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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企业，更需要社会中每一个公共成员都必须建立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否则这些“危机事件”就不会停息。
今天的社会已不仅仅是由学校、社会和宗教来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企业在塑造社会价值观的力量和手段更是日新月异。但如果我要问，如果他们不称职该怎么办？
假如企业是人
企业的首要目标从来都是：赚取利润。正如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一样。企业已经成为一台机器怪兽，一个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产物。
詹姆斯·彭尼是美国零售业的先驱者，早在1903年就建立了他所谓公司的一条金科玉律——“这样来测试我们的每一项决策、方法和行为：它与合法、公正相一致吗？”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照片和规章制度被悬挂在全球各地的彭尼公司办公室墙上——包括其在危地马拉的采购办事处，而童工生产的商品正是从这里被装运到美国的彭尼商店。对于彭尼先生的继承者而言，利润才是公司的真正底线，他们必须为股东负责。
在《解构企业》这部纪录片里，曾假想企业是“人”，那么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制片人根据某些企业历年来表现，再以世界卫生组织诊断标准，这些企业根本是精神病患(Psychopath)：不关心其他人的感受，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任意解雇员工；不关心其他人安危，随意污染环境；欺骗，假造事实，欺骗客户和投资人，只为自身谋利；没有罪恶感，做任何决定，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挡箭牌。
跨国公司为什么不道歉
巴里·卡斯特罗是美国密执根州州立大学商业道德中心的创建者和董事。他生活和工作的中西部地区有许多私有家族生意。这些公司的所有权代代相传，工人、客户、社区和各公司本身之间的忠诚度很高。
这与最近披露国际大公司的行径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简单，卡斯特罗说，国际大公司在全球所有权下，地方实体由不露面的企业经营，产品出售给从未见过面的顾客，所以容易(就算非有意)隐瞒问题。
企业的全球化扩张已经成长为一个抽象的行为主体，当一个组织成为维系众人行为的形式，往往也对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定义模糊。
卡斯特罗解释说，公司对面对面打交道的人十分诚实，但你离人群越远，越方便掩饰。“商业道德的核心是道德想像，”卡斯特罗说。
遗憾的是，不仅仅跨国公司，甚至更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发财，而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这难道是组织成员所追求的企业原则和社会归宿？
经过十来年的迅速发展，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市场时代，集体利益的博弈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不能为规范礼仪博弈做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
和谐社会中的企业原型
作为全球每一个企业公民都应该警惕，企业剥离了道德内在的约束是不可想像的，也势必导致整体社会的混乱。
道德法律的产生并非个别人善心突发灵光一现的结果，而是人类通过反复博弈进而达成共识的产物。在巴肯《企业的性格与命运》一书中，很多接受访问的人士却持有乐观态度，认为每人善尽公民义务，督促企业在当地生根，遵循生态和谐，企业仍然能成为永续发展的一环。
“企业不只是工作场所，应该是我们的邻居、社区，”前麦肯锡顾问史密斯说，“更应该是一群人在一起，为社会及文明作出贡献。如果企业流于只是工作场所，人们就失去创造生命意义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企业在竞争的反复博弈中获取平衡，应该受制于市场环境各个成员行为的反应而达成的一种规则。
全球化已经重塑了企业的生态环境和商业模式，我们今天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确立新的商业道德标准和企业行为规范。
如何驯服企业怪兽
在安然事件后，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都把人力资源总监安排到了董事会，以加强人事方面的监督，而一些IT行业的公司如思科，则设置了道德项目办公室，以接受公众的监督。
“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企业，对产品的保证也是其应有之意”，中欧商学院研究“社会企业”的教授肯纳·郭尔这样理解，这必然要求公司的最高决策层必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取舍，在寻求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保证其产品是安全和健康的，进而在市场上营造公平环境。
跨国公司高管的评价体系正在作出调整。过去，在任期内能否完成销售任务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大多数的高管都能出色地拿到总部“good job”的评语；而现在，总部有可能会对经理人过去的业绩重新审查，并把是否遵守公司道德准则作为更重要的考核标准。但是，绝不要相信光靠企业自愿的社会良心就够了，没有外部持续的压力，企业难免会进入方向的丛林。
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为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赢利能力。正如星巴克CEO奥林·史密斯(Orin Smith)所言，星巴克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说服顾客支付3美元的高价购买一杯“有社会责任的咖啡”。世界经济论坛更是放言，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因此，政府、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应当负起应负的责任。不要期待CEO会主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应该想办法要求他们做社会有益的事。
