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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洋总把自己的伙食换算成孩子吃的药。
一份10块钱的两荤两素的快餐,是一粒半10mg/粒的BH4药片;每天,她的那对双胞胎女儿要分三次,吃下五粒药片。这样,她们就不会在梦中惊厥哭闹,也不会四肢瘫软无力,像平铺在床上的两件小棉袄。
BH4缺乏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药物控制,随着年岁的增长,患儿会逐渐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症状和智障症状。张洋和她的女儿们,就是这群不幸者中的代表。
更不幸的是,原本产于瑞士的BH4药片突然停产,唯一的替代品,是近9000元一瓶的新药“科望”,对于月收入5000元的张洋来说,每月激增至20000元的药费,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中国,每11万新生儿中才会有一例BH4缺乏症。作为一种罕见病,中国并未将其纳入全国医保范畴。无力购买新药的张洋,目前正面临最严重的后果是——这个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慢慢地变傻。
·一·
一对双胞胎女儿,曾给张洋一家带来无可替代的欢愉与希望。
2009年5月27日,这两个新生命出生于江苏靖江市季市镇医院。虽是早产了两个月,除了体重稍轻外,孩子的状况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
来探望的亲戚们,夸赞张洋好福气,丈夫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天气很热,两个小家伙每天要洗两遍澡,给她们擦身子的时候,张洋挂在她们小脚丫上的铃铛,总在叮铃铃地响。那一刻,张洋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
这个29岁的上海某外贸公司职员,给孩子取名叫大宝、小宝。她甚至已经开始为孩子们构想起日后的学习计划。她和老公商量,教孩子说话要用三语教学。张洋的专业是日语,后来又进修过英语,她相信她的女儿们,“一定遗传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但很快,生活便向这个母亲露出残酷而不可预测的另一副面孔。
四个月过后,张洋发现孩子的手总是紧紧地攥着,掰都掰不开。头发越变越黄,甚至连眼珠都变黄了。有一点声响就会大声哭闹,用脚蹬人有力气,却从来不翻身。头低垂着,扶起来几秒钟,又会“啪”地垂下去。
冬天,孩子身上裹着几层厚衣服,还是觉得“软”,皮肤也越发惨白,“就像漂白粉漂过一样。”老话说,“七爬八坐”,可快九个月了,两个孩子还不会翻身。
张洋不得不带着孩子开始了寻医之路。辗转了靖江市妇幼保健院、上海新华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在张洋拿到自己和丈夫的DNA检测报告以后,两个孩子被确诊为四氢生物蝶呤缺乏症,也称“BH4缺乏症”。
这是一种极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因为BH4合成或代谢途径中某种酶的先天性缺陷,导致氨基酸代谢障碍,影响脑内单胺神经递质的合成,患儿会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症状、体征和智能障碍。
“简单的说,如果不服药治疗,孩子会越来越傻,成为智障。”医生解释道。
张洋不记得自己怎么抱着孩子走出的诊室。父亲在哭、母亲在哭,丈夫忍着不哭,却在浑身发抖。
回到家里,她把自己蒙在棉被里哭。不吃不喝不睡觉。“去死吧,跳河、跳楼或是吃安眠药。”那个时候,这个母亲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父母看出张洋情绪不对,藏起了家里所有的绳子和利器,还把孩子带在身边,不让张洋接触。一连几天,张洋一言不发,随后又开始和自己讲话。憋得急了,张洋会突然大声地嘶喊,把孩子吓得哇哇直哭。
·二·
医生的话,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一次复诊时,医生明确地告诉她:“孩子并非无药可救,目前最主要的,是让孩子抓紧治疗,吃上药。”
当时,最为有效的治疗药物,是由瑞士一家名为“Schircks”的药物实验室生产的BH4药片。
