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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讲座中笔者又听到了一组教育新概念:校本教材、生本教材、师本教材。何谓“师本”,许多听众面面相觑,进一步了解,原来是根据教师特长编制的可供学生学习的教材。笔者不禁疑惑起来,难道这样的师本可以脱离校本和生本自成一体吗?教师不就是学校中的教师吗?再说这样的概念有“是教师学习的教材”的嫌疑。这样的概念不仅分类不当,而且模棱两可。笔者不禁感慨起来,时下这种盲目求新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
加前缀,例如“后式”前缀,后××式教学,后××式管理。这种创新源自后现代主义理论,似乎一加“后”,就附加了一种未来性和神秘感,就有了以前××教学所不具备的优势,高高在上不容置疑。
组词型,围绕某个字进行组词,例如“精”,有精致化管理、精细化操作、精品化课程、精练型组织。这种理念仿佛来自经济管理学中的“质量源自细节”,认为局部能够带动整体,一点能够影响全局,似乎处理好了细节就能做好任何事情。以至于某所学校为每个科室都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装订起来有500多页。当问及该校教师的执行情况,他们表示一些条例还停留在纸张上,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量化型,将课堂教学的某些环节进行量化,形成某种教育标准。如“先学后教”,“教什么比怎样教更加重要”等。记得一次参加培训活动,正好与该校的教师同住一房间。当问及课堂上是否教师只讲十分钟时,这位教师笑了,他说:这样的提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的教师只能讲4分钟了。笔者愕然,原来该校形成了这样的好课标准,教师讲得越少越好。
过度演绎型,对某句名人名言进行过度演绎。如叶圣陶的“教材只不过是个例子”,苏霍姆林斯基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某些专家、教师割裂了具体的语境,忽视了实际的环境,超越了特定的时空,进行了夸大的运用。如某教师在讲《第一次抱母亲》一课中,没花几分钟通读了课文后,就让学生看几位母亲的照片,听歌曲《母亲》,写一首赞美母亲的诗……当问及该教师为何对课文作出喧宾夺主的处理时,这位教师说“教材只不过是个例子”。笔者要说,教材毕竟还是一个例子,当你连例子也“泼掉”了,也就泼去了例子背后的意义。
旧词新解型,对某些常见的概念进行意义再发掘。如教学内容、课程等。如某校提出了研制教学内容的设想,别的教师大惑不解,教学内容不就是教材吗?还需要你去研制?该校教师说:教材就像药材,教学内容就是药的配比,这是某教授提出的新概念。听到这里大家才恍然大悟,此处的教学内容已然经过了重新的解读,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教育理念的创新反映了教育界思想的活跃,也展示了我国当今教育的成果和水平,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一种新理念的推出必然会出现强大的宣传效应,掀起一股股教育思潮,如有效教学、建构主义、校本研究等,都在我国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如果仅仅是盲目的创新,也反映出了教育界的浮躁和功利。
要知道,教育理念的创新不等同于教育思想的创新。据调查我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论文转载量以及影响力不足,教育类论文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许多教育理念仅仅停留在新概念、新名词的基础上,用“扩词、组词、拼词”的方法给旧有的概念镀上一层闪亮的“光泽”。如以学生为主的课堂叫生本课堂,以教师为主是师本课堂,以人为主是人本课堂,以课本为主是文本课堂。美国教育家施瓦布曾经指出,课程的基本要素是学科内容、学生、环境和教师,四者缺一不可。因此,这样的创新难免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
要知道,教育理念的创新不等于人为的炒作。有的学校热衷于推出新概念,认为最新“上市”的理念占据竞争优势,就像会哭会闹的孩子有奶吃一样,以期获取原创权和轰动效应。有的学校倡导先学后教、多学少教、精讲多练,不顾学科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追求全校一统的“大场面”。有的学校认为教什么比怎样教更重要,以生为本比以师为本更先进,“不让一个差生掉队”比“培养一个优生”更能体现教育的公平性。有的学校提出最优化教学、智慧教学、人文语文等概念,而什么是优化、智慧、人文,莫衷一是。这样的创新,难免会为他人所诟病。
要知道,教育的创新不等于盲目的冒进。创新需要有探索的精神和求异的品质,但是新奇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创新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要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如某地倡导综合型课程,推出了艺术课程的方案,并介绍了美国、日本、台湾等地的艺术教育改革,似乎不改就跟不上教学的潮流,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而当时台湾已经宣布实验并不成功,美国也仅仅出台了课程标准,但是该领导却不顾缺少综合性艺术教师这一事实,强行推进,改革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现实中这种冒进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一些学校对教学科学化的极端追求。“教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而我们有些地方不闻不问,只顾低头撞南墙,非要制定课堂教学的ISO9001质量标准,进行教学质量的数据化分析。这样的创新,难免会走上伪科学之路。
