看，浙江的未来社区建设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党建引领把控方向。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社区治理进入了党建引领社区建设的新时代。[葛天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中国民政》，2018年第19期。]近年来，社区党建工作引起了多方重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基础。[王芳：《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路径探讨》，《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8期。]坚持党的领导，成为未来社区建设和治理方向正确性的前提。[朱丽荣：《新时代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的途径探析——以太原市迎泽区“迎泽群工”为例》，《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2期。]未来社区的创建，坚持了党建引领，完善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优秀党员的模范引领作用，[郁建兴、吴结兵：《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这种社区建设模式已成为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
第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在未来社区建设和治理中，浙江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重，充分调动市场主体、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协调好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长久有效的互联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权责不清、管理混乱以及各级关系错综复杂等问题造成负面后果。
第三，社区运营的智慧化。浙江省未来社区依托了科技革命的成果，与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紧密相连，推动生活方式变革、生产方式重组、生产关系再造。用科技服务人民，真正实现未来社区为民、便民、利民的服务。在九大场景设计中，处处凸显智慧的要素，形成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未来社区建设体系。
自浙江省推出未来社区的试点之后，已经吸引了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相关组织前来参观和学习。虽然，浙江省总结出了未来社区建设的一些特征，但这些特征还不能完全涵盖其经验。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进行挖掘，有助于系统地总结未来社区建设的“浙江经验”，供其他地方学习和推广，在全国形成更好的示范效应。
三、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溯源
未来社区建设是源自浙江省的一项实践。但是，未来社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已有的相关理论经验的指导。正如《城市理论》的作者哈丁和布劳克兰德所言，实践者总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断灵活地应用理论，“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理论就好像我们讲述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一样”。[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自人类社会出现城市以来，诞生了丰富的城市和社区建设理论，指引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者不断创造更美好的社区生活。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相通的，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自然也受益于全人类宝贵的理论财富。本部分将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溯源。在浩瀚如繁星的城市理论中，我们抽取了与未来社区最紧密相关的四种理论，即邻里效应理论、新城市主义理论、社群理论和城市更新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维度丰富了未来社区建设的思想体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社区建设中所隐含的理论逻辑。
（一）邻里效应理论
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理论是社区研究的经典话题，其核心观点强调邻里特征会对邻里内部居民的生活态度、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造成影响，甚至会遭到邻里外部群体的社会排斥。[Sam S.，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11， no. 3 （2016）， pp.315-326.]鄰里效应理论最早由芝加哥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Wilson在1987年首次提出。之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邻里效应的研究浪潮，开展了大量关于社区如何影响个人生活与发展的研究，提出了邻里效应与居民健康、教育、就业、违法犯罪等关系的理论。[Sampson R.J， Morenoff J.D， Gannon-Rowley T.，“Assessing‘Neighborhood Effects’： 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8 （2002）， pp. 443-478.]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还证明了邻里效应在犯罪、贫困、健康、公民参与、流动性、社区效能等方面产生了差异影响。学者们认为，人们对邻里差异会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组成的社会机制和实践反过来塑造人们对邻里的感知、关系和行为，两者相互作用，一起决定着社区的社会结构。[Gerell M. ，“Collective Efficacy， Neighborhood and Geographical Units of Analysis： Findings from a Case Study of Swedish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 Research， vol. 21， no. 3 （2015）， pp.385-406.]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邻里效应将通过社区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此外，邻里环境会把非正常（Dysfunctional）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响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导致诸多消极影响，社会也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Bauder H. ，“Neighbourhood Effects and Cultural Exclusion” ，Urban Studies， vol. 39， no. 1 （2002）， pp.85-93.] （二）新城市主义理论
新城市主义理论（New Urbanism）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二战之后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无序蔓延的城市化带来的社区隔离、交通拥挤、高犯罪率等问题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城市规划及设计理论。1993年10月，第一届新城市主义大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召开，标志着新城市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和新城市主义运动正式来临。1996年，第四届新城市主义大会上所颁布的《新城市主义宪章》，明确了新城市主义的三个核心思想：第一，在区域层面上，新城市主义强调有边界的开发，合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建立协调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第二，在邻里层面上，新城市主义主张紧凑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方便居民活动，改善邻里结构，促进社会融合;第三，在街区层面上，新城市主义要求建筑设计应强化安全性、舒适性和吸引力，增进邻里交往。[李东：《新城市主义》（上），《北京规划建设》，2003年第6期。]新城市主义理论有两大典型代表，分别是“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和“公交主导发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这两种模式体现了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的基本特点，即紧凑发展、步行优先、功能复合、经济性以及提高环境品质的原则。[王慧：《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国际城市规划》，2002年第3期。]
（三）社群主义理论
社群主义理论（Communitarian）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艾米里·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在1887年提出。[Beiner R.， “A Communitarian Defense of Liberalism： Emile Durkheim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4）， pp.339-763.]合作探询、共同价值观和相互责任感以及公民参与被认为是社群主义的三个原则。[Flora J.， “Communitarianism： A New Agenda for Politics and Citizenship by Henry Tam”，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8， no. 5 （1998）， pp.590.]根据这三个原则，社群主义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主张：首先是描述性主张，强调人是社会人;其次是规范性主张，宣称社区和团结的价值观;第三是元伦理主张，强调政治原则应反映“共识”。[Caney S.，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 Misconceived Debate”，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10）， pp.273-289.]社群主義还倡导为了公共利益而共同解决问题。[Walzer M.，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no.1 （1990）， pp.6-23.]