罕见病人数少,研制和开发药物却投入巨大,治疗罕见病的药物,也被称为“孤儿药”。
瑞士的这家药物实验室,也承担不起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申请认证的高额费用,中国将其归类为“化学试剂”,无法通过国家药监局的认证,经过合法渠道进入国内。
但医生多少知道一些门路。她给了张洋一个医药代表的电话。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情,张洋通过这个医药代表的特殊渠道,从这家瑞士实验室第一次购买了BH4药片。这个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几个数字:“一瓶BH4,一瓶辅助药品5HTP,再加上运费30元,共计1040元。”
从那天起,张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围绕着这小小的白色药片展开。
在给孩子吃药之前,张洋先试了试药的口感。“BH4”是白色的小药片,味道很酸;“5HTP”是胶囊,里面的粉末很涩,吃起来像没熟的橙子。
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给孩子服药的情景:她用刀子把纽扣电池大小的BH4药片切下三分之一,均磨成粉末,混合一定量的5HTP,放在钢勺里,加上一点旺仔牛奶,倒上凉水和开。然后抱起软塌塌的孩子,一只脚撑着桌子,用胳膊擎起孩子的头,捏起孩子的鼻子,趁她张嘴呼吸的时候,把药灌进去。
给孩子喂药时,她都轻声地唤着:“宝宝吃糖糖。”
吃了十几天药后,奇迹出现了。
孩子紧攥的小手慢慢地放松了,夜间的哭闹也越来越少。很快,孩子学会了第一次翻身,小手甚至还有力气在头上挠了挠。再过了一阵子,孩子可以坐起来了,随后开始到处爬。很快,孩子在学步车里,迈出了第一步。
那段时间,张洋总觉得自己有种“活在梦里”的幸福感。
她开始教孩子说话。一遍遍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孩子第一声还是叫了“妈妈”。电视里放着少儿频道的节目,大宝和小宝互相指着叫“宝宝”。不但会说话,两个孩子还学会了模仿。见到了村里的新鲜事儿,总会挥舞着胳膊,呀呀地学给张洋看。
孩子一天一天好起来,张洋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笑容。她给家里买了辆小电动车,方便带孩子出游。她又开始为孩子筹划起上小学的事情,她觉得,自己的孩子虽然比别的同龄孩子“有些不一样”,但“总归是可以读书的了”。
·三·
为了赚钱买药,张洋和丈夫回到上海工作,把大宝和小宝放在父母身边照顾。每天下班走出地铁站,她都迫不及待地拨通家里的电话,只为了听听女儿们叫“妈妈”的声音。
早晨7点的闹钟一响,张洋不耽搁半刻便洗漱出门。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是9点,她几乎每天8点30分便到达办公室,烧上开水,沏一壶好茶,等待老板和同事陆续上班。
张洋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有了钱,才能买药。”公司做出口日本的外贸产品,张洋从联系客户到盯货出厂直到装箱运输要全线负责,连商品标签上的日文和识别码都需要张洋逐字核对。“每天是操不完的心”,出差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省钱给孩子们买药,张洋的午饭在单位吃,晚饭回家煮面,除了牙膏、洗衣粉、卫生巾等必需品,张洋几乎不买其他的东西。她拿起手边的计算器,给《中国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孩子的药费近2000元、房租1050元、给父母生活费1500元、伙食费500元、生活费300元。将将巴巴,日子总能凑合着过下去。
当然,她也计算过,供两个女儿每年吃药大概需要5万元。如果女儿体重控制在45公斤,到她们18岁,药费合计为90万元。“夫妻两个人,还是可以负担起来的。” 有时候,她甚至还觉得,自己努力工作,还能为她们“攒上一点嫁妆”。
但张洋的丈夫有些扛不住了。
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张洋的婆家。知道孩子有病后,婆家人以死相逼,让儿子跟张洋离婚。
2011年2月14日,张洋和丈夫在二姑姐的“押送”下,到民政局办离婚。但那天结婚的人多,号发完了。
没离成,二姑姐不肯罢休,执意离了之后才能返回上海。张洋的丈夫打算去开车,可二姑姐在后座上拉开车门,说“今天你们不离婚我就跳车!”丈夫哭着求自己的姐姐:“她犯了什么错?媳妇的本分哪样没尽到?”
