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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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研究法的价值的文献来看，无论是从法哲学的角度还是从部门法的视角来看，秩序都构成法所追求的价值，而且一般而言，秩序不仅构成法所追求的价值而且构成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是，和谐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理想却始终未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野，那么和谐是否构成法的价值？如果构成法的价值它构成法的什么层面的价值，它与法的其他价值诸如：秩序、正义、自由、公平、人权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仅以秩序为例谈谈作为法的价值的和谐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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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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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研究法的价值的文献来看，无论是从法哲学的角度还是从部门法的视角来看，秩序都构成法所追求的价值，而且一般而言，秩序不仅构成法所追求的价值而且构成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是，和谐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理想却始终未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野，那么和谐是否构成法的价值？如果构成法的价值它构成法的什么层面的价值，它与法的其他价值诸如：秩序、正义、自由、公平、人权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仅以秩序为例谈谈作为法的价值的和谐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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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可以说就是对一个个刑法信条整理、整序而成的信条学体系。刑法信条学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由于真正信条的实定法依据的尴尬，仅靠真正信条尚无法构筑犯罪论体系；不真正信条与真正信条一道构筑起刑法信条学体系；不真正信条易随着刑法学历史的变迁而变动；混入信条学的伪信条无助于体系的构筑，但引发在刑法信条学之外的刑法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事态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该类犯罪使刑法首次将调整对象由传统的行为性危害行为括及于事态性危害行为，因此对犯罪证明责任这一刑法基本理论问题产生了重大冲击。严格责任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最简便方法，但与我国的刑事法制环境不相适合。因此，为了实现控辩双方权益的平衡，应当设立事态犯罪嫌疑人特别辩护权制度。
刑事审判的运行蕴含着一个“悖论”，在强调不应将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的同时又不得不针对被告人进行评价，被告人徘徊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尴尬境地。刑事审判这个场域中交融着实体和程序两种因素，显示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发生着一种微妙的相互控制，并彰显了刑事程序的内在魅力。刑事司法运作的逻辑是“审判”先于“犯罪”先于“刑罚”而发生，要实现由“被告人”到“犯罪者”或者“无辜者”的角色定位，这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在这个空间里面，程序是第一性的，实体是第二性的。因而，永远不要把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实质是一种程序理想，更是应有的理论立
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过于依赖西式理念与制度，既对国外制度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同时缺乏研究方法的自主性。现行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人权”、“司法审查”等移植而来的西式理念不过是欧美社会的经验，对之必须有到位、深刻的认知而不是盲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水准有限，是民族叙事与启蒙心态造成的结果。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应当超越“中心-边陲”的思维定势，以反思性批判来认真对待欧美的刑事司法理念。
从“法学——法学家”的路径来分析，《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做出了巨大知识贡献。知识内部与知识外部两种反思的分析框架可以使人们洞见到其中的可能缺陷：知识内部的反思不充分，知识外部的反思被忽视以及“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提法不妥当。这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长文”的目的不能充分达致。受现代化范式支配与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以说是中国法学缺乏自觉意识与反思精神这一问题的两个面向。中国法学要超越这个时代需要深入到知识内部与知识外部的各种因素乃至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但并不由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所以说，超验是那种超出经验界限的知识。诅咒（赌咒）、发誓是作为超验性经验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超验性经验是指并不为经验所证明但却又经验性地被确信无疑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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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律是否反映特定民族的特定生活场景，是否反映社会利益的总体性要求以及是否适应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等构成了物权法现代价值理念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作为物权法律之魂的价值理念基础的演变，从中发现物权法的演变和发展规律，以期完善我国的物权立法，制定一部先进的物权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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