社群主义所倡导的公共利益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个是非排他性的相容性，这意味着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另一个是相关性，即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仅当事人自己会受到损害，还会让同一社群的其他人受到损害。[俞可平：《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社群主义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还有助于个体自治。根据社群主义理论，人既要有自己的生活，又需与安身立命的社群契合无间、唇齿相依;人们关心所在社群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生活，又与构成自己特征的社群息息相关。因此，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公共参与、社区自治来实现社区融合。[葛天任：《建国以来社区治理的三种逻辑及理论综合》，《社会政策研究》，2019年第1期。]
（四）城市更新理论
城市更新理论（Urban Renewal）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国家，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根据不同时代背景，可以将城市更新理论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的战后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思潮，目的主要是解决住宅严重短缺的问题，因而诞生了如“理想城市”“光明城市”等城市理论;第二阶段是60年代的城市振兴（Urban Revitalization）思潮，主要面对的现象是城市老区的社会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纷纷搬离市中心而开启的大规模郊区化;第三阶段是70年代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思潮，主要是面对老城空心化和新城郊区化等问题;第四阶段是80年代的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思潮，这一时期的城市更新一方面开始关注生态保护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开始强调私人部门等的参与;第五阶段是90年代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思潮，强调文化规划与城市设计以及经济再生等的结合，也鼓励引入公私合营机构来专业化运作城市更新。[顾浩：《西方城市更新活动及理论梳理》，《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6年第27期。]
城市更新理论指导了大量的社区发展实践，并应用了“社区规划”“自愿式更新”“公众参与”等创新理念。在这些实践中，人们总结出社区的建设和改造不能脱离人的感受和需要，要符合人的尺度，同时要在物质环境中加入对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怀，保护社区环境中的宜人部分，实现社区的“有机更新”。[吴良镛：《菊儿胡同试验的几个理论性问题——北京危房改造与旧居住区整治》（三），《建筑学报》，1991年第12期。]
四、未来社区理论与未来社区实践 未来社区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与成长受益于相关理论的滋养。理论通过使用相对完整并连贯的概念和论述认识实践，帮助理解实践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运作法则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理论不仅无法与实践脱节，而且要回归到实践之中。我们追溯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来源，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释未来社区，也是为了指导未来社区的实践。本部分把未来社区的实践总结为八个特性（即“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分别用四个理论对这些特性进行解释（表2），也对未来社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一）邻里效应理论与未来社区的“邻里性”和“社会性”
自从我国在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之后，单位逐渐退出了居住小区的管理，居住小区也变成了“社会化”的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社区变成了老旧小区。由于失去了单位这个纽带，大多数居民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社区的“邻里性”逐渐淡化。这些老旧小区的“急难杂症”积深已久，例如入学难、看病难、出行难、养老设施与服务设施缺失、便民惠民服务覆盖不全等问题，[周华富：《未来社区试点：打造满足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体验馆”》，《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居住满意度。恶劣的居住环境，更是加重了这些小区的邻里污名化。因为这些小区忽略了邻里效应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贫困集聚或社会隔离等问题。
根据邻里效应理论，社区邻里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教育、就业、思维和行为方式等。若邻里产生负效应，则会不利于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社会生活和未来发展。为了避免邻里负效应的发生，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图从居住环境的源头打造良好的社区邻里氛围，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未来社区的邻里、创业、教育、健康等场景显示，社区将重点营造特色邻里文化，增强社区邻里和谐关系，并提供相对完善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包括“双创”空间、共享学习平台和医疗资源等措施，都是为了居民的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健康的邻里氛围。因而，未来社区在政策设计之初，就注重了“邻里性”与“社会性”的建设。
在未来社区建设中，政府应充分地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缓解目前社区邻里融合度不高的困境。例如，营造特色邻里文化和打造邻里互助生活共同体，可以培养邻里形成共同的社区意识和价值观。通过邻里效应来提高社区的“邻里性”，可以鼓励居民相互交往、互助支持，从而促进邻里融合。对邻里正效应的因势利导，也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性”。以往国际上的未来社区大多是从某一角度展开的“主题型社区”，例如突出科技应用的“智慧社区”、以资源共享为主的“共享社区”、强调环境的“低碳社区”和“可持续社区”等，而浙江未来社区强调其综合化，政府可以高效地配置各种优质公共资源，进而提高社区的邻里满意度和社会融合度。
（二）新城市主义理论与未来社区的“战略性”和“生态性”