这年5月份,丈夫还是拗不过家里人的反对,跟张洋离了婚。孩子一人一个,却都放在张洋父母家抚养,丈夫每月给小宝抚养费2500元。这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2年的春节,他和张洋一起回老家看孩子。如今,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消息,也不再邮寄抚养费了。
每次来,丈夫都是开着一辆旧车,大宝和小宝在村里见到汽车经过,就喊“爸爸”。有几次,张洋的母亲找不到孩子,最后发现两个孩子总是跌跌撞撞地走到村口,等着那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的汽车。
丈夫跟自己离婚以后,张洋的生活里更是只剩下了一件事儿:挣钱买药。每个月五千多元的收入捉襟见肘。她搬到偏远地段的一个有阳台的格子间。她很少在人前提孩子的不幸,只是回到这个租住的宽1.2米、长3米的房间时,实在熬不过去时,她才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四·
2011年11月份,张洋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忙碌。父亲打电话,说孩子的BH4药片只剩两盒了,让她联系再买一些。
张洋已经和医药代表很熟,她打开QQ,留了一条买药的消息。
“药没有了。”头像晃动后,医药代表回复道。
“什么时候能有药?”张洋问。
“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药了。”
那一瞬间,张洋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医药代表一条接一条的消息,让张洋逐渐明白,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冰冷的事实。因为专利纠纷,瑞士的这家药物实验室被迫关停,美国默克雪兰诺公司研制的“科望”,代替了“BH4”,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治疗用药。
和BH4药片相比,“科望”的价格极其昂贵,一瓶药的价格是8815元,相当于原有药价的4-5倍。大宝小宝加起来,每个月要服用两瓶。并且,这种治疗罕见病的正规药物,也并未进入中国“医保报销药品名录”。
在此之前,张洋在网上搜索“BH4缺乏症”的消息时,找到一个QQ群。群里的一百多位成员,都是BH4缺乏症患儿的家长。“欢迎回家。”群主发给她第一条消息,让好强的张洋哭出声来。
群里的患儿家长,从北到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江西,涵盖了很多省份。她们的境遇各不相同。
有幸运的家长,给副市长信箱写了信,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孩子的检查费用终身免费,不过药费还要自己负担;也有放弃了的家长,因为失业,连每月2000元的药费也无法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慢慢变傻;而大多数的家长,都像张洋一样,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苦苦挣扎。
妈妈们总会把搜索到的与BH4缺乏症相关的新闻发到群里。
比如,自2009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华医院内科主任李定国教授和其他12名政协委员一直在全国“两会”上提有关罕见病提案。不过,他提出的《关于〈建立罕见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再提案》,至今仍然没有下文。
BH4药片停止生产的消息,仿佛给这个群里投下了一颗炸弹。群里没有人吃得起“科望”,恐慌情绪四处蔓延。
张洋又产生了绝望的念头。她甚至想起了几个月前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母亲,养了一对脑瘫的双胞胎儿子,孩子已经14岁,在按摩、针灸都无效果的情况下,失望的母亲给两个儿子吃了安眠药,放进浴缸溺死。把孩子洗干净、穿上整洁的衣服,母亲也喝下了农药。
“不幸的是,母亲被救活了。”张洋把“不幸”两个字咬得很重。
·五·
一个陌生男人的出现,又给群里家长们带来了些许希望。
这是个名叫杨协的广东男人,他自称能生产BH4粉末,可以免费给群里30个名额,每个患儿150毫克。
杨协是谁?他的药是真是假?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另一个患者家长告诉张洋,瑞士那家实验室里,还有最后一批库存的BH4药片粉末,是没有经过提纯的原料。
张洋给瑞士的实验室发去了邮件,要求买粉末。可怎么邮寄是个问题。药品是粉末状的,几乎没有正当进关的可能。原先的医药代表,也称自己再帮不上什么忙了。
