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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通过记住“秦腔汇”
记住“北京陕西企业商会”
中国商人：首先祝贺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入选2011-2012年度“中国异地商会传媒影响力500强排行榜”，这份榜单是中国商人杂志社历时三个多月的数据挖掘和成绩换算，从11100多家商会有效信息中评选出来的。对于此次入选，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有何感想？
张亮：首先感谢《中国商人》做了这么细致的一个榜单。我觉得上不上榜不重要，但是做这个榜单的意义非常好，因为这对各家商会起到了鞭策和督促作用，让大家知道，自己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接到采访提纲后，我比照了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得分，觉得我们在某一方面可能做得不太好，比如，我们有网站、微博，但我们没有博客，其实博客也是很好的一个传播渠道，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中国商人：对于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传媒影响力成绩单，你觉得其中的各项数据是否能全面反映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实际情况？
张亮：我看到你们用计算分值的办法，用真实的数据说话，很有说服力，而且选择的参数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比较便于量化。
中国商人：就商会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评价，你认为在以后的类似评选中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评选指标？
张亮：我觉得还可以把商会的内刊考虑进去。此外,对微博、官方网站还应该考察更新的频率，不能只看是否有。如果有，但长期不更新，也是一个负面的传播。
中国商人：商会的传媒影响力，实际上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角度，反映了商会在公共关系沟通和社会公众形象建设方面的影响力，这也是各商会领导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商会对外的公共关系沟通和形象建设方面，你认为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哪些具体工作是有突出效果的？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第二届换届时，冯仑会长、陈宏常务副会长，以及冯军、张朝阳、赵涛等副会长就提出，除了要抱团发展，维权、服务会员外，还要把商会的品牌做出来，也就是要做好商会的形象建设，于是提出了“秦腔汇”这个名字，通过“秦腔汇”把陕西的形象浓缩起来，通过一些现代的手段对外传播。提起陕西，给人印象都是黄土高坡、兵马俑，能不能将新一代“秦商”，将商会的整体形象打造的时尚、现代一些、和大家更亲近一些，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重点。于是大家讨论用“秦腔汇”这个名字，取义“汇集陕西人声音、观点的地方”，我们的会刊也在用这个名字。前期主要是以商人为主，以后，只要是陕西文化界、学者、艺术界名人都可以到这里畅所欲言。张维迎教授是我们专家委员会主席，他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此外，郑钧、苗圃这些文化界、演艺界名人，我们把他们都请来，把陕西人的力量和智慧汇集起来。
后来我们对“秦腔汇”做了一个拓展，除了会刊用这个名字，网站上也有，秦腔汇的微博也开通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和线下的活动结合起来，每年的年会都是用“秦腔汇年度论坛”命名，论坛的形式不局限于经济和商业。我们还将“秦腔汇”衍生到系列活动中，比如中秋活动、每月的沙龙我们都用“秦腔汇”这个名字，让大家通过 记住“秦腔汇”记住“北京陕西企业商会”。
找寻新老陕商共同点，
传播商会核心价值观
中国商人：近年来,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跟公众日常生活联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新媒体环境下，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将会考虑通过哪些具体措施，扩大商会的传媒和公众影响力？
张亮：商会应该意识到网站、微博、博客的力量，通过这些渠道把商会最新的一些信息传播出去，要是长期不更新，有人在微博、博客上跟商会互动也没有反馈，微博、博客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下一步对于我们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来说，更重要是要把微博、博客等管理好，因为开的渠道越多，你的触角就会伸的越广，会员也好，各方面的资源也好，可能就会更丰富。
中国商人：你认为在公共关系沟通和公众形象建设方面，应如何向社会传递商会的核心价值观？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2010年换届时就提出，除了要做一个品牌，还应该有一个商训。浙商有一个商训：“戒欺”，就两个字却可以把一部分浙商约束起来，加入商会就得认同商会的价值观。商会成立时，冯仑和许多会长们查了很多史料，也委托我们秘书处查了一些资料，通过历史上陕西商人的故事，以及史料上对陕西商人的描述，冯仑会长和陈宏会长提出，可以用“抱朴守中”作为我们的商训。“抱朴守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关中这一代商人做生意的特点和风格；到了明清时代，专门有人写文章对比江浙和山陕商人的风格。论机敏，也就是对商机的敏感度，山陕商人逊于江浙一带的商人，但山陕一带的商人比较朴实，可能会丢掉小的商机，但是对大形势的把握比较准确。在我们总结了很多资料的基础上，决定用“抱朴守中”这几个字，不管事业做得怎样，还是保持朴素。此外就是中庸之道，符合陕西人的性格特点，不是很张扬。后来也邀请了国画院的杨院长为我们题写了商训，作为对大家的鞭策。在商会的内刊中，每期都会有“商训”这样一个栏目，讲述历史上秦商的故事。除此之外，在内刊中每期我们都会讲述一个保留到现在的陕西会馆的故事。做这些是想给会员们讲述历史，告诉他们自古以来陕西人是怎样做生意的，把好的传统发扬光大。我们还会将历史上的故事和新一代陕西商人的故事结合起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通过这种途径将我们商会的核心价值观传播出去。