在土地擴张为导向的城市化范式下，我国的城市普遍出现无序蔓延的现象，社区发展深受这种发展模式的限制。这种城市化模式虽然速度较快，但造成了秩序混乱、过度开发等问题，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等因素的推动下，很多中低收入社区的选址远离公共服务设施，居民不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用于通勤，而且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未来社区强调其“战略性”，即社区的发展要与城市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低收入社区往往缺少内部绿化空间，而且普遍面临外部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在我国强调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社区的“生态性”也要提上日程。
新城市主义理论是从战略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往往立足于区域综合规划，强调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要保护生态环境。根据新城市主义理论，城市开发要为社区公平配置公共资源，社区规划要强调自然生态的优化和建筑的紧凑发展，提高居民的居住舒适度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正如新城市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结合了区域战略性和生态性，以避免城市过度开发和资源浪费，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战略性”方面，未来社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统筹城乡未来社区的建设，二是协调未来社区与周边社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要立足本地不同的需求，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创新路线，还要坚持科学统筹规划和区域整体布局，联动开发未来社区的周边区块。在“生态性”方面，未来社区在建筑、交通和低碳等场景中，都强调营造绿色宜居的社区空间，降低资源使用成本，优化资源利用。
根据新城市主义理论，未来社区的建设应该进一步从区域战略整体的高度看待和解决问题，重视区域综合规划、统筹联动与整体布局。在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要与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有机结合，[孟刚：《未来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浙江追求》，《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特别是与未来社区周边区块联动开发。未来社区不是少部分人群独享的资源，而是应与当地社会进行资源共享，尽量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未来社区的建设应协同提升整体区域发展，综合改善整体民生，推动整个城市的综合建设与和谐发展。此外，基于新城市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未来社区应推广集约高效的公共交通导向开发（TOD）布局模式。这些举措不仅能构造绿色宜居的空间，而且能优化能源利用、减少碳排放。总之，根据新城市主义理论，未来社区在推进“战略性”和“生态性”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
（三）社群主义理论与未来社区的“自治性”与“服务性”
我国的社区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治理难题是“自治性”的缺乏。尽管国家一直提倡社区自治，但是难以真正落实。社区缺乏“自治性”的主要原因是居民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社区治理，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压力较大，更是无暇关心社区治理事务。其次，居民难以享有社区的公共产权，导致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主动性不足。社区产权的经济收益也没有合理地分配给居民，使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行为缺乏激励。此外，我国大量的社区还没有基本的物业管理服务，或者居民缴了昂贵的物业管理费却没有享受到相应质量的服务，减弱了社区的“服务性”。 社群主义理论主张鼓励居民的参与和合作，以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相互责任感，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群应充分把“自治性”与“服务性”结合起来。[李振锋、张弛：《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虚拟社群参与——基于对城市更新中虚拟社群的考察》，《治理研究》，2020年第4期。] 为了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社区治理难题，未来社区倾力打造居民积极参与自治和便民服务的场景。例如，未来社区的治理场景中，强调了“政府导治、社区智治、居民自治”的创新。浙江未来社区将采用党建引领的治理组织、居民志愿参与的自治方式，以及“平台+管家”物业服务模式，让居民参与表达愿望和诉求，实现自治，同时能享受人性化的优质便利服务。在这些场景中，不难发现社群主义与未来社区“自治性”和“服务性”之间的紧密联系。
社群主义理论的国家观表明，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关心和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既是公民的应有职责，也是公民的美德。这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可以保障个人权利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未来社区应继续贯彻“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落实社区的公共产权，合理分配产权收益，并做好社区便民服务，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进一步发扬未来社区“自治性”与“服务性”的优势。
（四）城市更新理论与未来社区的“更新性”和“人本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每年都新开发大量的城市社区，同时也有大量的社区变得老旧，特别是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老旧社区，面临着社区设施与居民需求严重不匹配的现象，社区亟需更新改造，以使其环境更符合人性需求。老旧小区面临着大量的难点痛点问题，例如预制板建筑的安全隐患问题，停车难、出行难、下楼难问题，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小区居住品质低劣等，严重不适应新时代城市文明发展。未来社区也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重大决策的具体抓手，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平台，也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所以，未来社区的“更新性”和“人本性”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城市更新理论指出，在城市的更新改造中，应要首先满足“人的要求”，社区的营造和治理也要符合“人的尺度”。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方案中，突出群众满意导向，确保群众“搬得进、住得起、过得好”，明确了未来社区建设的根本宗旨和主要对象，充分考虑了在改造更新中要首先考虑人的需要和感受，体现社区发展的“更新性”和“人本性”。未来社区作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项民生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宜居水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政府强调了老旧社区的规划不能只关注“更新性”而忽略“人本性”，而是要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考虑居民的真实感受和迫切需要。