因此,教育理念的创新应该适时适地、合情合理、有法有度。只有这样,才能告别盲目,走向科学。
加前缀,例如“后式”前缀,后××式教学,后××式管理。这种创新源自后现代主义理论,似乎一加“后”,就附加了一种未来性和神秘感,就有了以前××教学所不具备的优势,高高在上不容置疑。
组词型,围绕某个字进行组词,例如“精”,有精致化管理、精细化操作、精品化课程、精练型组织。这种理念仿佛来自经济管理学中的“质量源自细节”,认为局部能够带动整体,一点能够影响全局,似乎处理好了细节就能做好任何事情。以至于某所学校为每个科室都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装订起来有500多页。当问及该校教师的执行情况,他们表示一些条例还停留在纸张上,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量化型,将课堂教学的某些环节进行量化,形成某种教育标准。如“先学后教”,“教什么比怎样教更加重要”等。记得一次参加培训活动,正好与该校的教师同住一房间。当问及课堂上是否教师只讲十分钟时,这位教师笑了,他说:这样的提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的教师只能讲4分钟了。笔者愕然,原来该校形成了这样的好课标准,教师讲得越少越好。
过度演绎型,对某句名人名言进行过度演绎。如叶圣陶的“教材只不过是个例子”,苏霍姆林斯基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某些专家、教师割裂了具体的语境,忽视了实际的环境,超越了特定的时空,进行了夸大的运用。如某教师在讲《第一次抱母亲》一课中,没花几分钟通读了课文后,就让学生看几位母亲的照片,听歌曲《母亲》,写一首赞美母亲的诗……当问及该教师为何对课文作出喧宾夺主的处理时,这位教师说“教材只不过是个例子”。笔者要说,教材毕竟还是一个例子,当你连例子也“泼掉”了,也就泼去了例子背后的意义。
旧词新解型,对某些常见的概念进行意义再发掘。如教学内容、课程等。如某校提出了研制教学内容的设想,别的教师大惑不解,教学内容不就是教材吗?还需要你去研制?该校教师说:教材就像药材,教学内容就是药的配比,这是某教授提出的新概念。听到这里大家才恍然大悟,此处的教学内容已然经过了重新的解读,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教育理念的创新反映了教育界思想的活跃,也展示了我国当今教育的成果和水平,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一种新理念的推出必然会出现强大的宣传效应,掀起一股股教育思潮,如有效教学、建构主义、校本研究等,都在我国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如果仅仅是盲目的创新,也反映出了教育界的浮躁和功利。
要知道,教育理念的创新不等同于教育思想的创新。据调查我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论文转载量以及影响力不足,教育类论文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许多教育理念仅仅停留在新概念、新名词的基础上,用“扩词、组词、拼词”的方法给旧有的概念镀上一层闪亮的“光泽”。如以学生为主的课堂叫生本课堂,以教师为主是师本课堂,以人为主是人本课堂,以课本为主是文本课堂。美国教育家施瓦布曾经指出,课程的基本要素是学科内容、学生、环境和教师,四者缺一不可。因此,这样的创新难免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
要知道,教育理念的创新不等于人为的炒作。有的学校热衷于推出新概念,认为最新“上市”的理念占据竞争优势,就像会哭会闹的孩子有奶吃一样,以期获取原创权和轰动效应。有的学校倡导先学后教、多学少教、精讲多练,不顾学科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追求全校一统的“大场面”。有的学校认为教什么比怎样教更重要,以生为本比以师为本更先进,“不让一个差生掉队”比“培养一个优生”更能体现教育的公平性。有的学校提出最优化教学、智慧教学、人文语文等概念,而什么是优化、智慧、人文,莫衷一是。这样的创新,难免会为他人所诟病。
要知道,教育的创新不等于盲目的冒进。创新需要有探索的精神和求异的品质,但是新奇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创新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要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如某地倡导综合型课程,推出了艺术课程的方案,并介绍了美国、日本、台湾等地的艺术教育改革,似乎不改就跟不上教学的潮流,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而当时台湾已经宣布实验并不成功,美国也仅仅出台了课程标准,但是该领导却不顾缺少综合性艺术教师这一事实,强行推进,改革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现实中这种冒进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一些学校对教学科学化的极端追求。“教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而我们有些地方不闻不问,只顾低头撞南墙,非要制定课堂教学的ISO9001质量标准,进行教学质量的数据化分析。这样的创新,难免会走上伪科学之路。
因此,教育理念的创新应该适时适地、合情合理、有法有度。只有这样,才能告别盲目,走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