“没有道德，经济是罪恶；没有经济，道德是梦话。”企业不仅要获利，更要注重社会责任。
今天的社会已不仅仅是由学校、社会和宗教来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企业在塑造社会价值观的力量和手段更是日新月异。但如果我要问，如果他们不称职该怎么办？
假如企业是人
企业的首要目标从来都是：赚取利润。正如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一样。企业已经成为一台机器怪兽，一个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产物。
詹姆斯·彭尼是美国零售业的先驱者，早在1903年就建立了他所谓公司的一条金科玉律——“这样来测试我们的每一项决策、方法和行为：它与合法、公正相一致吗？”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照片和规章制度被悬挂在全球各地的彭尼公司办公室墙上——包括其在危地马拉的采购办事处，而童工生产的商品正是从这里被装运到美国的彭尼商店。对于彭尼先生的继承者而言，利润才是公司的真正底线，他们必须为股东负责。
在《解构企业》这部纪录片里，曾假想企业是“人”，那么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制片人根据某些企业历年来表现，再以世界卫生组织诊断标准，这些企业根本是精神病患(Psychopath)：不关心其他人的感受，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任意解雇员工；不关心其他人安危，随意污染环境；欺骗，假造事实，欺骗客户和投资人，只为自身谋利；没有罪恶感，做任何决定，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挡箭牌。
跨国公司为什么不道歉
巴里·卡斯特罗是美国密执根州州立大学商业道德中心的创建者和董事。他生活和工作的中西部地区有许多私有家族生意。这些公司的所有权代代相传，工人、客户、社区和各公司本身之间的忠诚度很高。
这与最近披露国际大公司的行径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简单，卡斯特罗说，国际大公司在全球所有权下，地方实体由不露面的企业经营，产品出售给从未见过面的顾客，所以容易(就算非有意)隐瞒问题。
企业的全球化扩张已经成长为一个抽象的行为主体，当一个组织成为维系众人行为的形式，往往也对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定义模糊。
卡斯特罗解释说，公司对面对面打交道的人十分诚实，但你离人群越远，越方便掩饰。“商业道德的核心是道德想像，”卡斯特罗说。
遗憾的是，不仅仅跨国公司，甚至更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发财，而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这难道是组织成员所追求的企业原则和社会归宿？
经过十来年的迅速发展，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市场时代，集体利益的博弈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不能为规范礼仪博弈做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
和谐社会中的企业原型
作为全球每一个企业公民都应该警惕，企业剥离了道德内在的约束是不可想像的，也势必导致整体社会的混乱。
道德法律的产生并非个别人善心突发灵光一现的结果，而是人类通过反复博弈进而达成共识的产物。在巴肯《企业的性格与命运》一书中，很多接受访问的人士却持有乐观态度，认为每人善尽公民义务，督促企业在当地生根，遵循生态和谐，企业仍然能成为永续发展的一环。
“企业不只是工作场所，应该是我们的邻居、社区，”前麦肯锡顾问史密斯说，“更应该是一群人在一起，为社会及文明作出贡献。如果企业流于只是工作场所，人们就失去创造生命意义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企业在竞争的反复博弈中获取平衡，应该受制于市场环境各个成员行为的反应而达成的一种规则。
全球化已经重塑了企业的生态环境和商业模式，我们今天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确立新的商业道德标准和企业行为规范。
如何驯服企业怪兽
在安然事件后，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都把人力资源总监安排到了董事会，以加强人事方面的监督，而一些IT行业的公司如思科，则设置了道德项目办公室，以接受公众的监督。
“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企业，对产品的保证也是其应有之意”，中欧商学院研究“社会企业”的教授肯纳·郭尔这样理解，这必然要求公司的最高决策层必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取舍，在寻求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保证其产品是安全和健康的，进而在市场上营造公平环境。
跨国公司高管的评价体系正在作出调整。过去，在任期内能否完成销售任务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大多数的高管都能出色地拿到总部“good job”的评语；而现在，总部有可能会对经理人过去的业绩重新审查，并把是否遵守公司道德准则作为更重要的考核标准。但是，绝不要相信光靠企业自愿的社会良心就够了，没有外部持续的压力，企业难免会进入方向的丛林。
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为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赢利能力。正如星巴克CEO奥林·史密斯(Orin Smith)所言，星巴克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说服顾客支付3美元的高价购买一杯“有社会责任的咖啡”。世界经济论坛更是放言，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因此，政府、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应当负起应负的责任。不要期待CEO会主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应该想办法要求他们做社会有益的事。
“没有道德，经济是罪恶；没有经济，道德是梦话。”企业不仅要获利，更要注重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