中国商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已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跟商会成立初期有哪些比较大的区别？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面和刚成立时相比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从2007年商会成立，始终把为会员企业服务摆在所有工作中的第一位，会员才是这个商会的主人。我们秘书处的工作也好，包括会长们的办会思想都是围绕着为服务会员进行的。只是如今我们把服务的对象从以陕西商会会员为主慢慢扩展到在京的陕西人，在举办活动和日常的交流上也是如此，除了邀请会员企业家来，我们还把各界的商人都邀请来。
中国商人：异地商会在沟通各地政府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方面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这已经为这些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在这方面，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此前主要的贡献是什么？以后还将有哪些作为？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很大一部分职能就是宣传陕西的文化和投资机遇，以及一些最新的政策。去年陕西省省长来北京和商会一些企业家座谈，介绍省里最新的一些发展情况，邀请大家回陕西投资。此外，我们还积极和一些地市，比如咸阳、榆林、渭南等地合作，每年他们在北京办一些招商引资活动商会都会配合他们一起做，比如邀请会员企业参加，了解这些城市的最新情况，这些地市的政府领导也都非常重视。
除了活动，我们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有一个项目信息库，该信息库每期都会选一些家乡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由各地的招商局提供的。此外，商会每年也带会员回家乡，比如每年四月的西洽会、秦商大会等，从商会成立至今我们每年都会参与。很多陕西商人出来时间长，可能每年回去一趟，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家乡的机会。
同时，商会还会和兄弟的陕西商会以及在北京的异地商会有沟通。全球现在有51家陕西商会，海外24家，国内27家，我们有一个民间的陕西商会会长联谊会，每年大家都在一起交流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未来，我们会加大和兄弟商会的合作，拓宽我们和政府合作的层面，让会员企业可以和北京、陕西两地政府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陕西目前正在规划西咸新区，商会也已和西咸新区签约，会在西咸新区投资300亿左右打造一个立体城市项目。投资该项目一是引导会员回报家乡，让商会会员更加了解陕西；二是给会员创造一个共同投资，抱团发展的机会。这是我们未来两三年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年刚刚启动，和省上主要领导也汇报了项目规划和下一步的实施计划，省上的领导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做出会员具体参与方案，通报给所有会员企业。西咸新区吸取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要打造一个环保、宜居的生态田园城市。此外，周边的医疗、教育等配套都非常完善，可以解决了很多人的出行、看病、上学等问题。
今年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另一个重点项目是扶植陕西年轻人创业的天使投资基金。该基金由商会副会长张朝阳和杨宁做主要的资金管理，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互联网企业管理模式，包括做到上市的经验，而且投资互联网相对成本较小，风险可控，主要投向是在北京做互联网的陕西青年。初步方案已经成形，近期将方案定下来就会向会员募集资金。
政府应对民间组织“松绑”
中国商人：随着异地商会会员增多，规模持续扩大，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似已成为一种趋势。你认为处理好异地总商会与各分会、专业协会之间日常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张亮：我个人认为，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是一个必然趋势。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肯定会结合在一起。据说福建一个省在北京就有五六十家商会，仅福州市下面八个县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总商会和分商会如何协调好工作是关键。关于会费，我个人认为各个分会可以有自己的账号收会费，分会的会员同时也算总商会的会员，分会的会员只给分会交会费即可，不用再交到总商会，由分会一年交一定的管理费或者会费给总商会。总商会办活动，分会的会员都可以参加，因为分会已经交过会费，理所当然享受会员的权益，也应该享有投票权和选举权。成立分会和协会是对总商会的考验，总商会要做好管理工作，必须和分会保持沟通，尤其是在分会成立很多的情况下，如果连结不紧密，最后就会各自为阵。分会的财务或者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必须要跟总商会进行沟通，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通报。说到底最后比拼的是服务，总商会服务做的很好，同时也是一个开放、平等的平台，很多人就会愿意加入。总商会毕竟是一个省在异地的组织，接触的政府关系、合作伙伴等资源可能更广泛一些，可以把这些资源和分会共享，共享的越多，总商会的价值就会越大。
