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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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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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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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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家国关联在西方同样存在类似的形态。本文将这种蕴含伦理维度的家国政治称为“共同体之爱的政治”(简称“爱的政治”),并借此反观近世德国的政治命运。文章从韦伯的宗教类型学出发,结合德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节点考察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韦伯等人的学说,进而发现:德国的“爱的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路德宗—虔信派保留的“家”的传统,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又吸纳了自然法—契约政治的现代性因素从而走向君主立宪制。但随着若干关键条件的消失,立宪君主国迅速蜕变为专制帝国;而对自然法—契约政治的形式因素的工具性挪用也产生了
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不能忽视文献的价值。由田野当地村民创作的文本代表了时人的心声,更应得到重视。《禄村农田》中的圣谕坛是个以谈经、宣讲和阐书为己任的宗教组织,费孝通几次提及这群企图以谈演洞经来消弭日机“炸劫”的绅士,并将他们的生活归结为“消遣经济”。本研究借助坛中民国年间“降下”的鸾书、实地考察和民族志资料来复原禄村玄灵坛的面貌,聆听这一教派关于现代理性和传统道德两方面的声音,以求在经典民族志之外形成一种“复调的民族志”。费孝通对待圣谕坛的态度明显受到韦伯的影响,假如跳出韦伯式的思路,我们会发现民间宗教本
自1980年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制度与文化成为影响女性生育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使女性生育成为一种“非意愿性”选择。本研究根据计划生育制度与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将现实社区分为四类：制度影响力强一文化影响力强的强强类型，对应“村改居”社区；制度影响力强一文化影响力弱的强弱类型，对应单位制社区；制度影响力弱一文化影响力强的弱强类型，对应劳动力外流的农村社区；制度影响力弱一文化影响力弱的弱弱类型。本文在四种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引入文化社会心理学及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分析视角，探讨作为内生性的生育文化规范与获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本文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直观地刻画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描述了“进化”与“超越进化”在经验层次上的区别；进而在概念层次上阐述了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结合和统一，并由此论述了“十二五”时期之所以能够实现“超越进化的发展”的原因和机理。
本文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三十余年的社会调查研究进行了阶段性回顾。在社会调查的复兴阶段（1979—1989年），统计调查得到了广泛普及，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取向，切近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但也存在缺乏规范性、科学性、学科建设不足的情况。在成长阶段（1990—1999年），社会调查学科建设走向规范化，学术化、专业化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在繁荣阶段（2000年-），一系列全国范围的纵贯学术调查相继问世，使得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科学化研究成为可能，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品质的公共学术资源，有效地推进了社会调
2008年11月，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成立，设立“社会学优秀成果奖”，每两年举行一次评选活动。继2009年首届评奖和2011年第二届评奖后（获奖结果参见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