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铜仁地区民中 （554300）
　　
　　【摘要】本文质疑了《石钟山记》叙议结合不紧密，驳论理由不充足，有恃才傲物，唯我独尊的霸气。
　　【关键词】石钟山记；质疑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苏轼的叙议性散文《石钟山记》被誉为“千古名篇”。盛名之下，自然少有人会去怀疑其典范性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我却发现这篇外表上看似天衣无缝的文章居然很难侍候，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其叙议结合不紧'，全文观点站不住脚《石钟山记》结尾议论部分的观点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若据此观点推论前文，在考察“石钟山”、命名原由的三人中，苏轼自己自然是“目见耳闻”了，不曾“臆断”，那么郦道元、李渤二人至少有一个未“目见耳闻”而“臆断”了，但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并非如此。郦、李二人均登临过石钟山，其中李渤(苏轼在本文主要矛头所指的人)还亲自“以斧斤考击而求之”，应当说他们都“目见耳闻”了。既然文中提到的学者均亲临实地考察过，而非道听途说，苏轼又何以有“事不目见耳闻”之论呢?显然，郦、李、苏三人对石钟山命名原因的看法不同只是他们的考察的角度、方法不同导致的，是属于认识上问题，与是否“目见耳闻”并无关碍；况且，事实证明，苏轼月夜泛舟考察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他自己恐怕也“臆断”了。所以，就本文而论，苏轼这篇千古名篇，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使没问题，也恐怕连接不到一块儿。
　　2.其驳论理由不充分，有强词夺理之嫌本文的议论主要是针对郦道元，尤其是李渤而发的。郦道元、李渤作为苏轼之前的学者对石钟山的命名原因都发表过见解，苏轼认为郦的说法是“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而对李渤的见解则更是嗤之以鼻。不同意前人的见解、不轻信旧说本是后人胜于前人的表现，便要批驳前人的观点应有更充分的根据。苏轼驳郦道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观点的论据是：“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其实，山若如覆钟置水面．则其“形如覆钟”，若再“中空而多窍”，则又肯定会发巨声的，可谓亦“形”亦“声”了。苏轼既然想到了“钟”，又在月夜遇到了“中空而多窍”的水中巨石，为什么不能想到“钟”既可指“声”，又可指“形”呢?所以，如果说郦道元的见解过于肤浅，那么苏轼的驳论也很有可能是没道理的。而驳李渤的“石声如钟”之说，苏轼更显得傲慢和固执已见，当地寺僧也认为本地石头与众不同，好意带苏轼去验证，可苏轼本着先入为主之见“固笑而不信”，只一句“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置李渤之说于死地，这未免太不尽情理了，若照此推论，世闻有石名“钟乳石”则天下之石都可叫“钟乳石”了！另外，关于石钟山命名原因，照理说，当地人应是有发言权的，可苏轼也是一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这种辩驳恐怕更非治学者应持的态度。
　　3.就学术规范而言《石钟山记》也存在问题。文章探求石钟山命名原因，应属正常的学术争论，郦、李诸人，心无旁鹜，尽心求证应当值得尊敬，至少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苏轼过于恃才做物，唯我独尊，全然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士大夫之族”、“渔工水师”之辈自不必说，无足挂齿，即使对待郦道元、李渤这样的同道者，苏轼竟然也毫不留情，其“叹郦道元之简”，说郦道元见解“殆与余同”已经有了轻视之意，而称李渤为“陋者”而笑之则更让人深感天道之不公了。李渤何罪之有?犯得上苏公如此的嘲弄．以致留恶名于后世呢?文章千古事，作为当时知名大学士，下笔为文如此之不注意轻重，令人深感遗憾。显然，我们不能让学生去学习这种文风文法。
　　我以为，以上三点是《石钟山记》不能掩饰的缺憾；正因于此，我感到它在教学中十分棘手，让人进退两难。故不惮冒犯苏公，表露浅见就教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