中国商人：就异地商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哪些问题是商会自己可以不断改善的？哪些是需要政府给予更多支持的？
张亮：商会需要自己改善的，是坚持按照商会的章程办事。每家商会都有章程，但很多时候章程变成了摆设。商会其实是需要一个管理制度在背后保证商会正常运转的，商会的内部决策如果符合程序，财务制度、选举制度、内部治理、内部决策、分支机构的管理如果都严格按照章程做，商会一定会发展的非常好。总之，商会组织不能办成政府，他毕竟是一个社团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形态，在国外，就叫NGO。国外的NGO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很多政府办不了的事，企业不愿意办的事，通过NGO都可以做。环保、保护妇女权益、包括动物的事NGO都管。美国NGO的治理非常透明，就像水晶球一样，捐赠者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同时比企业和政府效率要高。对于国内的商会来说，未来也会朝着国外NGO的趋势发展，成为社会的第三大版块，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越来越多，包括就业、创业、环保、医疗、教育等，很多事都可以通过NGO来做。
很高兴看到政府现在在做一些转变。北京市政府现已经将一些政府购买向NGO和一些社团组织开放，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就相当于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剥离出来。比如某一家商会可以做就业的事，以前政府要成立一个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办公室，需要用纳税人的钱雇用一些职员和支付办公经费，后来发现这样做其实离真正的市场需求和有就业需求的人很远。如果一家商会就有五六千家会员企业，那仅这家商就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把这一部分政府职能外包给商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未来的趋势会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人越来越精简，机构越来越精简，很多事可以交给NGO来做。在这种大趋势下，商会首先需要把自己的内功做好，是不是民主决策，是不是财务公开透明、按照章程办事。把这些事做好了，未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就是松绑。就像改革初期允许私人办工厂、办企业一样，现在也应该允许用民间的力量把NGO办起来，政府的管制越少，相关的法规越完善合理，商会就能发展的越好。
记住“北京陕西企业商会”
中国商人：首先祝贺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入选2011-2012年度“中国异地商会传媒影响力500强排行榜”，这份榜单是中国商人杂志社历时三个多月的数据挖掘和成绩换算，从11100多家商会有效信息中评选出来的。对于此次入选，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有何感想？
张亮：首先感谢《中国商人》做了这么细致的一个榜单。我觉得上不上榜不重要，但是做这个榜单的意义非常好，因为这对各家商会起到了鞭策和督促作用，让大家知道，自己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接到采访提纲后，我比照了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得分，觉得我们在某一方面可能做得不太好，比如，我们有网站、微博，但我们没有博客，其实博客也是很好的一个传播渠道，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中国商人：对于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传媒影响力成绩单，你觉得其中的各项数据是否能全面反映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实际情况？
张亮：我看到你们用计算分值的办法，用真实的数据说话，很有说服力，而且选择的参数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比较便于量化。
中国商人：就商会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评价，你认为在以后的类似评选中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评选指标？
张亮：我觉得还可以把商会的内刊考虑进去。此外,对微博、官方网站还应该考察更新的频率，不能只看是否有。如果有，但长期不更新，也是一个负面的传播。
中国商人：商会的传媒影响力，实际上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角度，反映了商会在公共关系沟通和社会公众形象建设方面的影响力，这也是各商会领导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商会对外的公共关系沟通和形象建设方面，你认为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哪些具体工作是有突出效果的？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第二届换届时，冯仑会长、陈宏常务副会长，以及冯军、张朝阳、赵涛等副会长就提出，除了要抱团发展，维权、服务会员外，还要把商会的品牌做出来，也就是要做好商会的形象建设，于是提出了“秦腔汇”这个名字，通过“秦腔汇”把陕西的形象浓缩起来，通过一些现代的手段对外传播。提起陕西，给人印象都是黄土高坡、兵马俑，能不能将新一代“秦商”，将商会的整体形象打造的时尚、现代一些、和大家更亲近一些，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重点。于是大家讨论用“秦腔汇”这个名字，取义“汇集陕西人声音、观点的地方”，我们的会刊也在用这个名字。前期主要是以商人为主，以后，只要是陕西文化界、学者、艺术界名人都可以到这里畅所欲言。张维迎教授是我们专家委员会主席，他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此外，郑钧、苗圃这些文化界、演艺界名人，我们把他们都请来，把陕西人的力量和智慧汇集起来。