无奈之下,张洋只能央求杨协帮忙。这个男人自称,可以帮助张洋从瑞士买到这些粉末,并在张洋的要求下,把10克粉末分装成50毫克/瓶的小瓶。至于杨协怎么拿到的粉末,粉末是瑞士的还是杨协自己的,张洋没办法确定。
“我只能选择相信。”她说。
自从把粉末寄回去交给父亲,张洋在电话里只字不提药的事情。她觉得自己是罪人,“应该重判,不能减刑”。她嘱咐父亲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在电话里一遍遍地让孩子叫妈妈。不过,吃粉末的时间尚短,孩子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六·
2012年3月中旬的这一天,张洋向老板请了一天假,回家看孩子。上午9点,她坐上了回家的长途客车,到第二天凌晨4点出门返回上海。张洋有12小时的时间跟孩子团聚。为了这次相聚,路上耗费的时间,同样是12小时。
到了家门口,车还没停稳,张洋一个箭步冲了下去。两个小女孩儿穿着粉红色的围裙,小手握着铁栅栏,隔着大门喊:“妈,妈——”一声长过一声。
“她们是不是很漂亮?”张洋开心地看着孩子们,问道。
实际上,两个孩子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她们头发微黄,为了掩饰发色,而理了短发。眼眶稍微向里凹,眼珠有一点上翻。转头时,不是脖子左右扭动,而是整个上半身带动着头向左右转,像在寻找地上的东西。尽管已经将近三周岁了,姐妹俩还是很少说整句的话。
傍晚6点半,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张洋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小瓶,里边装着“粉末”。一小瓶50毫克,是两个孩子一天的药量。她取出一张白纸,把粉末倒出来,那些白色的细末,因为冻在冰箱里的缘故,粘在了瓶壁上,倒不干净,她又使劲敲了几下。
大宝和小宝围着桌子看热闹,一直用手抓桌上的瓶盖。直到母亲配好了药,两个小家伙才转头跑开了。张洋在墙角堵住了大宝,大宝吞下药,眉头拧成了一股绳。小宝被张洋的父亲抱住,乖乖地张开嘴。其实,孩子们只是和母亲撒个娇,她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每天三次的苦药。
凌晨4点,张洋把带来的两个红富士苹果放在卧室的床头,给父母留下身上仅剩的350元现金,准备返回上海。看着两个睡梦中的孩子,张洋又拿起了计算器。这次,她要算算瑞士的库存粉末还能吃多久。之后,要选择杨协的粉末吗?
自从给孩子吃了粉末,每天群里都会有人问她同一个问题:“孩子吃了粉末怎么样?”很多心急如焚的家长都在等着张洋的反馈。大部分时间里,张洋都保持沉默,问急了,她就回一句:“别问了,做白老鼠的感觉不好。”
“快饿死的人怎么会嫌地上的馒头脏?”这位心力交瘁的母亲摇摇头。她只知道,如果停药,4个月后,孩子们的毛发将变黄,终夜哭闹,超过40摄氏度的持续高烧,伴随着四肢肌肉紧张与抽搐,最后变呆变傻——直到她们死去。只要这个母亲活着,就要拼尽全力,制止这一切发生。
一份10块钱的两荤两素的快餐,是一粒半10mg/粒的BH4药片;每天,她的那对双胞胎女儿要分三次,吃下五粒药片。这样,她们就不会在梦中惊厥哭闹,也不会四肢瘫软无力,像平铺在床上的两件小棉袄。
BH4缺乏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药物控制,随着年岁的增长,患儿会逐渐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症状和智障症状。张洋和她的女儿们,就是这群不幸者中的代表。
更不幸的是,原本产于瑞士的BH4药片突然停产,唯一的替代品,是近9000元一瓶的新药“科望”,对于月收入5000元的张洋来说,每月激增至20000元的药费,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中国,每11万新生儿中才会有一例BH4缺乏症。作为一种罕见病,中国并未将其纳入全国医保范畴。无力购买新药的张洋,目前正面临最严重的后果是——这个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慢慢地变傻。
·一·
一对双胞胎女儿,曾给张洋一家带来无可替代的欢愉与希望。
2009年5月27日,这两个新生命出生于江苏靖江市季市镇医院。虽是早产了两个月,除了体重稍轻外,孩子的状况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
来探望的亲戚们,夸赞张洋好福气,丈夫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天气很热,两个小家伙每天要洗两遍澡,给她们擦身子的时候,张洋挂在她们小脚丫上的铃铛,总在叮铃铃地响。那一刻,张洋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