城市更新理论不仅强调了对物质环境的改造，还强调了对社区的生态、历史、文化要素的有机利用。未来社区的物质环境更新，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保护好社区的历史、文化要素，就是保护社区的文脉，这对于营造居民的精神归属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城市更新理论也强调私人部门的参与，这对于解决未来社区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提供了一种渠道，有助于实现社区的“经济再生”，激发未来社区的经济活力。总之，城市更新理论显示了未来社区建设要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要素、经济活力等各个维度实现“更新性”和“人本性”的融合。
（責任编辑：石洪斌）
收稿日期：2020-08-04
作者简介：邹永华，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城市发展与管理系副主任、城市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陈紫微（通信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型保障房社区邻里效应的测度、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编号：71874154）。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英文版），本杰明.乔伊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6页。
关键词：未来社区;邻里效应理论;新城市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城市更新理论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1）03-0095-009
一、引 言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而社区则是城市的一个个细胞，是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空间单元。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首先要建设充满生命力的社区，让居民在社区内的生活更健康、更安全、更便利，并给居民提供各种公平的社会交往机会，使社区成为居民的精神归属地。未来社区建设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营造社区的各种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来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纵观世界各国，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畅想和追求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未曾停下脚步。早在二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①到了近代，在城市复兴运动、信息技术革命、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各国涌现了各种未来社区建设的思潮和实践。例如，伴随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各国不断探索如何通过新技术使得社区生活更为健康和便利，目前遍布全球的低碳社区、智慧社区、韧性社区等，都是对未来社区不断展望和探索的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社区建设不仅要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还要让社区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社区生活中，却经常遇到邻里关系疏离、公共服务设施少旧、生活环境质量不高、空间集约利用不足等诸多痛点问题，限制了人民去实现美好生活。面对这些问题，浙江省于2019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未来社区试点建设。截至2020年11月，全省已经启动了两批共60个试点项目，在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学术界对未来社区的理论探讨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
面对未来社区建设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本文拟以浙江未来社区建设为重点，就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探索。理论通常被界定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进行解释的思想体系”。[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本文对未来社区理论的探索，一方面是希望对未来社区的实践进行理论溯源;另一方面，未来社区的实践本身也值得提炼出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对未来社区的实践进行系统地解释，而且也有利于形成可推广、可复制、可学习的思想体系，指导后来者在未来社区方面进一步实践创新。所以，对未来社区建设进行理论探讨，对于更好地推进和带动未来社区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未来社区建设的内涵与使命
（一）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的内涵
未来社区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类型，但各种未来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通过社区建设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据浙江省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方案，未来社区是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所打造的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为了更好地指导未来社区建设，浙江省提出了“139”的顶层设计。具体而言，未来社区将紧紧围绕促进人的全面發展和社会进步，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作为“一个中心”，打造群众生活满意的人民社区;其次，未来社区将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作为“三个维度”的价值坐标，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第三，未来社区将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夯实未来社区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的内涵实质。[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