后来我们对“秦腔汇”做了一个拓展，除了会刊用这个名字，网站上也有，秦腔汇的微博也开通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和线下的活动结合起来，每年的年会都是用“秦腔汇年度论坛”命名，论坛的形式不局限于经济和商业。我们还将“秦腔汇”衍生到系列活动中，比如中秋活动、每月的沙龙我们都用“秦腔汇”这个名字，让大家通过 记住“秦腔汇”记住“北京陕西企业商会”。
找寻新老陕商共同点，
传播商会核心价值观
中国商人：近年来,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跟公众日常生活联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新媒体环境下，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将会考虑通过哪些具体措施，扩大商会的传媒和公众影响力？
张亮：商会应该意识到网站、微博、博客的力量，通过这些渠道把商会最新的一些信息传播出去，要是长期不更新，有人在微博、博客上跟商会互动也没有反馈，微博、博客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下一步对于我们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来说，更重要是要把微博、博客等管理好，因为开的渠道越多，你的触角就会伸的越广，会员也好，各方面的资源也好，可能就会更丰富。
中国商人：你认为在公共关系沟通和公众形象建设方面，应如何向社会传递商会的核心价值观？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2010年换届时就提出，除了要做一个品牌，还应该有一个商训。浙商有一个商训：“戒欺”，就两个字却可以把一部分浙商约束起来，加入商会就得认同商会的价值观。商会成立时，冯仑和许多会长们查了很多史料，也委托我们秘书处查了一些资料，通过历史上陕西商人的故事，以及史料上对陕西商人的描述，冯仑会长和陈宏会长提出，可以用“抱朴守中”作为我们的商训。“抱朴守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关中这一代商人做生意的特点和风格；到了明清时代，专门有人写文章对比江浙和山陕商人的风格。论机敏，也就是对商机的敏感度，山陕商人逊于江浙一带的商人，但山陕一带的商人比较朴实，可能会丢掉小的商机，但是对大形势的把握比较准确。在我们总结了很多资料的基础上，决定用“抱朴守中”这几个字，不管事业做得怎样，还是保持朴素。此外就是中庸之道，符合陕西人的性格特点，不是很张扬。后来也邀请了国画院的杨院长为我们题写了商训，作为对大家的鞭策。在商会的内刊中，每期都会有“商训”这样一个栏目，讲述历史上秦商的故事。除此之外，在内刊中每期我们都会讲述一个保留到现在的陕西会馆的故事。做这些是想给会员们讲述历史，告诉他们自古以来陕西人是怎样做生意的，把好的传统发扬光大。我们还会将历史上的故事和新一代陕西商人的故事结合起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通过这种途径将我们商会的核心价值观传播出去。
中国商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已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跟商会成立初期有哪些比较大的区别？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面和刚成立时相比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从2007年商会成立，始终把为会员企业服务摆在所有工作中的第一位，会员才是这个商会的主人。我们秘书处的工作也好，包括会长们的办会思想都是围绕着为服务会员进行的。只是如今我们把服务的对象从以陕西商会会员为主慢慢扩展到在京的陕西人，在举办活动和日常的交流上也是如此，除了邀请会员企业家来，我们还把各界的商人都邀请来。
中国商人：异地商会在沟通各地政府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方面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这已经为这些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在这方面，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此前主要的贡献是什么？以后还将有哪些作为？
张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很大一部分职能就是宣传陕西的文化和投资机遇，以及一些最新的政策。去年陕西省省长来北京和商会一些企业家座谈，介绍省里最新的一些发展情况，邀请大家回陕西投资。此外，我们还积极和一些地市，比如咸阳、榆林、渭南等地合作，每年他们在北京办一些招商引资活动商会都会配合他们一起做，比如邀请会员企业参加，了解这些城市的最新情况，这些地市的政府领导也都非常重视。
除了活动，我们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有一个项目信息库，该信息库每期都会选一些家乡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由各地的招商局提供的。此外，商会每年也带会员回家乡，比如每年四月的西洽会、秦商大会等，从商会成立至今我们每年都会参与。很多陕西商人出来时间长，可能每年回去一趟，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家乡的机会。