这个29岁的上海某外贸公司职员,给孩子取名叫大宝、小宝。她甚至已经开始为孩子们构想起日后的学习计划。她和老公商量,教孩子说话要用三语教学。张洋的专业是日语,后来又进修过英语,她相信她的女儿们,“一定遗传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但很快,生活便向这个母亲露出残酷而不可预测的另一副面孔。
四个月过后,张洋发现孩子的手总是紧紧地攥着,掰都掰不开。头发越变越黄,甚至连眼珠都变黄了。有一点声响就会大声哭闹,用脚蹬人有力气,却从来不翻身。头低垂着,扶起来几秒钟,又会“啪”地垂下去。
冬天,孩子身上裹着几层厚衣服,还是觉得“软”,皮肤也越发惨白,“就像漂白粉漂过一样。”老话说,“七爬八坐”,可快九个月了,两个孩子还不会翻身。
张洋不得不带着孩子开始了寻医之路。辗转了靖江市妇幼保健院、上海新华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在张洋拿到自己和丈夫的DNA检测报告以后,两个孩子被确诊为四氢生物蝶呤缺乏症,也称“BH4缺乏症”。
这是一种极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因为BH4合成或代谢途径中某种酶的先天性缺陷,导致氨基酸代谢障碍,影响脑内单胺神经递质的合成,患儿会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症状、体征和智能障碍。
“简单的说,如果不服药治疗,孩子会越来越傻,成为智障。”医生解释道。
张洋不记得自己怎么抱着孩子走出的诊室。父亲在哭、母亲在哭,丈夫忍着不哭,却在浑身发抖。
回到家里,她把自己蒙在棉被里哭。不吃不喝不睡觉。“去死吧,跳河、跳楼或是吃安眠药。”那个时候,这个母亲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父母看出张洋情绪不对,藏起了家里所有的绳子和利器,还把孩子带在身边,不让张洋接触。一连几天,张洋一言不发,随后又开始和自己讲话。憋得急了,张洋会突然大声地嘶喊,把孩子吓得哇哇直哭。
·二·
医生的话,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一次复诊时,医生明确地告诉她:“孩子并非无药可救,目前最主要的,是让孩子抓紧治疗,吃上药。”
当时,最为有效的治疗药物,是由瑞士一家名为“Schircks”的药物实验室生产的BH4药片。
罕见病人数少,研制和开发药物却投入巨大,治疗罕见病的药物,也被称为“孤儿药”。
瑞士的这家药物实验室,也承担不起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申请认证的高额费用,中国将其归类为“化学试剂”,无法通过国家药监局的认证,经过合法渠道进入国内。
但医生多少知道一些门路。她给了张洋一个医药代表的电话。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情,张洋通过这个医药代表的特殊渠道,从这家瑞士实验室第一次购买了BH4药片。这个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几个数字:“一瓶BH4,一瓶辅助药品5HTP,再加上运费30元,共计1040元。”
从那天起,张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围绕着这小小的白色药片展开。
在给孩子吃药之前,张洋先试了试药的口感。“BH4”是白色的小药片,味道很酸;“5HTP”是胶囊,里面的粉末很涩,吃起来像没熟的橙子。
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给孩子服药的情景:她用刀子把纽扣电池大小的BH4药片切下三分之一,均磨成粉末,混合一定量的5HTP,放在钢勺里,加上一点旺仔牛奶,倒上凉水和开。然后抱起软塌塌的孩子,一只脚撑着桌子,用胳膊擎起孩子的头,捏起孩子的鼻子,趁她张嘴呼吸的时候,把药灌进去。
给孩子喂药时,她都轻声地唤着:“宝宝吃糖糖。”
吃了十几天药后,奇迹出现了。
孩子紧攥的小手慢慢地放松了,夜间的哭闹也越来越少。很快,孩子学会了第一次翻身,小手甚至还有力气在头上挠了挠。再过了一阵子,孩子可以坐起来了,随后开始到处爬。很快,孩子在学步车里,迈出了第一步。
那段时间,张洋总觉得自己有种“活在梦里”的幸福感。
她开始教孩子说话。一遍遍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孩子第一声还是叫了“妈妈”。电视里放着少儿频道的节目,大宝和小宝互相指着叫“宝宝”。不但会说话,两个孩子还学会了模仿。见到了村里的新鲜事儿,总会挥舞着胳膊,呀呀地学给张洋看。
孩子一天一天好起来,张洋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笑容。她给家里买了辆小电动车,方便带孩子出游。她又开始为孩子筹划起上小学的事情,她觉得,自己的孩子虽然比别的同龄孩子“有些不一样”,但“总归是可以读书的了”。
·三·
为了赚钱买药,张洋和丈夫回到上海工作,把大宝和小宝放在父母身边照顾。每天下班走出地铁站,她都迫不及待地拨通家里的电话,只为了听听女儿们叫“妈妈”的声音。