浙江省主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来建设未来社区：一是以人为本，文化引领。坚持以人为中心，融合先进文化和前沿科技;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重，激发社会活力，探索可持续未来社区建设模式;三是迭代创新，体系推进。坚持创新设计，充分发挥政策创新牵引作用;四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实际情况，统筹考虑改造更新和规划新建两大类型。[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综办：《打造新型城市功能单元，助力“两个高水平”建设——关于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解读》，《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未来社区建设将打破传统社区邻里之间的隔阂，以高品质的社区环境和服务提高人们的居住满意度，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是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
未来社区的建设发端于浙江省，这项举措同时也是对国家新型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等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开启，意味着我国城市化将从粗放型发展向“以人为中心”高质量发展转变。高质量的发展，具体到社区层面，就是要加快完善社区品质、优化社区居住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未来社区建设可以说是地方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举措。此外，未来社区建设将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并且有利于促进新技术落地应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因为未来社区建设与未来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作为城市最基础的组织单元，未来社区建设的推进将会为未来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层社会基础，进而促进城市社区向智慧、绿色、共享的新型社区转型。 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的提出和发展，离不开中央层面的政策指导。早在2014年，中央就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社区改造颁布了许多重要政策，并在重大会议上作出部署。各个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会议精神及文件纲领的指导下，在社区建设方面开展了改革创新。尤其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多项标志性文件和指导性政策，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表1列出了中央与浙江省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这张表的内容显示，中央政策为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导，浙江省则积极响应中央政策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为我国未来社区的发展提供了浙江样板。
（三）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要在全国起示范作用
作为中国未来社区建设的先行者，浙江较为成功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手段来开展未来社区建设，推动城市更新发展、老旧小区的改造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谋、共建、共享、共治的良好氛围，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总体上看，浙江的未来社区建设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党建引领把控方向。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社区治理进入了党建引领社区建设的新时代。[葛天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中国民政》，2018年第19期。]近年来，社区党建工作引起了多方重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基础。[王芳：《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路径探讨》，《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8期。]坚持党的领导，成为未来社区建设和治理方向正确性的前提。[朱丽荣：《新时代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的途径探析——以太原市迎泽区“迎泽群工”为例》，《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2期。]未来社区的创建，坚持了党建引领，完善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优秀党员的模范引领作用，[郁建兴、吴结兵：《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这种社区建设模式已成为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
第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在未来社区建设和治理中，浙江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重，充分调动市场主体、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协调好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长久有效的互联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权责不清、管理混乱以及各级关系错综复杂等问题造成负面后果。
第三，社区运营的智慧化。浙江省未来社区依托了科技革命的成果，与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紧密相连，推动生活方式变革、生产方式重组、生产关系再造。用科技服务人民，真正实现未来社区为民、便民、利民的服务。在九大场景设计中，处处凸显智慧的要素，形成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未来社区建设体系。
自浙江省推出未来社区的试点之后，已经吸引了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相关组织前来参观和学习。虽然，浙江省总结出了未来社区建设的一些特征，但这些特征还不能完全涵盖其经验。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进行挖掘，有助于系统地总结未来社区建设的“浙江经验”，供其他地方学习和推广，在全国形成更好的示范效应。
三、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溯源