同时，商会还会和兄弟的陕西商会以及在北京的异地商会有沟通。全球现在有51家陕西商会，海外24家，国内27家，我们有一个民间的陕西商会会长联谊会，每年大家都在一起交流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未来，我们会加大和兄弟商会的合作，拓宽我们和政府合作的层面，让会员企业可以和北京、陕西两地政府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陕西目前正在规划西咸新区，商会也已和西咸新区签约，会在西咸新区投资300亿左右打造一个立体城市项目。投资该项目一是引导会员回报家乡，让商会会员更加了解陕西；二是给会员创造一个共同投资，抱团发展的机会。这是我们未来两三年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年刚刚启动，和省上主要领导也汇报了项目规划和下一步的实施计划，省上的领导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做出会员具体参与方案，通报给所有会员企业。西咸新区吸取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要打造一个环保、宜居的生态田园城市。此外，周边的医疗、教育等配套都非常完善，可以解决了很多人的出行、看病、上学等问题。
今年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另一个重点项目是扶植陕西年轻人创业的天使投资基金。该基金由商会副会长张朝阳和杨宁做主要的资金管理，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互联网企业管理模式，包括做到上市的经验，而且投资互联网相对成本较小，风险可控，主要投向是在北京做互联网的陕西青年。初步方案已经成形，近期将方案定下来就会向会员募集资金。
政府应对民间组织“松绑”
中国商人：随着异地商会会员增多，规模持续扩大，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似已成为一种趋势。你认为处理好异地总商会与各分会、专业协会之间日常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张亮：我个人认为，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是一个必然趋势。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肯定会结合在一起。据说福建一个省在北京就有五六十家商会，仅福州市下面八个县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总商会和分商会如何协调好工作是关键。关于会费，我个人认为各个分会可以有自己的账号收会费，分会的会员同时也算总商会的会员，分会的会员只给分会交会费即可，不用再交到总商会，由分会一年交一定的管理费或者会费给总商会。总商会办活动，分会的会员都可以参加，因为分会已经交过会费，理所当然享受会员的权益，也应该享有投票权和选举权。成立分会和协会是对总商会的考验，总商会要做好管理工作，必须和分会保持沟通，尤其是在分会成立很多的情况下，如果连结不紧密，最后就会各自为阵。分会的财务或者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必须要跟总商会进行沟通，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通报。说到底最后比拼的是服务，总商会服务做的很好，同时也是一个开放、平等的平台，很多人就会愿意加入。总商会毕竟是一个省在异地的组织，接触的政府关系、合作伙伴等资源可能更广泛一些，可以把这些资源和分会共享，共享的越多，总商会的价值就会越大。
中国商人：就异地商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哪些问题是商会自己可以不断改善的？哪些是需要政府给予更多支持的？
张亮：商会需要自己改善的，是坚持按照商会的章程办事。每家商会都有章程，但很多时候章程变成了摆设。商会其实是需要一个管理制度在背后保证商会正常运转的，商会的内部决策如果符合程序，财务制度、选举制度、内部治理、内部决策、分支机构的管理如果都严格按照章程做，商会一定会发展的非常好。总之，商会组织不能办成政府，他毕竟是一个社团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形态，在国外，就叫NGO。国外的NGO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很多政府办不了的事，企业不愿意办的事，通过NGO都可以做。环保、保护妇女权益、包括动物的事NGO都管。美国NGO的治理非常透明，就像水晶球一样，捐赠者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同时比企业和政府效率要高。对于国内的商会来说，未来也会朝着国外NGO的趋势发展，成为社会的第三大版块，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越来越多，包括就业、创业、环保、医疗、教育等，很多事都可以通过NGO来做。
很高兴看到政府现在在做一些转变。北京市政府现已经将一些政府购买向NGO和一些社团组织开放，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就相当于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剥离出来。比如某一家商会可以做就业的事，以前政府要成立一个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办公室，需要用纳税人的钱雇用一些职员和支付办公经费，后来发现这样做其实离真正的市场需求和有就业需求的人很远。如果一家商会就有五六千家会员企业，那仅这家商就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把这一部分政府职能外包给商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未来的趋势会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人越来越精简，机构越来越精简，很多事可以交给NGO来做。在这种大趋势下，商会首先需要把自己的内功做好，是不是民主决策，是不是财务公开透明、按照章程办事。把这些事做好了，未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就是松绑。就像改革初期允许私人办工厂、办企业一样，现在也应该允许用民间的力量把NGO办起来，政府的管制越少，相关的法规越完善合理，商会就能发展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