早晨7点的闹钟一响,张洋不耽搁半刻便洗漱出门。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是9点,她几乎每天8点30分便到达办公室,烧上开水,沏一壶好茶,等待老板和同事陆续上班。
张洋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有了钱,才能买药。”公司做出口日本的外贸产品,张洋从联系客户到盯货出厂直到装箱运输要全线负责,连商品标签上的日文和识别码都需要张洋逐字核对。“每天是操不完的心”,出差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省钱给孩子们买药,张洋的午饭在单位吃,晚饭回家煮面,除了牙膏、洗衣粉、卫生巾等必需品,张洋几乎不买其他的东西。她拿起手边的计算器,给《中国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孩子的药费近2000元、房租1050元、给父母生活费1500元、伙食费500元、生活费300元。将将巴巴,日子总能凑合着过下去。
当然,她也计算过,供两个女儿每年吃药大概需要5万元。如果女儿体重控制在45公斤,到她们18岁,药费合计为90万元。“夫妻两个人,还是可以负担起来的。” 有时候,她甚至还觉得,自己努力工作,还能为她们“攒上一点嫁妆”。
但张洋的丈夫有些扛不住了。
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张洋的婆家。知道孩子有病后,婆家人以死相逼,让儿子跟张洋离婚。
2011年2月14日,张洋和丈夫在二姑姐的“押送”下,到民政局办离婚。但那天结婚的人多,号发完了。
没离成,二姑姐不肯罢休,执意离了之后才能返回上海。张洋的丈夫打算去开车,可二姑姐在后座上拉开车门,说“今天你们不离婚我就跳车!”丈夫哭着求自己的姐姐:“她犯了什么错?媳妇的本分哪样没尽到?”
这年5月份,丈夫还是拗不过家里人的反对,跟张洋离了婚。孩子一人一个,却都放在张洋父母家抚养,丈夫每月给小宝抚养费2500元。这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2年的春节,他和张洋一起回老家看孩子。如今,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消息,也不再邮寄抚养费了。
每次来,丈夫都是开着一辆旧车,大宝和小宝在村里见到汽车经过,就喊“爸爸”。有几次,张洋的母亲找不到孩子,最后发现两个孩子总是跌跌撞撞地走到村口,等着那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的汽车。
丈夫跟自己离婚以后,张洋的生活里更是只剩下了一件事儿:挣钱买药。每个月五千多元的收入捉襟见肘。她搬到偏远地段的一个有阳台的格子间。她很少在人前提孩子的不幸,只是回到这个租住的宽1.2米、长3米的房间时,实在熬不过去时,她才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四·
2011年11月份,张洋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忙碌。父亲打电话,说孩子的BH4药片只剩两盒了,让她联系再买一些。
张洋已经和医药代表很熟,她打开QQ,留了一条买药的消息。
“药没有了。”头像晃动后,医药代表回复道。
“什么时候能有药?”张洋问。
“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药了。”
那一瞬间,张洋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医药代表一条接一条的消息,让张洋逐渐明白,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冰冷的事实。因为专利纠纷,瑞士的这家药物实验室被迫关停,美国默克雪兰诺公司研制的“科望”,代替了“BH4”,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治疗用药。
和BH4药片相比,“科望”的价格极其昂贵,一瓶药的价格是8815元,相当于原有药价的4-5倍。大宝小宝加起来,每个月要服用两瓶。并且,这种治疗罕见病的正规药物,也并未进入中国“医保报销药品名录”。
在此之前,张洋在网上搜索“BH4缺乏症”的消息时,找到一个QQ群。群里的一百多位成员,都是BH4缺乏症患儿的家长。“欢迎回家。”群主发给她第一条消息,让好强的张洋哭出声来。
群里的患儿家长,从北到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江西,涵盖了很多省份。她们的境遇各不相同。
有幸运的家长,给副市长信箱写了信,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孩子的检查费用终身免费,不过药费还要自己负担;也有放弃了的家长,因为失业,连每月2000元的药费也无法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慢慢变傻;而大多数的家长,都像张洋一样,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苦苦挣扎。