未来社区建设是源自浙江省的一项实践。但是，未来社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已有的相关理论经验的指导。正如《城市理论》的作者哈丁和布劳克兰德所言，实践者总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断灵活地应用理论，“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理论就好像我们讲述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一样”。[艾伦·哈丁、泰尔加·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自人类社会出现城市以来，诞生了丰富的城市和社区建设理论，指引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者不断创造更美好的社区生活。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相通的，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自然也受益于全人类宝贵的理论财富。本部分将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溯源。在浩瀚如繁星的城市理论中，我们抽取了与未来社区最紧密相关的四种理论，即邻里效应理论、新城市主义理论、社群理论和城市更新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维度丰富了未来社区建设的思想体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社区建设中所隐含的理论逻辑。
（一）邻里效应理论
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理论是社区研究的经典话题，其核心观点强调邻里特征会对邻里内部居民的生活态度、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造成影响，甚至会遭到邻里外部群体的社会排斥。[Sam S.，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11， no. 3 （2016）， pp.315-326.]鄰里效应理论最早由芝加哥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Wilson在1987年首次提出。之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邻里效应的研究浪潮，开展了大量关于社区如何影响个人生活与发展的研究，提出了邻里效应与居民健康、教育、就业、违法犯罪等关系的理论。[Sampson R.J， Morenoff J.D， Gannon-Rowley T.，“Assessing‘Neighborhood Effects’： 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8 （2002）， pp. 443-478.]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还证明了邻里效应在犯罪、贫困、健康、公民参与、流动性、社区效能等方面产生了差异影响。学者们认为，人们对邻里差异会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组成的社会机制和实践反过来塑造人们对邻里的感知、关系和行为，两者相互作用，一起决定着社区的社会结构。[Gerell M. ，“Collective Efficacy， Neighborhood and Geographical Units of Analysis： Findings from a Case Study of Swedish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 Research， vol. 21， no. 3 （2015）， pp.385-406.]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邻里效应将通过社区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此外，邻里环境会把非正常（Dysfunctional）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响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导致诸多消极影响，社会也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Bauder H. ，“Neighbourhood Effects and Cultural Exclusion” ，Urban Studies， vol. 39， no. 1 （2002）， pp.85-93.] （二）新城市主义理论
新城市主义理论（New Urbanism）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二战之后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无序蔓延的城市化带来的社区隔离、交通拥挤、高犯罪率等问题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城市规划及设计理论。1993年10月，第一届新城市主义大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召开，标志着新城市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和新城市主义运动正式来临。1996年，第四届新城市主义大会上所颁布的《新城市主义宪章》，明确了新城市主义的三个核心思想：第一，在区域层面上，新城市主义强调有边界的开发，合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建立协调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第二，在邻里层面上，新城市主义主张紧凑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方便居民活动，改善邻里结构，促进社会融合;第三，在街区层面上，新城市主义要求建筑设计应强化安全性、舒适性和吸引力，增进邻里交往。[李东：《新城市主义》（上），《北京规划建设》，2003年第6期。]新城市主义理论有两大典型代表，分别是“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和“公交主导发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这两种模式体现了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的基本特点，即紧凑发展、步行优先、功能复合、经济性以及提高环境品质的原则。[王慧：《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国际城市规划》，2002年第3期。]
（三）社群主义理论
社群主义理论（Communitarian）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艾米里·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在1887年提出。[Beiner R.， “A Communitarian Defense of Liberalism： Emile Durkheim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4）， pp.339-763.]合作探询、共同价值观和相互责任感以及公民参与被认为是社群主义的三个原则。[Flora J.， “Communitarianism： A New Agenda for Politics and Citizenship by Henry Tam”，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8， no. 5 （1998）， pp.590.]根据这三个原则，社群主义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主张：首先是描述性主张，强调人是社会人;其次是规范性主张，宣称社区和团结的价值观;第三是元伦理主张，强调政治原则应反映“共识”。[Caney S.，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 Misconceived Debate”，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10）， pp.273-289.]社群主義还倡导为了公共利益而共同解决问题。[Walzer M.，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no.1 （1990）， pp.6-23.]
社群主义所倡导的公共利益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个是非排他性的相容性，这意味着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另一个是相关性，即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仅当事人自己会受到损害，还会让同一社群的其他人受到损害。[俞可平：《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社群主义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还有助于个体自治。根据社群主义理论，人既要有自己的生活，又需与安身立命的社群契合无间、唇齿相依;人们关心所在社群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生活，又与构成自己特征的社群息息相关。因此，社群主义强调人们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公共参与、社区自治来实现社区融合。[葛天任：《建国以来社区治理的三种逻辑及理论综合》，《社会政策研究》，2019年第1期。]
（四）城市更新理论
城市更新理论（Urban Renewal）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国家，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根据不同时代背景，可以将城市更新理论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的战后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思潮，目的主要是解决住宅严重短缺的问题，因而诞生了如“理想城市”“光明城市”等城市理论;第二阶段是60年代的城市振兴（Urban Revitalization）思潮，主要面对的现象是城市老区的社会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纷纷搬离市中心而开启的大规模郊区化;第三阶段是70年代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思潮，主要是面对老城空心化和新城郊区化等问题;第四阶段是80年代的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思潮，这一时期的城市更新一方面开始关注生态保护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开始强调私人部门等的参与;第五阶段是90年代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思潮，强调文化规划与城市设计以及经济再生等的结合，也鼓励引入公私合营机构来专业化运作城市更新。[顾浩：《西方城市更新活动及理论梳理》，《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6年第27期。]
城市更新理论指导了大量的社区发展实践，并应用了“社区规划”“自愿式更新”“公众参与”等创新理念。在这些实践中，人们总结出社区的建设和改造不能脱离人的感受和需要，要符合人的尺度，同时要在物质环境中加入对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怀，保护社区环境中的宜人部分，实现社区的“有机更新”。[吴良镛：《菊儿胡同试验的几个理论性问题——北京危房改造与旧居住区整治》（三），《建筑学报》，1991年第12期。]
四、未来社区理论与未来社区实践 未来社区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与成长受益于相关理论的滋养。理论通过使用相对完整并连贯的概念和论述认识实践，帮助理解实践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运作法则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理论不仅无法与实践脱节，而且要回归到实践之中。我们追溯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来源，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释未来社区，也是为了指导未来社区的实践。本部分把未来社区的实践总结为八个特性（即“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分别用四个理论对这些特性进行解释（表2），也对未来社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一）邻里效应理论与未来社区的“邻里性”和“社会性”
自从我国在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之后，单位逐渐退出了居住小区的管理，居住小区也变成了“社会化”的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社区变成了老旧小区。由于失去了单位这个纽带，大多数居民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社区的“邻里性”逐渐淡化。这些老旧小区的“急难杂症”积深已久，例如入学难、看病难、出行难、养老设施与服务设施缺失、便民惠民服务覆盖不全等问题，[周华富：《未来社区试点：打造满足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体验馆”》，《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居住满意度。恶劣的居住环境，更是加重了这些小区的邻里污名化。因为这些小区忽略了邻里效应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贫困集聚或社会隔离等问题。
根据邻里效应理论，社区邻里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教育、就业、思维和行为方式等。若邻里产生负效应，则会不利于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社会生活和未来发展。为了避免邻里负效应的发生，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图从居住环境的源头打造良好的社区邻里氛围，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未来社区的邻里、创业、教育、健康等场景显示，社区将重点营造特色邻里文化，增强社区邻里和谐关系，并提供相对完善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包括“双创”空间、共享学习平台和医疗资源等措施，都是为了居民的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健康的邻里氛围。因而，未来社区在政策设计之初，就注重了“邻里性”与“社会性”的建设。
在未来社区建设中，政府应充分地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缓解目前社区邻里融合度不高的困境。例如，营造特色邻里文化和打造邻里互助生活共同体，可以培养邻里形成共同的社区意识和价值观。通过邻里效应来提高社区的“邻里性”，可以鼓励居民相互交往、互助支持，从而促进邻里融合。对邻里正效应的因势利导，也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性”。以往国际上的未来社区大多是从某一角度展开的“主题型社区”，例如突出科技应用的“智慧社区”、以资源共享为主的“共享社区”、强调环境的“低碳社区”和“可持续社区”等，而浙江未来社区强调其综合化，政府可以高效地配置各种优质公共资源，进而提高社区的邻里满意度和社会融合度。
（二）新城市主义理论与未来社区的“战略性”和“生态性”
在土地擴张为导向的城市化范式下，我国的城市普遍出现无序蔓延的现象，社区发展深受这种发展模式的限制。这种城市化模式虽然速度较快，但造成了秩序混乱、过度开发等问题，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等因素的推动下，很多中低收入社区的选址远离公共服务设施，居民不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用于通勤，而且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未来社区强调其“战略性”，即社区的发展要与城市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低收入社区往往缺少内部绿化空间，而且普遍面临外部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在我国强调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社区的“生态性”也要提上日程。