妈妈们总会把搜索到的与BH4缺乏症相关的新闻发到群里。
比如,自2009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华医院内科主任李定国教授和其他12名政协委员一直在全国“两会”上提有关罕见病提案。不过,他提出的《关于〈建立罕见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再提案》,至今仍然没有下文。
BH4药片停止生产的消息,仿佛给这个群里投下了一颗炸弹。群里没有人吃得起“科望”,恐慌情绪四处蔓延。
张洋又产生了绝望的念头。她甚至想起了几个月前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母亲,养了一对脑瘫的双胞胎儿子,孩子已经14岁,在按摩、针灸都无效果的情况下,失望的母亲给两个儿子吃了安眠药,放进浴缸溺死。把孩子洗干净、穿上整洁的衣服,母亲也喝下了农药。
“不幸的是,母亲被救活了。”张洋把“不幸”两个字咬得很重。
·五·
一个陌生男人的出现,又给群里家长们带来了些许希望。
这是个名叫杨协的广东男人,他自称能生产BH4粉末,可以免费给群里30个名额,每个患儿150毫克。
杨协是谁?他的药是真是假?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另一个患者家长告诉张洋,瑞士那家实验室里,还有最后一批库存的BH4药片粉末,是没有经过提纯的原料。
张洋给瑞士的实验室发去了邮件,要求买粉末。可怎么邮寄是个问题。药品是粉末状的,几乎没有正当进关的可能。原先的医药代表,也称自己再帮不上什么忙了。
无奈之下,张洋只能央求杨协帮忙。这个男人自称,可以帮助张洋从瑞士买到这些粉末,并在张洋的要求下,把10克粉末分装成50毫克/瓶的小瓶。至于杨协怎么拿到的粉末,粉末是瑞士的还是杨协自己的,张洋没办法确定。
“我只能选择相信。”她说。
自从把粉末寄回去交给父亲,张洋在电话里只字不提药的事情。她觉得自己是罪人,“应该重判,不能减刑”。她嘱咐父亲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在电话里一遍遍地让孩子叫妈妈。不过,吃粉末的时间尚短,孩子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六·
2012年3月中旬的这一天,张洋向老板请了一天假,回家看孩子。上午9点,她坐上了回家的长途客车,到第二天凌晨4点出门返回上海。张洋有12小时的时间跟孩子团聚。为了这次相聚,路上耗费的时间,同样是12小时。
到了家门口,车还没停稳,张洋一个箭步冲了下去。两个小女孩儿穿着粉红色的围裙,小手握着铁栅栏,隔着大门喊:“妈,妈——”一声长过一声。
“她们是不是很漂亮?”张洋开心地看着孩子们,问道。
实际上,两个孩子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她们头发微黄,为了掩饰发色,而理了短发。眼眶稍微向里凹,眼珠有一点上翻。转头时,不是脖子左右扭动,而是整个上半身带动着头向左右转,像在寻找地上的东西。尽管已经将近三周岁了,姐妹俩还是很少说整句的话。
傍晚6点半,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张洋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小瓶,里边装着“粉末”。一小瓶50毫克,是两个孩子一天的药量。她取出一张白纸,把粉末倒出来,那些白色的细末,因为冻在冰箱里的缘故,粘在了瓶壁上,倒不干净,她又使劲敲了几下。
大宝和小宝围着桌子看热闹,一直用手抓桌上的瓶盖。直到母亲配好了药,两个小家伙才转头跑开了。张洋在墙角堵住了大宝,大宝吞下药,眉头拧成了一股绳。小宝被张洋的父亲抱住,乖乖地张开嘴。其实,孩子们只是和母亲撒个娇,她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每天三次的苦药。
凌晨4点,张洋把带来的两个红富士苹果放在卧室的床头,给父母留下身上仅剩的350元现金,准备返回上海。看着两个睡梦中的孩子,张洋又拿起了计算器。这次,她要算算瑞士的库存粉末还能吃多久。之后,要选择杨协的粉末吗?
自从给孩子吃了粉末,每天群里都会有人问她同一个问题:“孩子吃了粉末怎么样?”很多心急如焚的家长都在等着张洋的反馈。大部分时间里,张洋都保持沉默,问急了,她就回一句:“别问了,做白老鼠的感觉不好。”
“快饿死的人怎么会嫌地上的馒头脏?”这位心力交瘁的母亲摇摇头。她只知道,如果停药,4个月后,孩子们的毛发将变黄,终夜哭闹,超过40摄氏度的持续高烧,伴随着四肢肌肉紧张与抽搐,最后变呆变傻——直到她们死去。只要这个母亲活着,就要拼尽全力,制止这一切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