新城市主义理论是从战略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往往立足于区域综合规划，强调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要保护生态环境。根据新城市主义理论，城市开发要为社区公平配置公共资源，社区规划要强调自然生态的优化和建筑的紧凑发展，提高居民的居住舒适度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正如新城市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结合了区域战略性和生态性，以避免城市过度开发和资源浪费，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战略性”方面，未来社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统筹城乡未来社区的建设，二是协调未来社区与周边社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要立足本地不同的需求，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创新路线，还要坚持科学统筹规划和区域整体布局，联动开发未来社区的周边区块。在“生态性”方面，未来社区在建筑、交通和低碳等场景中，都强调营造绿色宜居的社区空间，降低资源使用成本，优化资源利用。
根据新城市主义理论，未来社区的建设应该进一步从区域战略整体的高度看待和解决问题，重视区域综合规划、统筹联动与整体布局。在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要与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有机结合，[孟刚：《未来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浙江追求》，《浙江经济》，2019年第7期。]特别是与未来社区周边区块联动开发。未来社区不是少部分人群独享的资源，而是应与当地社会进行资源共享，尽量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未来社区的建设应协同提升整体区域发展，综合改善整体民生，推动整个城市的综合建设与和谐发展。此外，基于新城市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未来社区应推广集约高效的公共交通导向开发（TOD）布局模式。这些举措不仅能构造绿色宜居的空间，而且能优化能源利用、减少碳排放。总之，根据新城市主义理论，未来社区在推进“战略性”和“生态性”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
（三）社群主义理论与未来社区的“自治性”与“服务性”
我国的社区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治理难题是“自治性”的缺乏。尽管国家一直提倡社区自治，但是难以真正落实。社区缺乏“自治性”的主要原因是居民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社区治理，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压力较大，更是无暇关心社区治理事务。其次，居民难以享有社区的公共产权，导致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主动性不足。社区产权的经济收益也没有合理地分配给居民，使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行为缺乏激励。此外，我国大量的社区还没有基本的物业管理服务，或者居民缴了昂贵的物业管理费却没有享受到相应质量的服务，减弱了社区的“服务性”。 社群主义理论主张鼓励居民的参与和合作，以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相互责任感，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群应充分把“自治性”与“服务性”结合起来。[李振锋、张弛：《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虚拟社群参与——基于对城市更新中虚拟社群的考察》，《治理研究》，2020年第4期。] 为了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社区治理难题，未来社区倾力打造居民积极参与自治和便民服务的场景。例如，未来社区的治理场景中，强调了“政府导治、社区智治、居民自治”的创新。浙江未来社区将采用党建引领的治理组织、居民志愿参与的自治方式，以及“平台+管家”物业服务模式，让居民参与表达愿望和诉求，实现自治，同时能享受人性化的优质便利服务。在这些场景中，不难发现社群主义与未来社区“自治性”和“服务性”之间的紧密联系。
社群主义理论的国家观表明，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关心和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既是公民的应有职责，也是公民的美德。这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可以保障个人权利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未来社区应继续贯彻“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落实社区的公共产权，合理分配产权收益，并做好社区便民服务，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进一步发扬未来社区“自治性”与“服务性”的优势。
（四）城市更新理论与未来社区的“更新性”和“人本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每年都新开发大量的城市社区，同时也有大量的社区变得老旧，特别是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老旧社区，面临着社区设施与居民需求严重不匹配的现象，社区亟需更新改造，以使其环境更符合人性需求。老旧小区面临着大量的难点痛点问题，例如预制板建筑的安全隐患问题，停车难、出行难、下楼难问题，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小区居住品质低劣等，严重不适应新时代城市文明发展。未来社区也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重大决策的具体抓手，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平台，也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所以，未来社区的“更新性”和“人本性”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城市更新理论指出，在城市的更新改造中，应要首先满足“人的要求”，社区的营造和治理也要符合“人的尺度”。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建设方案中，突出群众满意导向，确保群众“搬得进、住得起、过得好”，明确了未来社区建设的根本宗旨和主要对象，充分考虑了在改造更新中要首先考虑人的需要和感受，体现社区发展的“更新性”和“人本性”。未来社区作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项民生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宜居水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政府强调了老旧社区的规划不能只关注“更新性”而忽略“人本性”，而是要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考虑居民的真实感受和迫切需要。
城市更新理论不仅强调了对物质环境的改造，还强调了对社区的生态、历史、文化要素的有机利用。未来社区的物质环境更新，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保护好社区的历史、文化要素，就是保护社区的文脉，这对于营造居民的精神归属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城市更新理论也强调私人部门的参与，这对于解决未来社区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提供了一种渠道，有助于实现社区的“经济再生”，激发未来社区的经济活力。总之，城市更新理论显示了未来社区建设要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要素、经济活力等各个维度实现“更新性”和“人本性”的融合。
（責任编辑：石洪斌）
收稿日期：2020-08-04
作者简介：邹永华，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城市发展与管理系副主任、城市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陈紫微（通信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型保障房社区邻里效应的测度、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编号：71874154）。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英文版），本杰明.乔伊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